一切都是从那场震惊中外的事变开始，又在那次事变中突然结束。悠悠岁月，往事如烟，许许多多的沉浮与际遇都在脑海里淡忘消逝了，唯有那场事变，至今仍清晰如昨，连每个细节都历历在目……

少帅与“最高统帅”之争

1936年12月11日晚，古城西安。

这天的夜幕，降临得似乎特别早，天还未黑，路上就再难见到行人。北风飕飕吹过，将严寒刺向一幢幢房屋和冻凝得没有丝毫热气的夜灯。树上已没有了叶片，光秃秃的树枝直插寒霄，影影绰绰的雁塔和城门在暗夜里显得分外凝重可怖。

突然，从夜幕中闪出两道雪亮的灯光，犹如两柄利剑，劈开了沉沉的黑暗。一辆锃亮的豪华“菲亚特”轿车风驰电掣地从街上驰过，直奔金家巷公馆。

车内仅有两人。坐于一旁的警卫，十分紧张地注视着亲自驾车的长官——国民革命军一级陆军上将、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执监委员、西北“剿总”副司令官张学良。此时，他一脸铁青，双手紧攥方向盘，一双眼睛追随着灯光，似乎也要穿透前方的黑暗。

这天下午5时，张学良接到电话，出席蒋介石离开西安前在临潼华清池举行的告别宴会。在众位“党国要人”杯盏交错、酒酣耳热之际，张学良因抗日之事，再次与蒋介石发生争执，受到蒋的严厉训斥。36岁的少帅愤然落座，抓住酒杯，连连豪饮，最后，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大厅。

张学良明白，这将是他同“最高统帅”之间的最后一次争执了。当一切语言都无济于事之时，要实现自己的主张唯有求助于另一种方式。

此时此刻，张学良的脑子里再次闪过了近两月来他和蒋介石之间接二连三的冲突。

1936年10月21日，蒋介石来西安布置“剿共”，抱怨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作战不力。早就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反感的张学良起身慨然陈词，要求结束同胞间的这种相互厮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联合抗日。不料蒋介石一听，大为恼怒，骂张学良是“中了共产党的魔术”。并宣称：“在杀尽红军、捉尽共产党之前，决不轻言抗日。‘攘外必先安内’是我们既定的国策！你们决不可被共产党蛊惑。”

其时，张学良和杨虎城早已秘密同共产党方面进行过多次联系，并达成协议，停止敌对行动，联合抗日，在西北形成了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抗日局面。10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写信给张学良，要求他向蒋介石转达联合抗日、互派代表谈判的建议。

蒋介石的一番话，怎不令他忧心如焚！

十天后的10月31日，张学良赴洛阳参加蒋介石50大寿生日庆典，蒋介石单独召见了时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阎锡山。在后来的会谈中，张学良再次进言，要蒋领导抗日，把日寇赶出中国领土，情真意切，热泪盈眶：“我们损失的兵力无法补充，遗下的孤寡无法抚恤，广大官兵的家乡沦入敌手，不图收复，却叫我们来西北剿共，你叫我们的意志怎么坚决？”并当面质问蒋介石，“共产党与日寇，究竟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自认对抗日已有全盘规划的蒋介石却一脸愠怒，呵斥张学良“一派胡言”。拂袖而去之前，声称“你们若是非要坚持，那就等我死了之后，再去抗日好了！”

心情苦闷的张学良回到西安，一连数日郁郁无言。11月下旬，他在一方面联络红军、十七路军，筹组西北抗日联军的同时，一面又提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请缨抗敌书》：

委员长钧鉴：

叩别以来，瞬将一月。比闻委座亲赴晋鲁，指示一切，伏想贤劳，极为钦佩。绥东局势，日趋严重。日军由东北大批开入察境，除以伪匪为先驱并用飞机助战外，已将揭开真面，直接攻取归绥。半载以来，良屡以抗日救亡之理论与策划，上渎钧听，荷蒙晓以钧旨，并加谕勉，感愤之念，与日俱深。今绥东战事既起，正良执殳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日夕摩厉，唯望大命朝临，三军即可夕发。盖深信委座对于抗日事件，必有整个计划与统一步骤，故唯有静以待命，无须喋陈。乃比大军调赴前线者，或已成行，或已到达，而宠命迄未下逮于良。绕室彷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欲拚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洗一份前愆，为国家尽一份天职。昔以个人理智所驱与部属情绪所迫，迭经不避嫌忌，直言陈情，业蒙开诚指诲，令体时机。故近月来，对于个人或部属，均以强制功夫，力为隐忍，使之内愈热烈，外愈冷静，以期最后在委座领导下，为抗日之前驱，成败利钝，固所不计。今者前锋既至，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就驭下言，若非即时调用，则良昔日之以时机未至慰抑众情者，今已难为曲解。万一因不谅于良，进而有不明钧意之处，则此后统率驭使，必增困难。盖用众必有诚信，应战在不失时机。凡此种种，想皆洞鉴之中。伏恳迅颁宠命，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则不独私愿得偿，而自良以下十万余人，拥护委座之热诚，更当加增百倍。夙荷知遇优隆，所言未敢有一字之虚饰。乞示方略，俾有遵循，无任祈祷之至！

张学良

敬叩

11月27日

当这份载着张学良拳拳之心的信由专人送到洛阳蒋介石的行辕后，张学良便朝思暮盼，等待着蒋介石的批复。12月2日，洛阳终于回信，《请缨抗敌书》的信头只有蒋介石用毛笔写的六个小字：时机尚未成熟。

毕竟是血性军人，第二天，张学良便亲自驾机，飞往洛阳，再次向蒋介石面陈抗日愿望，同时恳请蒋下令释放以“莫须有”罪名逮捕的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由于两人各执己见，且都态度强硬，没说上一阵，又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张学良忍无可忍，愤然起身斥责蒋介石道：

“你这样听不得劝谏，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还有何异！”

张学良的指斥气得蒋介石浑身发颤，他猛地一拍桌子：“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这样放肆！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对我这样讲话！”盛怒之下，蒋介石的专制再也没有了掩饰，朝着张学良大吼：“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的领袖，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

张学良丝毫未被蒋介石吓倒，不无嘲讽地回敬道：“你不要以为你的政绩就那么清明！没有人批评你、斥骂你？其实骂你的大有人在，只不过碍于你的地位，别人不敢当面讲就是了。”事已至此，张学良也不再有任何顾忌，逼视着暴跳如雷的蒋介石，忧愤地大嚷：“你要是不改变主张，坚持打内战，我们东北军就没法带下去了，学良无能，只好请你委员长亲自出马说服大家了！”

“好啊，”蒋介石冷冷地接应道，“我明天就去，我倒要看看你的部队，是听我委员长的，还是听共产党的那一套宣传！”

“好吧，学良在西安恭候了！”说完，张学良扭身便走。门在身后发出砰的一声猛响。

12月4日，随同蒋介石一同回到西安的张学良神情沮丧、郁闷不欢。拥兵20万的少帅，此时陷入纷乱如麻的矛盾之中：丧父之仇，失土之痛，全国民众的谴责，以及与蒋介石难以调和的严重分歧……

杨虎城主张：挟天子以令诸侯

当晚，杨虎城将军来访，谈话间对当前时局忧心忡忡。就在这个冬夜，杨虎城提出一个令他震惊不已的主张：挟天子以令诸侯！

送走杨虎城，张学良心潮涌动，彻夜不眠。

用国民党元老张群的话来说，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是“情同父子”；宋美龄与少帅夫人于凤至亦结为姊妹知己。多少年来，蒋介石对张学良也算得是爱护备至，数度委以重任。张学良也“投桃报李”，从欧洲一回国，便自荐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并一再宣扬要“绝对服从领袖”。突然拥兵挟蒋，不仅“叛臣逆子”一条令他畏难不前，就是感情上也难以平顺。

但是，若置国家和民族的危难于不顾，一心听命于蒋介石，继续杀戮自己的同胞，不是更要遭国人唾骂、成为历史耻辱柱上永久的罪人吗？

天色既白，张学良心灵的天平终于倾向了杨虎城的主张。

“我张学良是对得起他蒋介石的！”他心中沉沉自语。1928年12月，他力排内部亲日派的阻挠，顶住日本人的利诱和威逼，毅然在东三省改旗易帜，宣布服从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此一壮举，宣告了中国自清末以来军阀混战局面的基本结束，长期分崩离析的中国，形式上获得统一；中原大战中，他鞍前马后，为蒋介石打天下；“九一八”事变，他代蒋受过，把不抵抗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被迫下野出洋。回国后，他不惜口舌四处游说宣传，中国要像德意法西斯国家那样，“拥护领袖，服从领袖”；紧接着，他又听凭蒋介石调遣，率领20万东北军，从鄂豫皖辗转西北，参加对共产党红军的剿灭战……对蒋介石可谓尽忠尽义了。可如今，面临国破家亡的危难，蒋介石却一意孤行打内战，对抗日主张忌之如仇，这怎能不令他心寒齿凉。

缕缕烟雾从他指中的香烟上腾起，沉闷混浊的空气窒息得他胸口发痛。是该重新考虑考虑他同蒋介石之间关系的时候了。张学良起身推开窗户，深深吸了一口屋外清新的气息，身心顿时有了几分舒畅。

可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行得通吗？

形势已不容张学良再徘徊久思了。蒋介石到西安的第二天，便挨个地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师以上军官谈话、吃饭、照相，进行“精神感召”，宣扬“剿共”的重要；同时又调兵遣将，令集结于陇海线的中央军向陕西推进，控制了从咸阳到兰州的公路运输线，显而易见地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置于被分割和被监视的境地。

接下来的几天内，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和南京政府的大员蒋作宾、蒋百里等接踵而至，骤聚西安。猛然间，西安成了整个中国的中心，天上飞机轰鸣，地上战车呼啸，一场“围剿共军”的军事部署即将完成。

张学良忧心如焚，12月7日下午，再次只身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作最后的苦谏。

简短的寒暄之后，张学良表示还有些事要向委员长陈述。

“陈述什么？”蒋介石慢吞吞地问，“是不是还是洛阳的那些话？”

“是的，还是那些话！”不去看蒋介石脸上的神情，张学良便言语激昂地诉起了日寇的侵略，民心的向背，恳请蒋介石枪口对外，联共抗日。“现在全国百姓一致要求政府抗日，若再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民心、涣散士气！”

张学良越说越激动，眼泪夺眶而出，簌簌滴落前胸。“委员长，学良之陈述完全是从党国利益出发，没有夹杂任何个人私念。国父孙中山先生当年也同共产党搞过合作，现在委员长身为一国之首，也应循国父先例，和共产党联合抗日……”

砰！蒋介石手往桌上狠劲一拍：“一派胡言！”他声色俱厉地打断张学良的话，“你懂什么？共产党那一套我比你清楚。我和共产党合作过，也去苏俄考察过，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当今之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剿灭之事耗费多年，现在已到了最后关头！”他咽了口唾沫，又用手指着张学良，“你身为军人，仗打输了，就想投降敌人，和他们搞联合，还有什么军人气概可言！现在我再对你说一遍，剿共是既定国策，决不动摇，你就是拿枪打死我，也不能改变！”

张学良痛苦地摇了摇头，声音已变得嘶哑：“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委员长忠心耿耿，服从训令，不敢稍怠。‘九一八’国难之后，各方怨谤，集于学良一身，唯有委员长能够体察保全我。学良向来以为，委员长的事业就是民族的事业，纵使粉身碎骨，也难报答委员长对我的厚待。”说到此处，张学良涕泪俱下，泣不成声。“可是，出于对领袖的尊崇，我仍要冒死进谏。当前的国策，应当是枪口朝外。学良已数日难眠。熟虑深思，以为委员长必须放弃剿共，领导全国抗日，否则将成千古罪人！”

张学良说完，抱头失声痛哭。

蒋介石乜视一眼他的这位副司令，冷笑一声道：“共产党的毒你中得太深了。不要再讲了，我不愿意听！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向东就得向东，叫你往西就得往西，我要叫你死，你就应该死！你是军人就得服从！”

张学良绝望了。他猛地挺直身子，狠瞪了蒋介石一眼，步履沉重地跨出了房门。

就在房门碰响的那一瞬间，似乎刀兵相挟已成为诤谏哭谏之后的唯一选择。

但决心仍未下定。从蒋介石房中出来，张学良便直奔九府街杨公馆，请求杨虎城以党国元老身份出面，再一次规劝蒋介石。

在蒋介石看来，杨虎城是陕西实力雄厚的地方军阀，与张学良之间应有某种嫌隙。因为陕西向来是杨虎城的地盘，西北“剿总”成立之后，张学良以代总司令身份进驻西安，十几万剽悍的东北军开进陕甘地区。当时盛传东北军“失之东北、收之西北”，借机夺取地盘，杨虎城不能不有所戒顾。蒋介石有意想利用这种矛盾，使张、杨相互牵制。他万没料到，张、杨早已消除疑隙，正共谋拥兵挟蒋。

第二天，张学良从晋见蒋介石回来的杨虎城那里所得到的仍然是深深的失望。

“老蒋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杨虎城也激愤满腔。

“那好，从今往后，我和蒋介石之间，谁也不欠谁了。”一种轻松感在张学良心中油然而生。到现在，他对蒋介石已经仁至义尽，他将再不带任何私情和歉疚地来对待这位委员长了。

“逼上梁山啊！”张学良仰天长叹。“虎城兄，现在你我别无选择，唯有依你所言，挟天子以令诸侯！”

“就凭你一句话了，副司令！”杨虎城手往胸上一拍，“你放心，十七路军全体将士与你休戚与共，听你指挥，决不退缩！”

“那么，委员长，别怪我张学良失敬了！”张学良朝着临潼方向，咬着牙关挤出了这句话。

从下午到深夜，在杨虎城宅院的密室里，一项足以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计划秘密产生了。

事变前的最后时刻

12月10日，为西安市青年学生抗日游行请愿之事，张学良被召到华清池，肃听蒋介石的训斥：“昨天学生闹事，你为什么不用机枪扫射他们？”

“我的机枪是打日本的，不是打学生的。”张学良回答得很冷静。

蒋介石一听，顿时火冒三丈。“那‘九一八’的时候，日本人到了你眼皮底下，你为什么不打？”

此语一出，张学良腾地站起，额上青筋鼓胀。“我怎么打？你不是三令五申对日本人不许随意开战吗？”面对张学良的怒吼，蒋介石无言以对。

自从日本军人有恃无恐地对中国领土暴露侵略企图以来，蒋介石认为中国国力贫弱，军队装备奇缺，与日交战肯定一触即溃。1935年7月发生“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反对反日运动，命令张学良“隐忍自重”。8月发生“中村事件”后，蒋介石的“铣电”（8月16日）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遵照执行。”张学良9月6日转电东北军的高级军官臧式毅、荣臻：“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 9月12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在石家庄会晤，蒋要张严令东北军，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提交国联和平解决。9月19日上午，即事变的第二天，张学良在讲话中说：“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的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9月19日夜11时，蒋介石在南昌亲笔起草了给张学良的加急电报。9月23日蒋介石发布的《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中说：“政府现时即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继续严肃镇静之态度。”

蒋介石此时当然明白张学良此话的分量！他的目光避向一旁，但“少帅”炸雷般的吼声，仍刺激得他心惊肉跳。“打内战，打内战！优秀的将才一个个战死沙场。再这样下去，你这个委员长必将成为民族罪人，袁世凯第二！”

蒋介石脸色骤变，手指张学良训斥道：“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诬蔑我！你这是犯上作乱！”

谈话自然无法进行下去。这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赶来拉开了张学良，才没有使这次争执愈演愈烈。

望着张学良气呼呼远去的背影，蒋介石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嘘叹。

他对这位副司令的感觉，恰如这位副司令对他的感觉一样，已经完全绝望。

在他心中酝酿已久的那个计划，看来是势在必行了：既然张、杨不愿“剿共”，那就干脆换驻嫡系的中央军，把东北军调往福建，西北军调至安徽，远离“剿共”前线。在调动之前，蒋介石颇费踌躇地在屋里踱了几圈，最后决定对张、杨的指挥权进行钳制，摆出中央军全面介入“剿共”的态势，既是对张、杨的警告，也是为了防止张、杨妄动带来不测。蒋介石此举还有更深一步的考虑，就是以中央军的进入防止日军从绥远向中原进犯。

张学良走后不到一个小时，蒋介石便在这间似乎仍回荡着张学良吼声的客厅里，口授了一道命令：

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各部队；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司令。

小小的三省之间，加上张学良，便有了四个总司令并立的局面，张、杨二位，还敢轻举妄动吗？

蒋介石脸上终于浮现出一丝冷笑。按原定计划，他将于12月12日离开西安，而那以后，西北的整个“剿匪”局势，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不出三五月，“共军”将在陕北被歼灭一尽。想到心腹之患将一劳永逸地被剪除掉，而且又在西北对日入侵筑起了一道防线，蒋介石不由得有了几分兴奋，先前因与张学良争吵而激起的怒气也消散了许多。

蒋介石绝没有想到，他个人的命运，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已经并不牢牢掌握在他的手中。

12月10日，张学良紧急召见了东北军在兰州的几员主将：王以哲、缪澂流、刘多荃、孙铭九、于学忠等，开宗明义地向他们宣布：“我要造反！为了停止内战，我已决定扣蒋！”

几位将军均是张学良平日里最信任的骨干，多年来追随他鞍前马后。东北失守，父兄被戮，这些在松辽大地长大的汉子有谁不抛洒一腔热泪。对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剿共”主张，他们早就怨怒纷纷，多次到张学良面前请缨抗日。但是，即使是对蒋介石最为不满的人，也绝没有想到要将“委员长”置于他们的刺刀之下。

毕竟是关中血性男儿，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人人都摩拳擦掌，沉浸于即将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巨大兴奋之中。军长于学忠挺直身子手往胸口一拍道：“我们跟副司令干！插旗杆干到底，决不半途而废！”

“那好，”张学良目光炯炯，审视着几位部下，“天不打雷我打雷，非达最后目的不罢休。话我不多说了。此举成功，是大家之福，是中国之福；如不成功，由我担着，我张学良提着头进南京！”

众将领一一向张学良敬礼告别，回去部署部队了。张学良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

12月11日上午，杨虎城两度来到玄风桥张学良官邸，共同详细部署了行动的兵力：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孙铭九和105师师长白凤翔、刘桂五负责扣押蒋介石，封锁西安至临潼的交通；在兰州的东北军，须于同时解除驻扎在那里的中央军武装，并控制住停在兰州机场的所有飞机。而杨虎城的西北军，则负责逮捕在西安的所有南京军政要员，解除西安城内蒋介石嫡系部队、警察和宪兵的武装，并负责关闭西安机场，控制住所有飞机。

到12月11日下午5时，张学良赴临潼华清池参加蒋介石举行的离开西安前的告别宴会时，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所有部队都已秘密处于紧急状态。

一场震惊世界的事变已到了临界点。

兵谏！兵谏！

“菲亚特”轿车宛若暗夜中潜行的一只黑虎，悄然地驶回了金家巷张公馆。

半小时后，张学良已是全身戎装，腰佩手枪、短剑，显得分外英武、威严。临出卧室之际，他转身朝向愁眉不解的赵四小姐，一字一顿地说：“小妹，我张学良活到现在，今晚也许是最有价值的时刻。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千难万难，今夕要见它个分晓！”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向聚集着东北军所有高级将领的会议室。

这是值得历史再三回眸的一刻，也是东北军军史上最为辉煌的一刻。张学良一出现，众将领刷地起立，焦灼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他们敬重的少帅。

张学良火烫的目光逐一审视着众人，足足有半分钟没有吭声。空气像是划根火柴就能点燃。

“我们东北子弟是有血性的！”张学良一开口，四壁便被震得嗡嗡作响，“生作抗日雄，死成抗日鬼。可是，委员长却死逼着我们去打共产党。10月以来，我屡次向他陈述，屡次遭他辱骂，现在又调了他的嫡系，大兵压境，要赶我们去福建，再一口口把我们吃掉！”

张学良的马靴在室内咚咚作响，最后，又停立在宽大的桌前。

“话已经说尽了，我们已被逼上了绝路。”张学良仰天长叹了一口气，然后抬起腕看看表，“经过我和杨主任反复商量，现在我宣布：今夜西安、临潼同时行动，采取非常措施，扣留委员长，迫他停止内战，宣布抗日！”

全场一片肃静，众人心中均是雷电滚腾。

“抓住蒋介石以后，第二步怎么办？”于学忠和米春霖几乎同时问。

张学良一时竟没有回答上来，沉吟片刻后才说：“捉了以后再说，”张学良直视着两人，“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如果不答应……反正他在我们手中。”

没有人对此表示任何异议。

捉蒋将领临出发之际，张学良叫住全副武装的卫队营长孙铭九，反复叮咛：“一定要把委员长平安带回城里，不到万不得已，不准开枪。一定要把委员长活着带到。”

“请副司令放心！完不成任务，我决不回来见您！”

脚步声渐渐远去，张学良顿感自己的心也随之系于天外。

一切都已无法更改。张学良伫立良久，朝向屋内余下的将领们说：“走！上新城指挥部！”

午夜12时，张学良率领手下的11员大将，乘车来到了设于新城杨虎城公馆的指挥部。大厅内灯光雪亮，四下里一片辉煌。两位主帅只简单地握了握手，便分别落座。偌大的厅内，没有人走动，也没有言语，人人都意识到，他们正处于决定国家、民族还有个人命运的最关键时刻。

“虎城兄，”张学良突然打破寂静，两眼直视杨虎城,“现在还来得及，要是不干，你就把我和这11员大将都给捆起来，到南京升官领赏！”

“张副司令！”杨虎城倏地站起，“我杨某绝不是那种人。今晚是干定了！”

“好！”张学良一拳砸在扶手上，也站起身来。“今晚的事我打头阵，我背后是虎城兄。要是成功了，是我二人的联合行动；失败了，我听任杨将军的处置！”

听了这肺腑之言，杨虎城禁不住心头一热。

厅内的气氛也随之热烈起来。

凌晨5时，从蒋介石下榻的临潼方向传来了隐隐约约的枪声。张、杨二人不约而同地同时站起，相视着点点头。随即，西安城的夜空，升起了一串串红色的信号弹。

此时的临潼华清池，枪战正酣。孙铭九劝说蒋介石的警卫打开大门，遭到拒绝。孙铭九手枪一挥，下令士兵们硬冲。蒋介石的卫士大惊失色，双方进行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硝烟刺鼻，弹如飞蝗，纤巧玲珑的亭台楼阁顿时被一团团烟火所吞没。

趁着双方激战时分，孙铭九率领一队精兵穿过曲行折复的假山小道，直扑蒋介石下榻之处。冲进卧室一看，房内已无人影，桌上放有一条武装带，一套特级上将服，还有一副义齿。孙铭九大惊，忙伸手去摸床上的被窝，触到了里面的余温。

可以肯定，蒋介石并没走远。

孙铭九把枪一挥，下令道：“搜！快搜！”心里却在咚咚打鼓，四下里枪战正激，要是蒋介石被乱枪打死，他怎么回去见张副司令！

天渐渐放亮了，华清池的枪声也渐渐稀疏下来。孙铭九两次率队从卧室搜到后院白雪覆盖的假山，都未见到蒋介石的踪迹。

当没有找到蒋介石的消息传到新城指挥部时，张学良脸上陡然变色，朝向众人道：“若找不到委员长，我便把自己的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为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那我张学良就成了千古罪人。”

“别忙，别忙，”杨虎城连连相劝，“看看老蒋的汽车还在不在。”

当电话里报告说，老蒋的座车仍在车库里时，众人松了口气。凭着对蒋介石体力、对周围地形和对时间因素的综合分析、推算，蒋介石根本不可能逃远。

张学良再度拿起电话，顿着脚，对向他报告的师长白凤翔下令：“告诉孙铭九，若是上午9点还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们的头给我送来！”

其时，尚未起床的蒋介石听到外面声情有异，便立刻在族侄兼贴身侍卫的蒋孝镇护卫下，万分惊慌地逃向华清池背后的山上，在一个石垭处藏匿起来。当孙铭九率兵发现他时，这位委员长正蜷缩在山夹缝中，赤着双脚，贴身睡衣外只披了一件宽大的长袍，在早晨的严寒中簌簌发抖，手上和小腿上均现出一道道被山上树枝划出的血痕。

孙铭九啪地一个立正，大声说道：“报告委员长，我们奉张副司令的命令，到这里来接您回城。”

蒋介石望了一眼孙铭九背后出现的黑洞洞的枪口，声调凄惶地说：“如果你是我的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我要死在这里。”

“这不是东北军的叛乱，”孙铭九想尽力驱逐蒋介石的恐惧，“我们只是要拥护领袖抗战打日本。”

蒋介石惊吓交织，且又慌于奔命，此时已精疲力竭。逃命时栽到墙下受到的体伤这时也剧烈疼痛起来。他眯住右眼问：“你们副司令怎么没来？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疼，不能走，一步也不能走！”

“那我背您下山。”孙铭九向蒋介石迈近一步。

蒋介石还想争辩，但这时不远处又有枪声响起，几发流弹嗖嗖地击在山坡的树丛中。孙铭九顾不得许多了，向众人一使眼色，让士兵们将蒋介石架起来，扶到了自己的背上，一步步走下山来，钻进了山脚下的一辆汽车。

进入西安城时，坐于车内的蒋介石发现，街上所有的军队都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他怀疑东北军已解除了十七路军的武装，穿上了他们的军服，以混淆视听。当汽车直驰新城大楼杨虎城司令部时，他更是如坠五里雾中，困惑不解。在蒋介石看来，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与张学良的军阀队伍不同，杨本人早年投入国民革命，具有长期追随他的历史，不会与东北军一道背叛他。而现在看来，张、杨定是合谋无疑。

蒋介石一声长叹，仰靠在汽车座背上。他精明一世，怎么就没想到，张、杨竟会联手对付他委员长呢？

就在孙铭九抓获蒋介石之时，杨虎城的部队也同时行动，攻入蒋介石随行人员们所住的西安宾馆，逮捕了12名高级军政大员，其中有军政部次长陈诚、内政部长蒋作宾、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西北“剿共”战区司令卫立煌、新任西北“剿共”司令蒋鼎文等。

西安当地所有由南京任命的重要官员也被拘禁起来，其中包括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剿共”参谋长晏道刚、西北“剿共”司令部政训处长曾扩情等。与此同时，西安城内重要据点如国民党省党部、铁路局和电报大楼等都被占领，公安局被包围，空军的几百名飞行员、技术员和地勤人员及50架飞机，均被扣押。

到12月12日凌晨6时，整个西安城已被完全控制在东北军和西北军手中。

事变的第一步已经成功，久悬于张学良心头的一块巨石终于落地，一种难于支撑的疲乏，令他不由自主地跌坐在身后的沙发上。

大幕是拉开了，可收场戏该怎么演呢？

张学良缓缓起身，朝向众将领道：“我和虎城兄胆大包天，把天给捅了个大窟窿。现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要负责。事不宜迟，有几件事必须马上着手。赶快筹划起草文件，打电报给陕北共产党，请他们派人来西安。军事方面，组织一个参谋团；政治方面成立一个设计委员会。现在就动手。”

“好，就按张副司令说的办！”杨虎城朝众人做了个手势。

新城指挥部立即又处于紧张和忙碌之中。众将领为这次事变正式确定了一个词：“兵谏”。

如何处置蒋介石

被扣的蒋介石被孙铭九送到十七路军交际处内的东厢房。房间早已备妥，门窗均被遮得严严实实，电灯、电线也被拆除一尽。蒋介石一坐到椅上，便眉头深锁，禁不住长吁短叹起来。

上午9时，张学良身着上将戎装，神态自若地走进了蒋介石所在的房间。

“委员长，您受惊了。”

蒋介石闭目端坐，不吭一声。张学良又重复一句，蒋介石索性将脸扭向一旁，不予理睬。

张学良略微顿了顿，提高嗓门说道：“我们据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个人利害打算。现在，希望委员长能平心静气，勇于改正错误，联合全国抗日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于愿足矣。”

蒋介石端起桌上的茶杯，手在微微颤抖。“你既是为了国家，应先送我到洛阳再谈。”眼睛却并不看张学良。

“今日之事，委员长恐怕要有明确交代，”张学良禁不住有些恼了，“东、西北军将士莫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果委员长不视下情，坚持偏见，那—”张学良故意停顿了片刻，然后一字一顿地说：“只有让民众公裁了。”

“民众公裁”几个字一出，蒋介石脸上顿时变色。“公裁？过去我对你那样好，现在，你竟想把我交民众公裁？！……你既然说是为国家，还是先把我送回洛阳。”说完，闭上双目不再理会。

见蒋介石脸上青筋暴起，身体又在战抖，张学良知道暂时谈不出什么结果，只好转身离去。

到上午10时，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已传遍了西安城。人们成群结队，一边游行一边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各界救国团体纷纷成立，一致呼吁全国各界代表齐聚西安，共商抗日救亡大计。

远望着大街上兴高采烈涌动的人流，张、杨二人心中反而越来越觉沉重。

他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该怎样处置这位委员长？

众将领们早已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蒋介石是当代中国的专制君王，罪大恶极，应当众砍头；有些将领则认为，蒋介石固然该杀，但他毕竟是委员长，杀他难免会落下个“弑君”的恶名，不如把他交给共产党，让与他有血海深仇的红军砍下他的头来；另有一些将领则说，张副司令早已有言，只要蒋答应抗日，仍然拥护他做领袖，杀掉他就违了初衷。但是，若是他坚持不抗日，又该如何处置？

张学良这时才又陡然想起举事前于学忠问他的那句话的分量。他和杨虎城面面相觑，两人这时才意识到，当初他们过于注重如何捉蒋的细节，而忽视了捉蒋之后的行动。要想迈出第二步，已是无比的艰难。

“还是让陕北早点来人吧，”张学良对身边人道。他相信，一向对时局有着清醒认识的共产党，这时候一定能想出个万全之策。

12月12日这天，是张学良有生以来感到最为忙碌和焦虑的日子。从蒋介石房中出来，他便回到新城指挥部，审阅由他和杨虎城联名向全国、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向各省当局和新闻机构发出的通电：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

……

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俘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之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

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西安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这便是后来以“八大纲领”著称的张、杨政治主张。它既是民主的，也是进步的，由于这个“八大纲领”的存在，标志了这场事变的抗日爱国性质。

张学良审完该文，立即携着它来到了扣押着军政大员们的西京招待所。

“对不起，让诸君受惊了！”张学良朝众人笑着拱手。“可我对你们毫无恶意，只是同委员长争政治主张……”他拿出文稿，通念了一遍。“怎么样？如果同意，我请诸位在下面签个名。”

军政大员们个个都是惊魂甫定，对未来生死尚难预料，现在有机会推开求生之门，哪里会拒之不为。何况，他们中一些人本来就赞成团结抗日。

结果，这份通电发出时署名者已有19人。其中有7人是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将领，4人是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将领，另有8人为南京的军政要员。

蒋介石也看到了这份通电，但却未置一言。此次被扣，是他生平遭遇的最大挫折，反复思忖，料定自己必死无疑。

12日下午，蒋介石所写的一份“遗嘱”式的电文，转到了张学良手中：

美龄吾妻：余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蒋中正。

张学良看罢，只得一声苦笑。他知道，委员长这次是执意硬抗了。思忖良久，他提起笔，分别给宋美龄和时任代理行政院长的孔祥熙拟了电文。

致宋电为：

学良生平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请夫人放心。

致孔电为：

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驻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

在西安兵谏扣蒋、举国为迎接联合抗日而热血沸腾之时，如果尽快将张、杨的意向和主张公布于世，势必得到全国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但这时发生的一桩意外事件，却阻碍了这一进程—东北军交通处长蒋斌突然叛变，扣下了有19人署名的致全国各界的通电（包括其八大主张），并向身在南京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密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

发自西安的一切消息均被封锁了，张、杨抗日民主的政治纲领在外界鲜为人知。与此同时，南京宣传机构捏造了大量谣言，一条条有关西安的骇人听闻的消息发往了全国和世界各地。

西安被描绘成了一座疯人院，而张学良在世人眼中变成了一个具有其父遗风的绑票土匪。除广西等少数地方实力派之外，国内外当时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大都是对张、杨的规劝、谴责甚至警告，而其总的倾向性要求便是：尽快释放蒋介石。

这种近乎一边倒的舆论，使张学良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

然而最令张学良恼火的是苏联的态度。

张学良素来看重苏联，他自来西北后与中共红军由最初的对抗到后来的谅解融合资助，很大程度上就是看重红军背后有苏联的支持，他认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运动必须得到苏联的援助。但自事变的第二天即12月13日起，苏联的报纸、电台一再指责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以抗日运动为投机”，“足以破坏中国反日势力的团结”，甚至无端猜测，说西安事变是“著名的日本代理人”汪精卫和张学良共同策划的。而仅仅一个星期之前，苏联《真理报》还在尖锐地抨击蒋介石。

苏联的反应大大出乎张、杨的意料，连中国共产党也无法理解。

保安的兴奋与莫斯科的愤怒

当西安事变的消息通过中共中央驻西安的代表刘鼎用电报传到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临时首都保安小镇时，人们简直不敢相信。正在制订作战方案的刘伯承将手中铅笔一扔，兴奋地大喊一声：“天公开眼，蒋介石也有这一天！”

十年的剿杀，十年的冤仇，现在终于找到了雪恨的机会！

事变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便通过决议，决定支持张学良，并立即派代表前往西安。第二天，毛泽东在一个有300名干部参加的会议上作报告，说1927年以来，蒋介石欠共产党的血债高积如山，现在应当将蒋介石押到保安来，清算血债。

但这种捉蒋的兴奋和审蒋的议论转瞬而过。12月14日，一份通过上海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之手转来的发自莫斯科的电报，令中共领袖们目瞪口呆。在这份由斯大林亲自起草的电报中，阐述了三点意见：西安事变是由日本人、汪精卫和张学良共同炮制的阴谋；蒋介石是唯一有资格领导中国抗日的人选；中国共产党应力促事变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

电文还警告，若中共不为释蒋努力，苏共将不惜向全世界宣布与中共断绝关系，以土匪相看。

住在窑洞里的毛泽东禁不住跺脚大骂。

但当时的苏联是世界革命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首脑们不能不遵循莫斯科的指示，只是他们不能接受莫斯科对此次事件性质所下的结论，以及对张学良的重度攻击。经过反复商讨，中共中央提出了对待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联合南京政府中的抗日力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给张、杨以军事和政治上的实际援助，制止内战。

几乎当时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参与了这项方针的制订。在最初恶蒋的冲动反应之后，人人都意识到，南京政府最高领导地位一旦最终出现真空，无论张学良还是何应钦都不能填补，而当时中共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尚无号令全国的能力，且各地军阀虎视眈眈，各个心怀鬼胎，这就意味着倘使蒋介石命丧西安，将会引起一场较之国民党和共产党间的十年厮杀更为惨烈的内战。

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铁蹄正在中国土地上急促作响。

12月16日，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罗瑞卿等二十多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顶着漫天的鹅毛大雪，踏上了去西安的征途。

毛泽东站在大路口，向渐渐远去的马队高扬起手臂。

“周恩来此行，难哪！”他朝身边的朱德轻叹一声。

端纳穿梭于南京与西安之间

由于蒋介石被扣，南京政府陷入了极度的混乱。

国民党领导集团内顿时分为两派。以何应钦、戴季陶为首的亲日派主张兴兵讨伐，其理由冠冕堂皇：“政府决不允许只考虑一个人的安危得失，而损害国家的利益和尊严。”

换句话说，即便牺牲蒋介石，也决不妥协。倘使蒋介石真的命丧西安，他何应钦将会继蒋而上，成为最高统治者。

而冯玉祥、孙科、于右任等人则主张和平解决，要确保蒋的安全。对他们来说，实在不愿意看到政权转落到咄咄逼人的亲日派手上。

双方吵吵嚷嚷，到12月13日凌晨，方定下一个硬软兼施的方案：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准备对西安进行军事讨伐；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专使，力图说服张、杨释放蒋介石。

当身在上海的宋美龄得知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如遇晴天霹雳。第二天，她便同宋子文和孔祥熙飞抵南京。

南京此时的气氛，是混乱中夹着紧张，紧张中透出隐隐的杀机。当宋美龄得知何应钦正准备进兵讨伐西安，并欲派飞机进行轰炸时，禁不住惊怒交加。

“你们这样做，是往油锅里添火，万一把委员长炸死在西安，中央政府由谁来主持？”毕竟是女人，宋美龄说着便泪流满面，对着何应钦吼起来。“你这样做，是居心不良！”

宋美龄的干预令何应钦恼恨不已，也禁不住厉声回敬：“你女人家懂什么？国家存亡之际，你只知道救丈夫。你不要管！”

但身为第一夫人的宋美龄，对自己丈夫被扣之事，岂能撒手不管。经过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的一番紧急磋商，她决定请蒋介石的顾问端纳立即飞赴西安。

宋美龄选中端纳是颇有心计的。此人曾为英国记者，做过张学良的顾问，1933年曾陪同张学良赴欧洲考察；1934年张学良回国之后，他又做了蒋介石的顾问。在中国待了二十多年，端纳深谙中国的官场之道，同时也颇得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尊敬和信赖。

寻遍当时的中国，端纳不失为调停南京与西安的最佳人选。

由于宋美龄和宋子文、孙科等人的抗争，何应钦不得不同意端纳出使西安，并决定推迟军事进攻。但期限仅有三天。

12月14日，身穿深咖啡色西装的端纳，登上了飞机。随身携带的宋美龄分别给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两封信，使他踏上飞机的脚步显得分外沉重。

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宋美龄写道：

你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好好地说给部下听，同时你也不好好地倾听部下的意见。……东北军都是亡省亡家的人，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地加以安慰。可是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事情来了！我现在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望你为国家为民族保重身体。在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意亲自去西安一趟。

祈求上帝赐福于你。

最后告诉你一句话：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

给张学良信的大意是，希望张学良顾全和蒋介石个人的公私关系，顾全国家大局，予以考虑。

当天下午，端纳便抵达西安，见到了已明显有些憔悴的张学良，并递交了宋美龄的两封信。

“蒋先生的安全怎样了？”简短的寒暄之后，端纳便问。

张学良微微一笑：“要是蒋先生不安全，我会在机场点火欢迎你降落吗？”

“少帅的人格，我是最相信的。”端纳心中踏实了许多，也随之笑了起来。

半个小时后，端纳随张学良走进了蒋介石所在的房间。此时的蒋介石，正半裹被子，面壁而卧，听见端纳的轻唤，这才回过头来。

“啊，是你，端纳先生！我知道你会来的。”

未及坐下，端纳便将已由张学良过目的宋美龄给蒋的亲笔信递上去。蒋介石连忙抽出，细细地看了两遍，泪水止不住顺着他瘦削的脸颊流淌下来。

良久，蒋介石虚茫的目光望向窗户，轻轻说了声：“想不到南京会这样……”

第二天，端纳在同张、杨会谈之后，即飞往洛阳，用电话向宋氏兄妹报告了蒋介石的健康状况和同张、杨的谈话内容。

得知蒋介石并未受到虐待，宋氏兄妹顿感欣慰，并请端纳再赴西安，请蒋介石给南京方面写一张手令，命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

16日下午，端纳又回西安，到新近搬迁至玄风桥高桂滋公馆的蒋介石住处，面陈了宋氏兄妹的意见。

蒋介石听完，皱了皱眉头。好久，才说了这么一句：“我考虑考虑。”

如果蒋介石对此断然拒绝或拖延考虑时间，西安事变完全可能是另一种结局。就在这天上午，何应钦已正式宣布对西安进行“讨伐”。17日上午，又宣誓就任“讨伐”军总司令，进行全面的军事动员。7个师集结于潼关前线，所有的军用飞机也齐聚于洛阳。

只要一声令下，西安便可能玉石俱焚。

面对南京逼人的态势，张学良向蒋介石忧愤地表示：“我们对你是一番好意。何应钦逼近潼关，欺人太甚！要打，我们就和他打。如果要轰炸，那就不知道会炸到我还是你了。”

终于，12月17日，蒋介石提笔给何应钦写了一封信：

敬之吾兄：

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况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

中正手启 十二月十七日

17日中午，张学良气度卓然地对端纳说道：“端纳先生，我派蒋鼎文与你一同回南京，向何应钦汇报西安情形，由蒋鼎文将手令交给何应钦，你看如何？”

“行啊，我回南京，”端纳很爽快地应道，“我愿为少帅效劳。”

周恩来一语千金

就在端纳来回奔走于南京和西安之际，17日下午，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乘坐张学良的飞机到达了西安。

张学良与周恩来并非初识。早在一年多以前，两人便在肤施就建立“三位一体”的抗日局面进行过会谈。私下里，张学良多次对人谈起他对周恩来的印象：才华卓越，气度不凡。值此事变的艰难阶段，周恩来的到来无疑给张学良带来了巨大希望。

当周恩来一行走进金家巷张公馆时，张学良和一班文武官员已在楼下迎候。

“美髯公，你的胡子呢？”张学良一见面便幽默地问。

“刮掉了。”周恩来做了个手势，“来西安嘛，要讲点礼貌，委员长不是在提倡新生活运动嘛。”

说完两人一阵大笑。

张学良过去同红军的接触均是秘密的。迎候的官员们见到“剿共”副总司令和“被剿”的共产党副主席之间这般熟识，都大惑不解，其中一个问道：“周先生原来和副司令熟悉啊？”

周恩来淡淡一笑，说道：“我们是老朋友了。”

暮色四合之时，张学良和周恩来独自来到西楼，开始会谈。

数日操劳显见疲惫的张学良，此时略为显得有些激动。他详细陈述了他由苦谏到哭谏，再到兵谏的过程之后，摇着头说：“我俩实在是忍无可忍。倘若不捉他，不临之以兵，就无法使他猛醒。内战不停息，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话。”

张学良面露忧色，叹息着继续说下去：“现在我已是举步维艰。中央军大兵压境，南京方面磨刀霍霍，而蒋介石又拒绝退让。”说到这里，张学良拿来一张苏联的《消息报》扔到桌上，“最令人痛心的是苏联的一派胡言！”

“对苏联的态度，请张将军不必介意，他们并不太了解我国的实际情况……”周恩来谨慎地关注着张学良的表情，斟酌着用词的分寸。“中国共产党对你和杨将军的爱国热忱表示钦佩和敬意！扣蒋抗日，符合全国人民的心愿，也一定会成为转变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事件。可是—”周恩来望着张学良，尽量放缓语气，“事变的方式却是军事阴谋。”

张学良一听，勃然变色。“军事阴谋”正是苏联对他的指责。

“我为公不为私，扣蒋还算阴谋？”张学良涨红了脸。

周恩来很从容地一笑：“张将军，你我是朋友，彼此相知，言语也就无所忌讳，事情从另一面点透，解决起来也更为稳妥了。”

张学良的愠怒之色渐有减退，但仍困惑地望着周恩来：“我想听听周先生的高见。”

周恩来端起茶杯喝了口水，接着便斟词酌句地分析起来，说明扣蒋是出其不意。他的实力原封未动，因此对蒋的处置要极为慎重。中共的方针是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根据国际国内形势，蒋介石有被迫抗日的可能性，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联盟将成为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坚。

张学良听得全神贯注。这些天来，西安、南京情况瞬息万变，张学良问策无人，彷徨束手。周恩来一语，真是价值千金哪。

周恩来接着分析，如果南京挑起内战，须坚决防御，缩小、制止内战，其策略性宣传便是保障蒋介石的安全。但如果内战升级，情况紧急，必要时则须除蒋。在军事上，红军会立即行动，集中主力钳制胡宗南等部中央军，并策应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抗战是举国一致的行动，并不仅限于西安一隅，”周恩来坦然而言，“只要蒋介石改变态度，同意抗日，就应当体面地释放他，并拥护他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袖。”

逼蒋抗日，乃是张学良发动“兵谏”的初衷，共产党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实际上与少帅不谋而合。“我张学良对您和毛先生的意见一向是很尊重的，既然中共都同意和平解决，我还有什么话说。”张学良心中一扫迷雾疑云，不禁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会谈进行了整整一个通宵，到天明两人分手时，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已基本敲定。

但杨虎城会同意这个方案吗？

事变之后，张学良的东北军主力全都驻守在前线，准备抵抗讨伐，西安城实际上完全控制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手中。西北军完全可以阻止释放蒋介石，也可以阻止张学良做出其他决定。

说服杨虎城的工作又落在了周恩来头上。

周恩来同杨虎城之间的谈话进行得不太顺利。听说张学良和中共方面都准备放蒋，杨虎城大失所望。

“我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杨虎城皱着眉头说，“这个人心如刀刃，毫无信义，绝无宽宏大量的气度。况且此次‘兵谏’是以下犯上，触犯了中国传统伦理纲常之大忌，蒋介石日后决不会放过西北军。”

杨虎城虽未言明，但实际上，他主张长期扣蒋，直至出现全国抗日高潮的局面。但张、周已经达成一致，他若是不同意，西北军将面临内外交困的危险局面。

杨虎城思前虑后，心乱如麻。想到日后他与西北军的前途，他忧心忡忡。

但终于，杨虎城还是表示愿听从张学良和中共方面的意见。同时，他又提出“放蒋是有条件的，决不能轻而易举地放走他”。

西安事变开始处于最为微妙的解决阶段。

第一夫人的斡旋

12月20日，宋子文不顾何应钦等人的反对，以私人身份飞抵西安。

当蒋介石见到宋子文时，百感交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宋子文上前，将宋美龄的第二封信交给这位身陷囹圄的委员长，蒋介石双手抖索，居然好久没有拆开。当他读到信中“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时，不禁落泪。

在与周恩来一番长谈后，宋子文得知，张、杨和中共均已同意放蒋，心中这才安定下来，于21日带着满意的心情回到了南京。

西安的情形，经宋子文和端纳一番描述，人们方知并非如他们所想的那样可怕。经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决定，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端纳、蒋鼎文和军统头子戴笠一行乘机前往西安。

从南京到西安，洛阳是中间站。当一行人在洛阳下机吃午饭时，宋美龄注意到机场上战机横陈，军人们来来往往，正往轰炸机上装弹药，显然是准备轰炸西安。宋美龄大惊，立即叫人召来机场指挥官，严厉地说：“我们现在到委员长那儿去。没有委员长的手令，一架飞机也不准接近西安。”

吃过午饭，飞机又腾空而起。临近西安上空时，宋美龄从提包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递给端纳。

“端纳先生，我不知道现在西安情况怎样了。如果叛军乱兵失去控制，把我们也扣住之时，你要毫不犹豫地用它把我打死。”

端纳接过枪，有些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已是第三次进西安的端纳明白，第一夫人说的局面，是无论如何不会出现的。

下午4时，飞机在西安机场缓缓降落。出乎宋美龄的意料，他们一下飞机，便受到了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的热情迎接，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宋美龄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

喝过一杯茶后，宋美龄被领进了蒋介石的房间。正面壁冥思的蒋介石，见到妻子突然出现在眼前，大惊失色，高声嚷道：

“你何苦到这里来，这是步入虎口啊！……尽管我叫你无论如何不要来西安，但我感到是无法阻止你来的。今天早晨打开《圣经》，眼睛便停留在这段文字上：‘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

“达令，此时此刻，我不来陪你，又有谁来呢？”言未毕，已是满眶泪水。

宋美龄的到来，促使张学良下决心尽早释蒋。

然而杨虎城的西北军，也包括东北军中的部分将领，却表示反对，因为八大纲领中，没有一条得到了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放蒋，原来的所有努力都会付诸东流。而且，随之到来的，将会是笼罩在他们前途和生命安全上的浓厚阴云。

宋美龄、宋子文通过张学良，一再向人们表示，只要西安同意释放蒋介石，委员长日后愿意捐弃前嫌，决不会发动对他们的镇压。

然而杨虎城及其将军们谁也不肯相信。杨虎城对着张学良激动地大喊：“难道你还不了解老蒋吗？”

更令他们困惑的是，共产党居然也力主尽早释蒋。于是，在西安这座世界瞩目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最富戏剧性的一幕：一方面，蒋介石所指挥的东、西北军将士们，纷纷主张杀掉他们的“领袖”，至少要将他长期关押，直到他改弦更张，接受抗日；另一方面，被蒋介石追杀了十年之久的共产党却一反常态，对这位欠下红军累累血债的屠夫生发慈悲。曾被蒋介石悬赏10万银元捉拿的周恩来，在西安力挽狂澜，尽力挡住了斩向蒋介石的刀剑。

12月22日，张学良将周恩来引见给宋美龄，并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会谈。第一夫人发现，虽然经过了多年艰苦卓绝的生活，周恩来仍是那么精明强干、才华横溢。他侃侃而谈中所流露出的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精辟见解，以及他那种务实的态度，给宋美龄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中国的目前阶段，除了蒋委员长之外，别人谁也没有资格成为国家的领袖。”周恩来坦诚地向宋美龄表示，“我们不是说委员长不抗日，我们只是说他在抗日的问题上态度不够明确，行动不够迅速。”他向蒋夫人表示，西安领导人是以最充分的敬意留住委员长，他对委员长不愿意与他们讨论国策感到遗憾。

“委员长腰部受伤，这几天疼得不行。”宋美龄解释说，“谈判的事，他要我和子文代表他。另外他还提出，所有商定的条款，不做书面签字，均由委员长以领袖的人格保证执行。”

当会谈结束，周恩来将宋美龄和宋子文送出客厅之后，宋子文忍不住再次喟叹：“周先生是个天才，罕见的天才！”

24日上午，蒋介石将他所同意的条件告诉了张学良，主要内容为：撤军，改组国民党政府，联共容共，联苏，及释放政治犯等。

张学良一听，如释重负。若以上条件真正能实现，那西安事变的目的便已基本达到，他张学良也不枉兵谏一场，可以对得起国人了。

下一步的问题，是如何释蒋。一想到这里，张学良的心又不免沉重起来。

周恩来面见蒋校长

蒋介石拒绝在达成的协议上签字，加重了西北军和东北军中部分将领的疑虑。西北军将领本来就不同意释蒋，此时，对张学良也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蒋介石与张学良情同父子，日后蒋介石可以原谅张学良，但决不会放过西北军。

一想到日后西北军和他们个人的命运，将领们便不寒而栗。有人暗中建议，趁现在局面未定之时，杀掉蒋介石。

即使在东北军中，主张继续扣蒋或杀蒋的也大有人在。在23日下午召开的西北抗日联军设计委员会的会议上，人们议论纷纷，坚持说，若蒋介石不签署一份承诺文件，就决不放他。即使少帅愿意，也决不放蒋。

气氛顿时变得紧张，反对放蒋的人占了上风。“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杨两个人的事情。”有人大声疾呼，“他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不行！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里，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干脆就把他杀掉！”

局面如此严重，张学良心急如焚，杨虎城却默不作声。经过紧急商讨，三人决定，由周恩来面见蒋介石，再行商定联合抗日之事，张学良则负责向设计委员会作进一步的解释。

12月24日上午10时，在张学良和宋子文的安排下，周恩来由张学良引领走进了蒋介石的房间。

“蒋校长，您好！”周恩来一进门，便庄重地向蒋介石敬了个举手礼。

论起蒋、周二人的关系，算得上是同事，也算得上是上下级。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时，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彼此早就熟识。十年前，国共两党关系决裂，两人从此分道扬镳。看见自己十年来一直悬赏要其头颅的对手忽然出现在面前，蒋介石本来就发青的脸上显出了一丝尴尬。

周恩来显然看出了蒋介石心中的不安，于是尽量显得和缓地坐下来，向蒋介石表示，共产党目前丝毫也不想做出不利于委员长和南京政府的事来，只要蒋介石同意联合抗日，共产党愿意支持蒋介石作为国家领袖。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蒋介石渐渐恢复了平静。

“请问校长，您有什么指示？”周恩来很谦和地望着灯下的蒋介石。

蒋介石闷坐半天，最后终于嗫嗫嚅嚅地说道：“我们肯定不会打内战了……在我们交战的每时每刻，我常常想起你，我甚至回忆起你为我出色工作的那段时间。我希望我们能再度合作，只要我生存一天，保证中国绝不会发生反共内战。”

屋内的气氛缓和下来。

看着两个厮杀多年的对手如今露出了再度握手的笑意，原本站在国共对立面中间的张学良骤然感到自己成了蒋介石唯一的对立面，脸色顿时发白。

仿佛是于无意之中，周恩来在问候蒋介石的身体和家人情况时，提到了他的儿子蒋经国。1925年，蒋经国赴苏联学习，当蒋介石1927年清除共产党并驱逐苏联顾问时，蒋经国曾发表声明，断绝了同蒋介石的父子关系。

“经国现在在苏联，生活很好，学习也有长进。”周恩来笑着说。

“是吗？”蒋介石应了一声，难以掩饰地流露出对儿子的一种眷恋之情。

“如果委员长有意思让经国回来，我可以通过有关方面，让他尽快回到你身边。”周恩来很诚恳地说。

“那好，那好，谢谢恩来。”蒋介石脸上现出难得的笑意。“我回南京以后，在适当的时候再请恩来到那里去谈谈。”

“倘若真能如此，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周恩来站起身，面色凝重地说。

矛盾重重的张学良

但在说服西北军和东北军将领的会议上，情况却变得分外复杂和紧张。

“听说昨天设计委员会开会大家有些意见，现在可以向我提，但不许在外面乱说，尤其不许胡闹！”会议一开始，张学良便言辞激烈地说，那双严厉的眼睛不时扫视着在座的将领。

会场上出现了沉默。张学良有些坐不住了，高声叫道：“说呀！怎么不说了啊！”

终于有人站起身来。“副司令所说的蒋、宋答应我们的这些条件，究竟有什么保证没有？将来说了不算怎么办？”

张学良绷着脸回道：“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

这一逼，使会场气氛变得格外紧张起来。发言的人嗫嚅半天，终于说出了昨日设计委员会的意见：一、中央军撤出潼关；二、释放在上海被捕的“七君子”；三、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

“你们所提的意见，我考虑过，都是行不通的。蒋介石关在我们这里，他现在说的话，何应钦不见得肯听。我们逼蒋下命令，如果结果无效怎么办？”张学良的言语态度稍微和缓下来。“你们想想，即使蒋下命令生效，中央军退出潼关，释放了‘七君子’，改组了政府，甚至对日宣战，那时放不放他？保证实现了，当然要放他，但他不是心甘情愿的，一定存心报复。如果回南京后，一切推翻重来，怎么办？只要他原则上同意了我们的条件就让他走，签不签字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

这时有人问：“听说副司令还要亲自把蒋介石送到南京，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深深吸了口气，回答说：“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回南京。我这一招是要抓住他的心，比你们想得高。”

仿佛是一个炸雷，众将领心头猛地一震。张学良是这次事变的主心骨，要是他一走，西安的局面会怎么发展，谁也没有把握。众人惊愕地望着神情十分冲动的副司令，眼里都流露出无限的忧虑。

“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张学良语气变得有些沉重，“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亲自送他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乖话。”

场内一片寂静，张学良却越说越激动。“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介石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就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只有自杀以谢国人。”

会议在张学良慷慨陈词之后结束。虽然大家为张学良的激情所感动，但大多数人并没有被他说服。

东北军的军长之一高崇民一回到家中，便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反复说明无保证放蒋的危险性。东、西北军的将领们连夜又联名给宋子文写了封信，提出，商定的问题必须签字，只用领袖“人格担保”是行不通的。中央军撤出潼关以东，才能让蒋介石离开西安，否则即便张、杨两将军同意，他们也会誓死反对。

但这两封信张学良都没有及时见到。

24日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在绥靖公署的新城大楼举行宴会。在张学良想来，这次宴会自然有为蒋介石饯行的意思。

新城大楼原是明朝皇城，慈禧太后在西安避难时改建为行宫。那天晚上，古色古香、宏伟壮观的大楼灯火通明，一派祥和的气氛。

将近晚6时，赴宴的人们渐次涌入。大厅里很快便热闹起来。人们注意到，出现在席间的有三方人员：一方是张学良、杨虎城和东北军、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一方是蒋介石、宋氏兄妹、端纳顾问和被扣于西安的南京大员；另一方则是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这是国共双方高级领导人第一次共聚一席，而且是在西安事变的背景下，自然也就有了非常的意义。

但今晚的主角既不是蒋介石，也非周恩来，而是一身戎装、神情严峻的张学良。

宴会一开始，张学良便站起身，将酒杯高高举起，情绪激昂地说：“委员长，诸位仁兄，你们受惊了。我采取这个行动，是不得已而为。有人说我是叛乱，笑话！我向谁要官要钱了吗？我对日本人是有国仇家恨的人，希望在座诸君，能为抗日运动献策出力！干杯！”他一仰头，一杯酒一饮而尽。待他垂下头来，眼里已是泪水盈盈。只听“啪”的一声，酒杯被张学良猛地掷地而碎。

宴会上的气氛顿变得紧张。人人都注视着张学良，可是却无人开口。

这时，周恩来从容地站起，举起酒杯说：“委员长，汉卿、虎城两将军，诸位朋友、同事，这次事件是个大变动，今天举行宴会是个大团结，在座的为促进团结作出了贡献。汉卿、虎城两将军在促进团结方面贡献最大。通过这件事，希望各方面联合、团结起来，干杯！”

周恩来委婉得体的语言，使刚才僵冷的气氛得到了缓和。

众人还未来得及坐下，张学良倏地又站起来，举起酒杯向大家第二次敬酒：“一个人要有救国救民的志向。我父亲有我父亲的志向，我有我的志向！”两句话未完，张学良已无法控制感情，泪水夺眶而出。出乎众人预料，他猛然踏上面前的座椅，端着酒杯，高高地站立在大厅中央。“现在国难当头，东北沦陷，华北也危在旦夕。我们当军人的，有保国保民的天职。以前，我听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讲过一句话：中国不亡有我！我们做军人的，更应当有此气魄。”说完，他将酒一饮而尽，从椅上跳下来，又将酒杯猛掷在地。

众人惊愕之时，张学良已伏身餐桌，恸哭失声。

张学良的这一举动，自然极大地感染了在场的东北军将领们，不少人掏出手帕，揩着脸上的泪水。一位副师长蓦地跨到少帅面前，泣声喊道：“我十几岁就跟着少帅，现在有家难归。盼望委员长回到金陵，说话算数……”几名卫兵见他失态的模样，生怕他做出什么意外之举，连忙将他扶出了大厅。

宴会继续进行，但人人的神情都极为沉郁。

张学良连饮了几杯，脸色已经泛红。宴会将近一半时，张学良斟满一杯酒，端着来到蒋介石面前，恭恭敬敬地说：“委员长，我这次行动的唯一目的，是拥护委员长领导抗日。我的国仇、家仇都没有报，我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您如果与我有共同心愿，也许不会有此事发生，你也不会受这场惊吓。我的行动不太好，我想结果是好的。委员长同意了一致抗日，希望返回南京，说到做到。我希望能打回老家去。东北不收复，我死不瞑目！为委员长的身体健康干杯！”

张学良举杯又是一饮而尽，喝完又使劲将酒杯摔得粉碎。

三次痛饮，三次摔杯，张学良的豪爽与真情令所有人震惊不已。

一直端坐的蒋介石脸上毫无表情，只扬了扬手，用浓重的奉化口音说：“我身体不好，酒也不会喝……”

“我来。”宋子文一步抢上。他生怕由于蒋介石的拒绝，使本来就显得沉重的气氛弄得更僵。他端起蒋介石面前的酒杯，朝向张学良说道：“汉卿，你的一番美意，我代委员长领了。委员长的这杯酒，我代喝。干杯！”

宋子文也一饮而尽。

这些日子里，宋子文觉得张学良开始显出行为有些异常的迹象，他怀疑少帅是否染上了什么病。他发现，在谈话中，张学良有时显得语无伦次，并且有好几次痛哭流涕。12月22日，张学良甚至请求他和宋美龄照顾他尚滞留在美国的妻子儿女，并将他个人的经济状况告诉给宋子文，与他商量如何能安全地把这笔钱财转入宋子文之手，以用于日后赡养家眷。有时候，张学良似乎忘记了他发动这次事变的政治宗旨，一个劲地谈他的个人安全，表示愿意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以保全自身。

但宋子文很快发现，这并不是真正的张学良。这些天来，来自外界各方面的压力与内心巨大的焦虑，已把张学良搞得精疲力竭，神经几乎已难以支撑。但是，一当他挣脱精神的压力，站在面前的，仍是那个一腔热忱、雄姿英发的少帅。

在一连几天紧张的谈判过程中，宋子文发现了一种危险的倾向：到12月24日，这种倾向已发展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宋子文得知，杨虎城的西北军和东北军的部分军官，在得知张学良要立即释蒋的消息后，产生了将张同蒋一起杀掉的念头。

当时东北军在城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还要分别承担保护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任务，而西北军在城里除了一个保安旅，另外还有超过两个团的兵力。

宋子文内心大感恐慌，但又不敢向张学良言明。在同宋美龄、端纳商议之后，他们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一方面稳住少帅，一方面尽早让蒋介石离开西安。

24日晚宴会之后，张学良受宋氏兄妹之约，再次来到蒋介石的房间。

“汉卿哪，”张学良一进门，宋美龄便说道，“委员长那天的手令，是以停止进兵三日为限。我从南京来时，又求何部长展限三日，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再说，我和委员长都是基督徒，明天是圣诞节，你能不能把明天动身作为最好的圣诞礼品送给我们呢？”

“这个……”张学良略为沉吟一阵，说道，“孔院长也从南京来了一封信，说要是在圣诞前后送委员长回南京，是圣诞老人送的最伟大的礼品。只是，”张学良在屋里踱了几步，望着宋美龄和宋子文说，“杨主任现在还有些犹豫，明天我去新城再劝劝。城里都是绥署的部队，守城门的也是十七路军，杨主任不松口，我不好办。”

“你一个副司令，难道就没有另外的办法了？”

张学良没有回答，只无言地望着半倚在床头的蒋介石，最后，又回过头看着宋美龄。

“实在万不得已，”张学良的神情似有万分痛苦，“我们可以动用武力，但那样对你太危险了。我可以带委员长偷偷地出走，你和端纳飞往洛阳。我给委员长化装，用汽车带他出城，把他带到我的军队驻地，从那里驾车到洛阳与你们会面。”

“好啊，我看这行得通。”宋子文表示赞同。

可宋美龄手一扬，打断了其兄的话。“委员长的身体根本忍受不了这样的长途颠簸。再说，与其这样偷偷摸摸地走，还不如体体面面地死在这儿。”说着，眼里涌出了泪水。

“你们光想着回去，回到南京又有什么意思？”一直面向墙角的蒋介石这时开了腔。“我这次在西安栽了大跟斗，名声、地位、尊严全毁了。一个国家统帅走上了这种末路，在人们心目中还有什么分量呢？”他越说越难过，居然呜呜地哭了起来。“汉卿，”蒋介石一边抽泣一边对张学良说，“你成全我吧。你还是把我和美龄一起处置了干净！这样活下去一点意思没有了！”

笔立着的张学良似被蒋介石的这番话激动了。他向蒋介石跨近一步，大声说：“只要委员长回南京联合抗日，学良愿意负荆请罪。”

蒋介石看了张学良一眼，有气无力地说：“你是为了抗日，又没有加害于我，有何罪可请？”

“这是我的情愿，为了维护您的威信，便于您领导抗日。至于治罪，您可以指示：‘着该员率部出兵东北，收复失地。戴罪立功。’我决心已定，一言九鼎，让天下人看看我张学良的诚意！”

“这怎么行啊，”宋美龄说道，“杨虎城和周恩来，还有你的部下，会同意吗？”

“这是我的事情，”张学良一脸的坚定，“我定了就得由我。”

“那你不怕南京有人对你下毒手吗，汉卿？”宋美龄问。

“如今是抗战第一，委员长须领导抗战，为了挽回委员长的名誉威信，实现收复东北的夙愿，我个人的得失生死算得了什么！”张学良胸脯一挺，显示出军人的铮铮气概。

后来，宋美龄在其《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写道：

张告委员长，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进行必要，彼应留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

从宋美龄这段叙述中，也足见张学良生死度外的英雄气概。

从蒋介石房中出来，已是子夜时分，大街上阒无行人，只有巡逻的士兵不时从眼前走过。“到明天，这一切可能全都结束了。”张学良心中暗暗自语，接着又是一声长叹，“解铃还需系铃人啊！”他相信，这场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将因他的坦荡、无畏而结束。

匆匆一别，千古遗恨

张学良没有料到，杨虎城会这么坚决地反对立即释放蒋介石。

“放虎归山，日后伤人。没有担保就放人，一到南京他就会翻脸。”杨虎城尽量压制住自己的火气。

“我们的本意是请求委员长领导全国一致抗日，而不是考虑我们自己的后果如何。”张学良几乎已控制不住自己，忍不住大喊。“他已经答应把我们的建议提交中央政府考虑。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就不应畏惧个人的损失和危险。”

“畏惧？我畏惧什么？”杨虎城终于有些火了。

见杨虎城不松口，张学良只得起身告辞，临走时抛下一句：“你我何必当初啊！”

张学良怒气冲冲地回到金家巷公馆，请求周恩来开导杨虎城，然后又告诉周恩来说：“周先生，为了给他挽回面子，我打算亲自送他回南京。”

周恩来一听，吃惊得好久没说出话来。他严肃地望着这位血气方刚的少帅，一字一句地说道：“汉卿，我们是朋友了，我送你两句话：‘政治是无情的’；‘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希望你三思而行。”

张学良没有做声，默默地辞周而去。

上午11时，宋子文匆匆来见张学良，将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们联名所写的信放到了少帅面前。

宋子文发现，张学良的脸色逐渐变得紧张，待他看完时，眼里已现出几分慌乱。

高崇民的信他是上午起床后看到的，当时以为那不过是高军长一个人的意见，没怎么在意；现在看来，几乎所有的部下都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所以紧张之中，又增添了深深的忧虑。

“看来，事态确实很严重。”张学良木然地望着窗外说。

“汉卿，事情宜早不宜迟啊，再拖下去，还不知会出什么乱子呢。”宋子文惶惶然地说道。

张学良沉思良久，终于对宋子文说道：“好吧，请你告诉委员长和夫人，今天下午3点，我送他们回南京！”

正在点雪茄的宋子文愣住了。他猛地将雪茄按灭在烟缸里，连告别的话都来不及说，就快步出了张公馆。

在解决西安事变的最后关头，周恩来再次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反复阐明各种利害关系之后，杨虎城终于被说服，放弃了要蒋介石亲自签署书面保证的要求。数年之后，处理西安事变的有关人物端纳对人们说：

“周恩来……实际上是1936年西安事变中的最关键人物，是他把蒋将军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

事实的确如此。要是没有周恩来，西安事变的解决完全可能是另一种结局。杨虎城向来尊重中共意见，对周恩来个人的才华也十分钦佩，在周恩来陈述了中共同意放蒋的理由之后，杨虎城虽然表示了自己的担心，但对放蒋一事，已不再坚持反对。

实际上，杨虎城这几日也一直处于矛盾之中。南京方面情况复杂；中央军大兵压境，咄咄逼人；东北军内部出现不稳；张学良决心已定，很难扭转；宋子文软缠硬磨，哀求不已；现在中共也同意放蒋了，若他再坚持自己意见，势必成为众矢之的。

但是，放蒋的具体时间，尚未议定。

12月25日下午2时，张学良匆匆忙忙来到杨虎城家中，一坐下便连叹几口气，语调沉重地说：“现在不走不行了，夜长梦多，不知会出什么大乱子。送委员长的时间我已定在今日下午，我亲自送走。我想几天之内就可以回来，请你多偏劳几天。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就完全归你指挥。”说完，掏出一张纸交给杨虎城。

杨虎城展开一看，原来是张学良已经写好的手谕：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杨虎城原名杨忠祥，字虎臣）、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长各师长。

张学良廿五日

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

即日

杨虎城抬起头来，愕然地注视着神情紧张的张学良。虽说他已同意放蒋，但不料会如此匆忙。然而事已至此，他亦不便表示反对，只是说：“放他就足以见你我之诚意了，送他实在是使不得啊。”

张学良点点头，又摇摇头，说道：“老兄之言，学良感铭在心，但事情已定，只好如此了。”

事后，杨虎城曾向人表露过他在这时的心迹：

这样匆匆忙忙地放蒋，张先生事先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他一定要陪蒋走，更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张纵然不对我说，也一定会对周先生说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见面的时候，周先生说他事前也毫无所闻……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没有同周先生和我商量，还有什么“三位一体”！

25日下午3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陪同蒋介石夫妇、宋子文和端纳，分乘两部汽车，悄悄地驶向了西郊机场。

车内没人讲话，都默默地透过车窗，望着一掠而过的古代建筑和城堞枯树。端坐于前座上的张学良微偏过头，瞟了一眼后座的蒋介石，见蒋斜倚于靠背，双目微闭，似乎对现实的情形毫无知觉。

见一架银灰色波音飞机渐渐映入眼帘，坐于蒋介石身边的宋美龄不由得兴奋起来，歪向蒋介石身边轻语了一声：“达令，我们到了。”

蒋介石缓缓睁开眼，撩开遮住车窗的帘子向外望去。蓦地，他的目光凝住了，脸上的肌肉也不住地抖动起来。

机场外，聚集着黑压压一群人，大约有好几千，看模样像是学生。看见汽车驶来，人群中立刻出现轻微的骚动。

蒋介石急了，忙问张学良：“这是，这是怎么回事？”对西安的学生运动，蒋介石已经领教过。12月9日那一天的万人大游行，学生们就喊出过“打倒蒋介石，惩办卖国贼”的口号，此刻他们又出现在机场，会不会是……

张学良也莫名其妙。送蒋是秘密行动，知道内情的仅有张、杨二人和极少数副官、卫兵，连将领们都未通报。难道有谁泄漏了消息？张学良也不禁紧张起来，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的手枪。

汽车在飞机前停下了，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杨虎城等依次走下。学生中像是有人认出了蒋介石，人群顿时哗然。

蒋介石的目光惊恐地望着学生们，上前两步握住杨虎城的手，颤颤地说：“虎城，以后的内战是不能再打了，美龄和子文代我签字的条件，我一定会实行，这个你们放心。我再重复一下议定的事情，一、回南京后立即命令入关部队撤出潼关，停止内战；二、一致对外，立即宣布抗日；三、改组政府，集中贤良，清除亲日分子；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五、释放关在上海的抗日领袖；六、今后西北的军政事宜概由你和汉卿负责。是不是这些，虎城？”

“是这些，委员长。”杨虎城站得笔直。

“那这些人……”蒋介石朝学生们看了一眼，又盯住杨虎城问道，“他们来这里……”

杨虎城这才明白，蒋介石此时为何显得这般恐慌。他大声回答道：“委员长，今天傅作义将军要来西安，学生们出于对抗日将领的敬重，提出要到机场欢迎，绥署通知了一些学校，组织了这么些人来机场。”

“噢，噢……”蒋介石这才松开了杨虎城的手，转身走向舷梯。

“慢一点，委员长。”张学良见蒋介石登梯的动作有些迟钝，单薄的身子仿佛被风一吹就要倒下，连忙上前扶住了他的手臂。

蒋介石的脚步却突然停下了，转过头来望着张学良道：“汉卿，我看你不用送了。南京方面，恐怕有人会不原谅你，去了反而有麻烦……”

“委员长，学良主意已定。为了抗日，我万死不辞！”

蒋介石似有些感动地“哦”了两声，又转回头继续登梯。就在这一瞬，张学良发现，在蒋介石那双冷如寒冰的眼里，似乎还蕴涵着一种让人无法捉摸的深意。

飞机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沿着跑道滑奔一阵后，呼地腾空而起。

座舱内一片沉寂。这些天里，人人都像是已将话说尽，一直绷得紧紧的神经蓦然松弛，却再也没有只言片语。

蒋介石同宋美龄并排坐在一起。此时，他脸上既无笑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那副淡漠冷然的模样，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而在其内心，却正翻江倒海，回思着半个月来他死里逃生的经历。作为领袖和中国最有权势的统帅，多少年来他纵横捭阖，叱咤风云，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不可一世的人物，他万万没想到，就在他调集千军万马，意欲一举歼灭共产党红军之时，华清池一声枪响，威风八面的统帅竟被自己的部属羁扣半月，最后还得偷偷地溜出西安。“不过……”他在心中自语，嘴角随之抽动了一下，像是要隐去半个月来的屈辱与尴尬。“老天开眼，我居然活着飞离了枪林剑丛，更料想不到的是，叛乱之首张学良竟然要随我到南京负荆请罪。”

蒋介石忍不住回过头，掠了一眼端坐于后排的张学良。十分钟以前，他还是张学良手中的猎物，只要这位少帅一个手势，他便可能魂上西天，可现在……想到这里，蒋介石鼻孔里不禁哼了一声。

张学良在离开公馆前，匆匆将立即放蒋和亲自护送的决定告诉了他的私人秘书同时也是好友的应德田和卫队营长孙铭九。两人一听，顿时心惊胆战。

“副司令，你要走了，我们东北军怎么办哪？”应德田一声大喊，双手抱头，痛苦万分地蹲下身来。

孙铭九是追随少帅多年的骁将，也是他的心腹。一听少帅要送蒋介石回南京，顿时俯身下跪，抱住张学良的大腿央求道：“副司令，你不能走啊！”说时竟痛哭出声，呜咽不止。

当时心烦意乱的张学良早已失去耐心，大吼一声：“起来！”用手指点着孙铭九说道，“我去南京的主意已经下定，你们谁也不要说了！要是你们坚持不听，那就掏出枪来，把我张学良打死在这儿！”说完，头也不回地跨出了大门。

目睹张学良渐渐走远，应德田像垮掉了一般，俯身桌上，双肩抽动不止。孙铭九像是失掉了主心骨，连连嚷道：“怎么办！？怎么办！？”急得在屋内转圈。突然，他像发疯似的冲出门，急急奔向周恩来住的东楼。他想，此时此刻，唯有少帅所敬重的周先生，或许能止住少帅的鲁莽行动。

但遗憾的是，周恩来不在屋里。他去了在西安的一个地下共产党员涂作潮的家里。

孙铭九东奔西窜，终于在涂家见到了周恩来。

“周先生，少帅和杨主任送委员长去机场了！”一见面，孙铭九便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嚷。

周恩来大惊失色，忙问：“走了多长时间了？”

“十几分钟了。”

“快！快！马上去机场！”周恩来疾步出门，上了孙铭九的车。

汽车风驰电掣般驶出城门，向西驰去。坐在后座的周恩来打开车窗，任凭寒风呼呼涌进，两眼一直地凝瞩着前方。这消息太突然了。一小时前，他还在张公馆见到过张学良，当时便觉得他神色有些慌张，但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就放了蒋介石，连个风都没透。更未料到的是，他居然还要亲自送蒋回南京！

“嗨，这个张汉卿哪！”周恩来忍不住连连叹息。

待汽车箭一般冲进机场时，巨大的波音飞机如一只大鸟，正离地腾空而起，强烈的气流卷着风沙，铺天盖地扑向四周，将机场上的人刮得抬不起头。待风势减弱下来，映入周恩来眼帘的是空中一个渐渐远去的黑影，正扑向远天飘忽不定的阴云。

伫立于寒风中的周恩来满脸铁青，目不转睛地遥望云天。当隆隆声渐渐消失，再也见不到飞机踪影时，他重重地发出一声惊人的长叹。

就在这一刻，周恩来有了一种预感：和张学良将军此次分手，将会成为千古之别了！ YRrHnWBepQHSxUZ3I3iTuz2SXcDtr15jN2HtBs/0x68v/qm/cYUI5CQTerBchYK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