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这种爱自由，思解放的心理，是曹植的诗的一个中心意境。这种心理有时表现为歌颂功名的思想。如《白马篇》云：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又如《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驰骋未及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铺，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虾，炮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
同样爱自由的意境有时又表现为羡慕神仙的思想，故曹植有许多游仙诗，如《苦思行》、《远游篇》，都是好例。他的晚年更不得意，很受他哥哥的政府的压迫。名为封藩而王，其实是远徙软禁。（看《三国志》卷十九）他后来在愁苦之中，发病而死，只有四十一岁。他有《瑟调歌辞》，用飞蓬自喻，哀楚动人：
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泉。惊飚接我出，故归彼中田。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宕宕当何依，忽亡而复存。飘摇风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巴不痛？愿与根荄连。
与曹氏父子同时的文人：如陈琳、王粲、阮瑀、繁钦等，都受了这个乐府运动的影响。陈琳有《饮马长城窟行》，写边祸之惨：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勿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与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王粲（死于217年）《七哀诗》的第一首也是这种社会问题诗：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泉下人，喟然伤心肝。
同时的阮瑀（死于212年）作的《驾出北郭门行》，也是一篇社会问题的诗：
驾至北郭门，马樊不肯驰。下车步蜘蹰，仰折枯杨枝，顾闻丘林中，噭噭有悲啼。借问啼者谁，何为乃如斯？亲母舍我没，后母憎孤儿。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藏我空屋中，父还不能知。上冢察故处，存亡永别离。亲母何可见？泪下声正嘶。弃我于此间，穷厄岂有赀？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
这虽是笨拙的白话诗，却很可表示《孤儿行》一类的古歌辞的影响。
繁钦（死于218年）有《定情诗》，中有一段：
我既媚君姿，君亦悦我颜。何以致拳拳？绾臂双金环。何以致殷勤？约指一双银。何以致区区？耳中双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何以致契阔？绕腕双条脱。
这虽然也是笨拙浅薄的铺叙，然而古乐府《有所思》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一百年前，当汉顺帝阳嘉年间（132—135年），张衡作了一篇《四愁诗》，也很像是《有所思》的影响。《四愁诗》共四章，我们选二章作例：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甫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一）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坂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蜘蹰。何为怀忧心烦纡？（二）
《有所思》已引在第三章，今再抄于此，以供比较：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
我们把这诗与张衡、繁钦的诗比较着看，再用晋朝傅玄的《拟四愁诗》（丁福保编的《全晋诗》，卷二，页十六）来合看，便可以明白文学的民众化与民歌的文人化的两种趋势的意义了。
当时确有一种民众化的文学趋势，那是无可疑的。当时的文人如应璩兄弟几乎可以叫做白话诗人。《文心雕龙》说应玚有《文论》，此篇现已失传了，我们不知他对于文学有什么主张。但他的《斗鸡诗》（丁福保《全三国诗》卷三，页十四）却是很近白话的。应璩（死于252年）作《百一诗》，大概取扬雄“劝百而讽一”的话的意思。史家说他的诗“虽颇谐，然多切时要”。旧说又说，他作《百一诗》，讥切时事，“遍以示在事者，皆怪愕，以为应焚弃之”。今世所传《百一诗》已非全文，故不见当日应焚弃的话，但见一些道德常识的箴言，文辞甚浅近通俗，颇似后世的《太公家教》和《治家格言》一类的作品。所谓“其言颇谐”，当是说他的诗体浅俚，近于徘谐。例如今存他的诗有云：
细微可不慎？堤溃自蚁穴。腠理早从事，安复劳针石？
又有云：
子弟可不慎？慎在选师友。师友必长德，中才可进诱。
这都是通俗格言的体裁，不能算作诗。其中勉强像诗的，如：
前者堕官去，有人适我闾。田家无所有，酌醴焚枯鱼。问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庐。……避席跪自陈，贱子实空虚。宋人遇周客，惭愧靡所如。
只有一首《三叟》，可算是一首白话的说理诗：
古有行道人，陌上见三叟，年各百余岁，相与锄禾莠。住车问三叟：何以得此寿？上叟前致辞：内中妪貌丑。中叟前致辞：量腹节所受。下叟前致辞：夜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长久。
但这种“通俗化”的趋势终久抵不住那“文人化”的趋势；乐府民歌的影响固然存在，但辞赋的旧势力也还不小，当时文人初作乐府歌辞，工具未曾用熟，只能用诗体来达一种简单的情感与简单的思想。稍稍复杂的意境，这种新体裁还不够应用。所以曹魏的文人遇有较深沉的意境，仍不能不用旧辞赋体。如曹植的《洛神赋》，便是好例。这有点像后世文人学作教坊舞女的歌词，五代宋初的词只能说儿女缠绵的话，直到苏轼以后，方才能用词体来谈禅说理，论史论人，无所不可。这其间的时间先后，确是个工具生熟的问题：这个解释虽是很浅，却近于事实。
五言诗体，起于汉代的无名诗人，经过建安时代许多诗人的提倡，到了阮籍方才正式成立。阮籍（死于263年）是第一个用全力作五言诗的人；诗的体裁到他方才正式成立，诗的范围到他方才扩充到无所不包的地位。
阮籍是崇信自然主义的一个思想家。生在那个魏晋交替的时代，他眼见司马氏祖孙三代专擅政权，欺凌曹氏，压迫名流，他不能救济，只好纵酒放恣。史家说司马昭想替他的儿子司马炎（即晋武帝）娶阮籍的女儿，他没有法子，只得天天喝酒，接连烂醉了六十日，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他崇拜自由，而时势不许他自由；他鄙弃那虚伪的礼法，而“礼法之士，疾之若仇”。所以他把一腔的心事都发泄在酒和诗两件事上。他有《咏怀》诗八十余首。他是一个文人，当时说话又不便太明显，故他的诗虽然抬高了五言诗的身分，虽然明白建立了五言诗的地位，同时却也增加了五言诗“文人化”的程度。
我们选录《咏怀》诗中的几首：
鸿鹄相随飞，飞飞适荒裔。双翮临长风，须臾万里逝。朝餐琅玕实，夕宿丹山际。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秦时东陵侯邵平在秦亡后沦落为平民，在长安青门外种瓜，瓜美，人称为东陵瓜）。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五色耀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令自嗤（羡门是古传说的仙人）。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寤言用自写。
人言愿延年，延年欲焉之？黄鹄呼子安，千秋未可期。独坐山岩中，恻怆怀所思。王子一何好，猜靡相携持。悦怿犹今辰，计校在一时。置此明朝事，日夕将见欺。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士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第六章 故事诗的起来
故事诗（Epic）在中国起来得很迟，这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很少见的现象。要解释这个现象，却也不容易。我想，也许是中国古代民族的文学确是仅有风谣与祀神歌，而没有长篇的故事诗，也许是古代本有故事诗，而因为文字的困难，不曾有记录，故不得流传于后代；所流传的仅有短篇的抒情诗。这二说之中，我却倾向于前一说。《三百篇》中如《大雅》之《生民》，如《商颂》之《玄鸟》，都是很可以作故事诗的题目，然而终于没有故事诗出来。可见古代的中国民族是一种朴实而不富于想像力的民族。他们生在温带与寒带之间，天然的供给远没有南方民族的丰厚，他们须要时时对天然奋斗，不能像热带民族那样懒洋洋的睡在棕榈树下白日见鬼，白昼做梦。所以《三百篇》里竟没有神话的遗迹。所有的一点点神话如《生民》、《玄鸟》的“感生”故事，其中的人物不过是祖宗与上帝而已。（《商颂》作于周时，《玄鸟》的神话似是受了姜嫄故事的影响以后仿作的。）所以我们很可以说中国古代民族没有故事诗，仅有简单的祀神歌与风谣而已。
后来中国文化的疆域渐渐扩大了，南方民族的文学渐渐变成了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试把《周南》、《召南》的诗和《楚辞》比较，我们便可以看出汝、汉之间的文学和湘、沅之间的文学大不相同，便可以看出疆域越往南，文学越带有神话的分子与想像的能力。我们看《离骚》里的许多神的名字——羲和、望舒等——便可以知道南方民族曾有不少的神话。至于这些神话是否取故事诗的形式，这一层我们却无从考证了。
中国统一之后，南方的文学——赋体——成了中国贵族文学的正统的体裁。赋体本可以用作铺叙故事的长诗，但赋体北迁之后，免不了北方民族的朴实风气的制裁，终究“庙堂化”了。起初还有南方文人的《子虚赋》、《大人赋》，表示一点想像的意境，然而终不免要“曲终奏雅”，归到讽谏的路上去。后来的《两京》、《三都》，简直是杂货店的有韵仿单，不成文学了。至于大多数的小赋，自《鹏鸟赋》以至于《别赋》、《恨赋》，竟都走了抒情诗与讽谕诗的路子，离故事诗更远了。
但小百姓是爱听故事又爱说故事的。他们不赋两京，不赋三都，他们有时歌唱恋情，有时发泄苦痛，但平时最爱说故事。《孤儿看》写一个孤儿的故事，《上山采蘼芜》写一家夫妇的故事，也许还算不得纯粹的故事诗，也许只算是叙事的（Narrative）讽谕诗。但《日出东南隅》一类的诗，从头到尾只描写一个美貌的女子的故事，全力贯注在说故事，纯然是一篇故事诗了。
绅士阶级的文人受了长久的抒情诗的训练，终于跳不出传统的势力，故只能做有断制，有剪裁的叙事诗：虽然也叙述故事，而主旨在于议论或抒情，并不在于敷说故事的本身。注意之点不在于说故事，故终不能产生故事诗。
故事诗的精神全在于说故事：只要怎样把故事说的津津有味，娓娓动听，不管故事的内容与教训。这种条件是当日的文人阶级所不能承认的。所以纯粹故事诗的产生不在于文人阶级而在于爱听故事又爱说故事的民间。“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歌乌乌”，这才是说故事的环境，这才是弹唱故事诗的环境，这才是产生故事诗的环境。
如今且先说文人作品里故事诗的趋势。
蔡邕（死于192年）的女儿蔡琰（文姬）有才学，先嫁给卫氏，夫死无子，回到父家居住。父死之后，正值乱世，蔡琰于兴平年间（约195年）被胡骑掳去，在南匈奴十二年，生了两个儿子。曹操怜念蔡邕无嗣，遂派人用金璧把她赎回中国，重嫁给陈留的董祀。她归国后，感伤乱离，作《悲愤》诗二篇，叙她的悲哀的遭际。一篇是用赋体作的，一篇是用五言诗体作的，大概她创作长篇的写实的叙事诗，（《离骚》不是写实的自述，只用香草美人等等譬喻，使人得一点概略而已。）故试用旧辞赋体，又试用新五言诗体，要试验那一种体裁适用。
蔡琰的五言的《悲愤》诗如下：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
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入西关，回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
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捶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
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嘘唏，行路亦呜咽。
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
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这是很朴实的叙述。中间“儿前抱我颈”一段竟是很动人的白话诗。大概蔡琰也曾受乐府歌辞的影响。蔡琰另用赋体作的那篇《悲愤》，也只有写临行抛弃儿子的一段最好：
家既迎兮当归宁。临长路兮捐所生。儿呼母兮啼失声。 我掩耳兮不忍听。追持我兮走茕茕。顿复起兮毁颜形。还顾之兮破人情。心怛绝兮死复生。
这便远不如五言诗的自然了。（世传的《胡笳十八拍》，大概是很晚出的伪作，事实是根据《悲愤》诗，文字很像唐人的作品。如云“杀气朝朝卫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似不是唐以前的作品。）
蔡琰的赎还大约在建安十二三年（207—208年）。《悲愤》诗凡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也算得一首很长的叙事诗了。
魏黄初年间（约225年），左延年以新声被宠。他是一个民间新声的作家。他作的歌辞中有一篇《秦女休行》，也是一篇记事，而宗旨全在说故事，虽然篇幅简短，颇有故事诗的意味，《秦女休行》如下：
步出上西门，遥望秦氏庐。秦氏有好女，自名为女休。休年十四五，为宗行报仇。左执白杨刃，右据宛鲁矛。仇家便东南。仆僵秦女休。（此十字不可读，疑有错误。）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里，关吏呵问女休。女休前置词：平生为燕王妇，于今为诏狱囚；平生衣参差，当今无领襦。明知杀人当死，兄言怏怏，弟言无道忧。（这九个字也有点不可解。）女休坚词：为宗报仇死不疑。杀人都市中，徼我都市西。丞卿罗列东向坐，女休凄凄曳梏前，两徒夹我持。刀刃五尺余。刀未下，朣胧击鼓赦书下。
此后数十年中，诗人傅玄（死于270年左右）也作了一篇《秦女休行》，也可以表示这时代的叙事韵文的趋势。傅玄是一个刚直的谏臣，史家说他能使“贵游慑伏，台阁生风”。（看《晋书》四十七他的传。）所以他对于秦女休的故事有特别的热诚。他的《秦女休行》，我试为分行写在下面：
庞氏有烈妇，义声驰雍凉（一本作“秦氏”）。
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强。
虽有男兄弟，志弱不能当。
烈女念此痛，丹心为寸伤。
外若无意者，内潜思无方。
白日入都市，怨家如平常。
匿剑藏白刃，一奋寻身僵。
身首为之异处，伏尸列肆旁。
肉与土合成泥，洒血溅飞梁。
猛气上干云霓，仇党失守为披攘。
一市称烈义，观者收泪并慨慷。
百男何当益？不如一女良。
烈女直造县门，云“父不幸遭祸殃。今仇身以（已）分裂，虽死情益扬。杀人当伏辜，义不苟活隳旧章。”
县令解印绶，“令我伤心不忍听。”
刑部垂头塞耳，“令我吏举不能成。”
烈著希代之绩，义立无穷之名。
夫家同受其祚，子子孙孙咸享其荣。
令我作歌咏高风，激扬壮发悲且清。
这两篇似是同一件故事，然而数十年之间，这件故事已经过许多演变了。被关吏呵问的，变成到县门自首了；丞卿罗列讯问，变成县令解印绶了；临刑刀未下时遇赦的，变成“烈著希代之绩，义立无穷之名”了。
依此看来，我们可以推想当日有一种秦女休的故事流行在民间。这个故事的民间流行本大概是故事诗。左延年与傅玄所作《秦女休行》的材料都是大致根据于这种民间的传说的。这种传说——故事诗——流传在民间，东添一句，西改一句，“母题”（Motif） 虽未大变，而情节已大变了。左延年所采的是这个故事的前期状态；傅玄所采的已是他的后期状态了，已是“义声驰雍凉”以后的民间改本了。流传越久，枝叶添的越多，描写的越细碎。故傅玄写烈女杀仇人与自首两点比左延年详细的多。
建安泰始之间（200—270年），有蔡琰的长篇自纪诗，有左延年与傅玄记秦女休故事的诗。此外定还有不少的故事诗流传于民间。例如乐府有《秋胡行》，本辞虽不传了，然可证当日有秋胡的故事诗；又有《淮南王篇》，本辞也没有了，然可证当日有淮南王成仙的故事诗。故事诗的趋势已传染到少数文人了。故事诗的时期已到了，故事诗的杰作要出来了。
我们现在可以讨论古代民间最伟大的故事诗《孔雀东南飞》了。此诗凡三百五十三句，一千七百六十五个字。此诗初次出现是在徐陵编纂的《玉台新咏》里，编者有序云：
汉末建安中（196—220年），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迫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全诗如下：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裴回。“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三二年，始尔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之慎莫留！”
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阿母得闻之，椎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违我语！”
新妇谓府吏：“勿复重纷纭。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着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上堂拜阿母，母听去不止。“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出门登车去，涕落百余行。
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隐隐何甸甸，俱会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新妇谓府吏：“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君当作盘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盘石无转移。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
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丁福保说‘誓违’疑是‘諐违’之讹。諐古愆字。《诗》‘不愆于仪？’《礼·缁衣》篇引作諐）。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兰芝惭阿母，儿实无罪过。”阿母大悲摧。
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谓阿女：“汝可去应之。”阿女含泪答：“兰芝初还时，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阿母白媒人：“贫贱有此女，始适还家门，不堪吏人妇，岂合令郎君？幸可广问讯，不得便相许。”
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这十字不可解，疑有脱误）。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言语，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阿母谢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
乃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自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兰芝仰头答：“理实如兄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床去，诺诺复尔尔，还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谈大有缘。”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语速装束，络绎如浮云。
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那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踟蹰青骢马，流苏金缕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南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
阿母谓阿女：“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持绫罗；朝成绣裙，晚成单罗衫；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门啼。
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举手拍马鞍，嗟叹使心伤。“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府吏谓新妇：“贺君得高迁！盘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莆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新妇谓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匆违今日言。”执手分道去，各各还家门。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
府吏还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且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阿母得闻之，零泪应声落：“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
府吏再拜还，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孔雀东南飞》是什么时代的作品呢？
向来都认此诗为汉末的作品。《玉台新咏》把此诗列在繁钦、曹圣之间。近人丁福保把此诗收入《全汉诗》，谢无量作《中国大文学史》（第三编第八章第五节）也说是“大抵建安时人所为耳”。这都由于深信原序中“时人伤之，为诗云尔”一句话。（我在本书初稿里，也把此诗列在汉代。）至近年始有人怀疑此说。梁启超先生说：
像《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类的作品，都起于六朝，前此却无有（见他的《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关系》讲演，引见陆侃如《〈孔雀东南飞〉考证》）。
他疑心这一类的作品是受了《佛本行赞》一类的佛教文学的影响以后的作品。他说他对这问题，别有考证。他的考证虽然没有发表，我们却不妨先略讨论这个问题。陆侃如先生也信此说，他说：
假使没有宝云（《佛本行经》译者）与无谶（《佛所行赞》译者）的介绍，《孔雀东南飞》也许到现在还未出世呢，更不用说汉代了。（《〈孔雀东南飞〉考证》，《国学月报》第三期。）
我对佛教文学在中国文学上发生的绝大影响，是充分承认的。但我不能信《孔雀东南飞》是受了《佛本行赞》一类的书的影响以后的作品。我以为《孔雀东南飞》之作是在佛教盛行于中国以前。
第一，《孔雀东南飞》全文没有一点佛教思想的影响的痕迹。这是很可注意的。凡一种外来的宗教的输入，他的几个基本教义的流行必定远在他的文学形式发生影响之前。这是我们可以用一切宗教史和文化史来证明的。即如眼前一百年中，轮船火车煤油电灯以至摩托车无线电都来了，然而文人阶级受西洋文学的影响却还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至于民间的文学竟可说是至今还丝毫不曾受着西洋文学的影响。你去分析《狸猫换太子》、《济公活佛》等等俗戏，可寻的出一分一毫的西洋文学的影响吗？《孔雀东南飞》写的是一件生离死别的大悲剧，如果真是作于佛教盛行以后，至少应该有“来生”、“轮回”、“往生”类的希望。（如白居易《长恨歌》便有“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的话。如元稹的《悼亡诗》便有“他生缘会更难期”，“也曾因梦送钱财”的话。）然而此诗写焦仲卿夫妇的离别只说：
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
写焦仲卿别他的母亲，也只说：
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
这都是中国旧宗教里的见解，完全没有佛教的痕迹。一千七八百字的悲剧的诗里丝毫没有佛教的影子，我们如何能说他的形式体裁是佛教文学的产儿呢？
第二，《佛本行赞》、《普曜经》等等长篇故事译出之后，并不曾发生多大的影响。梁启超先生说：
《佛本行赞》译成华文以后也是风靡一时，六朝名士几于人人共读。这是毫无根据的话。
这一类的故事诗，文字俚俗，辞意烦复，和“六朝名士”的文学风尚相去最远。六朝名士所能了解欣赏的，乃是道安、慧远、支遁、僧肇一流的玄理，决不能欣赏这种几万言的俗文长篇记事。《法华经》与《维摩诘经》类的名译也不能不待至第六世纪以后方才风行。这都是由于思想习惯的不同，与文学风尚的不同，都是不可勉强的。所以我们综观六朝的文学，只看见惠休、宝月一班和尚的名士化，而不看见六朝名士的和尚化。所以梁、陆诸君重视《佛本行经》一类佛典的文学影响，是想像之谈，怕不足信罢？
陆侃如先生举出几条证据来证明《孔雀东南飞》是六朝作品。我们现在要讨论这些证据是否充分。
本篇末段有“合葬华山傍”的话，所以陆先生起了一个疑问，何以庐江的焦氏夫妇要葬到西岳华山呢？因此他便连想到乐府里《华山畿》二十五篇。《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云：
《华山畿》者，宋少帝时《懊恼》一曲，亦变曲也。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感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为至华山寻访，见女，具以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卧之当已。少日，果差。忽举席见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气欲绝，谓母曰：“葬时，车载从华山度。”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不肯前，打拍不动。女曰：“且待须臾！”妆点沐浴，既而出，歌曰：
华山畿！
君既为侬死，
独活为谁施！
欢若见怜时，
棺木为侬开！
棺应声开，女遂入棺；家人叩打，无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
陆先生从这篇序里得着一个大胆的结论。他说：
这件哀怨的故事，在五六世纪时是很普遍的，故发生了二十五篇的民歌。
华山畿的神女冢也许变成殉情者的葬地的公名，故《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叙述仲卿夫妇合葬时，便用了一个眼前的典故，遂使千余年后的读者们索解无从。但这一点便明明白白的指示我们说，《孔雀东南飞》是作于华山畿以后的。
陆先生的结论是很可疑的。《孔雀东南飞》的夫妇，陆先生断定他们不会葬在西岳华山。难道南徐士子的棺材却可以从西岳华山经过吗？南徐州治在现今的丹徒县，云阳在现今的丹阳县。华山大概即是丹阳之南的花山，今属高淳县。云阳可以有华山，何以见得庐江不能有华山呢？两处的华山大概都是本地的小地名，与西岳华山全无关系，两华山彼此也可以完全没有关系。故根据华山畿的神话来证明《孔雀东南飞》的年代，怕不可能罢？
陆先生又指出本篇“新妇入青庐”的话，说，据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青庐”是“北朝结婚时的特别名词”。但他所引《酉阳杂俎》一条所谓“礼异”，似指下文“夫家领百余人……挟车俱呼”以及“妇家亲宾妇女……以杖打婿，至有大委顿者”的奇异风俗而言。“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不过如今日北方喜事人家的“搭棚”，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况且陆先生自己又引《北史》卷八说北齐幼主：
御马则藉以毡罽，食物有十余种；将合牝牡，则设青庐，具牢馔而亲观之。
这也不过如今人的搭棚看戏。这种布棚也叫做“青庐”，可见“青庐”未必是“北朝结婚时的特别名词”了。
陆先生又用“四角龙子幡”，说这是南朝的风尚，这是很不相干的证据，因为陆先生所举的材料都不能证实“龙子幡”为以前所无。况且“青庐”若是北朝异俗，“龙子幡”又是南朝风尚，那么，在那南北分隔的五六世纪，何以南朝风尚与北朝异礼会同时出现于一篇诗里呢？
所以我想，梁启超先生从佛教文学的影响上推想此诗作于六朝，陆侃如先生根据“华山”、“青庐”、“龙子幡”等，推定此诗作于宋少帝（233—424年）与徐陵（死于583年）之间，这些主张大概都不能成立。
我以为《孔雀东南飞》的创作大概去那个故事本身的年代不远，大概在建安以后不远，约当三世纪的中叶。但我深信这篇故事诗流传在民间，经过三百多年之久（230—550年）方才收在《玉台新咏》里，方才有最后的写定，其间自然经过了无数民众的减增修削，添上了不少的“本地风光”（如“青庐”、“龙子幡”之类），吸收了不少的无名诗人的天才与风格，终于变成一篇不朽的杰作。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裴回”——这自然是民歌的“起头”。当时大概有“孔雀东南飞”的古乐曲调子。曹丞的《临高台》末段云：
鹄欲南游，雌不能随。
我欲躬衔汝，口噤不能开。
欲负之，毛衣摧颓。
五里一顾，六里徘徊。
这岂但是首句与末句的文字上的偶合吗？这里譬喻的是男子不能庇护他心爱的妇人，欲言而口噤不能开，欲负他同逃而无力，只能哀鸣瞻顾而已。这大概就是当日民间的《孔雀东南飞》（或《黄鹄东南飞》？）曲词的本文的一部分。民间的歌者，因为感觉这首古歌辞的寓意恰合焦仲卿的故事的情节，故用他来做“起头”。久而久之，这段起头曲遂被缩短到十个字了。然而这十个字的“起头”却给我们留下了此诗创作时代的一点点暗示。
曹丕死于二二六年，他也是建安时代的一个大诗人，正当焦仲卿故事产生的时代。所以我们假定此诗之初作去此时大概不远。
若这故事产生于三世纪之初，而此诗作于五六世纪（如梁、陆诸先生所说），那么，当那个没有刻板印书的时代，当那个长期纷乱割据的时代，这个故事怎样流传到二三百年后的诗人手里呢？所以我们直截假定故事发生之后不久民间就有《孔雀东南飞》的故事诗起来，一直流传演变，直到《玉台新咏》的写定。
自然，我这个说法也有大疑难。但梁先生与陆先生举出的几点都不是疑难。例如他们说：这一类的作品都起于六朝，前此却无有。依我们的研究，汉、魏之间有蔡琰的《悲愤》，有左、傅的《秦女休》，故事诗已到了文人阶级了，那能断定民间没有这一类的作品呢？至于陆先生说此诗“描写服饰及叙述谈话都非常详尽，为古代诗歌里所没有的”，此说也不成问题。描写服饰莫如《日出东南隅》与辛延年的《羽林郎》；叙述谈话莫如《日出东南隅》与《孤儿行》。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我的大疑难是：如果《孔雀东南飞》作于三世纪，何以魏晋宋齐的文学批评家——从曹丕的《典论》以至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及钟嵘的《诗品》——都不提起这一篇杰作呢？这岂非此诗晚出的铁证吗？
其实这也不难解释，《孔雀东南飞》在当日实在是一篇白话的长篇民歌，质朴之中，夹着不少土气。至今还显出不少的鄙俚字句，因为太质朴了。不容易得当时文人的欣赏。魏晋以下，文人阶级的文学渐渐趋向形式的方面，字面要绮丽，声律要讲究，对偶要工整。汉魏民歌带来的一点新生命，渐渐又干枯了。文学又走上僵死的路上去了。到了齐、梁之际，隶事（用典）之风盛行，声律之论更密，文人的心力转到“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种种把戏上去，正统文学的生气枯尽了。作文学批评的人受了时代的影响，故很少能赏识民间的俗歌的。钟嵘作《诗品》（嵘死于502年左右），评论百二十二人的诗，竟不提及乐府歌辞。他分诗人为三品：陆机、潘岳、谢灵运都在上品，而陶潜、鲍照都在中品，可以想见他的文学赏鉴力了。他们对于陶潜、鲍照还不能赏识，何况《孔雀东南飞》那样朴实俚俗的白话诗呢？汉的乐府歌辞要等到建安时代方才得着曹氏父子的提倡，魏晋南北朝的乐府歌辞要等到陈、隋之际方才得着充分的赏识。故《孔雀东南飞》不见称于刘勰、钟嵘，不见收于《文选》，直到六世纪下半徐陵编《玉台新咏》始被采录，并不算是很可怪诧的事。
这一章印成之后，我又检得曹丕的“鹄欲南游，雌不能随……五里一顾，十里徘徊”一章果然是删改民间歌辞的，本辞也载在《玉台新咏》里，其辞云：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将五五，罗列行不齐。忽然卒疲病，不能飞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将负汝去，羽毛日摧颓。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峙顾群侣，泪落纵横垂。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
此诗又收在《乐府诗集》里，其辞颇有异同，我们也抄在这里：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行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峙顾群侣，泪下不自知。念与君别离，气结不能言。各各重自爱，远道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
这是汉朝乐府的瑟调歌，曹丕采取此歌的大意，改为长短句，作为新乐府《临高台》的一部分。而本辞仍旧流传在民间，“双白鹄”已讹成“孔雀”了，但“东南飞”仍保存“从西北来”的原意，曹丕原诗前段有“中有黄鹄往且翻”，“白鹄”也已变成了“黄鹄”。民间歌辞靠口唱相传，字句的讹错是免不了的，但“母题”（Motif）依旧保留不变。故从汉乐府到郭茂倩，这歌辞虽有许多改动，而“母题”始终不变。这个“母题”恰合焦仲卿夫妇的故事，故编《孔雀东南飞》的民间诗人遂用这一只歌作引子。最初的引子必不止这十个字，大概至少像这个样子：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
流传日久，这段开篇因为是当日人人知道的曲子，遂被缩短只剩开头两句了。又久而久之，这只古歌虽然还存在乐府里，而在民间却被那篇更伟大的长故事诗吞没了。故徐陵选《孔雀东南飞》全诗时，开篇的一段也只有这十个字。一千多年以来，这十个字遂成不可解的疑案。然而这十个字的保存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一点时代的暗示，使我们知道焦仲卿妻的故事诗的创作大概在《双白鹄》的古歌还流传在民间但已讹成《孔雀东南飞》的时候，其时代自然在建安之后，但去焦仲卿故事发生之时必不很远。
第七章 南北新民族的文学
汉朝统一了四百年，到第三世纪就分裂成三国。魏在北方，算是古文明的继产人。蜀在西方，开化了西部南部的蛮族，在文化史上也占一个地位。最重要的，吴在南方，是楚亡以后，江南江东第一次成独立的国家；吴国疆土的开拓，文化的提高与传播，都极重要；因为吴国的发展就是替后来东晋、宋齐梁陈预备下了一个退步的地方，就是替中国文化预备下了一块避难的所在。
司马氏统一中国，不到二三十年，北中国便发生大乱了。北方杂居的各种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一时并起，割据北中国，是为五胡十六国的时代。中国文化幸亏有东南一角作退步，中原大族多南迁，勉强保存一线的文明，不致被这一次大扰乱完全毁去。
北方大乱了一百多年，后来鲜卑民族中的拓跋氏起来，逐渐打平了北方诸国，北方才渐渐的有点治安。是为北魏，又称北朝。南方东晋以后虽有朝代的变更，但始终不曾有种族上与文化的大变动。东晋以后直到隋朝平陈，是为南朝。
这个南北分立的时期，有二百年之久；加上以前的五胡十六国时代，加上三国分立的时代，足足有四百年的分裂。这个分裂的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最重要的时期。这是中国文明的第一座难关。中国文明虽遭一次大挫折，久而久之，居然能得最后的胜利。东南一角的保存，自不消说了。北方的新民族后来也渐渐的受不住中国文明的魔力，都被同化了。北魏一代，后来完全采用中国的文化，不但禁胡语，废胡服，改汉姓，娶汉女，还要立学校，正礼乐，行古礼。到了拓跋氏的末年，一班复古的学者得势，竟处处用《周礼》，模仿三代以上的文体，竟比南朝的中国文化更带着古董色彩了。中国文化已经征服了北方的新民族，故到第六世纪北方的隋朝统一南北时，不但有了政治的统一，文化上也容易统一了。
这个割据分裂时代的民间文学，自然是南北新民族的文学。江南新民族本有的吴语文学，到此时代，方才渐渐出现。南方民族的文学的特别色彩是恋爱，是缠绵宛转的恋爱。北方的新民族多带着尚武好勇的性质，故北方的民间文学自然也带着这种气概。不幸北方新民族的平民文学传下来的太少了，真是可惜。有些明明是北朝文学，又被后人误编入南朝文学里去了，例如《企喻歌》、《慕容垂歌》、《陇头歌》、《折杨柳歌》、《木兰》，皆有人名或地名可以证明是北方文学，现在多被收入“梁横吹曲辞”里去了。我们现在把它们提出来，便容易看出北方的平民文学的特别色彩是英雄，是慷慨洒落的英雄。
我们先看南方新民族的儿女文学。《大子夜歌》云：
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
这不但是《子夜歌》的总评，也可算是南方儿女文学的总引子。《晋书·乐志》云：
吴歌杂曲，并出江东。东晋以来，稍有增广。
又云：
《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声。
《子夜歌》几百首，决不是一人所作，大概都是民间所流传。我们选几首作例：
宿昔不梳头，绿发被两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自从别欢来，奁器了不开。头乱不敢理，粉拂生黄衣。
朝思出前门，暮思还后渚。语笑向谁道，腹中阴忆汝。
搅枕北窗卧，郎来就侬嬉。喜时多唐突，相怜能几时！
搅枕未结带，约眉出前窗。罗裳易飘飏，小开骂春风。
夜长不得眠，转侧听更鼓。无故欢相逢，使侬肝肠苦。
年少当及时，蹉跎日就老。若不信侬语，但看霜下草。
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欢唤声，虚应空中诺。
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
（以下《子夜春歌》）
梅花落已尽，柳花随风散。叹我当春年，无人相要唤。
反覆华簟上，屏帐了不施。郎君未可前，待我整容仪。
（《子夜夏歌》）
自从别欢来，何日不相思？常恐秋叶零，无复连条时。
（《子夜秋歌》）
涂涩无人行，冒寒往相觅。若不信侬时，但看雪上迹。
（以下《子夜冬歌》）
寒鸟依高树，枯林鸣悲风。为欢樵悴尽，那得好颜容？
《子夜歌》之外，还有《华山畿》几十首，《懊侬歌》几十首，《读曲歌》近百首，还有散曲无数。有许多很艳的，如《乌夜啼》云：
可怜乌臼鸟，疆言知天曙。无故三更啼，欢子冒暗去。
如《碧玉歌》云：
碧玉破瓜时，郎为情颠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
如《读曲歌》云：
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
如《华山畿》云：
奈何许！天下人何限！慊慊只为汝。
不能久长离。中夜忆欢时，抱被空中啼。
啼着曙，泪落枕将浮，身沉被流去。
相送劳劳渚。长江不应满，是侬泪成许。
又如《读曲歌》云：
忆欢不能食。徘徊三路间。因风寄消息。
觅欢敢唤名，念欢不唤字。连唤欢复欢，两誓不相弃。
折杨柳。百鸟园林啼，道欢不离口。
百花鲜，谁能怀春日，独入罗帐眠？
逋发不可料，憔悴为谁睹？欲知相忆时，但看裙带缓几许。
这种儿女艳歌之中，也有几首的文学技术是很高明的。如上文引的“奈何许”一首是何等经济的剪裁；“折杨柳”一首也有很好的技术。《懊侬歌》中的一首云：
懊恼奈何许！夜闻家中论，不得侬与汝。
《华山畿》里也有同样的一首：
未敢便相许。夜闻侬家论，不持侬与汝。
这诗用寥寥的十五个字写出一件悲剧的恋爱，真是可爱的技术。这种十三字或十五字的小诗，比五言二十字的绝句体还更经济。绝句往往须有“凑句”，远不如这种十三字与十五字的短歌体，可以随宜长短。
我想以上举的例，可以代表南朝的儿女文学了。现在且看北方民族的英雄文学。我们所有的材料之中，最可以代表真正北方文学的是鲜卑民族的《敕勒歌》。这歌本是鲜卑语，译成汉文的。歌辞是：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风吹草低见牛羊”七个字，真是神来之笔，何等朴素！何等真寔！《乐府广题》说，北齐高欢攻宇文泰，兵士死去十分之四五，高欢愤怒发病。宇文泰下令道：“高欢鼠子，亲犯玉壁。剑弩一发，元凶自毙。”高欢知道了，只好扶病起坐。他把部下诸贵人都招集拢来，叫斛律金唱《敕勒》，高欢自和之，以安人心。我们读这故事，可以想见这篇歌在当日真可代表鲜卑民族的生活。
我们再举《企喻歌》来作例：
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
放马大泽中，草好马著膘。牌子铁裆，鹨尾条。
前行看后行，齐著铁裆。前头看后头，齐著铁。
这是北方尚武民族的军歌了。再看《琅琊王》歌：
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
又看《折杨柳歌辞》：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
这种雄壮的歌调，与南朝的儿女文学比较起来，自然天地悬隔，怪不得北方新民族要说“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了！
北方新民族写痛苦的心境，也只有悲壮，没有愁苦。如《陇头歌》：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肠断绝。
北方平民文学写儿女的心事，也有一种朴实爽快的神气，不像江南女儿那样扭扭捏捏的。我们看《折杨柳枝歌》：
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
敕敕何力力，女子临窗织。不闻机抒声，唯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
这种天真烂漫的神气，确是鲜卑民族文学的特色。
当四世纪初年（东晋太宁元年，323年），刘曜同西州氐羌的首领陈安作战，陈安败走。刘曜差将军平先丘中伯带了劲骑去追他。陈安只带了十几骑在路上格战。他左手奋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敌人离近则他的刀矛齐发，往往杀伤五六人。敌远了，他就用弓箭左右驰射而走。追来的平先也是一员健将，勇捷如飞，与陈安搏战三合，夺了他的丈八蛇矛。那时天黑了，又遇大雨，陈安丢了马匹，爬山岭，躲在溪涧里。次日天晴，追兵跟着他们的脚迹，追着陈安，把他杀了。陈安平日很得人心，他死后，陇上民间为作《陇上歌》。其辞云：
陇上健儿曰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骢骏马铁锻鞍，七尺大刀配齐镮，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
百骑俱出如云浮，追者千万骑悠悠。战始三交失蛇矛，十骑俱荡九骑留。弃我骢攀岩幽，天非降雨迨者休。
阿呵呜呼奈子何！呜呼阿呵奈子何！（纪事用《晋书》一百三，歌辞用《赵书》。）
这也是北方民族的英雄文学。这种故事诗体也可以同上章所说互相印证。傅玄的年代与刘曜、陈安相去很近。傅玄的《秦女休行》有“义声驰雍凉”的话，大概秦女休的故事诗也起于西北方，也许是北方民族的故事。
故事诗也有南北的区别。《日出东南隅》似是南方的故事诗，《秦女休》便是北方杀人报仇的女英雄歌了。《孔雀东南飞》是南方的故事诗，《木兰辞》便是北方代父从军的女英雄歌了。
北方的平民文学的最大杰作是《木兰辞》，我们先抄此诗全文，分段写如下：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声溅溅。旦辞黄河去，暮宿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间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始惊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我要请读者注意此诗起首“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六句与上文引的《折杨柳枝歌》中间“敕敕何力力”六句差不多完全相同。这不但可见此诗是民间的作品，并且还可以推知此诗创作的年代大概和《折杨柳枝歌》相去不远。这种故事诗流传在民间，经过多少演变，后来引起了文人的注意，不免有改削润色的地方。如中间“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便不像民间的作风，大概是文人改作的。也许原文的中间有描写木兰的战功的一长段或几长段，文人嫌他拖沓，删去这一段，仅仅把“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两句总写木兰的跋涉；把“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两句总写他的战功；而文人手痒，忍不住又夹入这一联的词藻。
北方文学之中，只有一篇贵族文学可以算是白话文学。这一篇是北魏胡太后为他的情人杨华作的《杨白花》。胡太后爱上了杨华，逼迫他做了他的情人，杨华怕祸，逃归南朝。太后想念他，作了这歌，使宫人连臂蹋足同唱。歌辞是：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
这已是北方民族被中国文明软化后的文学了。
第八章 唐以前三百年中的文学趋势（300—600）
汉魏之际，文学受了民歌的影响，得着不少新的生机，故能开一个新局面。但文学虽然免不了民众化，而一点点民众文学的力量究竟抵不住传统文学的权威。故建安正始以后，文人的作品仍旧渐渐回到古文学的老路上去。
我们在第四章里已略述散文受了辞赋的影响逐渐倾向骈俪的体裁。这个“辞赋化”与“骈俪化”的倾向到了魏晋以下更明显了，更急进了。六朝的文学可说是一切文体都受了辞赋的笼罩，都“骈俪化”了。论议文也成了辞赋体，纪叙文（除了少数史家）也用了骈俪文，抒情诗也用骈偶，纪事与发议论的诗也用骈偶，甚至于描写风景也用骈偶。故这个时代可说是一切韵文与散文的骈偶化的时代。
我们试举西晋文坛领袖陆机（死于303年）的作品为例。陆机作《文赋》，是一篇论文学原理的文字，这个题目便该用散文作的，他却通篇用赋体。其中一段云：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胧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连翩，若翰鸟婴缴而坠层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之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这种文章，读起来很顺口，也很顺耳，只是读者不能确定作者究竟说的是什么东西。但当时的风尚如此，议论的文章往往作赋体；即使不作赋体，如葛洪的《抱朴子》，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如钟嵘的《诗品》，也都带着许多的骈文偶句。
在记事文的方面，几个重要史家如陈寿、范晔之流还能保持司马迁、班固的散文遗风。但史料的来源多靠传记碑志，而这个时代的碑传文字多充分的骈偶化了，事迹被词藻所隐蔽，读者至多只能猜想其大概，既不能正确，又不能详细，文体之坏，莫过于此了。
在韵文的方面，骈偶化的趋势也很明显。大家如陆机竟有这样恶劣的诗句：
逝矣经天日，悲哉带地川！（《长歌行》）
邈矣垂天景，壮哉奋地雷！（《折杨柳》）
本来说话里也未尝不可有对偶的句子，故古民歌里也有“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的话，那便是自然的对偶句子。现代民歌里也有“上床要人背，下床要人驮”，那也是自然的对偶。但说话作文作诗若专作对偶的句子，或专在对仗的工整上做工夫，那就是走了魔道了。
陆机同时的诗人左思是个有思想的诗人，故他的诗虽然也带点骈偶，却不讨人厌。如他的《咏史》八首之一云：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金张是汉时的外戚。冯公指冯唐。）
左思有《娇女诗》，却是用白话作的。首段云：
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晰。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鬓发覆广额，双耳似连璧。明朝弄梳台，黛眉类扫迹。浓朱衍丹唇，黄吻烂漫赤。
中间一段云：
驰骛翔园林，果下皆生摘。江葩缀紫带，萍实骤抵掷。贪花风雨中，胂（瞬）忽数百适。
结语云：
任其孺子意，羞受长者责。瞥闻当与杖，掩泪俱向壁。（诗中写两个女儿，纨素与蕙芳，故说“俱向壁”。）
又同时诗人程晓，是傅玄的朋友，也曾有一首白话诗，题为《嘲热客》：
平生三伏时，道路无行车。闭门避暑卧，出入不相过。今世褦子，触热到人家。主人闻客来，蹙颦“奈此何”！谓当起行去，安坐正跘跨。所说无一急，啥一何多？疲倦向之久，甫问“君极那”？摇扇髀中痛，流汗正滂沱。莫谓为小事，亦是一大瑕，传戒诸高明，热行宜见呵。
大概当时并不是没有白话诗，应璩、左思、程晓都可以为证。但当日的文人受辞赋的影响太大了，太久了，总不肯承认白话诗的地位。后世所传的魏晋时人的几首白话诗都不过是嘲笑之作，游戏之笔，如后人的“打油诗”。作正经郑重的诗歌是必须摆起《周颂》、《大雅》架子的，如陆机《赠弟诗》：
於穆予宗，禀精东岳，诞育祖考，造我南国。南国克靖，实繇洪绩。维帝念功，载繁其锡。
其次，至少也必须打着骈偶的调子，如张协的《杂诗》：
大火流坤维，白日驰西陆。浮阳映翠林，迥飚扇绿竹。飞雨洒朝兰，轻露栖丛菊。龙蛰暄气凝，天高万物肃。弱条不重结，芳蕤岂再馥？人生瀛海内，忽如鸟过目。川上之叹逝，前修以自勖。
十四行之中，十行全是对仗！
钟嵘说：
永嘉时（307—313年），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是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西晋亡于316年，元帝在江南建国，是为东晋），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魏时何晏作《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许询的诗今不传了（丁福保《全晋诗》只收他的四句诗）。桓温、庾亮的诗也不传于后。日本残存的唐朝编纂的《文馆词林》卷一百五十七（董康影印本）载有孙绰的诗四首，很可以表示这时代的玄理诗的趋势，如他《赠温峤诗》的第一段云：
大朴无像，钻之者鲜。玄风虽存，微言靡演。邈矣哲人，测深钩缅。谁谓道辽，得之无远。
如《答许询》的第一段云：
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诎。
又如《赠谢安》的第一段云：
缅哉冥古，邈矣上皇。夷明太素，结纽灵纲。不有其一，二理曷彰？幽源散流，玄风吐芳。芳扇则歇，流引则远。朴以雕残，实由英翦。（翦字原作前。从丁福保校改。）
大概这个时代的玄理诗不免都走上了抽象的玄谈的一路，并且还要勉力学古简，故结果竟不成诗，只成了一些谈玄的歌诀。
只有一个郭璞（死于322年）颇能打破这种抽象的说理，改用具体的写法。他的四言诗也不免犯了抽象的毛病，如他的《与王使君》的末段云：
靡竭匪浚，靡颓匪隆。持贵以降，挹满以冲。……（他的四言诗也保存在《文馆词林》卷一五七里。）
但他的五言的《游仙诗》便不同了。《游仙》的第二首云：
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云生梁栋间，风出窗户里。借问此何谁，云是鬼谷子。翘迹企颖阳（指许由），临河思洗耳。“阊阖”（秋风为阊阖风）西南来，潜波涣鳞起。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蹇修时不存，要之将谁使？
第四首云：
六龙安可顿？运流有代谢。时变感人思，已秋复愿夏。淮海变微禽，吾生独不化，虽欲腾丹溪，云螭非我驾。愧无鲁阳德，回日向三舍。临川哀逝年，抚心独悲吒。
第三首云：
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中有冥寂士，静啸抚清弦。放情凌霄外，嚼药挹飞泉。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问蜉蝣辈，安知龟鹤年？
这些诗里固然也谈玄说理，却不是抽象的写法。钟嵘《诗品》说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为中兴第一”。刘德也说，“景纯（郭暖，字景纯）艳逸，足冠中兴”。所谓“平淡”，只是太抽象的说理；所谓“艳逸”，只是化抽象的为具体的。本来说理之作宜用散文。两汉以下，多用赋体。用诗体来说理，本不容易。应璩、孙绰的失败，都由于不能用具体的写法。凡用诗体来说理，意思越抽象，写法越应该具体。仲长统的《述志》诗与郭璞的《游仙》诗所以比较可读，都只因为他们能运用一些鲜明艳逸的具体象征来达出一两个抽象的理想。左思的《咏史》也颇能如此。
两晋的文学大体只是一班文匠诗匠的文学。除去左思、郭璞少数人之外，所谓“三张，二陆，两潘”（张载与弟协、亢；陆机与弟云；潘岳与侄尼），都只是文匠诗匠而已。
然而东晋晚年却出了一个大诗人陶潜（本名渊明，字元亮，死于427年）。陶潜是自然主义的哲学的绝好代表者。他的一生只行得“自然”两个字。他自己作了一篇《五柳先生传》，替自己写照：
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必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陶潜的诗在六朝文学史上可算得一大革命。他把建安以后一切辞赋化、骈偶化、古典化的恶习气都扫除的干干净净。他生在民间，做了几次小官，仍旧回到民间。史家说他归家以后“未尝有所造诣，所之唯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晋书》九十四）。他的环境是产生平民文学的环境；而他的学问思想却又能提高他的作品的意境。故他的意境是哲学家的意境，而他的言语却是民间的言语。他的哲学又是他实地经验过来的，平生实行的自然主义，并不像孙绰、支遁一班人只供挥尘清谈的口头玄理。所以他尽管作田家语，而处处有高远的意境；尽管作哲理诗，而不失为平民的诗人。钟嵘《诗品》说他：
其原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钟嵘虽然把陶潜列在中品，但这几句话却是十分推崇他。他说陶诗出于应璩、左思，也有一点道理。应璩是作白话谐诗的（说见第五章），左思也作过白话的谐诗。陶潜的白话诗，如《责子》，如《挽歌》，也是诙谐的诗，故钟嵘说他出于应璩。其实陶潜的诗只是他的天才与环境的结果，同那“拙朴类措大语”的应璩未必有什么洲源的关系。不过我们从历史的大趋势看来，从民间的俗谣到有意作“谐”诗的应璩、左思、程晓等，从“拙朴”的《百一诗》到“天然去雕饰”的陶诗——这种趋势不能说是完全偶然的。他们很清楚地指点出中国文学史的一个自然的趋势，就是白话文学的冲动。这种冲动是压不住的。作《圣主得贤臣颂》的王褒竟会作白话的《僮约》，作《三都赋》的左思竟会作白话的《娇女诗》。在那诗体骈偶化的风气最盛的时代里竟会跳出一个白话诗人陶潜：这都足以证明那白话文学的生机是谁也不能长久压抑下去的。
我们选陶潜的白话诗若干首附在下面：
归田园居 二首
（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二）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人生归有事，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劬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饮酒 三首
（一）
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二）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三）
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拟 古
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歌竟长叹息，持此感人多。咬咬云间月，皎皎叶中华，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
读《山海经》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责 子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十六，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挽歌辞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刘宋一代（420—478年）号称文学盛世，但向来所谓元嘉（文帝年号，424—452年）文学的代表者谢灵运与颜延之实在不很高明。颜延之是一个庸才，他的诗毫无诗意；鲍照说他的诗像“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钟嵘说他“喜用古事，弥见拘束”，都是很不错的批评。谢灵运是一个佛教徒，喜欢游玩山水，故他的诗开“山水”的一派。刘勰说：
宋初文咏，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但他受辞赋的影响太深了，用骈偶的句子来描写山水，故他的成绩并不算好。我们只选一首比较好的诗——《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违。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迳，愉悦偃东扉。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此诗全是骈偶，而“出谷”一联与“披拂”一联都是恶劣的句子。其实“山水”一派应该以陶潜为开山祖师。谢灵运有意作山水诗，却只能把自然界的景物硬裁割成骈俪的对子，远不如陶潜真能欣赏自然的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才是“自然诗人”（ Nature—poets）的大师。后来最著名的自然诗人如王维、孟浩然、 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都出于陶，而不出于谢。
当时的最大诗人不是谢与颜，乃是鲍照。鲍照是一个有绝高天才的人：他二十岁时作《行路难》十八首，才气纵横，上无古人，下开百代。他的成就应该很大。可惜他生在那个纤弱的时代，矮人队里不容长人出头，他终于不能不压抑他的天才，不能不委屈迁就当时文学界的风尚。史家说那时宋文帝方以文章自高，颇忌，故鲍照的作品不敢尽其才。钟嵘也说，“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钟嵘又引羊曜璠的话，说颜延之“忌鲍之文，故立休鲍之论”。休是惠休，本是和尚，文帝叫他还俗，复姓汤。颜延之瞧不起惠休的诗，说“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颜延之这样轻视惠休，却又把鲍照比他，可见鲍照在当日受一班传统文人的妒忌与排挤。钟嵘也说他“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鲍照的天才不但“取湮当代”，到了身后，还蒙“险俗”的批评。
其实“险”只是说他才气放逸，“俗”只是说他不避白话，近于“委巷中歌谣”。古代民歌在建安正始时期已发生了一点影响，只为辞赋的权威太大，曹氏父子兄弟多不能充分的民歌化。鲍照受乐府民歌的影响最大，故他的少年作品多显出模仿乐府歌行的痕迹。他模仿乐府歌辞竟能“巧似”，故当时的文人嫌他“颇伤清雅”，说他“险俗”。直到三百年后，乐府民歌的影响已充分的感觉到了，才有李白、杜甫一班人出来发扬光大鲍照开辟的风气。杜甫说“俊逸鲍参军”。三百年的光景，“险俗”竟变成了“俊逸”了！这可见鲍照是个开风气的先锋；他在当时不受人的赏识，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鲍照的诗：
代《结客少年场》行
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仇。追兵一旦至，负剑远行游。去乡三十载，复得还旧丘。升高临四关，表里望皇州。九衢平若水，双阙似云浮。扶宫罗将相，夹道列王侯。日中市朝满，车马若川流。击钟陈鼎食，方驾自相求。今我独何为，埳壈怀百忧？
拟《行路难》（十八首之五）
（一）
奉君金卮之美酒，玳瑁玉匣之雕琴，七采芙蓉之羽帐，九华葡萄之锦衾。红颜零落岁将暮，寒花宛转时欲沉。愿君裁悲且减思，听我抵节行路吟。不见柏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
（二）
璇闺玉墀上椒阁，文窗绮户垂绣幕。中有一人字金兰，被服纤罗蕴芳藿。春燕差池风散梅，开帷对影弄禽爵。（禽爵只是禽雀。丁福保说当作金爵，谓金爵钗也。似未为当。）含歌揽泪不能言，人生几时得为乐？宁作野中之双凫，不愿云间之别鹤！
（三）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能言。
（四）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五）
愁思忽而至，跨马出北门，举头四顾望，但见松柏园。制棘郁蹲蹲，中有一鸟名杜鹃，言是古时蜀帝魂，声音哀苦鸣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飞走树间啄虫蚁，岂忆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变化非常理，中心恻怆不能言。
代《淮南王》
朱城九门门九开。愿逐明月入君怀。入君怀，结君佩，怨君恨君恃君爱。筑城思坚剑思利，同盛同衰莫相弃。
代《雉朝飞》
雉朝飞，振羽翼，专场挟雌恃强力。媒已惊，翳又逼，蒿间潜彀卢矢直。刎绣颈，碎锦臆，绝命君前无怨色。握君手，执杯酒，意气相倾死何有！
鲍照的诗里很有许多白话诗，如《行路难》末篇的“但愿樽中九酝满，莫惜床头百个钱”之类。所以同时的人把他比惠休。惠休的诗传世甚少，但颜延之说他的诗是“委巷中歌谣”，可见他的诗必是白话的或近于白话的。我们抄他的《白纻歌》一首：
少年窈窕舞君前，容华艳艳将欲然。为君娇凝复迁延，流目送笑不敢前。长袖拂面心自煎，愿君流光及盛年。
这很不像和尚家说的话。在惠休之后，有个和尚宝月，却是一个白话诗人。我们抄他的诗三首：
估客乐
（一）
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拔侬头上钗，与郎资路用。
（二）
有信数寄书，无信心相忆。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
（三）
大艑珂峨头，何处发扬州？借问艑上郎，见侬所欢不？
钟嵘评论元嘉以后文人趋向用典的风气云：
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之、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宋武帝、明帝年号，457—471年）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王融）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
他又评论齐梁之间注重声律的风气道：
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三祖（魏武帝，文帝，明帝）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齐有王元长者……创其首，谢眺、沈约扬其波。三贤咸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末四字不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