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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问我自己道：“自从施耐庵以来，很有了些极风行的白话文学，何以中国至今还不曾有一种标准的国语呢？”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答案。这一千年来，中国固然有了一些有价值的白话文学，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明目张胆的主张用白话为中国的“文学的国语”。有时陆放翁高兴了，便作一首白话诗；有时柳耆卿高兴了，便作一首白话词；有时朱晦庵高兴了，便写几封白话信，作几条白话札记；有时施耐庵、吴敬梓高兴了，便作一两部白话的小说。这都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出产品，并非是有意的主张。因为没有“有意的主张”，所以作白话的只管作白话，作古文的只管作古文，作八股的只管作八股。因为没有“有意的主张”，所以白话文学从不曾和那些“死文学”争那“文学正宗”的位置。白话文学不成为文学正宗，故白话不曾成为标准国语。
我们今日提倡国语的文学，是有意的主张。要使国语成为“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方有标准的国语。
4上文所说，“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乃是我们的根本主张。如今且说要实行做到这个根本主张，应该怎样进行。
我以为创造新文学的进行次序，约有三步：（一）工具；（二）方法；（三）创造。前两步是预备，第三步才是实行创造新文学。
（一）工具 古人说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写字的要笔好，杀猪的要刀快。我们要创造新文学，也须先预备下创造新文学的“工具”。我们的工具就是白话。我们有志造国语文学的人，应该赶紧筹备这个万不可少的工具。预备的方法，约有两种：
（甲）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 例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宋儒语录，白话信札；元人戏曲；明、清传奇的说白。唐、宋的白话诗词，也该选读。
（乙）用白话作各种文学 我们有志造新文学的人，都该发誓不用文言作文：无论通信，作诗，译书，作笔记，作报馆文章，编学堂讲义，替死人作墓志，替活人上条陈……都该用白话来作。我们从小到如今，都是用文言作文，养成了一种文言的习惯，所以虽是活人，只会作死人的文字。若不下一些狠劲，若不用点苦工夫，决不能使用白话圆转如意。若单在《新青年》里面作白话文字，此外还依旧作文言的文字，那真是“一日暴之，十日寒之”的政策，决不能磨练成白话的文学家。
不但我们提倡白话文学的人应该如此做去，就是那些反对白话文学的人，我也奉劝他们用白话来作文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若不能作白话文字，便不配反对白话文学。譬如那些不认得中国字的中国人，若主张废汉文，我一定骂他们不配开口。若是我的朋友钱玄同要主张废汉文，我决不敢说他不配开口了。那些不会作白话文字的人来反对白话文学，便和那些不懂汉文的人要废汉文，是一样的荒谬。所以我劝他们多作些白话文字，多作些白话诗歌，试试白话是否有文学的价值。如果试了几年，还觉得白话不如文言，那时再来攻击我们，也还不迟。
还有一层。有些人说，“作白话很不容易，不如作文言的省力。”这是因为中毒太深之过。受病深了，更宜赶紧医治。否则真不可救了。其实作白话并不难。我有一个侄儿，今年才十五岁，一向在徽州不曾出过门，今年他用白话写信来，居然写得极好。我们徽州话和官话差得很远，我的侄儿不过看了一些白话小说，便会作白话文字了。这可见作白话并不是难事，不过人性懒惰的居多数，舍不得抛“高文典册”的死文字罢了。
（二）方法 我以为中国近来文学所以这样腐败，大半虽由于没有适用的“工具”，但是单有“工具”，没有方法，也还不能造新文学。做木匠的人，单有锯凿钻刨，没有规矩师法，决不能造成木器。文学也是如此。若单靠白话便可造新文学，难道把郑孝胥、陈三立的诗翻成了白话，就可算得新文学了吗？难道那些用白话作的《新华春梦记》、《九尾龟》也可算作新文学吗？我以为现在国内新起的一班“文人”，受病最深的所在，只在没有高明的文学方法。我且举小说一门为例。现在的小说（单指中国人自己著的），看来看去，只有两派。一派最下流的，是那些学《聊斋志异》的札记小说。篇篇都是“某生，某处人，生有异禀，下笔千言……一日于某地遇一女郎……好事多磨……遂为情死”；或是“某地，某生，游某地，眷某妓，情好綦笃，遂订白头之约……而大妇妒甚，不能相容，女抑郁以死……生抚尸一恸几绝”；……此类文字，只可抹桌子，固不值一驳。还有那第二派是那些学《儒林外史》或是学《官场现形记》的白话小说。上等的如《广陵潮》，下等的如《九尾龟》。这一派小说，只学了《儒林外史》的坏处，却不曾学得他的好处。《儒林外史》的坏处在于体裁结构太不紧严，全篇是杂凑起来的。例如娄府一群人，自成一段；杜府两公子自成一段；马二先生又成一段；虞博士又成一段；萧云仙、郭孝子又各自成一段。分出来，可成无数札记小说；接下去，可长至无穷无极。《官场现形记》便是这样。如今的章回小说，大都犯这个没有结构，没有布局的懒病。却不知道《儒林外史》所以能有文学价值者，全靠一副写人物的画工本领。我十年不曾读这书了，但是我闭了眼睛，还觉得书中的人物，如严贡生，如马二先生，如杜少卿，如权勿用……个个都是活的人物。正如读《水浒传》的人，过了二三十年，还不会忘记鲁智深、李逵、武松、石秀……一班人。请问列位读过《广陵潮》和《九尾龟》的人，过了两三个月，心目中除了一个“文武全才”的章秋谷之外，还记得几个活灵活现的书中人物？所以我说，现在的“新小说”，全是不懂得文学方法的：既不知布局，又不知结构，又不知描写人物，只作成了许多又长又臭的文字；只配与报纸的第二张充篇幅，却不配在新文学上占一个位置。小说在中国近年，比较的说来，要算文学中最发达的一门了。小说尚且如此，别种文学，如诗歌戏曲，更不用说了。
如今且说什么叫做“文学的方法”呢？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况且又不是这篇文章的本题，我且约略说几句。
大凡文学的方法可分三类：
（1）集收材料的方法 中国的“文学”，大病在于缺少材料。那些古文家，除了墓志、寿序、家传之外，几乎没有一毫材料。因此，他们不得不作那些极无聊的“汉高帝斩丁公论”、“汉文帝、唐太宗优劣论”。至于近人的诗词，更没有什么材料可说了。近人的小说材料，只有三种：一种是官场，一种是妓女，一种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中等社会（留学生女学生之可作小说材料者，亦附此类），除此之外，别无材料。最下流的，竟至登告白征求这种材料。作小说竟须登告白征求材料，便是宣告文学家破产的铁证。我以为将来的文学家收集材料的方法，约如下：
（甲）推广材料的区域 官场妓院与龌龊社会三个区域，决不够采用。即如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并且今日新旧文明相接触，一切家庭惨变，婚姻苦痛，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种种问题，都可供文学的材料。
（乙）注重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 现今文人的材料大都是关了门虚造出来的，或是间接又间接的得来的，因此我们读这种小说，总觉得浮泛敷衍，不痛不痒的，没有一毫精采。真正文学家的材料大概都有“实地的观察和个人自己的经验”做个根底。不能作实地的观察，便不能做文学家；全没有个人的经验，也不能做文学家。
（丙）要用周密的理想作观察经验的补助 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固是极重要，但是也不能全靠这两件。例如施耐庵若单靠观察和经验，决不能作出一部《水浒传》。个人所经验的，所观察的，究竟有限。所以必须有活泼精细的理想（Imagination），把观察经验的材料，一一的体会出来，一一的整理如式，一一的组织完全：从已知的推想到未知的，从经验过的推想到不曾经验过的，从可观察的推想到不可观察的。这才是文学家的本领。
（2）结构的方法 有了材料，第二步须要讲究结构。结构是个总名词，内中所包甚广，简单说来，可分剪裁和布局两步：
（甲）剪裁 有了材料，先要剪裁。譬如做衣服，先要看那块料可做袍子，那块料可做背心。估计定了，方可下剪。文学家的材料也要如此办理。先须看这些材料该用作小诗呢，还是作长歌呢？该用作章回小说呢，还是作短篇小说呢？该用作小说呢，还是作戏本呢？筹划定了，方才可以剪下那些可用的材料，去掉那些不中用的材料；方才可以决定作什么体裁的文字。
（乙）布局 体裁定了，再可讲布局。有剪裁，方可决定“作什么”；有布局，方可决定“怎样作”。材料剪定了，须要筹算怎样作去始能把这材料用得最得当又最有效力。例如唐朝天宝时代的兵祸，百姓的痛苦，都是材料。这些材料，到了杜甫的手里，便成了诗料。如今且举他的《石壕吏》一篇，作布局的例。这首诗只写一个过路的客人一晚上在一个人家内偷听得的事情；只用一百二十个字，却不但把那一家祖孙三代的历史都写出来，并且把那时代兵祸之惨，壮丁死亡之多，差役之横行，小民之苦痛，都写得逼真活现，使人读了生无限的感慨。这是上品的布局工夫。又如古诗“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一篇，写一家夫妇的惨剧，却不从“某人娶妻甚贤，后别有所欢，遂出妻再娶”说起，只挑出那前妻山上下来遇着故夫的时候下笔，却也能把那一家的家庭情形写得充分满意。这也是上品的布局工夫。近来的文人全不讲求布局：只顾凑足多少字可卖几块钱；全不问材料用的得当不得当，动人不动人。他们今日作上回的文章，还不知道下一回的材料在何处！这样的文人怎样造得出有价值的新文学呢！
（3）描写的方法 局已布定了，方才可讲描写的方法。描写的方法，千头万绪，大要不出四条：（一）写人。（二）写境。（三）写事。（四）写情。
写人要举动、口气、身分、才性……都要有个性的区别：件件都是林黛玉，决不是薛宝钗；件件都是武松，决不是李逵。写境要一喧，一静，一石，一山，一云，一鸟……也都要有个性的区别：《老残游记》的大明湖，决不是西湖，也决不是洞庭湖；《红楼梦》里的家庭，决不是《金瓶梅》里的家庭。写事要线索分明，头绪清楚，近情近理，亦正亦奇。写情要真，要精，要细腻婉转，要淋漓尽致。有时须用境写人，用情写人，用事写人；有时须用人写境，用事写境，用情写境；……这里面的千变万化，一言难尽。
如今且回到本文。我上文说的：创造新文学的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方法的大致，我刚才说了。如今且问，怎样预备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学方法？我仔细想来，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我这个主张，有两层理由：
第一，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不够做我们的模范。即以体裁而论，散文只有短篇，没有布置周密，论理精严，首尾不懈的长篇；韵文只有抒情诗，绝少纪事诗，长篇诗更不曾有过；戏本更在幼稚时代，但略能纪事掉文，全不懂结构；小说好的，只不过三四部，这三四部之中，还有许多疵病；至于最精采的“短篇小说”、“独幕戏”，更没有了。若从材料一方面看来，中国文学更没有做模范的价值。才子佳人，封王挂帅的小说；风花雪月，涂脂抹粉的诗；不能说理，不能言情的“古文”；学这个，学那个的一切文学：这些文字，简直无一毫材料可说。至于布局一方面，除了几首实在好的诗之外，几乎没有一篇东西当得“布局”两个字！所以我说，从文学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国的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做模范。
第二，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即以散文而论，我们的古文家至多比得上英国的倍根（Bacon）和法国的孟太恩（Montaigne），至于像柏拉图（Plato）的“主客体”，赫胥黎（Huxley）等的科学文字，包士威尔（Boswell）和莫烈（Morley）等的长篇传记，弥儿（Mill）、弗林克令（Franklin）、吉 朋（Gibbon）等的“自传”，太恩（Taine）和白克儿（Buckle）等的史论……都是中国从不曾梦见过的体裁。更以戏剧而论，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腊戏曲，一切结构的工夫，描写的工夫，高出元曲何止十倍。近代的萧士比亚（Shakespeare）和莫逆尔（Moliere）更不用说了，最近六十年来，欧洲的散文戏本，千变万化，远胜古代，体裁也更发达了，最重要的，如“问题戏”，专研究社会的种种重要问题；“象征戏”（Symbolie Drama），专以美术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戏本；“心理戏”，专描写种种复杂的心境，作极精密的解剖；“讽刺戏”，用嬉笑怒骂的文章，达愤世救世的苦心——我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今天梅兰芳正在唱新编的《天女散花》，上海的人还正在等着看新排的《多尔衮》呢！我也不往下数了。更以小说而论，那材料之精确，体裁之完备，命意之高超，描写之工切，心理解剖之细密，社会问题讨论之透切……真是美不胜收。至于近百年新创的“短篇小说”，真如芥子里面藏着大千世界；真如百炼的精金，曲折委婉，无所不可；真可说是开千古未有的创局，掘百世不竭的宝藏。以上所说，大旨只在约略表示西洋文学方法的完备，因为西洋文学真有许多可给我们做模范的好处，所以我说：我们如果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
现在中国所译的西洋文学书，大概都不得其法，所以收效甚少。我且拟几条翻译西洋文学名著的办法如下：
（1）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
我以为国内真懂得西洋文学的学者应该开一会议，公共选定若干种不可不译的第一流文学名著：约数如一百种长篇小说，五百篇短篇小说，三百种戏剧，五十家散文，为第一部“西洋文学丛书”，期五年译完，再选第二部。译成之稿，由这几位学者审查，并一一为作长序及著者略传，然后付印；其第二流以下，如哈葛得之流，一概不选。诗歌一类，不易翻译，只可从缓。
（2）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
用古文译书，必失原文的好处。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且不必论。前天看见一部侦探小说《圆室案》中，写一位侦探“勃然大怒，拂袖而起”。不知道这位侦探穿的是不是康桥大学的广袖制服！这样译书，不如不译。又如林琴南把萧士比亚的戏曲，译成了记叙体的古文！这真是萧士比亚的大罪人，罪在《圆室案》译者之上！
（3）创造
上面所说工具与方法两项，都只是创造新文学的预备。工具用得纯熟自然了，方法也懂了，方才可以创造中国的新文学。至于创造新文学是怎样一回事，我可不配开口了。我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做到实行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地步，尽可不必空谈创造的方法和创造的手段，我们现在且先去努力做那第一第二两步预备的工夫罢！
民国七年四月
（原载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
论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序
一 盛兆熊先生来信
适之先生：
今天得着先生的信，说不尽我心中的快乐。
先生所提倡的白话文字，我是很赞成。但是我的生性，有了半些儿见解，就要想“见诸于行事”。者番对于白话文字，也怀着这个意思。以为此种文字，经着先生和独秀、玄同、半农许多先生竭力提倡，国中稍有世界观念的人，大约有一大半赞成了。那么，如今就要想实行改革的法子了。
讲起改革的程序，自然要从小学校里做起。要想从小学校做起，不可不先明白小学校里的现状。小学校里的现状，究竟是什么样呢？我前番曾经与友人谈及“现今小学校重视文学，看轻科学”的弊病。他回信来说：“小学校里说不到科学，更说不到文学，现今各校所取的教材，是很合儿童心理的。”我听了他的话，有些不合意，所以再写给他一信，告诉他现今小学校里的现状。信中的话，大约说：
足下言：小学校教育，说不到科学，今所授者，生活上之常识耳，升学之预备耳。斯言是也。夫既已认为生活上之常识，则认真切实以授之者，理也。既已认为升学之预备，则择尤选精立其上进之基础者，亦理也。然而试一察乎今之实际则何如？教者之所教，儿童之所学，除国文算术以外，举皆不足以动其心（指高小言）。更精密考查之，则算术尚在轻视之列，其所哓哓焉经日喋喋于儿童之前者，仅一国文耳。而儿童之所疲精劳神竭力以赴之者，亦一国文耳。足下疑我言乎？则请就现今主持小学教育者而询之，其答辞之不若此者，什二三耳。夫以人生常识上进基础之学科，而其现象若斯，足下对之，其感想若何？
足下又言：小学教育，说不到文学，今所授者，一皆以应用文为主。斯言是也。文学两字，是否成立，我学浅，不敢以语此（他信中说文学是术，不能与科学对举）。今所欲询者，如《史记》“渑池之会”，《汉书》“昆阳之战”，柳宗元之《黔之驴》、《永氏鼠》，苏东坡之《留侯论》、《贾谊论》，尤侗之《乞者说》，刘基之《卖柑者言》等篇，果属于应用文字？抑属于文学乎？如以为属于应用文也，则我无间然。如以为非也，则今之小学其取此以为教材者，十有七八也。
足下又言：以现今小学校之国文成绩而言，何足以当文学两字。斯言诚不虚。然我尝调查现今小学校之作文题矣。《华盛顿论》、《王安石论》、《爱菊说》、《爱竹说》、《郭子仪单骑赴会论》、《岳武穆奉诏班师论》，以及各种策论，及古奥之说明文等，竟数见不鲜。夫论儿童之成绩，固不足以当文学两字，论此种文题，亦足以当应用文乎？又观教者之所订正者，则“今日朝晨”必改为“今晨”；“我能明白他的道理了”，必改作“我知之矣”。夫文字者，言语思想之代表也。儿童既已据其思想，而以明白显畅之文字表之，又何必节之约之求合诸古以为贵耶？是故足下所言者，就理论上以推测之也。我之所举，就事实上以立论也。理论固足贵，奈事实上不如是乎？总之，现今我国之小学教育，表面上虽云普及实用，其内容仍不免带此科举时代意味，虽非养成一船呫哔咿唔之士，实不能立其科学知识之基础，以提倡有裨实用之学，此我所敢断言者。而推究其源，则皆由吾国文字艰深，及教师好古之病以育成之也。
以上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是真的。不要说别个，就是我自己所教的，也是如此。那么，照着方才所说的“既知即行”这句话，岂不是“自相矛盾”么？却又不然。高等小学的毕业生，虽有一半要去谋生了，但是其他一半，是要升入中学的。现今中学里的国文先生，大半是那前清的老秀才，老翰林，吃过“十年窗下”的苦味，所以一言一动，多含着八九分酸气。就因为他自己日日浸在酸气里，所以他要求的，自然是要有酸气的学生，这也是“同声相应，同类相求”的老例。他所求的既然是要有酸气的，而我所造成的却是没有酸气的，那就不能合他的意思了，那就不能蒙他的赏识了。如此，岂不是我误了一班“殷殷向学”的学子么？
照这说法，那白话文字实行的障碍，就要算中等学校么？这又不然。中等学校的学生，有一半要升入中等学校以上的学校，中等以上的学校，他的“入学试验”，也是和中等学校的“入学试验”相同。那么，要想升学，就要准备着酸气；要准备酸气，不得不于招收学生时预先设法了。这也是一定的法则，所谓“斧头敲凿子，凿子敲木头”，无可设法的。
照此看来，论那改革的起点，在理论上，自然是要从小学里做起。但是从实际上着想，又要从国中最高级的学校里开始改革。先生以为这个话说得对么？
我国最高级的学校，就要算先生所担任讲授的北京大学了。所以我的意见，以为改革的起点，当在大学。大学里招考的时候，倘然说一律要作白话文字（或者先从理工两科改起，文科暂缓），那么，中等学校里自然要注重白话文字了。小学校里又因为中等学校有革新的动机，也就可以放胆进行了。那岂不是如“顺风行舟”，很便利的法子么？
有人说：“从小学校里先改革，也可以行的。若说有中等学校来阻梗，便可采用那‘全国一致’的举动，使那中等学校里招考的时候，除了会作白话文字的人外没有一个会发酸了，到那时，中等学校里的校长教员，也就无法可想了。”这种说话，粗看似乎很有理，但是我们从实际上着想，全国小学校能结合成功这种团体么？现今小学校里的教员校长，虽然有许多是新学界人物，但是前清的老八股先生也不少。就拿新人物而论，因为他从前所受的教育，是受老秀才、老翰林，陶冶成功的，对于旧文字，根深蒂固，牢不可拔，所以他的思想，也是和老八股先生一个样儿。现在要同那种先生去办改革文字这件事，那可办得到么？所以我说，要想实行新文学，必定要从大学做起。
但是我想要从大学做起，也是很难，因为大学里的先生，他所下的酸工夫，更加比中学校的先生高几倍。若是同他讲讲“韩、柳、欧、苏”，是很高兴的。若是要同他讲改革文字，那就未免要挨他一番辱骂了。（中略）从此看来，这件事体要实行起来，岂不是也有许多阻力么？
先生对于实行改革的方法，曾经研究过么？对于我所说的话，也赞成么？请先生同独秀、玄同、半农诸位先生讨论讨论，并且告诉我一个研究结果。
《新青年》杂志中的论文，我以为以后当注重在研究实行改革的法子一方面，庶几能合着众人的心思，去研究这一件大事。
近日校中放春假，所以有许多闲时来同先生作长谈；以后若上了课，那就不大便利了。但是我预计，每一个月中间，必定有一回报告的。
先生前在《新青年》中所发表的《札记》及《归国杂感》这一类文字，最能感动他人。我想先生住在美国很长久，所见所闻，必定不止这一些，何不多发表些呢？
盛兆熊上 四月四日
二 答书
爱初先生：
来信论文学改革实行的程序，极中肯要。先生以为实行的次序应该从最高级的学校里开始改革。实际上看来，这话虽然有理，却也有许多困难。第一，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可以把大学入学的国文试验都定为白话。第二，就是我们有这种权力，依我个人想来，也不该用这种专制的手段来实行文学改良。第三，学生学了国文，并不是单为预备大学的入学试验的。他的国文，须用来写家信，上条陈，看报，作报馆里的“征文”等等。他出学校之后，若去谋事，无论入那一途，都用不着白话。现今大总统和国务总理的通电都是用骈体文作的；就是豆腐店里写一封拜年信，也必须用“桃符献瑞，梅萼呈祥，遥知福履绥和，定卜筹祺迪吉”等等刻板文字。我们若教学生“一律作白话文字”，他们毕业之后，不但不配当“府院”的秘书，还不配当豆腐店的掌柜呢！
所以我的私意，改革大学这件事，不是立刻就可做到的，也决不是几个人用强硬手段所能规定的。我的意思，以为进行的次序，在于极力提倡白话文学。要先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请参看我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若必须从学校教育一方面着想，似乎还该从低级学校做起。进行的方法，在一律用国语编纂中小学校的教科书。现在所谓“国文”定为“古文”，须在高等小学第三年以上始开始教授。“古文”的位置，与“第一种外国语”同等。教授“古文”，也用国语讲解；一切“模范文”及“典文”的教授法，全用国语编纂。
编纂国语教科书，并不是把现有的教科书翻成国语就可完事的。第一件要事，在于选用教科的材料。现有的材料，如先生信中所举的《留侯论》、《贾谊论》、《昆阳之战》之类，是决不可用的。我的意思，以为小学教材，应该多取小说中的材料。读一千篇古文，不如看一部《三国志演义》。这是我们自己身受的经验。只可惜现在好小说太少了，不够教材的选择。可见我上文所说先提倡白话文学，究竟是根本的进行方法。没有新文学，连教科书都不容易编纂！
现在新文学既不曾发达，国语教科书又不曾成立，救急的方法只有鼓励中小学校的学生看小说。小说之中，白话的固好，文言的也可勉强充数，总比读《古文辞类纂》更有功效了。
七年四月十日 胡适
（原载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
答朱经农
一 原书
适之足下：
《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已收到。《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所主张甚是；比之从前的“八不主义”及文规四条，更周密，更完备了。周作人君所译之《皇帝之公园》，弟极喜欢。何不寄一本到清宫里给满洲皇族读读？《老洛伯》诗平平而已。译诗本不容易。弟既不能自译，就不敢妄评他人译作，内容姑置不论罢。报中通信一门所论，大半是“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弟非文学专家，又于白话文章缺少实验，本不应插口乱说；只因这块“文字革命”的招牌底下，所卖的货色种类不一，所以我们做“顾客”的也当选择选择那样是可用的，那样是不可用的。今请分述于下：
现在讲文字革命的大约可分四种：（第一种）是“改良文言”，并不“废止文言”；（第二种）“废止文言”，而“改良白话”；（第三种）“保存白话”，而以罗马文拼音代汉字；（第四种）是把“文言”、“白话”一概废了，采用罗马文字作为国语（这是钟文鳌先生的主张）。
这第四种弟是极端反对，因为罗马文字并不比汉文简易，并不比汉文好。凡罗马文字达得出的意思，汉文都达得出来。“舍己之田以耘人之田”，似可不必。拉丁文是“死文字”，不用说了。请看法文一个“有”字便有六十种变化（比孙行者七十二变少不多了），“命令格”等等尚不在内。同一形容词，有的放在名词前面，有的又在后面，忽阴忽阳，一弄就错。一枝铅笔为什么要属阳类？一枝水笔为什么要属阴类？全无道理可说。西班牙文之繁复艰难，亦复类此。弟试了一试，真是“望洋兴叹”；上学期考试一过，就把法文教科书高高的放在书架顶上，不敢再问，连Ph.D.的梦想也随之消灭。意大利文我没有见过，不敢乱说；只是同为拉丁文支派，想必也差不多的。就是英文，我也算读了好几年，动起笔来仍是不大自然，并不是我一人如此。虽说各人天分有高低，恐怕真正写得好的也不甚多。试问今日如果把汉文废了，要通国的人民都把娘肚子里带来的声调腔口全然抛却，去学那ABCD，可以做得到吗？即就欧洲而论，英、法、德、意、西、葡、丹、荷，各有方言，各有文字，彼此不能强同，至今无法统一。德国人尚不能采用法文，英国人尚不能采用俄语，何以中国人却要废了汉文，去学罗马文字呢？此外可讨论的地方尚多，想兄等皆极明白，不用我费话，且把这第四种放开一边，再来说第三种。
废去汉字，采用罗马拼法，一切白话皆以罗马字书之，也是做不到的。请教“诗”、“丝”、“思”、“私”、“司”、“师”，这几个字，用罗马字写起来有何分别？如果另造新名代替同音之字，其弊亦与第四拼字主张相等，因为不自然，不易记，并且同音之字太多，造新名亦不容易。据我的意思，还是学日本人的办法，把拼音写在字旁边，以作读音准标，似乎容易些。
至于第一第二两种，应当相提并论。不讲文字革命则已；若讲文字革命，必于二者择一。二者不同之点，就是文言存废问题。有人说，文言是千百年前古人所作，而今已成为“死文字”；白话是现在活人用品，所以写出活泼泼的生气满纸。文言既系“死”的，就应当废。弟以为文字的死活，不是如此分法。古人所作的文言，也有“长生不死”的；而用“白话作的书，未必皆有价值有生命”，足下已经说过，不用我重加引申了。平心而论，曹雪芹的《红楼梦》，施耐庵的《水浒传》，固是“活文学”；左丘明的《春秋传》，司马迁的《史记》，未必就“死”了。我读《项羽本纪》中的樊哙，何尝不与《水浒传》中的武松、鲁智深、李逵一样有精神呢？（其余写汉高祖，写荆柯、豫让、聂政等，亦皆活灵活现。）就是足下所译的《老洛伯》诗，“羊儿在栏，牛儿在家，静悄悄的黑夜”，比起《诗经》里的“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等，其趣味也差不多。所以我说文言有死有活，不宜全行抹杀。我的意思，并不是反对以白话作文，不过“文学的国语”，对于“文言”、“白话”，应该并采兼收而不偏废。其重要之点，即“文学的国语”并非“白话”，亦非“文言”，须吸收文字之精华，弃却白话的糟粕，另成一种“雅俗共赏”的“活文学”。（第一）是要把作者的意思完完全全的描写出来；（第二）要使读文字的人能把作者的意思容容易易透透彻彻的领会过去；（第三）是把当时的情景（述事），或正确的理由（论理），活灵活现实实在在的放在读者的面前（这三层或有些重复。信笔写去，不及修饰，望会其意，而弃其文）。有些地方用文言，便当就用文言；有些地方用白话痛快，就用白话。我见《新青年》所载陈独秀、钱玄同诸君的大作，也是半文半俗，“文言”、“白话”，夹杂并用；而足下所引《木兰辞》、《兵车行》，陶渊明的诗，李后主的词，也是如此，并非完全白话。我所以大胆说一句：“主张专用文言而排斥白话，或主张专用白话而弃绝文言，都是一偏之见。”我知道足下听了很不高兴，但是我心里如此想，嘴里就不能不如此说。我不会说假话以取悦于老哥，尚望原谅原谅。
我现在有的地方非常顽固。看见有几位先生要把法文或其他罗马文字代汉文，心里万分难过，故又在足下面前多嘴。我知足下必说，“你自己法文不好，就反对法文，和那些不懂汉文的人要废汉文一样荒谬”。这句话是不合名学的。古人说，“君子不以人废言”；又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若说钱玄同的主张必然不错，就犯了Argumentumad hominern的语病；若说老朱的话一定不对，就犯了Ignoratio elenchi的语病了。我正在这里反对用外国语代汉文，自己忽然写了两个外国字进去，足下必然笑我。须知废止汉文，与引用外国术语是两件事体。英文里面可引用日本语“Kimono” （着物），因为“着物”非英、美所固有；汉文里头也未尝不可引用一二“名学术语”，因为“国语”尚未完全造成，译语尚无一定标准，恐所译不达原意，故存其真耳。
今天我没有功夫多写信了。还有一句简单的话，就是“白话诗”应该立几条规则。我们学过Rhteoric，都知道“诗”与“文”之别，用不着我详加说明。总之，足下的“白话诗”是很好的，念起来有音，有韵，也有神味，也有新意思，我决不敢妄加反对。不过《新青年》中所登他人的“白话诗”，就有些看不下去了。须知足下未发明“白话诗”以前，曾学杜诗（在上海作“落日下山无”的时代），后来又得力于苏东坡、陆放翁诸人的诗集，并且宋词元曲，融会贯通，又读了许多西人的诗歌，现在自成一派；好像小叫天唱戏，随意变更旧调，总是不脱板眼的。别人学他，每每弄得不堪入耳。所以我说，要想“白话诗”发达，规律是不可不有的。此不特汉文为然，西文何尝不是一样？如果诗无规律，不如把诗废了，专作“白话文”的为是。
要说的话很多，将来再谈罢。
朱经农白 六月五日寄于美国
二 答书
经农足下：
在美国的朋友久不和我打笔墨官司了。我疑心你们以为适之已得了不可救药的证候，尽可不用枉费医药了。不料今天居然接到你这封信，不但讨论的是“文学革命”，并且用的白话文体。我的亲爱的经农，你真是“不我遐弃”的了！
来信反对第四种文字革命（把文言白话都废了，采用罗马字母的文字作为国语）的话，极有道理，我没有什么驳回的话。且让我的朋友钱玄同先生来回答罢。
第三种文字革命（保存白话，用拼音代汉字），是将来总该办到的。此时决不能做到。但此种主张，根本上尽可成立（赵元任君曾在前年《留美学生月报》上详细讨论，为近人说此事最精密的讨论）。即如来信所说诗、丝、思、司、私、师等字，在白话里，都不成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白话里这些字差不多都成了复音字，如“蚕丝”、“思想”、“思量”、“司理”、“职司”、“自私”、“私下里”、“私通”、“师傅”、“老师”，翻成拼音字，有何妨碍？又如“诗”字，虽是单音字，却因上下字的陪衬，也不致误听。例如说，“你近来作诗吗？”“我写一首诗给你看”，这几句话里的“作诗”、“一首诗”，也不致听错的。平常人往往把语言中的字看作一个一个独立的东西。其实这是大错的。言语全是上下文的（Contextural），即如英文的Rite，Right，Write三个同音字，从来不会听错，也只是因为这个原故。
来书论第一二种文字革命（改良文言与改用白话）的话，你以为我“听了很不高兴”，其实我并没有不高兴的理由。你这篇议论，宗旨已和我根本相同，但略有几个误解的论点，不能不辩个明白：
（第一）来书说，“古人所作的文言，也有长生不死的”，你所说的“死”，和我所说的“死”，不是一件事。我也承认《左传》、《史记》在文学史上，有“长生不死”的位置。但这种文学是少数懂得文言的人的私有物，对于一般通俗社会便同“死”的一样。我说《左传》、《史记》是“死”的与人说希腊文拉丁文是“死”的是同一个意思。你说《左传》、《史记》是“长生不死”的，与希腊学者和拉丁学者说Euripides和Virgil的文学是“长生不死”的是同一个意思。《左传》、 《史记》在“文言的文学”里，是活的；在“国语的文学”里，便是死的了。这个分别，你说对不对？
（第二）来书所主张的“文学的国语”，“并非白话，亦非文言，须吸收文言（原文作‘文字’，疑是笔误）之精华，弃却白话的糟粕，另成一种雅俗共赏的活文学”。这是很含糊的话。什么叫做“文言之精华”？什么叫做“白话的糟粕”？这两个名词含混得很，恐怕老兄自己也难下一个确当的界说。我自己的主张可用简单的话说明如下：
我所主张的“文学的国语”，即是中国今日比较的最普通的白话。这种国语的语法文法，全用白话的语法文法。但随时随地不妨采用文言里两音以上的字。
这种规定——白话的文法，白话的文字，加入文言中可变为白话的文字——可不比“精华”、“糟粕”等等字样明白得多了吗？至于来书说的“雅俗共赏”四个字，也是含糊的字。什么叫做“雅”？什么叫做“俗”？《水浒传》说，“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请问这是雅是俗？《列子》说，“设令发于余窍，子亦将承之。”这一句字字皆古，请问是雅是俗？若把雅俗两字作人类的阶级解，说“我们”是雅，“他们”小百姓是俗，那么说来，只有白话的文学是“雅俗共赏”的，文言的文学只可供“雅人”的赏玩，决不配给“他们”领会的。
来书末段论白话诗，未免有点偏见。老兄初次读我的“两个黄蝴蝶”的时候，也说“有些看不下去”。如今看惯了，故觉得我的白话诗“是很好的”。老兄若多读别人的白话诗，自然也会看出他们的好处。就如《新青年》四卷一号所登沈尹默先生的《霜风呼呼的吹着》一首，几百年来，那有这种好诗！老兄一笔抹煞，未免太不公了。
来书又说，“白话诗应该立几条规则”。这是我们极不赞成的。即以中国文言诗而论，除了“近体”诗之外，何尝有什么规则？即以“近体”诗而论，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的律诗，又何尝处处依着规则去作？我们作白话诗的大宗旨，在于提倡“诗体的解放”。有什么材料，作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把从前一切束缚诗神的自由的枷锁镣铐，拢统推翻：这便是“诗体的解放”。因为如此，故我们极不赞成诗的规则。还有一层，凡文的规则和诗的规则，都是那些做“古文笔法”、“文章轨范”、“诗学入门”、“学诗初步”的人所定的。从没有一个文学家自己定下作诗作文的规则。我们作的白话诗，现在不过在尝试的时代，我们自己也还不知什么叫做白话诗的规则。且让后来做“白话诗入门”、“白话诗轨范”的人去规定白话诗的规则罢！
民国七年七月十四日 胡适
（原载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2号
原题《新文学问题之讨论》）
答任叔永
一 原书
适之足下：
读《新青年》第四号中足下之《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大为赞成。记去年曾向足下说过，改良文字非空言可以收效，必须有几种文学上的产品，与世人看看。果然有了真正价值，怕他们不望风景从么？但是创造的文学，一时做不来，自然以翻译西方文学上的产品为第一步。此层屡向此邦学文学诸人提及。无奈他们皆忙自己的功课，不肯去做。足下现在既发大愿，要就几年之内，译几百部文学书，那就越发好了。
读《新青年》中广告，知“易卜生号”专载A Doll’s House一剧。此剧就意思言，固足以代表易卜生的“个人主义”，与针西方社会的恶习。就构造言，尚嫌其太紧凑了一点。足下若曾看过此剧，便知其各节紧连而下，把个主人翁Nora忙得要死，观者也屏气不息。
昨日经农把致足下的书与我看了再行发出。我看了过后，觉得也有几句话要向足下说说。足下说，“白话可做活文字，也可做死文字；文话只能做死文字，不能做活文字”。此层经农已举左丘明的《春秋传》、太史公的《史记》来辩难了。我想，要替文话觅辩护人，可借重的，尚不止左、史两位。即以诗论，足下说，“《木兰行》、《孔雀东南飞》，杜工部之《兵车行》、《石壕村》，以及陶渊明、白居易的诗是好诗，因为他们是用白话作的，或近于白话的。”今姑勿论上举各篇各作者不必尽是白话。就有唐一代而言，足下要承认白香山是诗人，大约也不能不承认杜工部是诗人。要承认杜工部的《兵车行》、《石壕村》是好诗，大约也不能不承认《诸将怀古》、《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是好诗。但此等诗不但是文话，而且是律体。可见用白话可作好诗，文话又何尝不可作好诗呢？不过要看其人生来有几分“诗心”没有罢了。再讲韩昌黎的《南山诗》，足下说他是死文字。比起《木兰行》、《石壕村》等来，《南山诗》自然是死的。但是我想南山这个题，原在形容景物，与他种述事言情的诗不同。《南山诗》共用五十二个“或若”，把南山的形状刻画尽致。在文学上自算一种能品。要用白话去作，未见作得出。岂可因其不是白话，反轻看他呢？以上各种说法，并非与白话作仇敌，也非与文话作忠臣，不过据我一个人的鄙见，以为现在讲改良文学：第一，当在实质上用工夫；第二，只要有完全驱使文字的能力，能用工具而不为工具所用，就好了。白话不白话，倒是不关紧要的。
经农又说《新青年》上的白话诗，除了足下作的是“有声，有韵，有情”（记不清楚了，想是如此说的），他不敢妄加反对外，其余的便有些念不下去了。我想这个又是诗体问题，久已要向足下讲讲。现在趁此机会，略说几句，一并请足下指教。今人倡新体的，动以“自然”二字为护身符。殊不知“自然”也要有点研究。不然，我以为自然的，人家不以为自然，又将奈何？足下记得尊友威廉女士的新画“Two Rhythms” ，足下看了，也是“莫名其妙”。再差一点，对于此种新美术，素乏信仰的，就少不得要皱眉了。但是画画的人，岂不以其画为自然得很吗？所以我说“自然”二字也要加以研究，才有一个公共的理解。大凡有生之物，凡百活动，不能一往不返，必有一个循环张弛的作用。譬如人体血液之循环，呼吸之往复，动作寝息之相间，皆是这一个公理的现象。文中之有诗，诗中之有声有韵，音乐中之有调和（Harmony），也不过是此现象的结果罢了。因为吾人生理上既具有此种天性，一与相违，便觉得不自在。近来心理学家用机器试验古人的好诗好文，其字音的长短轻重，皆有一定的次序与限度。我想此种研究，于诗的Meter（平仄？），句法的构造，都有关系。吾国诗体由三百篇的四言（James Lezze说中国有二言诗，固附会得可笑。三言诗，汉《郊礼歌》等有之，但不足为重）变成汉、魏的五言；又由汉、魏的五言变成唐人的七言。大约系因古人言语短简急促，后人言语纤徐迟缓的原故（文体的变迁亦然）。但是诗到了七言，就句法构造上言，便有不能再长之势。再长，就非断不可了。且七言诗句，大概前四字可作一顿，后三字又自成一段。韩昌黎有时费全身的气力，于七言中别开生面。但只可于长诗中偶杂一二句。若句句是“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的句法（因韩诗已不记得，故引李诗为例），也就不能读了。七言既成了诗句的最长极限，所以宋、元的词曲起而代之。长短句搀杂互用，倒可免通体长句，或通体短句的不便处。但是他们的音调平仄，也越发讲究。我以为此种律例，现在看来，自然是可厌。但是创造新体的人，却不能不讲究。就是以后作诗的人，也不可不遵循一点。实在讲起来，古人留下来的诗体，竟可说是“自然”的代表。什么缘故？因为古人作诗的时候，也是想发挥其“自然”的动念，断没有先作一个形式来束缚自己的。现在存留下的，更是经了几千百年无数人的试验，以为可用。所以我要说，现在各种诗体，说他们不完备不新鲜则可，说他们不自然，却未必然。我再要说，若是现在讲改良文学的人，专以创造几种新体为无上的天职，我把此种人比各科学上的一种人专以发明各器具新方法为事，也只得恭敬他，再没多话说。若是要创造文学的产品，我倒有一句话奉劝：公等作新体诗，一面要诗意好，一面还要诗调好，一人的精神分作两用，恐怕有顾此失彼之虑。若用旧体旧调，便可把全副精神用在诗意一方面，岂不于创造一方面更有希望呢？这个主张，足下以为何如？
瞎三不着四的议论发了一阵，纸已写的不少了，还有钱玄同先生的废灭汉文大问题不曾讲到。若是用文话，断不会有如许喽嗦。这也是白话的一种坏处。
经农对于废灭汉文的问题，已经说“心中万分难受”了。我想钱先生要废汉文的意思，不是仅为汉文不好，是因汉文所载的东西不好，所以要把他拉杂摧烧了，廓而清之。我想这却不是根本的办法。吾国的历史、文字、思想，无论如何昏乱，总是这一种不长进的民族造成功了留下来的。此种昏乱种子，不但存在文字历史上，且存在现在及将来子孙的心脑中。所以我敢大胆宣言，若要中国好，除非把中国人种先行灭绝！可惜主张废汉文汉语的，虽然走于极端，尚是未达一间呢！
此层且按下不讲。尚有一个实际问题：《新青年》一面讲改良文学，一面讲废灭汉文，是否自相矛盾？既要废灭不用，又用力去改良不用的物件。我们四川有句俗话说，“你要没有事做，不如洗煤炭去罢。”
钱先生的废灭汉文一篇大文，原来有点Sentimental。我讲到此处，也有点Sentimental起来。恕罪恕罪。
任鸿隽白 六月八日
二 答书
叔永足下：
经农的白话信来，使我大欢喜。今又得老兄的白话信，并且还对于我的文学革命论“大为赞成”，我真喜欢的了不得。来书有许多话，我已在答经农的信里回答过了，我现在且把那信里不曾说过的话，提出来回答如下：
（一）来书说“用白话可作好诗，文话又何尝不可作好诗呢？”又举杜甫的《诸将》、《怀古》、《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诗为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首的确是好诗。这诗所以好，因为他能用白话文写出当时高兴得很，左顾右盼，颠头播脑，自言自语的神气。第三，四、七、八句虽用对仗，都恰合言语的自然。五六两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便有点做作，不自然了。这可见律诗总不是好诗体，作不出完全好诗。《诸将》五首，在律诗中可算得是革命的诗体。因为这几首极老实本色，又能发挥一些议论，故与别的律诗不同。但律诗究竟不配发议论，故老杜这五首诗可算得完全失败。如“胡虏千秋尚入关”，成何说话？“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闲”，实在不通。“拟绝天骄拔汉旌”，也不通。这都是七言所说不完的话，偏要把他挤成七个字，还要顾平仄对仗，故都成了不能达意又不合文法的坏句。《咏怀古迹》五首，也算不得好诗。“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实在不成话。“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是律诗中极坏的句子。上句无意思，下句是凑的。“青冢向黄昏”，难道不向白日吗？一笑。他如“羯胡事主终无赖”，“志决身歼军务劳”，都不是七个字说得出的话，勉强并成七言，故文法上便不通了——这都可证文言不易达意，律诗更作不出好诗。《儒林外史》上评“桃花何苦红如此？杨柳忽然青可怜”。说上句加上一个“问”字，便是一句好词；如今强对上一句，便无味了。这话评律诗真不错。即如杜诗“江天漠漠鸟双去”，本是绝好写景诗，可惜他硬造一句“风雨时时龙一吟”作对，便讨厌了。至于韩愈的《南山》诗，何尝是写景？不过是押韵罢了。老兄和我都不曾到过南山，又何从知道他“把南山的形状刻画尽致”呢？
（二）来书说，“现在讲改良文学，第一当在实质上用工夫；第二要有完全驱使文字的能力，能用工具而不为工具所用，就好了。白话不白话，倒是不关紧要的”。这话的第一层极是，不用辩了。第二层“能用工具而不为工具所用”，固是不错。但是我们极力主张用白话作诗，也有几层道理。（第一）我们深信文言不是适用的工具（说详《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第二）我们深信白话是很合用的工具。（第三）我们因为要“用工具而不为工具所用”，故敢决然弃去那不适用的文话工具，专用那合用的白话工具。正如古人用刀刻竹作字，后来有了纸笔，便不用刀笔竹简了。若必斤斤争文言之不当废，那又是“为工具所用”，做了工具的奴隶了。老兄以为何如？
（三）来书说，“自然也要有点研究”，这话极是。但这个大前提却不能发生下文的断语。下文说，“古人留下来的诗体，竟可说是自然的代表。什么缘故？因为古人作诗的时候，也是想发挥其自然的动念，断没有先作一个形式来束缚自己的”。这种逻辑，有如下例：“古人留下来的缠足风俗，竟可说是自然的代表。为什么呢？因为古人缠足的时候，也是想发挥他的自然的美感；决没有先作一种小脚形式来束缚自然的！”再引老兄的话：“现在存留下的，更是经了几千百年无数人的试验，以为可用。”这话可说诗体，也可说缠足，也可说八股，也可说君主专制政体！可不是吗？原书前文所说“近来心理学家用机器试验古人的好诗好文，其字音的长短轻重，皆有一定的次序与限度”。老兄的意思，以为这就可以作自然的证据吗？老兄何不请那些心理学家用机器试验几篇仁在堂的八股文章？我可保那几篇“文学的长短轻重，也皆有一定的次序与限度”。如若不然，我请你看三天好戏，你敢赌这东道吗？北京最常见的喜事门对，是“诗歌杜甫其三句，风咏《周南》第一章”。这两句若拿去上那心理学的机器，也是“有一定的次序与限度的”。总而言之，四言诗（《三百篇》实多长短句，不全是四言）变为五言，又变为七言，三变为长短句的词，四变为长短句加衬字的曲，都是由前一代的自然变为后一代的自然。我们现在作不限词牌，不限套数的长短句，也是承这自然的趋势。至于说我们的“自然”是没有研究的自然，那是蔽于成见，不细心体会的话。我的朋友沈尹默先生作一首《三弦》诗，作了两个月，才得作成，我们岂可说他没有研究？不过他不曾请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陈百年先生用机器试验罢了！
（四）老兄劝我们道：“公等作新体诗，一面要诗意好，一面还要诗调好，一人的精神分作两用，恐怕有顾此失彼之虑，若用旧体旧调，便可把全副精神用在诗意一方面，岂不于创造一方面更有希望呢？”这个主张，有一个根本的误会。因为我们现在有什么诗料，用什么诗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并不一面顾诗意，一面顾诗调。那些用旧调旧诗体的人，有了料，须要截长补短，削成五言，或凑成七言；有了一句，须对上一句；有了腹联，须凑上颈联；有了上阕，须凑成下阕；有了这韵，须凑成那韵……那才是顾此失彼呢。岂但顾此失彼，竟是“削足适履”了！
还有论废灭汉文一段，我且让老兄和钱玄同先生去打Sentimental官司罢。好在老兄不久就要回国，我们再谈罢。
七年七月廿六日 胡适
（原载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2号）
答黄觉僧君《折衷的文学革新论》
1我的同乡黄觉僧君近有《折衷的文学革新论》登在上海《时事新报》上。今节抄一段于下：
吾邑胡适之先生前年自美归国，与《新青年》杂志社诸先生共张文学革命之帜，推倒众说，另辟新基，见识之卓，魄力之宏，殊足令人钦佩。愚亦素主张文学革新之说者。在胡先生等未提倡文学革命以前，即本斯旨编辑师范学校国文读本一部。虽所选材料，与胡先生等所主张者容有出入，而其根本主义，务在排除艰深的、晦涩的、骈俪的、贵族的、浮泛的文学，而建设一种浅近的、明了的、通俗的、平民的、写实的文学，则大概趋于一致。诚以生今之世，学古之文，其弊甚多：（一）不适于教育国民之用。（二）不适于说明科学。（三）不能使言文渐趋一致，沟通民间彼此之情意。（四）不适于传布新思想。
吾师胡子承先生尝论之曰，“文学为物，不过一种符号……其所以求达於文之目的，固在讲道明理及通彼此之意，非蕲其文之能工也。”又曰，“吾国学子兀兀穷年，徒劳精疲神于为文……罕能观书为文，以致各种学术与技能皆无从为学理之研究。”明乎此，彼倡反对文学革新之国粹论者，诚所谓无理取闹，直盲目的国粹说耳。
虽然，胡先生等所倡之说，亦不无偏激之处，足贻反对者以口实，愚今请以折衷之说进。
（一）文以通俗为主，不避俗字俗语，但不主张纯用白话。革新文学之目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在能通俗，使妇女听之，童子读之，都能了解耳。既以使人人能了解为主，则文之不易懂者代以俗字俗语而意已明（此本胡先生初主张“不避俗字俗语”之说，愚谓较今说为得中），又何取乎白话为？使新文学纯用白话，则各地方言不同，既不可以方言入文；若曰学习，则学“么”、“呢”等字，恐较学“之”、“乎”等字为难，更何贵乎更张乎？其次，文学改革固当以一般社会为前提。然文之中有所谓应用的美术的二种。即以欧人之文学言，亦复如是。是美术文之趋势如何，无讨论之必要。何者？研究美术文者，必文学程度已高，而欲考求各种文体真相之人，与一般社会无甚关系。愚意通俗的美术文（用于通俗教育者）与中国旧美术文可以并行，以间执反对者之口。旧美术文无废除之必要。（下略）
2觉僧君鉴：
……足下论句读符号的一段，我已在别处回答了。如今单说“不主张纯用白话”一段。
这个问题，我已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详细说过。我们主张用白话最重要的理由，只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足下若细读此篇，便知我们的目的不仅是“在能通俗，使妇女童子都能了解”。我们以为若要使中国有新文学，若要使中国文学能达今日的意思，能表今人的情感，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社会状态，非用白话不可。我们以为若要使中国有一种说得出，听得懂的国语，非把现在最通行的白话文用来作文学不可。我们以为先须有“国语的文学”，然后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方才可以算是有一种国语了。现在各处师范学校和别种学校也有教授国语的，但教授的成绩可算得是完全失败。失败的原因，都只为没有国语的文学，故教授国语没有材料可用。没有文学的材料，故国语班上课时，先生说，“这是一头牛”，国语班的学生也跟着说，“这是一头牛”；先生说，“砍了你的脑袋儿！”那些学生也跟着说，“砍了你的脑袋儿！”这种国语教授法，就教了一百年，也不会有成效的。所以我们主张文学革新的第一个目的是要使中国有一种国语的文学；是要使中国人都能用白话作诗、作文、著书、演说。因为如此，所以要纯用白话。这是答足下“又何取乎白话”一段。
至于“方言不同”一层更不足为反对白话的根据。因为方言不同，所以更不能不提倡一种最通行的国语，以为将来“沟通民间彼此之情意”（用足下语）的预备。
足下又说“既不可以方言入文”。这也不足为病。方言未尝不可入文。如江苏人说“像煞有介事”五字，我所知各种方言中竟无一语可表出这个意思。这五个字将来便有入国语的价值，便有入文学的价值。并且将来国语文学兴起之后，尽可以有“方言的文学”。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的文学越有取材的资料，越有浓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如英国语言虽渐渐普及世界，但他那三岛之内至少有一百种方言。内中有几种重要的方言，如苏格兰文、爱尔兰文、威尔斯文，都有高尚的文学（《新青年》四卷四号之《老洛伯》便是苏格兰文学的一种）。国语的文学造成之后，有了标准，不但不怕方言的文学与他争长，并且还要倚靠各地方言供给他的新材料，新血脉。但是这个现在还不成问题，故不必多谈了。
足下又说：“美术文之趋势如何，无讨论之必要。何者？研究美术文者，必文学程度已高，而欲考求各种文体真相之人，与社会无甚关系。”这话我极反对。其实足下自己也该极力反对这种议论。因为足下上文说足下的“根本主义务在排除艰深的、晦涩的、贵族的、骈俪的文学，而建设一种浅近的、明了的、通俗的、平民的、写实的文学”。如果美术文的趋势只操纵于“文学程度已高，与社会无甚关系”的人，岂不还是一种“艰深的……贵族的”文学吗？我们以为文学是社会的生活的表示，故那些“与社会无甚关系”的人，绝对的没有造作文学的资格。
外面有许多人误会我们的意思，以为我们既提倡白话文学，定然反对学者研究旧文学。于是有许多人便以为我们竟要把中国数千年的旧文学都抛弃了。细看足下此文，好像也有这个意思，故说“旧美术文无废除之必要”。这都由于大家把题目弄混了，故说不清楚。现在中国人是否该用白话作文学，这是一个问题。中国现在学堂里是否该用国语做教科书，这又是一个问题。如果用了国语做教科书，古文的文学应该占一个什么地位，这又是一个问题。我们研究文学的人是否该研究中国的旧文学，这另是一个问题。我们对于这几个问题的主张，是：
（一）现在的中国人应该用现在的中国话作文学，不该用已死了的文言作文学。
（二）现在的一切教科书，自国民学校到大学，都该用国语编成。
（三）国民学校全习国语，不用“古文”（“古文”指说不出听不懂的死文字）。
（四）高等小学除国语读本之外，另加一两点钟的“古文”。
（五）中学堂“古文”与“国语”平等。但除“古文”一科外，别的教科书都用国语的。
（六）大学中，“古文的文学”成为专科，与欧、美大学的“拉丁文学”、“希腊文学”占同等的地位。
（七）古文文学的研究，是专门学者的事业。但须认定“古文文学”不过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小部分，不是文学正宗，也不该阻碍国语文学的发展。
这几条都是极重要的问题，愿与国中有识之士仔细研究讨论之。
胡适 八月十四
（原载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3号）
论短篇小说
这一篇乃是3月15日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小说科讲演的材料。原稿由研究员傅斯年君记出，载于《北京大学日刊》。今就傅君所记，略为更易，作为此文。
一 什么叫做“短篇小说”？
中国今日的文人大概不懂“短篇小说”是什么东西。现在的报纸杂志里面，凡是笔记杂纂，不成长篇的小说，都可叫做“短篇小说”。所以现在那些“某生，某处人，幼负异才……一日，游某园，遇一女郎，睨之，天人也……”一派的烂调小说，居然都称为“短篇小说”！其实这是大错的。西方的“短篇小说”（英文叫做Short story） ，在文学上有一定的范围，有特别的性质，不是单靠篇幅不长便可称为“短篇小说”的。
我如今且下一个“短篇小说”的界说：
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
这条界说中，有两个条件最宜特别注意。今且把这两个条件分说如下：
（一）“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 譬如把大树的树身锯断，懂植物学的人看了树身的“横截面”，数了树的“年轮”，便可知道这树的年纪。一人的生活，一国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变迁，都有一个“纵剖面”和无数“横截面”。纵面看去，须从头看到尾，才可看见全部。横面截开一段，若截在要紧的所在，便可把这个“横截面”代表这个人，或这一国，或这一个社会。这种可以代表全部的部分，便是我所谓“最精采”的部分。又譬如西洋照相术未发明之前，有一种“侧面剪影”（Silhouette） ，用纸剪下人的侧面，便可知道是某人（此种剪像曾风行一时。今虽有照相术，尚有人为之）。这种可以代表全形的一面，便是我所谓“最精采”的方面。若不是“最精采”的所在，决不能用一段代表全体，决不能用一面代表全形。
（二）“最经济的文学手段” 形容“经济”两个字，最好是借用宋玉的话：“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须要不可增减，不可涂饰，处处恰到好处，方可当“经济”二字。因此，凡可以拉长演作章回小说的短篇，不是真正“短篇小说”；凡叙事不能畅尽，写情不能饱满的短篇，也不是真正“短篇小说”。
能合我所下的界说的，便是理想上完全的“短篇小说”。世间所称“短篇小说”，虽未能处处都与这界说相合，但是那些可传世不朽的“短篇小说”，决没有不具上文所说两个条件的。
如今且举几个例。西历1870年，法兰西和普鲁士开战，后来法国大败，巴黎被攻破，出了极大的赔款，还割了两省地，才能讲和。这一次战争，在历史上，就叫做普法之战，是一件极大的事。若是历史家记载这事，必定要上溯两国开衅的远因，中记战争的详情，下寻战与和的影响：这样记去，可满几十本大册子。这种大事到了“短篇小说家”的手里，便用最经济的手腕去写这件大事的最精采的一段或一面。我且不举别人，单举Daudet和Maupassant两个人为例。Daudet所作普法之战的小说，有许多种。我曾译出一种叫做《最后一课》（La derniere classe初译名《割地》，登上海《大共和日报》，后改用今名，登《留美学生季报》第三年）。全篇用法国割给普国两省中一省的一个小学生的口气，写割地之后，普国政府下令，不许再教法文法语。所写的乃是一个小学教师教法文的“最后一课”。一切割地的惨状，都从这个小学生眼中看出，口中写出。还有一种，叫做《柏林之围》（Le siege de Berlin） （曾载《甲寅》第四号），写的是法皇拿破仑第三出兵攻普鲁士时，有一个曾在拿破仑第一麾下的老兵官，以为这一次法兵一定要大胜了，所以特地搬到巴黎，住在凯旋门边，准备着看法兵“凯旋”的大典。后来这老兵官病了，他的孙女儿天天假造法兵得胜的新闻去哄他。那时普国的兵已打破巴黎。普兵进城之日，他老人家听见军乐声，还以为是法兵打破了柏林奏凯班师呢！这是借一个法国极强时代的老兵来反照当日法国大败的大耻，两两相形，真可动人。
Maupassant所作普法之战的小说也有多种。我曾译他的《二渔夫》（Deuxamis），写巴黎被围的情形，却都从两个酒鬼身上着想。还有许多篇，如“Mile. Fifi”之类（皆未译出） ，或写一个妓女被普国兵士掳去的情形，或写法国内地村乡里面的光棍，乘着国乱，设立“军政分府”，作威作福的怪状……都可使人因此推想那时法国兵败以后的种种状态。这都是我所说的“用最经济的手腕，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片段，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短篇小说。
二 中国短篇小说的略史
“短篇小说”的定义既已说明了，如今且略述中国短篇小说的小史。
中国最早的短篇小说，自然要数先秦诸子的寓言了。《庄子》、《列子》、《韩非子》、《吕览》诸书所载的“寓言”，往往有用心结构可当“短篇小说”之称的。今举二例。第一例见于《列子·汤问》篇：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
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
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
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返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河曲智叟亡以应。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这篇大有小说风味。第一，因为他要说“至诚可动天地”，却平空假造一段太行、王屋两山的历史。第二，这段历史之中，处处用人名、地名，用直接会话，写细事小物，即写天神也用“操蛇之神”、“夸娥氏二子”等私名，所以看来好像真有此事。这两层都是小说家的家数。现在的人一开口便是“某生”、“某甲”，真是不曾懂得作小说的ABC。
第二例见于《庄子·无鬼》篇：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
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
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
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
自夫子（谓惠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这一篇写“知己之感”，从古至今，无人能及。看他写“垩漫其鼻端，若蝇翼”，写“匠石运斤成风”，都好像真有此事，所以有文学的价值。看他寥寥七十个字，写尽无限感慨，是何等“经济的”手腕！
自汉到唐这几百年中，出了许多“杂记”体的书，却都不配称做“短篇小说”。最下流的如《神仙传》和《搜神记》之类，不用说了。最高的如《世说新语》，其中所记，有许多很有“短篇小说”的意味，却没有“短篇小说”的体裁。如下举的例：
（1）桓公（温）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瑯琊时种柳。看已十 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2）王子猷（徽之）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此等记载，都是拣取人生极精采的一小段，用来代表那人的性情品格，所以我说《世说》很有“短篇小说”的意味。只是《世说》所记都是事实，或是传闻的事实，虽有剪裁，却无结构，故不能称做“短篇小说”。
比较说来，这个时代的散文短篇小说还该数到陶潜的《桃花源记》。这篇文字，命意也好，布局也好，可以算得一篇用心结构的“短篇小说”。此外，便须到韵文中去找短篇小说了。韵文中《孔雀东南飞》一篇是很好的短篇小说，记事言情，事事都到。但是比较起来，还不如《木兰辞》更为“经济”。
《木兰辞》记木兰的战功，只用“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十个字；记木兰归家的那一天，却用了一百多字。十个字记十年的事，不为少。一百多字记一天的事，不为多。这便是文学的“经济”。但是比较起来，《木兰辞》还不如古诗《上山采蘼芜》更为神妙。那诗道：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这首诗有许多妙处。第一，他用八十个字，写出那家夫妇三口的情形，使人可怜被逐的“故人”，又使人痛恨那没有心肝，想靠着老婆发财的“故夫”。第二，他写那人弃妻娶妻的事，却不用从头说起：不用说“某某，某处人，娶妻某氏，甚贤；已而别有所爱，遂弃前妻而娶新欢。……”他只从这三个人的历史中挑出那日从山上采野菜回来遇着故夫的几分钟，是何等“经济的手腕！”是何等“精采的片断！”第三，他只用“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十个字，便可写出这妇人是一个弃妇，被弃之后，非常贫苦，只得挑野菜度日。这是何等神妙手段！懂得这首诗的好处，方才可谈“短篇小说”的好处。
到了唐朝，韵文散文中都有很好的短篇小说。韵文中，杜甫的《石壕吏》是绝妙的例。那诗道：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这首诗写天宝之乱，只写一个过路投宿的客人夜里偷听得的事，不插一句议论，能使人觉得那时代征兵之制的大害，百姓的痛苦，丁壮死亡的多，差役捉人的横行：一一都在眼前。捉人捉到生了孙儿的祖老太太，别的更可想而知了。
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中，尽有很好的短篇小说。最妙的是《新丰折臂翁》一首。看他写“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搥折臂”，使人不得不发生“苛政猛于虎”的思想。白居易的《琵琶行》也算得一篇很好的短篇小说。白居易的短处，只因为他有点迂腐气，所以处处要把作诗的“本意”来做结尾，即如《新丰折臂翁》篇末加上“君不见开元宰相宋开府”一段，便没有趣味了。又如《长恨歌》一篇，本用道士见杨贵妃，带来信物一件事作主体。白居易虽作了这诗，心中却不信道士见杨贵妃的神话；所以他不但说杨贵妃所在的仙山“在虚无缥缈中”；还要先说杨贵妃死时“金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竟直说后来“天上”带来的“钿合金钗”是马嵬坡拾起的了！自己不信，所以说来便不能叫人深信。人说赵子昂画马，先要伏地作种种马相。作小说的人，也要如此，也要用全副精神替书中人物设身处地，体贴入微。作“短篇小说”的人，格外应该如此。为什么呢？因为“短篇小说”要把所挑出的“最精采的一段”作主体，才可有全神贯注的妙处。若带点迂气，处处把“本意”点破，便是把书中事实作一种假设的附属品，便没有趣味了。
唐朝的散文短篇小说很多，好的却实在不多。我看来看去，只有张说的《虬髯客传》可算得上品的“短篇小说”。《虬髯客传》的本旨只是要说“真人之兴，非英雄所冀”。他却平空造出虬髯客一段故事，插入李靖、红拂一段情史，写到正热闹处，忽然写“太原公子裼裘而来”，遂使那位野心豪杰绝心于事国，另去海外开辟新国。这种立意布局，都是小说家的上等工夫。这是第一层长处。这篇是“历史小说”。凡作“历史小说”，不可全用历史上的事实，却又不可违背历史上的事实。全用历史的事实，便成了“演义”体，如《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没有真正“小说”的价值（《三国》所以稍有小说价值者，全靠其能于历史事实之外，加入许多小说的材料耳）。若违背了历史的事实，如《说岳传》使岳飞的儿子挂帅印打平金国，虽可使一班愚人快意，却又不成“历史的”小说了。最好是能于历史事实之外，造成一些“似历史又非历史”的事实，写到结果却又不违背历史的事实。如法国大仲马的《侠隐记》（商务出版。译者君朔，不知是何人。我以为近年译西洋小说当以君朔所译诸书为第一。君朔所用白话，全非抄袭旧小说的白话，乃是一种特创的白话，最能传达原书的神气。其价值高出林纾百倍。可惜世人不会赏识），写英国暴君查尔第一世为克林威尔所囚时，有几个侠士出了死力百计的把他救出来，每次都到将成功时忽又失败；写来极热闹动人，令人急煞，却终不能救免查尔第一世断头之刑，故不违背历史的事实。又如《水浒传》所记宋江等三十六人是正史所有的事实。《水浒传》所写宋江在浔阳江上吟反诗，写武松打虎杀嫂，写鲁智深大闹和尚寺等事，处处热闹煞，却终不违背历史的事实（《荡寇志》便违背历史的事实了）。《虬髯客传》的长处正在他写了许多动人的人物事实，把“历史的”人物（如李靖、刘文静、唐太宗之类）和“非历史的”人物（如虬髯客、红拂是）穿插夹混，叫人看了竟像那时真有这些人物事实。但写到后来，虬髯客飘然去了，依旧是唐太宗得了天下，一毫不违背历史的事实。这是“历史小说”的方法，便是《虬髯客传》的第二层长处。此外还有一层好处。唐以前的小说，无论散文韵文，都只能叙事，不能用全副气力描写人物。《虬髯客传》写虬髯客极有神气，自不用说了。就是写红拂、李靖等“配角”，也都有自性的神情风度。这种“写生”手段，便是这篇的第三层长处。有这三层长处，所以我敢断定这篇《虬髯客传》是唐代第一篇“短篇小说”。宋朝是“章回小说”发生的时代。如《宣和遗事》和《五代史平话》等书，都是后世“章回小说”的始祖。《宣和遗事》中记杨志卖刀杀人，晁盖等八人路劫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诸段，便是施耐庵《水浒传》的稿本。从《宣和遗事》变成《水浒传》，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大进步。但宋朝是“杂记小说”极盛的时代，故《宣和遗事》等书，总脱不了“杂记体”的性质，都是上段不接下段，没有结构布局的。宋朝的“杂记小说”颇多好的，但都不配称做“短篇小说”。“短篇小说”是有结构局势的；是用全副精神气力贯注到一段最精采的事实上的。“杂记小说”是东记一段，西记一段，如一盘散沙，如一篇零用账，全无局势结构的。这个区别，不可忘记。
明、清两朝的“短篇小说”，可分白话与文言两种。白话的“短篇小说”可用《今古奇观》作代表。《今古奇观》是明末的书，大概不全是一人的手笔（如《杜十娘》一篇，用文言极多，远不如《卖油郎》，似出两人手笔）。书中共有四十篇小说，大要可分两派：一是演述旧作的，一是自己创作的。如《吴保安弃家赎友》一篇，全是演唐人的《吴保安传》，不过添了一些琐屑节目罢了。但是这些加添的琐屑节目，便是文学的进步。《水浒》所以比《史记》更好，只在多了许多琐屑细节。《水浒》所以比《宣和遗事》更好，也只在多了许多琐屑细节。从唐人的吴保安，变成《今古奇观》的吴保安；从唐人的李汧公，变成《今古奇观》的李汧公；从汉人的伯牙子期，变成《今古奇观》的伯牙子期——这都是文学由略而详，由粗枝大叶而琐屑细节的进步。此外那些明人自己创造的小说，如《卖油郎》，如《洞庭红》，如《乔太守》，如《念亲恩孝女藏儿》，都可称很好的“短篇小说”。依我看来，《今古奇观》的四十篇之中，布局以《乔太守》为最工，写生以《卖油郎》为最工。《乔太守》一篇，用一个李都管做全篇的线索，是有意安排的结构。《卖油郎》一篇写秦重、花魁娘子、九妈、四妈，各到好处。《今古奇观》中虽有很平常的小说（如《三孝廉》、《吴保安》、《羊角哀》诸篇），比起唐人的散文小说，已大有进步了。唐人的小说，最好的莫如《虬髯客传》。但《虬髯客传》写的是英雄豪杰，容易见长。《今古奇观》中大多数的小说，写的都是琐细的人情世故，不容易写得好。唐人的小说大都属于理想主义（如《虬髯客传》、《红线》、《聂隐娘》诸篇）。《今古奇观》中如《卖油郎》、《徐老仆》、《乔太守》、《孝女藏儿》，便近于写实主义了。至于由文言的唐人小说，变成白话的《今古奇观》，写物写情，都更能曲折详尽，那更是一大进步了。
只可惜白话的短篇小说，发达不久，便中止了。中止的原因，约有两层。第一，因为白话的“章回小说”发达了，作小说的人往往把许多短篇略加组织，合成长篇。如《儒林外史》和《品花宝鉴》名为长篇的“章回小说”，其实都是许多短篇凑拢来的。这种杂凑的长篇小说的结果，反阻碍了白话短篇小说的发达了。第二，是因为明末清初的文人，很作了一些中上的文言短篇小说。如《虞初新志》、《虞初续志》、《聊斋志异》等书里面，很有几篇可读的小说。比较看来，还该把《聊斋志异》来代表这两朝的文言小说。《聊斋》里面，如《续黄粱》、《胡四相公》、《青梅》、《促织》、《细柳》……诸篇，都可称为“短篇小说”。《聊斋》的小说，平心而论，实在高出唐人的小说。蒲松龄虽喜说鬼狐，但他写鬼狐却都是人情世故，于理想主义之中，却带几分写实的性质。这实在是他的长处。只可惜文言不是能写人情世故的利器。到了后来，那些学《聊斋》的小说，更不值得提起了。
三 结论
最近世界文学的趋势，都是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简”与“略”不同，故这句话与上文说“由略而详”的进步，并无冲突。诗的一方面，所重的在于“写情短诗”（Lyrical Poetry或译“抒情诗”），像Homer，Milton，Dante那些几十万字的长篇，几乎没有人作了；就有人作（十九世纪尚多此种），也很少人读了。戏剧一方面，萧士比亚的戏，有时竟长到五出二十幕（此所指乃Hamlet也） ，后来变到五出五幕；又渐渐变成三出三幕；如今最注重的是“独幕戏”了。小说一方面，自十九世纪中段以来，最通行的是“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如Tolstoy的《战争与和平》，竟是绝无而仅有的了。所以我们简直可以说，“写情短诗”、“独幕剧”、“短篇小说”三项，代表世界文学最近的趋向。这种趋向的原因，不止一种。（一）世界的生活竞争一天忙似一天，时间越宝贵了，文学也不能不讲究“经济”；若不经济，只配给那些吃了饭没事做的老爷太太们看，不配给那些在社会上做事的人看了。（二）文学自身的进步，与文学的“经济”有密切关系。斯宾塞说，论文章的方法，千言万语，只是“经济”一件事。文学越进步，自然越讲求“经济”的方法。有此两种原因，所以世界的文学都趋向这三种“最经济的”体裁。今日中国的文学，最不讲“经济”。那些古文家和那“《聊斋》滥调”的小说家，只会记“某时到某地，遇某人，做某事”的死账，毫不懂状物写情是全靠琐屑节目的。那些长篇小说家又只会作那无穷无极《九尾龟》一类的小说，连体裁布局都不知道，不要说文学的经济了。若要救这两种大错，不可不提倡那最经济的体裁，不可不提倡真正的“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