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SUPER UNDERCOVER AGENT TOP SECRET OF EX-KGB
从欧洲战争一开始，城市上空的电波就嘈杂起来，各国的特工纷纷用密码进行情报交流。德国的监听站也一直处于紧张忙碌状态。克朗茨监听站从1941年6月发现了神秘的信号，到1941年9月3个月间共截获了250份无法破译的密码电报，都是发往莫斯科的。
德国总部接到专家的电报，仿佛遭到晴天霹雳。
希特勒立刻召开紧急会议，纳粹头子暂时停止内讧，联手行动。第一线和第二线的情报人员以及各色各样的警察、特务全体出动，抓捕苏联间谍。
1941年11月，比利时的一家发报电台首先被发现。正在发报的索菲被当场抓获。另一个发报员卡米也被抓走了。
第二天，一无所知的阿拉莫来到这里，被抓了个正着。阿拉莫正在回答纳粹盘问的时候，特雷伯也到了。当时宅子里一片狼藉，典型的抄家模样。聪明的特雷伯什么都明白了。不等对方盘问，他主动掏出了证件。证件上写着持证人吉尔伯是工程局派驻巴黎为国防军收罗战略物资的。宪兵看了证件后给他的上司打了电话。
特雷伯被释放了。
阿拉莫和卡米遭到了酷刑，可是他们什么也没说。德国情报局的线索暂时中断了。
坏消息不断传来。接手比利时情报小组的艾弗雷莫夫由于没有经验也很快被捕了。严刑之下他招供了，有30个人被捕，西梅克斯戈公司也被监视起来。
1942年8月，柏林小组的60个成员被捕。随后，针对法国小组的行动也开始了。
1942年11月12日，肯特夫妇双双被捕。盖世太保几乎没有花费什么力气肯特夫妇就什么都招了。
11月19日，盖世太保突袭了与“红色乐队”有密切关系的西梅克斯戈公司，公司的负责人阿尔弗雷·科尔班夫妇被带走了。
11月24日，科尔班夫人终于熬不过盖世太保的审讯，将特雷伯牙医的住址告诉了秘密警察杰林。杰林和皮普中尉11点30分赶到了牙医诊所，在病人登记本上找到吉尔伯的名字，这是特雷伯公开使用的化名。他们从牙医那里获知特雷伯下午来看牙，马上布下一张大网，准备逮捕“吉尔伯”。
1942年11月24日，特雷伯按照预约的时间去看牙医。下午2点，他走到牙医家那幢楼房前，向左右两边瞧了两眼，两旁没有发现形迹可疑的人，于是走上楼伸手按诊室的电铃。大夫亲自来开门，特雷伯觉得奇怪，通常都是助手来接待就诊的人。候诊室里也是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大夫把他引进诊室。接着推他坐上治牙的椅子，然后叫他仰头靠紧椅背枕垫上。忽然，身后有响动，听见背后有人大叫一声：“举起手来！”
身旁已经站着两条大汉，都握着手枪。特雷伯慢腾腾地举起手来，平静地说：“我没有武器。”
特雷伯站起身来，盖世太保给他戴上手铐。特雷伯对杰林说：“你真幸运。今天逮不住我，我们就要等到打完了仗再见啦。”
杰林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情，他兴奋地说：“我当然高兴，我们追踪你已经追了两年。凡是德国占领的地方都找遍了。”
特雷伯由3名盖世太保簇拥着坐上汽车，前有汽车开道，后有汽车殿后，飞驰而去。他们将特雷伯送到弗雷纳监狱。盖世太保押着特雷伯走过空荡荡的走廊，在最后一间牢房前停下，特雷伯被推了进去，门叭嗒一声关上了。
然后，杰林就打电话给希特勒和希姆莱，报告抓住了“大头头”。
侦破“红色乐队”这个庞大的情报网，使纳粹高层感到非常兴奋。盖世太保头子缪勒提出了一个利用“红色乐队”的方案：策反“红色乐队”被捕人员，以“红色乐队”名义向莫斯科报告有关英、美与德国单独媾和的假情报，分化、瓦解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希特勒批准了这个代号“大赌博”的计划。
负责“红色乐队”案件的盖世太保别动队开始策反被捕的“红色乐队”成员。而对于特雷伯这个“红色乐队”的主要领导人，别动队未敢对其进行策反。从11月25日，起别动队头子杰林开始向特雷伯宣扬“德国的最终目标是与苏联议和”，他们只是想通过“乐队”与莫斯科取得联系之类的鬼话，企图欺骗特雷伯，使之自愿加入“大赌博”行动。
在策反其他“红色乐队”成员的工作与企图绕过特雷伯与法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的工作失败后，杰林于12月25日开始接连几天与特雷伯单独谈话，继续欺骗并以特雷伯和其他“红色乐队”被捕人员的生命安全为威胁，要求特雷伯加入“大赌博”行动。
而此时，“红色乐队”的另外两名重要成员卡茨和莱奥·格罗斯沃格尔分别被捕。“红色乐队”的电台所剩无几。已投靠盖世太保的肯特和艾弗雷莫夫利用已策反的电台继续向莫斯科发报，并逐渐取得莫斯科的信任。
为了尽量拯救被捕的部下和破坏敌人的计划，特雷伯表示同意参加“大赌博”。
卡茨与格罗斯沃格尔被捕后，虽经酷刑，仍英勇不屈。特雷伯向杰林指出，卡茨是“红色乐队”的核心人员，应该加入“大赌博”。杰林同意特雷伯去“劝说”卡茨。特雷伯见到卡茨后，用暗语指示卡茨参加“大赌博”。
特雷伯在被监禁的地方用极巧妙的方法写了准备发给苏军情报中心的关于“红色乐队”暴露和“大赌博”行动的详细报告，并在报告中与情报中心约定：如果情报中心认为有必要搞“大赌博”，那就由中心局长于1943年2月23日来电为红军节和特雷伯的生日道贺；如果不同意，请继续发送平常的电报。
然后，特雷伯与卡茨以去和法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接头为名，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将报告秘密交给联络员朱丽叶，委托她转交法共地下组织，将报告发给莫斯科。
1943年2月23日，肯特的策反电台收到情报中心来电：为红军节和特雷伯的生日道贺。
主动权转到了特雷伯手中。苏联情报中心开始和别动队做起了“有趣”的游戏：情报中心一边对此时的所谓“红色乐队”发送的各种情报，包括关于英、美与德国单独媾和的假情报表示满意，一边不停地索要德国军事情报；别动队一边对情报中心“中计”感到兴奋不已，一边又不得不将德军的真实情报（当然主要是西线的情报）发给情报中心。
“大赌博计划”的荒谬使负责提供德军真实情报的德军总参谋部和西线德军总司令龙德斯泰特感到非常惊讶和愤怒，甚至一度与盖世太保就此事发生了冲突，但被纳粹高层压了下来。西线德军的真实情报仍源源不断地发到莫斯科，莫斯科又将情报转给英、美，这些情报为西欧第二战场的开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此时，特雷伯仍在为保护已被捕和未被捕的“红色乐队”成员做着努力。
特雷伯告诉杰林，多年以来有一个专门的反间谍组，十分秘密地保证“红色乐队”的安全，他必须在以前经常去的地方和规定的时间出现，这样安全组的人可以跟随他的踪迹，否则就意味着他出事了，可他却不认识这个组的人。
这种情况在间谍工作中是完全可能的，特工出身的杰林相信特雷伯的话，他允许特雷伯在便衣的暗中陪同下，在规定的时间出现在他以前常去的地方，同时派遣大批别动队员在那些地区进行搜查，以捉拿那些安全组成员。而特雷伯却经常挑选高峰时间，在巴黎街头热闹的公共场所出现，这样一来，别动队就得浪费大量的人力去搜查那些根本子虚乌有的安全组。杰林的警察机器在空转，“红色乐队”还能自由活动的战士并没有受到干扰。由于经常外出活动，别动队的警惕性放松了，注意力分散了，于是通往自由的小门渐渐地向特雷伯打开了。
1943年4月，情报中心发给“红色乐队”一份关于东线战况的电文，说是要让“红色乐队”对战争局势有个准确的概念。电文的内容是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精确的伤亡情况。由于德军总参谋部隐瞒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军真实的伤亡情况，这份电文使纳粹上层真实地了解了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引起了柏林的恐慌，而别动队却为此立了一功。因此，他们对特雷伯更加信任了，负责贴身监视特雷伯的盖世太保伯格甚至与特雷伯关系十分密切。
1943年6月，别动队头子杰林的喉癌病发，被调离别动队，由另一个盖世太保潘维茨来领导别动队。潘维茨是个凶残、狡猾的家伙，曾镇压过捷克的反德斗争。他的到来给特雷伯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8月13日，“红色乐队”又一重要成员包利奥尔在巴黎北郊的皮埃尔特被捕。他的被捕使特雷伯面临一次巨大的危机。特雷伯交给朱丽叶的给情报中心的报告是由包利奥尔转发的，如果盖世太保从他身上突破，特雷伯的计划将前功尽弃，特雷伯与卡茨也将会有生命危险。
更大的危机于9月10日再次来临。那天，法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在里昂的电台被盖世太保破获，同时还缴获一大批文件、电文和密码。特雷伯发给情报中心的报告很有可能就是从这里发出的。特雷伯暴露的危险越来越大了。
9月11日，纳粹密码专家沃克博士率密码破译组来到巴黎，对法共电台密码进行破译。
特雷伯不能再等了，他决定逃走。
那个负责监护特雷伯的警察伯格每天都来弗雷纳监狱，将特雷伯带到索赛街的警察局。
每天押送特雷伯去警察局的车开始有两辆，后来只有一辆，车上除了伯格和司机，还有一个盖世太保特工。时间久了，特雷伯与伯格混得很熟，并取得了他的信任。伯格由于遭遇家庭不幸的打击，感情很脆弱，身体也不太好，天天拿酒当药喝，每天都诉苦，说胃痛得厉害。特雷伯关心他的健康，劝他去治病，说他以前也胃痛，经一位名医介绍，到巴伊药房买了一种药吃很管用。哪一天路过罗马街15号巴伊药房，就去找那种药，肯定能找到。
1943年9月13日11点30分，伯格来到监狱。他和特雷伯上了车，开出了监狱大门。快到巴黎市区了，伯格把特雷伯的身份证和一枚500法郎的硬币交给特雷伯。
车到了巴伊药房门前，以为伯格还在打盹。特雷伯用手肘轻轻碰他一下，对他说：“我们到了药店，你一块去吗？”
伯格的回答令特雷伯难以置信，他说：“你去把药买了，然后赶快回来。”
特雷伯担心是个圈套，以为伯格是想考验他，于是十分冷静地说：“可是，伯格，这个药房还有一个出口。”
伯格笑着说：“我完全信任你。再说，你知道吗？我太累了，不愿上楼梯。”
用不着伯格说第二遍，特雷伯走进药房马上就从另一头走出去。几分钟后，他便进了地铁站，坐着地铁无目标地走了几站路，然后出地铁站口转乘公共汽车，12点30分，特雷伯到达圣杰尔曼。特雷伯获得了自由。
此后两天，特雷伯在路弗尔附近的奥拉托利教堂度过，后又到了一个叫白宫的养老院，装扮成一个多病的养老者，由一个女看护照应。特雷伯请了一个叫梅太太的帮忙料理生活，她是特雷伯一个老姑母，忠心耿耿。她也是特雷伯的联络员，一次外出送信，梅太太被警察逮捕，特雷伯只得赶紧离开养老院。
特雷伯接连4天在外面流浪，一次偶然走到了一幢楼房前，想起楼里住着一个护士，名叫吕丝太太，以前给特雷伯打过针，彼此都很熟悉。更重要的是，在特雷伯的熟人中，没有一个人认识吕丝太太，这样就相对安全得多，于是特雷伯决定去找吕丝太太。晚上10点，特雷伯上到四楼，按了按门铃，吕丝太太开了门，她仔细打量特雷伯好一会儿，脸刷地一下白了。
“你怎么啦，吉尔伯先生。”那个好心的女人喊道，“你病了吗？”
“吕丝太太。”特雷伯对她说，“我是个犹太人，从集中营逃了出来，盖世太保正在追捕我，你能够把我留在你家里几天吗？坦率地告诉我，我请求你，行还是不行。要是不行我也不怪你，我马上就走。”
吕丝太太泪水盈眶，声音十分激动，回答说：“怎么，你怎么能想到我会拒绝你呢？”
她把特雷伯带到一个房间，对他说：“这里是安全的，你要待多久就待多久。我去给你找点喝的。”
特雷伯掀开床罩，雪白的床单，暖和的被子。于是，他一头倒下去昏睡了过去，特雷伯实在是太累了。
幸亏遇上了吕丝太太，特雷伯才找到一个安全舒适的藏身之地。在吕丝太太的帮助下，特雷伯开始想办法与法国抵抗组织联系，寻找“红色乐队”小组幸存人员，努力恢复“红色乐队”情报网。
1944年8月27日，巴黎已经解放了。特雷伯还特地去了弗雷纳监狱，想了解一下被捕的“红色乐队”其他朋友们的遭遇，经监狱留守人员的介绍知道，他们几乎全部被盖世太保杀害了。
1944年11月23日，苏联来的一架飞机在巴黎着陆，随机来的人员中有莫里斯·多列士和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诺维科夫上校，他负责遣送莫斯科提名的俄国人回国。诺维科夫很友好地接待了特雷伯，告诉他不久就可以乘这架飞机返航苏联。
1945年1月5日，特雷伯终于坐上飞机，身上带着苏联护照，用了个假名。同机的共有12人。在欧洲许多地区战斗仍在激烈进行，因此，去莫斯科的航线必须绕一个大圈。飞机首先向南飞行，然后经过马赛和意大利，到达北非美军占领的一个机场。在这个中途站过了两天，受到极好的接待。飞机再次起飞，途经开罗飞回苏联。
特雷伯回到莫斯科受到严厉的审讯。在卢比扬卡克格勃总部，他被带进一个房间，里面的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他觉得十分疲劳，无力地倒在椅子上，一点力气也没有。特雷伯觉得脑袋空空洞洞，一片茫然，他摸摸自己的脑袋，自己的胳膊，怀疑自己是否真实存在。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替苏联效力，却被克格勃当成囚犯。
“将军同志。”特雷伯向审讯他的人说，“我并不是为一个公司集团而工作。战争期间，我领导苏军总参谋部的一个军事情报网，我对我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
特雷伯说：“我到达莫斯科时曾向情报部门的两位上校提出一些建议，至今还没有得到答复。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红色乐队’情报网全体人员的荣誉问题。我要求见苏军总参情报部领导人，把事情讲清楚。”
一切申诉都无济于事，没有人理睬他。
1952年1月9日，特雷伯被判处15年监禁，后来又改判为10年。特雷伯彻底失望了。
一年后，特雷伯被召到监狱长办公室，老将军拿出1953年7月的一份《真理报》，递给特雷伯说：“你读读这份报纸，贝利亚这个‘人民的敌人’已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驱逐出共产党，并解除了他在内务部的一切职务。新的内务部领导决定重新调查被囚禁的人，你名列第一批复查人的名单，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清白无辜的。”
1953年12月，一个新的侦审官接手办理特雷伯的案子。审问不是在夜里，而是在大白天，说话态度也完全变了。负责侦审的军官十分熟悉“红色乐队”的历史，不再讲“红色乐队”是西方国家情报网的特务，而是说特雷伯与他的战友都是“对纳粹主义斗争的英雄”。
1954年1月，复查工作结束了。侦审官告诉特雷伯，他把结论送交苏联最高军事法庭，不久后，他就可以获得释放。1954年5月23日，特雷伯被召到苏联内务部，一名军官向他宣读了最高军事法庭的决定：特雷伯完全恢复名誉，过去对他所提出的一切控诉都被宣布为没有根据的。
特雷伯向苏联内务部提出，他想回到波兰，重新踏上祖先的故乡。在被囚的岁月里，特雷伯就是怀着这个希望活下来的。1957年4月，特雷伯接到苏联有关部门的通知，他被批准回波兰去。
回到波兰后，他积极投身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1983年在耶路撒冷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