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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七年
（本文系1918年3月15日胡适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稿，傅斯年记录，原载1918年3月22日至27日《北京大学日刊》。后经胡适改定，又载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
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
去年我曾说过要作一篇《戏剧改良私议》，不料这一年匆匆过了，我这篇文章还不曾出世。于今《新青年》在这一期正式提出这个戏剧改良的问题，我以为我这一次恐怕赖不过去了。幸而有傅斯年君作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戏剧改良各面观》，把我想要说的话都说了，而且说得非常明白痛快；于是我这篇《戏剧改良私议》竟可以公然不作了。本期里还有两篇附录：一是欧阳予倩君的《予之戏剧改良观》；一是张豂子君的《我的中国旧戏观》。此外还有傅君随后作的《再论戏剧改良》，评论张君替旧戏辩护的文章。后面又有宋春舫先生的《近世名戏百种目》，选出一百种西洋名戏，预备我们译作中国新戏的模范本。这一期有了这许多关于戏剧的文章，真成了一本“戏剧改良号”了！我看了这许多文章，颇有一点心痒手痒，也想加入这种有趣味的讨论，所以我划出戏剧改良问题的一部分做我的题目，就叫做“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
我去年初回国时看见一部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内中有一段说道：
是故昆曲之盛衰，实兴亡之所系。道咸以降，此调渐微。中兴之颂未终，海内之人心已去。识者以秦声之极盛，为妖孽之先征。其言虽激，未始无因。欲睹升平，当复昆曲。《乐记》一言，自胜于政书万卷也。（下卷一一八页）
这种议论，居然出现于“文学史”里面，居然作师范学校“新教科书”用，我那时初从外国回来，见了这种现状，真是莫名其妙。这种议论的病根全在没有历史观念，故把一代的兴亡与昆曲的盛衰看作有因果的关系，故说“欲睹升平，当复昆曲”。若是复昆曲遂可以致升平，只消一道总统命令，几处警察厅的威力，就可使中国戏园家家唱昆曲，难道中国立刻便“升平”了吗？我举这一个例来表示现在谈文学的人大多没有历史进化的观念。因为没有历史进化的观念，故虽是“今人”，却要作“古人”的死文字；虽是二十世纪的人，偏要说秦汉唐宋的话。即以戏剧一个问题而论，那班崇拜现行的西皮二簧戏，认为“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的人，固是不值一驳；就有些人明知现有的皮簧戏实在不好，终不肯主张根本改革，偏要主张恢复昆曲。现在北京一班不识字的昆曲大家天天鹦鹉也似的唱昆腔戏，一班无聊的名士帮着吹打，以为这就是改良戏剧了。这些人都只是不明文学废兴的道理，不知道昆曲的衰亡自有衰亡的原因；不知道昆曲不能自保于道咸之时，决不能中兴于既亡之后。所以我说，现在主张恢复昆曲的人与崇拜皮簧的人，同是缺乏文学进化的观念。
如今且说文学进化观念的意义。这个观念有四层意义，每一层含有一个重要的教训。
第一层总论文学的进化：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迁，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周秦有周秦的文学，汉魏有汉魏的文学，唐有唐的文学，宋有宋的文学，元有元的文学。《三百篇》的诗人作不出《元曲选》，《元曲选》的杂剧家也作不出《三百篇》。左邱明作不出《水浒传》，施耐庵也作不出《春秋左传》。这是文学进化观念的第一层教训，最容易明白，故不用详细引证了（古人如袁枚、焦循，多有能懂得此理的）。
文学进化观念的第二层意义是：每一类文学不是三年两载就可以发达完备的，须是从极低微的起原，慢慢的，渐渐的，进化到完全发达的地位。有时候，这种进化刚到半路上，遇着阻力，就停住不进步了；有时候，因为这一类文学受种种束缚，不能自由发展，故这一类文学的进化史，全是摆脱这种束缚力争自由的历史；有时候，这种文学上的羁绊居然完全毁除，于是这一类文学便可以自由发达；有时候，这种文学革命只能有局部的成功，不能完全扫除一切枷锁镣铐，后来习惯成了自然，便如缠足的女子，不但不想反抗，竟以为非如此不美了！这是说各类文学进化变迁的大势。西洋的戏剧便是自由发展的进化；中国的戏剧便是只有局部自由的结果。列位试读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试看中国戏剧从古代的“歌舞”（Ballad Dance，歌舞是一事，犹言歌的舞也），一变而为戏优；后来加入种种把戏，再变而为演故事兼滑稽的杂戏（王氏以唐、宋、辽、金之滑稽戏为一种独立之戏剧，与歌舞戏为二事。鄙意此似有误。王氏引各书所记诙谐各则，未必独立于歌舞戏之外。但因打诨之中时有谲谏之旨，故各书特别记此诙谐之一部分而略其不足记之他部分耳。元杂剧中亦多打诨语。今之京调戏亦可随时插入讥刺时政之打诨。若有人笔记之，后世读之者亦但见林步青、夏月珊之打诨而不见其他部分，或亦有疑为单独之滑稽戏者矣）；后来由“叙事”体变成“代言”体，由遍数变为折数，由格律极严的大曲变为可以增减字句变换宫调的元曲，于是中国戏剧三变而为结构大致完成的元杂剧。但元杂剧不过是大体完具，其实还有许多缺点：（一）每本戏限于四折。（二）每折限于一宫调。（三）每折限一人唱。后来南戏把这些限制全部毁除，使一戏的长短无定，一折的宫调无定，唱者不限于一人。杂剧的限制太严，故除一二大家之外，多只能铺叙事实，不能有曲折详细的写生工夫；所写人物，往往毫无生气；所写生活与人情，往往缺乏细腻体会的工夫。后来的传奇，因为体裁更自由了，故于写生，写物，言情，各方面都大有进步。试举例为证。李渔的《蜃中楼》乃是合并《元曲选》里的《柳毅传书》同《张生煮海》两本戏作成的，但《蜃中楼》不但情节更有趣味，并且把戏中人物一一都写得有点生气，个个都有点个性的区别，如元剧中的钱塘君虽于布局有关，但没有着意描写；李渔于《蜃中楼》的《献寿》一折中，写钱塘君何等痛快，何等有意味！这便是一进步。又如元剧《渔樵记》写朱买臣事，为后来南戏《烂柯山》所本，但《烂柯山》中写人情世故，远胜《渔樵记》，试读《痴梦》一折，便知两本的分别。又如昆曲《长生殿》与元曲《梧桐雨》同记一事，但两本相比，《梧桐雨》叙事虽简洁，写情实远不如《长生殿》。以戏剧的体例看来，杂剧的文字经济实为后来所不及；但以文学上表情写生的工夫看来，杂剧实不及昆曲。如《长生殿》中《弹词》一折，虽脱胎于元人的《货郎旦》，但一经运用不同，便写出无限兴亡盛衰的感慨，成为一段很动人的文章。以上所举的三条例——《蜃中楼》、《烂柯山》、《长生殿》——都可表示杂剧之变为南戏传奇，在体裁一方面虽然不如元代的谨严，但因为体裁更自由，故於写生表情一方面实在大有进步，可以算得是戏剧史的一种进化。即以传奇变为京调一事而论，据我个人看来，也可算得是一种进步。传奇的大病在于太偏重乐曲一方面；在当日极盛时代固未尝不可供私家歌童乐部的演唱；但这种戏只可供上流人士的赏玩，不能成通俗的文学。况且剧本折数无限，大多数都是太长了，不能全演，故不能不割出每本戏中最精采的几折，如《西厢记》的《拷红》，如《长生殿》的《闻铃》、《惊变》等，其余的几折，往往无人过问了。割裂之后，文人学士虽可赏玩，但普通一般社会更觉得无头无尾，不能懂得。传奇杂剧既不能通行，于是各地的“土戏”纷纷兴起：徽有徽调，汉有汉调，粤有粤戏，蜀有高腔，京有京调，秦有秦腔。统观各地俗剧，约有五种公共的趋向：（一）材料虽有取材于元明以来的“杂剧”（亦有新编者），而一律改为浅近的文字；（二）音乐更简单了，从前各种复杂的曲调渐渐被淘汰完了，只剩得几种简单的调子；（三）因上两层的关系，曲中字句比较的容易懂得多了；（四）每本戏的长短，比“杂剧”更无限制，更自由了；（五）其中虽多连台的长戏，但短戏的趋向极强，故其中往往有很有剪裁的短戏，如《三娘教子》、《四进士》之类。依此五种性质看来，我们很可以说，从昆曲变为近百年的“俗戏”，可算得中国戏剧史上一大革命。大概百年来政治上的大乱，生计上的变化，私家乐部的销灭，也都与这种“俗剧”的兴起大有密切关系。后来“俗剧”中的京调受了几个有势力的人，如前清慈禧后等的提倡，于是成为中国戏界最通行的戏剧。但此种俗剧的运动，起原全在中下级社会，与文人学士无关，故戏中字句往往十分鄙陋，梆子腔中更多极不通的文字。俗剧的内容，因为他是中下级社会的流行品，故含有此种社会的种种恶劣性，很少如《四进士》一类有意义的戏。况且编戏做戏的人大都是没有学识的人，故俗剧中所保存的戏台恶习惯最多。这都是现行俗戏的大缺点。但这种俗戏在中国戏剧史上，实在有一种革新的趋向，有一种过渡的地位，这是不可埋没的。研究文学历史的人，须认清这种改革的趋向，更须认明这种趋向在现行的俗剧中不但并不曾完全达到目的，反被种种旧戏的恶习惯所束缚，到如今弄成一种既不通俗又无意义的恶劣戏剧。以上所说中国戏剧进化小史的教训是：中国戏剧一千年来力求脱离乐曲一方面的种种束缚，但因守旧性太大，未能完全达到自由与自然的地位。中国戏剧的将来，全靠有人能知道文学进化的趋势，能用人力鼓吹，帮助中国戏剧早日脱离一切阻碍进化的恶习惯，使他渐渐自然，渐渐达到完全发达的地位。
文学进化的第三层意义是：一种文学的进化，每经过一个时代，往往带着前一个时代留下的许多无用的纪念品；这种纪念品在早先的幼稚时代本来是很有用的，后来渐渐的可以用不着他们了，但是因为人类守旧的惰性，故仍旧保存这些过去时代的纪念品。在社会学上，这种纪念品叫做“遗形物”（Vestiges or Rudiments）。 如男子的乳房，形式虽存，作用已失；本可废去，总没废去；故叫做“遗形物”。即以戏剧而论，古代戏剧的中坚部分全是乐歌，打诨科白不过是一小部分；后来元人杂剧中，科白竟占极重要的部分；如《老生儿》、《陈州粜米》、《杀狗劝夫》等杂剧竟有长至几千字的说白，这些戏本可以废去曲词全用科白了，但曲词终不曾废去。明代已有“终曲无一曲”的传奇，如屠长卿的《昙花梦》（见汲古阁六十种曲），可见此时可以完全废曲用白了；但后来不但不如此，并且白越减少，曲词越增多，明朝以后，除了李渔之外，竟连会作好白的人都没有了。所以在中国戏剧进化史上，乐曲一部分本可以渐渐废去，但也依旧存留，遂成一种“遗形物”。此外如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等等，都是这一类的“遗形物”，早就可以不用了，但相沿下来至今不改。西洋的戏剧在古代也曾经过许多幼稚的阶级，如“和歌”（Chorus）、面具、“过门”、“背躬”（Aside）、武场等等。但这种“遗形物”，在西洋久已成了历史上的古迹，渐渐的都淘汰完了。这些东西淘汰干净，方才有纯粹戏剧出世。中国人的守旧性最大，保存的“遗形物”最多。皇帝虽没有了，总统出来时依旧地上铺着黄土，年年依旧祀天祭孔，这都是“遗形物”。再回到本题，现今新式舞台上有了布景，本可以免去种种开门、关门、跨门槛的做作了，但这些做作依旧存在；甚至于在一个布置完好的祖先堂里“上马加鞭”！又如武把子一项，本是古代角牴等戏的遗风，在完全成立的戏剧里本没有立足之地。一部《元曲选》里，一百本戏之中只有三四本用得着武场；而这三四本武场戏之中有《单鞭夺槊》和《气英布》两本都用一个观战的人口述战场上的情形，不用在戏台上打仗而战争的情状都能完全写出。这种虚写法便是编戏的一大进步。不料中国戏剧家发明这种虚写法之后六七百年，戏台上依旧是打斤斗，爬杠子，舞刀耍枪的卖弄武把子，这都是“遗形物”的怪现状。这种“遗形物”不扫除干净，中国戏剧永远没有完全革新的希望。不料现在的评剧家不懂得文学进化的道理；不知道这种过时的“遗形物”很可阻碍戏剧的进化；又不知道这些东西于戏剧的本身全不相关，不过是历史经过的一种遗迹；居然竟有人把这些“遗形物”——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工、锣鼓、马鞭子、跑龙套等等——当作中国戏剧的精华！这真是缺乏文学进化观念的大害了。
文学进化观念的第四层意义是：一种文学有时进化到一个地位，便停住不进步了；直到他与别种文学相接触，有了比较，无形之中受了影响，或是有意的吸收人的长处，方才再继续有进步。此种例在世界文学史上，真是举不胜举。如英国戏剧在伊里沙白女王的时代本极发达，有蒋生（Ben Jonson）、萧士比亚等的名著；后来英国人崇拜萧士比亚太甚了，被他笼罩一切，故十九世纪的英国诗与小说虽有进步，于戏剧一方面实在没有出色的著作；直到最近三十年中，受了欧洲大陆上新剧的影响，方才有萧伯纳（Bernard Shaw）、高尔华胥（John Galsworthy）等人的名著。这便是一例。 中国文学向来不曾与外国高级文学相接触，所接触的都没有什么文学的势力；然而我们细看中国文学所受外国的影响，也就不少了。六朝至唐的三四百年中间，西域（中亚细亚）各国的音乐、歌舞、戏剧，输入中国的极多：如龟兹乐，如“拨头”戏（《旧唐书·音乐志》云：“拨头者，出西域胡人”），却是极明显的例（看《宋元戏曲史》第九页）。再看唐、宋以来的曲调，如《伊州》、《凉州》、《熙州》、《甘州》、《氐州》各种曲，名目显然，可证其为西域输入的曲调。此外中国词曲中还不知道有多少外国分子呢！现在戏台上用的乐器，十分之六七是外国的乐器，最重要的是“胡琴”，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戏剧的变迁，实在带着无数外国文学美术的势力。只可惜这千余年来和中国戏台接触的文学美术都是一些很幼稚的文学美术，故中国戏剧所受外来的好处虽然一定不少，但所受的恶劣影响也一定很多。现在中国戏剧有西洋的戏剧可做直接比较参考的材料，若能有人虚心研究，取人之长，补我之短；扫除旧日的种种“遗形物”，采用西洋最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我现在且不说这种“比较的文学研究”可以得到的种种高深的方法与观念，我且单举两种极浅近的益处：
（一）悲剧的观念——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现今戏园里唱完戏时总有一男一女出来一拜，叫做“团圆”，这便是中国人的“团圆迷信”的绝妙代表。有一两个例外的文学家，要想打破这种团圆的迷信，如《石头记》的林黛玉不与贾宝玉团圆，如《桃花扇》的侯朝宗不与李香君团圆；但是这种结束法是中国文人所不许的，于是有《后石头记》、《红楼圆梦》等书，把林黛玉从棺材里掘起来好同贾宝玉团圆；于是有顾天石的《南桃花扇》使侯公子与李香君当场团圆！又如朱买臣弃妇，本是一桩“覆水难收”的公案，元人作《渔樵记》，后人作《烂柯山》，偏要设法使朱买臣夫妇团圆。又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写的本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两句，元人作《青衫泪》，偏要叫那琵琶娼妇跳过船，跟白司马同去团圆！又如岳飞被秦桧害死一件事，乃是千古的大悲剧，后人作《说岳传》偏要说岳雷挂帅打平金兀术，封王团圆！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作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工的颠倒惨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更进一层说：团圆快乐的文字，读完了，至多不过能使人觉得一种满意的观念，决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人到彻底的觉悟，决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例如《石头记》写林黛玉与贾宝玉一个死了，一个出家做和尚去了，这种不满意的结果方才可以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使人对于人生问题和家族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若是这一对有情男女竟能成就“木石姻缘”团圆完聚，事事如意，那么曹雪芹又何必作这一部大书呢？这一部书还有什么“余味”可说呢？故这种“团圆”的小说戏剧，根本说来，只是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文学，不耐人寻思，不能引人反省。西洋的文学自从希腊的厄斯奇勒（Aeschylus）、沙浮克里（Sophocles）、虞里彼底（Euripides）时代即有极深密的悲剧观念。悲剧的观念：第一，即是承认人类最浓挚最深沉的感情不在眉开眼笑之时，乃在悲哀不得意无可奈何的时节；第二，即是承认人类亲见别人遭遇悲惨可怜的境地时，都能发生一种至诚的同情，都能暂时把个人小我的悲欢哀乐一齐消纳在这种至诚高尚的同情之中；第三，即是承认世上的人事无时无地没有极悲极惨的伤心境地，不是天地不仁，“造化弄人”（此希腊悲剧中最普通的观念），便是社会不良使个人销磨志气，堕落人格，陷入罪恶不能自脱（此近世悲剧最普通的观念）。有这种悲剧的观念，故能发生各种思力深沉，意味深长，感人最烈，发人猛省的文学。这种观念乃是医治我们中国那种说谎作伪思想浅薄的文学的绝妙圣药。这便是比较的文学研究的一种大益处。
（二）文学的经济方法——我在《论短篇小说》一篇里，已说过“文学的经济”的道理了。本篇所说，专指戏剧文学立论。
戏剧在文学各类之中，最不可不讲经济。为什么呢？因为：（1）演戏的时间有限；（2）做戏的人的精力与时间都有限；（3）看戏的人的时间有限；（4）看戏太长久了，使人生厌倦；（5）戏台上的设备，如布景之类，有种种困难，不但须要图省钱，还要图省事；（6）有许多事实情节是不能在戏台上一一演出来的，如千军万马的战争之类。有此种种原因，故编戏时须注意下列各项经济的方法：
（1）时间的经济 须要能于最简短的时间之内，把一篇事实完全演出。
（2）人力的经济 须要使做戏的人不致筋疲力竭；须要使看戏的人不致头昏眼花。
（3）设备的经济 须要使戏中的陈设布景不致超出戏园中设备的能力。
（4）事实的经济 须要使戏中的事实样样都可在戏台上演出来；须要把一切演不出的情节一概用间接法或补叙法演出来。
我们中国的戏剧最不讲究这些经济方法。如《长生殿》全本至少须有四五十点钟方可演完，《桃花扇》全本须用七八十点钟方可演完。有人说，这种戏从来不唱全本的；我请问，既不唱全本，又何必编全本的戏呢？那种连台十本，二十本，三十本的“新戏”，更不用说了。这是时间的不经济。中国戏界最怕“重头戏”，往往有几个人递代扮演一个脚色，如《双金钱豹》，如《双四杰村》之类。这是人力的不经济。中国新开的戏园试办布景，一出《四进士》要布十个景；一出《落马湖》要布二十五个景！（这是严格的说法。但现在的戏园里武场一大段不布景）这是设备的不经济。再看中国戏台上，跳过桌子便是跳墙；站在桌上便是登山：四个跑龙套便是一千人马；转两个弯便是行了几十里路；翻几个斤斗，做几件手势，便是一场大战。这种粗笨愚蠢，不真不实，自欺欺人的做作，看了真可使人作呕！既然戏台上不能演出这种事实，又何苦硬把这种情节放在戏里呢？西洋的戏剧最讲究经济的方法。即如本期张豂子君《我的中国旧戏观》中所说外国戏最讲究的“三种联合”，便是戏剧的经济方法。张君引这三种联合来比中国旧戏中身段台步各种规律，便大错了。三种联合原名The Law of Three Unities，当译为“三一律”。“三一”即是：（1）一个地方；（2）一个时间；（3）一桩事实。我且举一出《三娘教子》做一个勉强借用的例。《三娘教子》这出戏自始至终，只在一个机房里面，只须布一幕的景，这便是“一个地方”；这出戏的时间只在放学回来的一段时间，这便是“一个时间”；这出戏的情节只限于机房教子一段事实，这便是“一桩事实”。这出戏只挑出这一小段时间，这一个小地方，演出这一小段故事；但是看戏的人因此便知道这一家的历史；便知道三娘是第三妾，他的丈夫从军不回，大娘、二娘都再嫁了，只剩三娘守节抚孤；这儿子本不是三娘生的；……这些情节都在这小学生放学回来的一个极短时间内，从三娘薛宝口中，一一补叙出来，正不用从十几年前叙起：这便是戏剧的经济。但是《三娘教子》的情节很简单，故虽偶合“三一律”，还不算难。西洋的希腊戏剧遵守“三一律”最严；近世的“独幕戏”也严守这“三一律”。其余的“分幕剧”只遵守“一桩事实”的一条，于时间同地方两条便往往扩充范围，不能像希腊剧本那种严格的限制了（看《新青年》四卷六号以来的易卜生所作的《娜拉》与《国民之敌》两剧便知）。但西洋的新戏虽不能严格的遵守“三一律”，却极注意剧本的经济方法：无五折以上的戏，无五幕以上的布景，无不能在台上演出的情节。张豂子君说，“外国演陆军剧，必须另筑大戏馆。”这是极外行的话。西洋戏剧从没有什么“陆军剧”；古代虽偶有战斗的戏，也不过在戏台后面呐喊作战斗之声罢了；近代的戏剧连这种笨法都用不着，只隔开一幕，用几句补叙的话，便够了。《元曲选》中的《薛仁贵》一本，便是这种写法，比《单鞭夺槊》与《气英布》两本所用观战员详细报告的写法更经济了。元人的杂剧，限于四折，故不能不讲经济的方法，虽不能上比希腊的名剧，下比近世的新剧，也就可以比得上十六七世纪英国、法国戏剧的经济了（此单指体裁段落，并不包括戏中的思想与写生工夫）。南曲以后，编戏的人专注意词章音节一方面，把体裁的经济方法完全抛掉，遂有每本三四十出的笨戏，弄到后来，不能不割裂全本，变成无数没头没脑的小戏！现在大多数编戏的人，依旧是用“从头至尾”的笨法，不知什么叫做“剪裁”，不知什么叫做“戏剧的经济”。补救这种笨伯的戏剧方法，别无他道，只有研究世界的戏剧文学，或者可以渐渐的养成一种文学经济的观念。这也是比较的文学研究的一种益处了。
以上所说两条——悲剧的观念，文学的经济——都不过是最浅近的例，用来证明研究西洋戏剧文学可以得到的益处。大凡一国的文化最忌的是“老性”；“老性”是“暮气”，一犯了这种死症，几乎无药可医；百死之中，只有一条生路：赶快用打针法，打一些新鲜的“少年血性”进去，或者还可望却老还童的功效。现在的中国文学已到了暮气攻心，奄奄断气的时候！赶紧灌下西方的“少年血性汤”，还恐怕已经太迟了；不料这位病人家中的不肖子孙还要禁止医生，不许他下药，说道，“中国人何必吃外国药！”……哼！
民国七年九月
（原载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4号）
读沈尹默的旧诗词
尹默：
我读了你的旧式诗词，觉得我完全是一个门外汉，不配“赞一词”；至于拣选去留，那更不用说了。但是我是一个最爱说话的人，又是一个最爱说“外行话”的人。我以为有许多事，“内行”见惯了的，反不去寻思里面的意味；倒是“门外汉”伸头向里一望，有时还能找出一点意义。这是我于今敢来说外行话的理由。
我常说那些转弯子的感事诗与我们平常作的“打油诗”，有同样的性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作“打油诗”往往使用个人的“事实典故”，如“黄加披肩鸟从比”之类，正如作寄托诗的人往往用许多历史的，或文学的，或神话的，或艳情的典故套语。这两种诗同有一种弱点：只有个中人能懂得，局外人便不能懂得。局外人若要懂得，还须请个人详加注释。因此，世间只有几首“打油诗”可读，也只有几首寄托诗可读。
所以我以为寄托诗须要真能“言近而旨远”。这五字被一般妄人用烂了便失了意味。我想“言近而旨远”是说：从文字表面上看来，写的是一件人人可懂的平常实事；若再进一步，却还可寻出一个寄托的深意。譬如山谷的“江水西头隔烟树，望不见江东路。思量只有梦来去，更不怕，江阑住”一首，写的是相思，寄托的是“做官思想”。又如稼轩的“宝钗分，桃叶渡”一首词，写的是闺情，寄托的是感时（如“点点飞红，都无人管”之类）感身世（如“试把灯花卜归期”之类）。“言近”则越“近”（浅近）越好。“旨远”则不妨深远。言近，须要不倚赖寄托的远旨也能独立存在，有文学的价值。
有许多寄托诗是“言远而旨近”的。怎么叫做“言远而旨近”呢？本是极浅近的意思，却用了许多不求人解的僻典。若不知道他寄托的意思，便成全无意识七凑八凑的怪文字。这种诗不能独立存在，在当时或有不得已的理由，在后世或有历史上的价值，但在文学上却不能有什么价值。
以上所说是一个门外汉研究这种诗的标准观念。依此观念来看老兄的诗，则《珠馆出游见落花》（二首）、《春日感赋》（起二句稍弱）、《无题》、《久雨》，皆可存。《文儒咏》、《北史》、《儒林传》、《咏史》、《杂歌》诸诗，则仅可供读史者参考之资料了。
若从摹古一方面论之，则《补梅盦》（一、二）、《三月廿六日》、《杂感》（二、五、七、八）、《二月廿三日》、《咏史》、《珠馆》，皆极佳。
词中小令诸阕皆佳，长调稍差。老兄以为何如？适最爱“更寻高处倚危阑，闲看垂杨风里老”两句，这也是“红老之学”的表示了。“天气薄晴如中酒”，以文法绳之，颇觉少一二字。
我生平不会作客观的艳诗艳词，不知何故。例如“推锦枕，垂翠袖，独自香销时候。帘不卷，有谁知？泪痕红满衣。”即使杀了我，我也作不出来。今夜仔细想来，大概由于我受“写实主义”的影响太深了，所以每读这种诗词，但觉其不实在，但觉其套语的形式（如“锦枕”、“翠袖”、“香销”、“卷帘”、“泪痕”之类），而不觉其所代表的情味。往往须力逼此心，始看得下去；否则读了与不曾读一样。既不喜这种诗，自然不会作了。若要去了套语，又不能有真知灼见的闺情知识可写，所以一生不曾作一首闺情的诗。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玄同来。他若见了此上一段，一定说我有意挖苦你老兄的套语词。其实不然。我近来颇想到中国文学套语的心理学。有许多套语（竟可说一切套语）的缘起，都是极正当的。凡文学最忌用抽象的字（虚的字），最宜用具体的字（实的字）。例如说“少年”，不如说“衫青鬓绿”；说“老年”，不如说“白发”、“霜鬓”；说“女子”，不如说“红巾翠袖”；说“春”，不如说“姹紫嫣红”、“垂杨芳草”；说“秋”，不如说“西风红叶”、“落叶疏林”。初用时，这种具体的字最能引起一种浓厚实在的意象；如说“垂杨芳草”，便真有一个具体的春景；说“枫叶芦花”，便真有一个具体的秋景。这是古文用这些字眼的理由，是极正当的，极合心理作用的。但是后来的人把这些字眼用得太烂熟了，便成了陈陈相因的套语。成了套语，便不能发生引起具体意象的作用了。
所以我说，“但觉其套语的形式，而不觉其所代表的情味”。所以我单说“不用套语”，是不行的。须要从积极一方面着手，说明现在所谓“套语”，本来不过是具体的字，有引起具体的影象的目的。须要使学者从根本上下手，学那用具体的字的手段。学者能用新的具体字，自然不要用那陈陈相因的套语了。例如古人说“河桥酒幔青”，今人可说“火车汽笛响”；古人说“红巾翠袖”，今人可说；古人说“衫青鬓绿”，今人可说“燕尾鼠须”了！以上所说，似乎超出本题，既然动手写了，且送与老兄一看。
六月十夜
（原载1919年6月29日《每周评论》第28号，又载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6卷第6号）
谈新诗
八年来一件大事
1民国六年（1917）一月一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出版，里面有我的朋友高一涵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九一七年预想之革命》。他预想从那一年起中国应该有两种革命：（一）于政治上应揭破贤人政治之真相。（二）于教育上应打消孔教为修身大本之宪条。高君的预言，不幸到今日还不曾实现。“贤人政治”的迷梦总算打破了一点，但是打破他的，并不是高君所希望的“立于万民之后，破除自由之阻力，鼓舞自动之机能”的民治国家，乃是一种更坏更腐败更黑暗的武人政治。至于孔教为修身大本的宪法，依现今的思想趋势看来，这个当然不能成立；但是安福部的参议院已通过这种议案了，今年双十节的前八日北京还要演出一出徐世昌亲自祀孔的好戏！
但是同一号的《新青年》里，还有一篇文章，叫做《文学改良刍议》，是新文学运动的第一次宣言书。《新青年》的第二卷第六号接着发表了陈独秀君的《文学革命论》。后来七年四月里又有一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这一种文学革命的运动，在我的朋友高君作那篇《一九一七年预想之革命》时虽然还没有响动，但是自从1917年1月以来，这种革命——多谢反对党送登广告的影响——居然可算是传播得很广很远了。文学革命的目的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活的文学。这两年来的成绩，国语的散文是已过了辩论的时期，到了多数人实行的时期了。只有国语的韵文——所谓“新诗”——还脱不了许多人的怀疑。但是现在作新诗的人也就不少了。报纸上所载的，自北京到广州，自上海到成都，多有新诗出现。
这种文学革命预算是辛亥大革命以来的一件大事。现在《星期评论》出这个双十节的纪念号，要我作一万字的文章。我想，与其枉费笔墨去谈这八年来的无谓政治，倒不如让我来谈谈这些比较有趣味的新诗罢。
2我常说，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欧洲三百年前各国国语的文学起来代替拉丁文学时，是语言文字的大解放；十八十九世纪法国嚣俄、英国华次活（Wordsworth）等人所提倡的文学改革，是诗的语言文字的解放；近几十年来西洋诗界的革命，是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
最明显的例就是周作人君的《小河》长诗（《新青年》六卷二号）。这首诗是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但是那样细密的观察，那样曲折的理想，决不是那旧式的诗体词调所能达得出的。周君的诗太长了，不便引证，我且举我自己的一首诗作例：
应该
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
但他总劝我莫再爱他。
他常常怪我；
这一天，他眼泪汪汪的望着我，
说道：“你如何还想着我？
想着我，你又如何能对他？
你要是当真爱我，
你应该把爱我的心爱他，
你应该把待我的情待他。”
……
他的话句句都不错，
上帝帮我！
我“应该”这样做！
（《尝试集》二.五六）
这首诗的意思神情都是旧体诗所达不出的。别的不消说，单说“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这十个字的几层意思，可是旧体诗能表得出的吗？
再举康白情君的《窗外》：
窗外的闲月，
紧恋着窗内蜜也似的相思。
相思都恼了，
他还涎着脸儿在墙上相窥。
回头月也恼了，
一抽身儿就没了。
月倒没了，
相思倒觉着舍不得了。
（《新潮》一.四）
这个意思，若用旧诗体，一定不能说得如此细腻。
就是写景的诗，也须有解放了的诗体，方才可以有写实的描画。例如杜甫诗“江天漠漠鸟飞去”，何尝不好？但他为律诗所限，必须对上一句“风雨时时龙一吟”，就坏了。简单的风景，如“高台芳树，飞燕蹴红英，舞困榆钱自落”之类，还可用旧诗体描写。稍微复杂细密一点，旧诗就不够用了。如傅斯年君的《深秋永定门晚景》中的一段（《新潮》一.二）：
……那树边，地边，天边，
如云，如水，如烟，
望不断——一线。
忽地里扑喇喇一响，
一个野鸭飞去水塘，
仿佛像大车音浪，漫漫的工——东——当。
又有种说不出的声息，若续若不响。
这一段的第六行，若不用有标点符号的新体，决做不到这种完全写实的地步。又如俞平伯君的《春水船》中的一段（《冬夜》一.四）：
……对面来个纤人，
拉着个单桅的船徐徐移去。
双橹插在舷唇，
皴面开纹，
活活水流不住。
船头晒着破网。
渔人坐在板上，
把刀劈竹拍拍的响。
船口立个小孩，又憨又蠢，
不知为什么？
笑迷迷痴看那黄波浪。……
这种朴素真实的写景诗乃是诗体解放后最足使人乐观的一种现象。
以上举的几个例，都可以表示诗体解放后诗的内容之进步。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方可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三百篇》中虽然也有几篇组织很好的诗如“氓之蚩蚩”、“七月流火”之类；又有几篇很好的长短句，如“坎坎伐檀兮”、“园有桃”之类；但是《三百篇》究竟还不曾完全脱去“风谣体”（Ballad）的简单组织。直到南方的骚赋文学发生，方才有伟大的长篇韵文。这是一次解放。但是骚赋体用兮些等字煞尾，停顿太多又太长，太不自然了。故汉以后的五七言古诗删除没有意思的煞尾字，变成贯串篇章，便更自然了。若不经过这一变，决不能产生《焦仲卿妻》、《木兰辞》一类的诗。这是二次解放。五七言成为正宗诗体以后，最大的解放莫如从诗变为词。五七言诗是不合语言之自然的，因为我们说话决不能句句是五字或七字。诗变为词，只是从整齐句法变为比较自然的参差句法。唐、五代的小词虽然格调很严格，已比五七言诗自然的多了。如李后主的“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这已不是诗体所能做得到的了。试看晁补之的《蓦山溪》：
……愁来不醉，不醉奈愁何？
汝南周，东阳沈，
劝我如何醉？
这种曲折的神气，决不是五七言诗能写得出的。又如辛稼轩的《水龙吟》：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
无人会，登临意。
这种语气也决不是五七言的诗体能作得出的。这是三次解放。宋以后，词变为曲，曲又经过几多变化，根本上看来，只是逐渐删除词体里所剩下的许多束缚自由的限制，又加上词体所缺少的一些东西如衬字套数之类。但是词曲无论如何解放，终究有一个根本的大拘束；词曲的发生是和音乐合并的，后来虽有可歌的词，不必歌的曲，但是始终不能脱离“调子”而独立，始终不能完全打破词调曲谱的限制。直到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作什么诗；诗该怎样作，就怎样作。这是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这种解放，初看去似乎很激烈，其实只是《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自然趋势逐渐实现，不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那便是自然进化。自然趋势有时被人类的习惯性守旧性所阻碍，到了该实现的时候均不实现，必须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的实现，那便是革命了。一切文物制度的变化，都是如此的。
3上文我说新体诗是中国诗自然趋势所必至的，不过加上了一种有意的鼓吹，使他于短时期内猝然实现，故表面上有诗界革命的神气。这种议论很可以从现有的新体诗里寻出许多证据。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弟兄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沈尹默君初作的新诗是从古乐府化出来的。例如他的《人力车夫》（《新青年》四.一）：
日光淡淡，白云悠悠，
风吹薄冰，河水不流。
出门去，雇人力车。街上行人，往来很多；车马纷纷，不知干些什么。
人力车上人，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身上冷不过。
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
稍读古诗的人都能看出这首诗是得力于“孤儿行”一类的古乐府的。我自己的新诗，词调很多，这是不用讳饰的。例如前年作的《鸽子》（《尝试集》二.二七）：
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
有一群鸽子，在空中游戏。
看他们三三两两，
回环来往，
夷犹如意，
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十分鲜丽！
就是今年作诗，也还有带着词调的。例如《送任叔永回四川》的第二段：
你还记得，我们暂别又相逢，正是赫贞春好？
记得江楼同远眺，云影渡江来，惊起江头鸥鸟？
记得江边石上，同坐看潮回，浪声遮断人笑？
记得那回同访友，日暗风横，林里陪他听松啸？
懂得词的人，一定可以看出这四长句用的是四种词调里的句法。这首诗的第三段便不同了：
这回久别再相逢，便又送你归去，未免太匆匆！
多亏得天意多留你两日，使我作得诗成相送。
万一这首诗赶得上远行人，
多替我说声“老任珍重珍重！”
这一段便是纯粹新体诗。此外新潮社的几个新诗人——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也都是从词曲里变化出来的，故他们初作的新诗都带着词或曲的意味音节。此外各报所载的新诗，也很多带着词调的。例太多了，我不能遍举，且引最近一期的《少年中国》（第二期）里周无君的《过印度洋》：
圆天盖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
也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
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
那里是非洲？那里是欧洲？
我美丽亲爱的故乡却在脑后！
怕回头，怕回头，
一阵大风，雪浪上船头，
飕飕，吹散一天云雾一天愁。
这首诗很可表示这一半词一半曲的过渡时代了。
4我现在且谈新体诗的音节。
现在攻击新诗的人，多说新诗没有音节。不幸有一些作新诗的人也以为新诗可以不注意音节。这都是错的。攻击新诗的人，他们自己不懂得“音节”是什么，以为句脚有韵，句里有“平平仄仄”、“仄仄平平”的调子，就是有音节了。中国字的收声不是韵母（所谓阴声），便是鼻音（所谓阳声），除了广州入声之外，从没有用他种声母收声的。因此，中国的韵最宽。句尾用韵真是极容易的事，所以古人有“押韵便是”的挖苦话。押韵乃是音节上最不重要的一件事。至于句中的平仄，也不重要。古诗“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音节何等响亮？但是用平仄写出来便不能读了：
平仄仄仄仄，平仄仄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仄仄仄仄。
又如陆放翁：
我生不逢柏梁建章之宫殿，安得峨冠侍游宴？
头上十一个字是“仄平仄平仄平仄平平平仄”，读起来何以觉得音节很好呢？这是因为一来这一句的自然语气是一气贯注下来的；二来呢，因为这十一个字里面，逢宫叠韵，梁章叠韵，不柏双声，建宫双声，故更觉得音节和谐了。
诗的音节全靠两个重要分子：一是语气的自然节奏，二是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至于句末的韵脚，句中的平仄，都是不重要的事。语气自然，用字和谐，就是句末无韵也不要紧。例如上文引晁补之的词：“愁来不醉，不醉奈愁何？汝南周，东阳沈，劝我如何醉？”这二十个字，语气又曲折，又贯串，故虽隔开五个“小顿”方才用韵，读的人毫不觉得。
新体诗中也有用旧体诗词的音节方法来作的。最有功效的例是沈尹默君的《三弦》（《新青年》五.二）：
中午时候，火一样的太阳，没法去遮阑，让他直晒长街上。静悄悄少人行路；只有悠悠风来，吹动路旁杨树。
谁家破大门里，半院子绿茸茸细草，都浮着闪闪的金光。旁边有一段低低的土墙，挡住了个弹三弦的人，却不能隔断那三弦鼓荡的声浪。
门外坐着一个穿破衣裳的老年人，双手抱着头，他不声不响。
这首诗从见解意境上和音节上看来，都可算是新诗中一首最完全的诗。看他第二段“旁边”以下一长句中，旁边是双声；有一是双声；段、低、低、的、土、挡、弹、的、断、荡、的，十一个都是双声。这十一个字都是“端透定”（D，T）的字，模写三弦的声响，又把“挡”、 “弹”、“断”、“荡”四个阳声的字和七个阴声的双声字（段、低、低、的、土、的、的）参错夹用，更显出三弦的抑扬顿挫。苏东坡把韩退之《听琴诗》改为送弹琵琶的词，开端是“呢呢儿女语，灯火夜微明，恩冤尔汝来去，弹指泪和声”。他头上连用五个极短促的阴声字，接着用一个阳声的“灯”字，下面“恩冤尔汝”之后，又用一个阳声的“弹”字，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吾自己也常用双声叠韵的法子来帮助音节的和谐。例如《一颗星儿》一首（《尝试集》二.五八）：
我喜欢你这颗顶大的星儿，
可惜我叫不出你的名字。
平日月明时，
月光遮尽了满天星，总不能遮住你。
今天风雨后，闷沉沉的天气，
我望遍天边，寻不见一点半点光明。
回转头来，
只有你在那杨柳高头依旧亮晶晶地。
这首诗“气”字一韵以后，隔开三十三个字方才有韵，读的时候全靠“遍、天、边、见、点、半、点”一组叠韵字（遍、边、半、明，又是双声字），和“有、柳、头、旧”，一组叠韵字夹在中间，故不觉得“气”、“地”两韵隔开那么远。
这种音节方法，是旧诗音节的精采（参看清代周春的《杜诗双声叠韵谱》），能够容纳在新诗里，固然也是好事。但是这是新旧过渡时代的一种有趣味的研究，并不是新诗音节的全部。新诗大多数的趋势，依我们看来，是朝着一个公共方向走的。那个方向便是“自然的音节”。
自然的音节是不容易解说明白的。我且分两层说：
第一，先说“节”——就是诗句里面的顿挫段落。旧体的五七言诗是两个字为一“节”的。随便举例如下：
风绽—雨肥—梅（两节半）
江间—波浪—兼天—涌（三节半）
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衷（五节半）
我生—不逢—柏梁—建章—之—宫殿（五节半）
又—不得—身在—荥阳—京索—间（四节外两个破节）
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向人—欹侧（六节半）
新体诗句子的长短，是无定的；就是句里的节奏，也是依着意义的自然区分与文法的自然区分来分析的。白话里的多音字比文言多得多，并且不止两个字的联合，故往往有三个字为一节，或四五个字为一节的。例如：
万一—这首诗—赶得上—远行人。
门外—坐着—一个—穿破衣裳的—老年人。
双手—抱着头—他—不声—不响。
旁边—有一段—低低的—土墙—挡住了个—弹三弦的人。
这一天—他—眼泪汪汪的—望着我—说道—你如何一还想着我？想着我—你又如何—能对他？
第二，再说“音”——就是诗的声调。新诗的声调有两个要件：一是平仄要自然，二是用韵要自然。白话里的平仄，与诗韵里的平仄有许多大不相同的地方。同一个字，单独用来是仄声，若同别的字连用，成为别的字的一部分，就成了很轻的平声了。例如“的”字，“了”字，都是仄声字，在“扫雪的人”和“扫净了东边”里，便不成仄声了。我们简直可以说，白话诗里只有轻重高下，没有严格的平仄。例如周作人君的《两个扫雪的人》（《新青年》六.三）的两行：
祝福你扫雪的人！
我从清早起，在雪地里行走，不得不谢谢你。
“祝福你扫雪的人”上六个字都是仄声，但是读起来自然有个轻重高下。“不得不谢谢你”六个字又都是仄声，但是读起来也有个轻重高下。又如同一首诗里的“一面尽扫，一面尽下”八个字都是仄声，但读起来不但不拗口，并且有一种自然的音调。白话诗的声调不在平仄的调剂得宜，全靠这种自然的轻重高下。
至于用韵一层，新诗有三种自由：第一，用现代的韵，不拘古韵，更不拘平仄韵。第二，平仄可以互相押韵，这是词曲通用的例，不单是新诗如此。第三，有韵固然好，没有韵也不妨。新诗的声调既在骨子里，在自然的轻重高下，在语气的自然区分，故有无韵脚都不成问题。例如周作人君的《小河》虽然无韵，但是读起来自然有很好的声调，不觉得是一首无韵诗。我且举一段如下：
……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
他曾经稳稳的流过我面前，
我对他点头，他对我微笑，
我愿他能够放出了石堰，
仍然稳稳的流着，
向我们微笑……
又如周君的《两个扫雪的人》中一段：
……一面尽扫，一面尽下：
扫净了东边，又下满了西边；
扫开了高地，又填平了洼地。
这是用内部词句的组织来帮助音节，故读时不觉得是无韵诗。
内部的组织——层次、条理、排比、章法、句法——乃是音节的最重要方法。我的朋友任叔永说，“自然二字也要点研究”。研究并不是叫我们去讲究那些“蜂腰”、“鹤膝”、“合掌”等等玩意儿，乃是要我们研究内部的词句应该如何组织安排，方才可以发生和谐的自然音节。我且举康白情君的《送客黄浦》一章（《草儿在前集》一.一二）作例：
送客黄浦，
我们都攀着缆，风吹着我们的衣裳，
站在没遮阑的船楼边上。
看看凉月丽空，
才显出淡妆的世界。
我想世界上只有光，
只有花，
只有爱！
我们都谈着，
谈到日本二十年来的戏剧，
也谈到“日本的光，的花，的爱”的须磨子。
我们都相互的看着，
只是寿昌有所思，
他不曾看着我，
他不曾看着别的那一个。
这中间充满了别意，
但我们只是初次相见。
5我这篇随便的诗谈作得太长了，我且略谈“新诗的方法”作一个总结的收场。
有许多人曾问我作新诗的方法，我说，作新诗的方法根本上就是作一切诗的方法；新诗除了“新体的解放”一项之外，别无他种特别的做法。
这话说得太拢统了。听的人自然又问，那么作一切诗的方法究竟是怎样呢？
我说，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凡是好诗，都能使我们脑子里发生一种——或许多种——明显逼人的影像。这便是诗的具体性。
李义山诗“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不成诗。为什么呢？因为他用的是几个抽象的名词，不能引起什么明了浓丽的影像。
“绿垂红折笋，风绽雨肥梅”是诗。“芹泥垂燕嘴，蕊粉上蜂须”是诗。“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是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能引起鲜明扑人的影像。
“五月榴花照眼明”是何等具体的写法！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是何等具体的写法！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首小曲里有十个影像连成一串，并作一片萧瑟的空气，这是何等具体的写法！
以上举的例都是眼睛里起的影像。还有引起听官里的明了感觉的。例如上文引的“呢呢儿女语，灯火夜微明，恩冤尔汝来去，弹指泪和声”，是何等具体的写法！
还有能引起读者浑身的感觉的。例如姜白石词，“暝入西山，渐唤我一叶夷犹乘兴”。这里面“一叶夷犹”四个合口的双声字，读的时候使我们觉得身在小舟里，在镜平的湖水上荡来荡去。这是何等具体的写法！
再进一步说，凡是抽象的材料，格外应该用具体的写法。看《诗经》的《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涟猗，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
社会不平等是一个抽象的题目，你看他却用如此具体的写法。
又如杜甫的《石壕吏》，写一天晚上一个远行客人在一个人家寄宿，偷听得一个捉差的公人同一个老太婆的谈话。寥寥一百二十个字，把那个时代的征兵制度，战祸，民生痛苦，种种抽象的材料，都一齐描写出来了。这是何等具体的写法！
再看白乐天的《新乐府》，那几篇好的——如《折臂翁》、《卖炭翁》、《上阳宫人》，都是具体的写法。那几篇抽象的议论——如《七德舞》、《司天台》、《采诗官》，便不成诗了。
旧诗如此，新诗也如此。
现在报上登的许多新体诗，很多不满人意的。我仔细研究起来，那些不满人意的诗犯的都是一个大毛病——抽象的题目用抽象的写法。
那些我不认得的诗人作的诗，我不便乱批评。我且举一个朋友的诗做例。傅斯年君在《新潮》四号里作了一篇散文，叫做《一段疯话》，结尾两行说道：
我们最当敬重的是疯子，最当亲爱的是孩子。疯子是我们的老师，孩子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
有一个人在北京《晨报》里投稿，说傅君最后的十六个字是诗不是文。后来《新潮》五号里傅君有一首《前倨后恭》的诗，一首很长的诗。我看了说，这是文，不是诗。
何以前面的文是诗，后面的诗反是文呢？因为前面那十六个字是具体的写法，后面的长诗是抽象的题目用抽象的写法。我且抄那诗中的一段，就可明白了：
倨也不由他，恭也不由他！
你还赧他。
向你倨，你也不削一块肉；向你恭，你也不长一块肉。
况且终竟他要向你变的，理他呢！
这种抽象的议论是不会成为好诗的。
再举一个例。《新青年》六卷四号里面沈尹默君的两首诗。一首是《赤裸裸》：
人到世间来，本来是赤裸裸，
本来没污浊，却被衣服重重的裹着，这是为什么？
难道清白的身不好见人吗？那污浊的，裹着衣服，就算免了耻辱吗？
他本想用具体的比喻来攻击那些作伪的礼教，不料结果还是一篇抽象的议论，故不成为好诗。还有一首《生机》：
刮了两日风，又下几阵雪。
山桃虽是开着，却冻坏了夹竹桃的叶。
地上的嫩红芽，更僵了发不出。
人人说天气这般冷，
草木的生机恐怕都被摧折；
谁知道那路旁的细柳条，
他们暗地里却一齐换了颜色！
这种乐观，是一个很抽象的题目，他却用最具体的写法，故是一首好诗。
我们徽州俗话说人自己称赞自己的是“戏台里喝采”。我这篇谈新诗里常引我自己的诗做例，也不知犯了多少次“戏台里喝采”的毛病。现在且再犯一次，举我的《老鸦》做一个“抽象的题目用具体的写法”的例罢：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嫌我，
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民国八年十月
（原载1919年10月10日《星期评论》“双十节纪念专号”，又收入1920年新诗社编辑、出版的《新诗集》）
什么是文学
（答钱玄同）
我尝说：“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达意达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学。”
但是怎样才是“好”与“妙”呢？这就很难说了。我曾用最浅近的话说明如下：“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
因为文学不过是最能尽职的语言文字，因为文学的基本作用（职务）还是“达意表情”，故第一个条件是要把情或意，明白清楚的表出达出，使人懂得，使人容易懂得，使人决不会误解。请看下例：
蘖坞芝房，一点中池，生来易惊。笑金钗卜就，先能断决；犀珠镇后，才得和平。楼响登难，房空怯最，三斗除非借酒倾。芳名早，唤狗儿吹笛，伴取歌声。
沈忧何事牵情？悄不觉人前太息轻。怕残灯枕外，帘旌蝙拂；幽期夜半，窗户鸡鸣。愁髓频寒，回肠易碎，长是心头苦暗并。天边月，纵团如镜，难照分明。
这首《沁园春》是从《曝书亭集》卷二十八，页八抄出来的。你是一位大学的国文教授，你可看得懂他“咏”的是什么东西吗？若是你还看不懂，那么，他就通不过这第一场“明白”（“懂得性”）的试验。他是一种玩意儿，连“语言文字”的基本作用都够不上，那配称为“文学”！
懂得还不够。还要人不能不懂得；懂得了，还要人不能不相信，不能不感动。我要他高兴，他不能不高兴；我要他哭，他不能不哭；我要他崇拜我，他不能不崇拜我；我要他爱我，他不能不爱我。这是“有力”。这个，我可以叫他做“逼人性”。
我又举一个例：
《血府》当归生地桃，
红花甘草壳赤芍，
柴胡芎桔牛膝等，
血化下行不作劳。
这是“血府逐瘀汤”的歌诀。这一类的文字，只有“记账”的价值，绝不能“动人”，绝没有“逼人”的力量，故也不能算文学。大多数的中国“旧文学”，如碑版文字，如平铺直叙的史传，都属于这一类。
我读齐文，书阙乏左证。独取圣字，古谊藉以正。亲歾偁考妣，从女疑非敬。《说文》有字，乃训祀司命。此文两皇，配祖义相应。幸得三代物，可与洨长诤。……（李慈铭《齐子中姜歌》）
这一篇你（大学的国文教授）看了一定大略明白，但他决不能感动你，决不能使你有情感上的感动。
第三是“美”。我说，孤立的美，是没有的。美就是“懂得性”（明白）与“逼人性”（有力）二者加起来自然发生的结果。例如“五月榴花照眼明”一句，何以“美”呢？美在用的是“明”字。我们读这个“明”字不能不发生一树鲜明逼人的榴花的印象。这里面含有两个分子：（1）明白清楚。（2）明白之至，有逼人而来的“力”。
再看《老残游记》的一段：
那南面山上，一条白光，映着月色，分外好看。一层一层的山岭，却分辨不清；又有几片白云在里面，所以分不出是云是山。及至定睛看去，方才看出那是云那是山来。虽然云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为月在云上，云在月下，所以云的亮光从背后透过来。那山却不然的：山的亮光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过来，所以光是两样了。然只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望东去，越望越远，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来。
这一段无论是何等顽固古文家都不能不承认是“美”。美在何处呢？也只是两个分子：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明白清楚之至，故有逼人而来的影象。除了这两个分子之外，还有什么孤立的“美”吗？没有了。
你看我这个界说怎样？我不承认什么“纯文”与“杂文”。无论什么文（纯文与杂文韵文与非韵文）都可分作“文学的”与“非文学的”两项。
（本文收入《胡适文存》时未经发表。全函后收入《鲁迅研究资料》第5辑，198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从信后所署日期知本文写于1920年10月14日）
中学国文的教授
我是没有中学国文教授的经验的；虽然做过两年中学学生，但是那是十几年前的经验，现在已不适用了。况且当这个学制根本动摇的时代，我们全没有现成的标准可以依据，也没有过去的经验可以参考。我这个完全门外汉居然敢来高谈中学国文的教授，真是不自量力了！
但是门外汉有时也有一点用处。“内行”的教育家，因为专做这一项事业，眼光总注射在他的“本行”，跳不出习惯法的范围。他们筹划的改革，总不免被成见拘束住了，很不容易有根本的改革。门外旁观的人，因为思想比较自由些，也许有时还能供给一点新鲜的意见，意外的参考材料。古人说的“愚者一得”，大概也是这个道理。这就是我这回敢来演说《中学国文的教授》的理由了。
一 中学国文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既没有过去的标准可以依据，应该自己先定一个理想的标准。究竟中学的国文应该做到什么地位？究竟我们期望中学毕业生的国文到什么程度？
民国元年的《中学校令施行细则》第三条说：
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
这一条因为也是理想的，并不曾实行，故现在看来还没有什么大错误。即如“通解普通语言文字”一句，在当初不过是欺人的门面话，实在当时中学的国文与“普通语言”是无有关系的；但是到了现在国语进行的时候，这六个字反更有意义了。又如“并使略解高深文字”一句，当日很难定一个界说，现在把国语和古文分开，把古文来解“高深文字”，这句话便更容易解说了。
元年定的理想标准，照这八年的成绩看来，可算得完全失败。失败的原因并不在理想太高，实在是因为方法大错了。标准定的是“通解普通语言文字”，但是事实上中学校教授的并不是普通的语言文字，乃是少数文人用的文字，语言更用不着了！标准又定“能自由发表思想”，但是事实上中学教员并不许学生自由发表思想，却硬要他们用千百年前的人的文字，学古人的声调文体，说古人的话，只不要自由发表思想！事实上的方法和理想上的标准相差这样远，怪不得要失败了！
我承认元年定的标准不算过高，故斟酌现在情形，暂定一个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
（1）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谈话——都能明白通畅，没有文法上的错误。
（2）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之类。
（3）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
（4）人人有懂得一点古文文学的机会。
这些要求不算苛求吗？
二 假定的中学国文课程
定了标准，方才可谈中学国文的课程。现行的部定课程是：
第一年：讲读，作文，习字。 共七
第二年：讲读，作文，习字，文字源流。 共七
第三年：讲读，作文，习字，文法要略。 共五
第四年：讲读，作文，文法要略，文学史。 共五
依我们看来，现在中学校各项功课平均每周男校三十四时，女校三十三时，未免太重了。我们主张国文每周至多不能过五时，四周总数应在二十时以下。现在假定每周五时，暂定课程表如下：
年一：国语文一，古文三，文法与作文一。 共五
年二：国语文一，古文三，文法与作文一。 共五
年三：演说一，古文三，文法与作文一。 共五
年四：辩论一，古文三，文法与作文一。 共五
这表里删去的学科是习字、文字源流、文学史、文法要略四项。写字决不是每周一小时的课堂习字能够教得好的，故可删去。现有的《文法要略》、《文字源流》，都是不通文法和不懂文字学的人编的，读了无益，反有害。（孙中山先生曾指出《文法要略》的大错，如谓鹄与猨为本名字，与诸葛亮、王猛同一类！）文学史更不能存在。不先懂得一点文学，就读文学史，记得许多李益、李颀、老杜、小杜的名字，却不知道他们的著作，有什么用处？
又这表上“国语文”只有两时。我的理由是：
（1）第三四年的演说和辩论都是国语与国语文的实习，故这两年可以不用国语文了。
（2）我假定学生在两级小学时已有了七年的国语，可以够用了。
三 国语文的教材与教授法
先说“国语文”的教材。共分三部：
（1）看小说
看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的白话小说。例如《水浒》、《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缘》、《七侠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侠隐记》、《续侠隐记》等等。此外有好的短篇白话小说，也可以选读。
（2）白话的戏剧
此时还不多，将来一定会多的。
（3）长篇的议论文与学术文
因为我假定学生在两级小学已有了七年的白话文，故中学只教长篇的议论文与学术文，如戴季陶的《我的日本观》，如胡汉民的《惯习之打破》，如章太炎的《说六书》之类。
教材一层，最须说明的大概是小说一项。一定有人说《红楼梦》、《水浒传》等书，有许多淫秽的地方，不宜用作课本。我的理由是：（1）这些书是禁不绝的。你们不许学生看，学生还是要偷看。与其偷看，不如当官看，不如有教员指导他们看。举一个极端的例：《金瓶梅》的真本是犯禁的，很不容易得着；但是假的《金瓶梅》——石印的，删去最精采的部分，只留最淫秽的部分，却仍旧在各地火车站公然出卖！列位热心名教的先生们可知道吗？我虽然不主张用《金瓶梅》作中学课本，但是我反对这种“塞住耳朵吃海蜇”的办法！（2）还有一个救弊的办法，就是西洋人所谓“洗净了 的版本”（Expurgated edition），把那些淫秽的部分删节去，专作“学校用本”〔即如柏拉图的“一夕话”（Symposium）有两译本，一是全本，一是节本〕。商务印书馆新出一种《儒林外史》，比齐省堂本少四回，删去的四回是沈琼枝一段事迹，因为有琼花观求子一节，故删去了。这种办法不碍本书的价值，很可以照办。如《水浒》的潘金莲一段尽可删改一点，便可作中学堂用本了。
次说国语文的教授法。
（1）小说与戏剧，先由教员指定分量，自何处起，至何处止，由学生自己阅看。
讲堂上只有讨论，不用讲解。
（2）指定分量之法，须用一件事的始末起结作一次的教材。如《水浒》劫“生辰纲”一件事作一次，闹江州又作一次；《儒林外史》严贡生兄弟作一次，杜少卿作一次，娄家弟兄又作一次；又《西游记》前八回作一次。
（3）课堂上讨论，须跟着材料变换，不能一定。例如《镜花缘》上写林之洋在女儿国穿耳缠足一段，是问题小说，教员应该使学生明白作者“设身处地”的意思，借此引起他们研究社会问题的兴趣。又如《西游记》前八回是神话滑稽小说，教员应该使学生懂得作者为什么要写一个庄严的天宫盛会被一个猴子捣乱了。又如《儒林外史》写鲍文卿一段，教员应该使学生把严贡生一段比较着看，使他们知道什么叫做人类平等，什么叫做衣冠禽兽。
（4）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教员应该点出布局，描写的技术，文章的体裁，等等。
（5）读戏剧时，可选精采的部分令学生分任戏里的人物，高声演读。若能在台上演做，那更好了。
（6）长篇的议论文与学术文，也由学生自己预备，上课时教员指导学生讨论。讨论应注重：
（甲）本文的解剖：分段，分小节。
（乙）本文的材料如何分配使用。
（丙）本文的论理：看好文章的思想条理，远胜于读一部法式的论理学。
四 演说与辩论
须认明这两项是国语与国语文的实用教法。凡能演说，能辩论的人，没有不会作国语文的。作文章的第一个条件只是思想有条理，有层次。演说辩论最能帮助学生养成有条理系统的思想能力。
（1）择题 演说题须避太抽象，太拢统的题目。如“宗教”，如 “爱国”，如“社会改造”等题，最能养成夸大的心理，拢统的思想。从前小学堂国文题如“富国强兵策”等等，就是犯了这个毛病。中学生演说应该选“肥皂何以能去污垢？”“松柏何以能冬青？”“本村绅士某某人卖选举票的可耻”一类的具体题目。辩论题须选两方面都有理可说的题；如“鸦片宜严禁”只有一方面，是不可用的。
（2）方法 演说辩论的班次不宜人数太多，太多了一个人每年轮不着几回；也不宜太少，太少了演说的人没有趣味。每班可分作小组，每组不可过十六人。演说不宜太长，十分钟尽够了。演说的人须先一星期就选定题目，先作一个大纲，请教员看过，然后每段发挥，作成全篇演说。辩论须先分组，每组两人，或三人。选定主张或反对的方面后，每组自己去搜集材料，商量分配的方法，发言的先后。
辩论分两步。第一步是“立论”，每组的组员按预定的次序发言。第二步是“驳论”，每组反驳对手的理由。预备辩论时，每组须计算反对党大概要提出什么理由来，须先预备反驳的材料。这种预备有两大益处：（1）可以养成敏捷精细的思想能力。（2）可以养成智识上的互助精神。辩论演说时，教员与学生各备铅笔，记录可批评的论点与姿势，下次上课时，大家提出讨论。
五 古文的教材与教授法
先说中学古文的教材。
（1）第一学年 第一年专读近人的文章。例如梁任公、康长素、严几道、章行严、章太炎等人的散文，都可选读。此外还应该多看小说。林琴南早年译的小说，如《茶花女遗事》、《战血余腥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十字军英雄记》，朱树人的《穑者传》等书，都可以看。还有著作不多的学者，如蔡孑民《答林琴南书》，吴稚晖《上下古今谈序》，又如我的朋友李守常、李剑农、高一涵作的古文，都可以选读。平心而论，章行严一派的古文，李守常、李剑农、高一涵等在内——最没有流弊，文法很精密，论理也好，最适宜于中学模范近古文之用。
（2）第二三四学年 后三年应该多读古人的古文。我主张分两种教材：
（甲）选本。不分种类，但依时代的先后，选两三百篇文理通畅，内容可取的文章。从《老子》、《论语》、《檀弓》、《左传》，一直到姚鼐、曾国藩，每一个时代文体上的重要变迁，都应该有代表。这就是最切实的中国文学史，此外中学堂用不着什么中国文学史了。
（乙）自修的古文书。最重要的还是学生自己看的书。一个中学堂的毕业生应该看过下列的几部书：
（a）史书：《资治通鉴》或《四史》（或《通鉴纪事本末》）。
（b）子书：《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论衡》等等。
（c）文学书：《诗经》是不可不看的。此外可随学生性之所近，选习两三部专集，如陶潜、杜甫、王安石、陈同甫之类。
我拟的中学国文课程中最容易引起反对的，大概就在古文教材的范围与分量。一定有人说：“从前中学国文只用四本薄薄的古文读本，还教不出什么成绩来。现在你定的功课竟比从前增多了十倍！这不是做梦吗？”我的回答是：
（第一）从前的中学国文所以没有成效，正因为中学堂用的书只有那几本薄薄的古文读本。我们试回头想想，我们自己作古文是怎样学的？是单靠八九十篇古文得来的呢，还是靠看小说看古文书得来的？我自己从来背不出一篇古文，但是因为我自小就爱看小说，看史书，看杂书，所以我还懂得一点古文的文法。古文的选本都是零碎的，没头没脑的，不成系统的，没有趣味的。因此，读古文选本是最没有趣味的事。因为没有趣味，所以没有成效。我可以武断现在中学毕业生能通中文的，都是自己看小说看杂志看书得来的，决不是靠课堂上几本古文选本得来的。我因此主张用“看书”来代替“讲读”。与其读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不如看《史记》的《四公子列传》；与其读苏轼的《范增论》，不如看《史记》的《项羽本纪》；与其读林琴南的一部《古文读本》，不如看他译的一本《茶花女》。
（第二）请大家不要把中学生当小孩子看待。现在学制的大弊就是把学生求知识的能力看得太低了。现在各级学堂的课程，都是为下下的低能儿定的，所以没有成绩。现在要谈学制革命，第一步就该根本推翻这种为下下的低能儿定的课程学科！
（第三）我这个计划是假定两级小学都已采用国语做教科书了。国语代替文言以后，若不能于七年之内，使高小毕业生能作通顺的国语文，那便是国语教育的大失败。学生既通国语，又在中学第一年有了国语文法（见下），再来学古文，应该更容易好几倍；成绩应该加快好几倍。譬如已通一国文字的人，再学第二国文字时，成绩要快得多。这是我深信不疑的。所以我觉得我拟的中学古文课程并不是梦想，是可以用实地试验来决定的。
再说古文的教授法。上文说的用看书来代讲读，便是教授法的要点。每周三小时，每年至多不过四十周，合起来不过一百二十点钟，若全靠课堂上的讲读，一年能讲得几篇文章？所以我主张：学校但规定学科内容的范围与程度，教员自己分配每一课的分量，学生自己去预备本日指定的功课。学生须自己翻查字典，自己加句读，自己分章，分节。上课时，只有三件事可做：
（1）学生质问疑难，请教员帮助解释；教员可先问本班学生有能解释的没有；如没有人能解释，教员方可替他们解释。
（2）大家讨论所读的书的内容。教员提出论点，引起大家讨论；教员不当把一点钟的时间自己占据去，教员的职务在于指点出讨论的错误或不相干的讨论。
（3）教员可以随时加入一些参考材料。例如读章行严的文章时，教员应该讲民国三四年的政治形势，使学生知道他当时为什么主张调和，为什么主张联邦。
此外的方法，上文第三章已讲过，可以参用，不必重说了。
六 文法与作文
从前教作文的人大概都不懂文法，他们改文章全无标准，只靠机械的读下去，读得顺口便是，不顺口便不是，总讲不出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可那样做。以后中学堂的国文教员应该有文法学的知识，不懂文法的，决不配做国文教员。所以我把文法与作文并归一个人教授。
先讲文法。
第一年，专讲国语的文法。要在一年之内，把白话文法的要旨都讲完。为什么先讲国语的文法呢？（1）因为学生有了七年的国语文，到中学一年的时候，应该把国语文的“所以然”总括起来讲解一遍，作一个国语教育的结束。（2）因为先有了国语的文法作底子，后来讲古文的文法便有了一种参考比较的材料，便更容易懂得了（我现在编一部《国语文法草案》，不久可以成书，此地不能细说国语文法的怎样编法了）。
第二三四年，讲古文的文法。
（1）用书 现在还没有好文法书。最好的书自然还要算《马氏文通》。《文通》有一些错误矛盾的地方，不可盲从；《文通》又太繁了，不合中学堂教本之用。但是《文通》究竟是一部空前的奇书，古文文法学的宝库。教员应该把《文通》仔细研究一遍，懂得了，然后可以另编一部更有条理，更简明易晓的文法书。
（2）教授法 讲古文的文法，应该处处同国语的文法对照比较，指出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何以变了，变的理由何在，变的长处或短处在什么地方。让我举几个例：
（例一）白话说“我骗谁？”古文要说“吾谁欺？”白话说“你爱什么？你能做什么？”古文要说“客何好，客何能？”这是不同的句法。比较的结果得一条通则：“若外动词的止词是一个疑问代名词，这个疑问代名词在白话里须放在外动词之后，在古文里须在外动词之前主词之后。”
（例二）《论语》阳货欲见孔子一章，阳货在路上教训了孔子一顿，孔子答应道：“诺，吾将仕矣。”同类的例如“原将降矣”，“赵将亡矣”。既用表示未来的“将”字，何以又用表示完了的“矣”字呢？再看白话说：“大哥请回，兄弟去了”；“大哥多喝一杯，我要走了。”这是相同的句法，比较起来，可得一条通则：“凡虚拟（Subjunctive）的将来，白话与古文都用过去的动词，古文用‘矣’，白话用‘了’。”分得更细一点，可得两式：
甲式 乙式
虽千万人吾往矣。 赵将亡矣。
我去了。 他要死了。
这种比较的教法功效最大。此外还可用批评法：由教员寻出古文中不合文法的例句，使学生指出错在何处，何以错了。我从前曾举林琴南“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说“踣”是内动词，不该有“之”字作止词。这种不通的句子古文里极多。前天上海《晶报》上有人举《孟子》“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一句，以为“兴”是内动词，不可有“之”字作止词。这个例很可为林先生解嘲！这一类的例，使学生批评，可以增长文法的兴趣，可以免去文法的错误。
次讲作文。
（1）应该多做翻译，翻白话作古文，翻古文作白话文。翻译的用处最大：（一）练习文法的应用。例如讲动词的止词时，可令学生翻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所不能”，“他什么都不懂”等句，使他们懂得止词的位置有种种不同的变法。（二）译长篇可使学生练习有材料的文字。作文最忌没有话说。翻译现成的长篇，先有材料作底子，再讲究怎样说法，便容易了。
（2）若是出题目作的文章，应注意几点： （一）最好是令学生自己出题目；（二）千万不可出空泛或抽象的题目；（三）题目的要件是：第一要能引起学生的兴味，第二要能引学生去搜集材料，第三要能使学生运用已有的经验学识。
（3）学生平日做的笔记，杂志文章，长篇通信，都可以代替课艺。教员应该极力鼓励学生写长信，做有系统的笔记，自由发表意见。这些著作往往比敷衍的课艺高无数倍；往往有许多学生平日不能作一百字的《汉武帝论》，却能作几千字的白话通信。这种事实应该使做教员的人起一点自责的觉悟！
（4）作文的时间不可多，至多二周一次。作文都该拿下堂去做。
（5）改文章时，应该根据文法。合文法的才是通，不合文法的便是不通。每改一句，须指出根据那一条文法通则。例如有学生作了“而方姚卒不之踣”，我圈去“之”字，须说明“之”字何以不通。又如学生作了“客好何？”我改为“客何好？”或“客好何物？”也须说明古文何以不可说“客好何”。
（6）千万不可整篇涂去，由教员重作。如有内容论理上的错误，可由教员批出，但不可代作。
七 结 论
我这篇《中学国文的教授》，完全是理想的。一个人的理想自然是有限的，但我希望现在和将来的中学教育家肯给我一个试验的机会，使我这个理想的计划随时得用试验来证明那一部分可行，那一部分不可行，那一部分应该修正。没有试验的主观批评是不能使我心服的。
我演说之后，有许多人议论我的主张，他们都以为我对于中学生的期望太高了。有人说：“若照胡适之的计划，现在高等师范国文部的毕业生还得重进高等小学去读书呢！”这话固然是太过，但我深信我对于中学生的国文程度的希望，并不算太高。从国民学校到中学毕业是整整的十一年。十一年的国文教育，若不能做到我所期望的程度，那便是中国教育的大失败！
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京
（原载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号）
问题与主义
一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