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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略 许地山（1893—1941），原名许赞堃，字地山，笔名落华生。生于台湾台南，甲午之战后全家迁居福建龙溪（漳州）。幼年随父在广东读书，中学毕业后因家境衰落，到漳州第二师范教书，1913年赴缅甸仰光中学任教，1916年回国。次年入燕京大学，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再入宗教学院，得神学学士学位。1923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次年到英国牛津大学研习。他对宗教史有精深研究，也下工夫钻研过印度哲学、人类学、民俗学，掌握梵文、希腊文和中国古代的金文、甲骨文，是著名学者。
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曾与郑振铎、瞿秋白共同编辑《新社会旬刊》。是我国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第一篇短篇小说《命命鸟》，发表于1921年1月《小说月报》，以虔诚的宗教感情塑造了一对青年男女因爱情受阻而厌世。希望转生“极乐国土”，以求解脱。小说以独特的宗教神秘色彩和艺术风格在读者中引起很大的反应。收入第一本小说集《缀网劳蛛》中的早期作品大都表现对宗法礼教和封建习俗的不满，同时也流露出浓厚的宗教观念和虚无思想。著名的散文小品集《空山灵雨》也反映了他早期思想的“杂沓纷纭”。有主题明确内容深刻的佳作，也有宣扬佛教思想的篇章。
许地山照
1935年赴香港大学任教，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新文学学会理事等职。抗战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这几年写的作品，主题和风格都有转变，结合现实日益紧密。1934年的小说《春桃》塑造了一个劳动妇女泼辣而善良的形象。1940年的《铁鱼底腮》写了一个旧知识分子学无所用的苦闷心情及悲惨遭遇。这些现实主义作品和他逝世后编辑出版的《杂感集》都显示出他的人生态度的积极变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他积极参加进步文化活动，教学任务又十分繁重，终因劳累过度，不幸因心脏病逝于香港。
才情 许地山一生与世无争，热爱和平，性格温和、天真、乐观、幽默。当时他的形象是这样的：总穿着自己设计的“长仅过膝，对襟不翻领的棉布大杉“，手带白玉戒指，留长长尖尖的指甲，蓄长发，留三撇胡，在当时被笑称颇似莎翁。经常满面笑容，据说在朋友眼里，几乎都总是咧着嘴巴笑嘻嘻。而对着即使是与其知识观念不相苟合而怒气冲冲相辩论的学生，也是极和蔼地说，没事哇，没事哇，你慢慢地谈。
许地山在香港大学任教时，一次，按约定时间去接购物的妻子，妻子因购物砍价而迟到，他幽默地谅解：“你浪费我许多时间，可是又为我节省很多金钱，到底我没有吃亏。”
“当他遇到朋友的时候，他就忘了自己：朋友们说怎样，他总不驳回。去到东伦敦买黄花木耳，大家做些中国饭吃？好！去逛动物园？好，玩扑克牌？好！他似乎永远没有忧郁，永远不会说‘不’。”好友老舍如此回忆许地山。
郁达夫说，许地山“在那一个时候，还不脱一种孩稚的顽皮气，老是讲不上几句话后，就去找小孩子抛皮球，踢毽子去了。我对他当时这一种小孩脾气，觉得很是奇怪；可是后来听老舍他们谈起了他，才知道这一种天真的性格，他就一直保持着不曾改过。”
许地山在宗教研究中对佛学很投入，并表现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如终年茹素，偶尔吃荤；虽然留学西洋多年，可他从不穿西服，夏天是麻布长衫、白通帽，冬天是棉袍大褂、黑呢帽。就这样，他因为一年四季爱穿黄对襟棉大衫，留长发蓄山羊胡须，天天练习像钟鼎文一样的梵文，师生们称之为“三怪才子”；又因其不僧不俗、亦僧亦俗，同学们喊他做“许真人”。
许地山有许多惊人的才华，他不仅研究服装，还会自己做衣服；他善于培植花木、布置庭院，经他的手插于瓶中的花枝别具韵味；他搜集古钱，加以考证；他捕蝴蝶，制作标本；他还知音律，弹一手好琵琶；他带领他的孩子们养猴子、小狗和家禽，还为孩子们创制一种有历史内容的六国棋；他会说厦门话、广州话、北京话，懂英文、德文、梵文等外国文字；能辨识金文、甲骨文，
沈从文评价许地山，说他能“把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毫不牵强地糅合在一处”。
许地山和老舍在伦敦时，有一次出去一整天才回来，进门便笑，还不住地用手摸着刚刚刮过的脸。老舍问他笑什么，他说，教理发匠挣去了两镑多！天啦，理一个发才八便士，再加刮脸也不过一先令，怎么会花去两镑多呢？原来是理发匠问他什么，他就答应什么。理发师碰到这么好说话的人，于是把所有项目全做一遍，不花去两镑多才怪呢。
许地山去世时，有人叹道：“老年人失掉了快活的谈话伴侣，中年人失掉了热忱的同志，少年人失掉了开心的先生，孩子们失掉了淘气的老伯。”
炽情 许地山和夫人林月森结婚很早，1920年，刚生下女儿不久的林月森在赴京途中病逝于上海。许地山和妻子感情很深，他把她安葬在静安寺的坟场里，常常一清早独自走到妻子坟前，放上一束鲜花，默默地站立一会，回味他们生前的往事与趣谈。对妻子的怀念成为他干燥的心灵气候里仅有的无声春雨。于是，便有了这首充满炽情的词——《心有事》：
“心有事，无计问天。／心事郁在胸中，教我怎能安眠？／我独对着空山，眉更不展／我魂飘荡，有如出岫残烟。／想起前事，我泪就如珠脱串。／独有空山为我下雨涟涟。／我泪珠如急雨，急雨犹如水晶箭；／箭折，珠沉，隔作山溪泉。／做人总有多少哀和怨；／积怨成泪，泪又成川！／今日泪、雨交汇入海，海涨就要沉没赤县；／累得那只抱恨的精卫拼命去填／呀，精卫！你这样做，最经历万劫也不能遂愿。／不如咒海成冰，使它像铁一样坚。／那时节，我要和你相依恋，／各人才对立着，沉默无言。”
爱妻去世本来让许地山心如死灰。但若干年后，一个青春妩媚的女子闯进了他的生活，令其死灰复燃。生活就是这般奇妙，失去的以为不会再来；它却不期然以另一副面貌出现。周俟松，北京师范大学的高材生。她在中学时读到许地山的作品，心生仰慕。在“五四”的游行队伍中，周俟松第一次见到许地山，又为其演讲所倾倒。
第二次见面，是在接待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欢迎会上，许地山忙前忙后，十分活跃。周俟松远远地看着他，目不转睛。不久，周俟松考入北京师大数学系，她有一天去与她家同在石附马大街的熊佛西家做客，意外地碰到许地山，他们说了很多话，像一对老朋友。许地山渊博的学问和生动的谈吐使周家的女学生再也按捺不住。
许地山见过几次周俟松后，也陷入情网，他鼓足勇气于1928年12月19日给周俟松写了第一封情书。“自识兰仪，心已默契。故每瞻玉度，则愉慰之情甚于饥疗渴止”，“是萦回于苦思甜梦间，未能解脱丝毫，既案上宝书亦为君掩尽矣”。相思连书都看不进去了，这对一介书生，该是何等的折磨。好在苦思必有甜梦。周俟松不顾父母反对，决意与许地山结婚。
翌年五一劳动节九时，许、周在北京“来今雨轩”举行婚礼。当年的文学研究会就是在这里成立的。前来祝贺的嘉宾有蔡元培、陈垣、熊佛西、朱君允、田汉、周作人等。新房设在周家二进院，从洞房后窗可以看到后花园的八角木屋和野趣横生的丁香树、枣树，旖旎之至。周俟松在那天的日记上注了四个字：风和日朗。
婚后，这对新人恩爱有加。周俟松特别喜欢看故事，许地山写不了那么多，就专门为她翻译孟加拉和印度的民间故事。他们经常讨论到深夜，夫唱妇随，红袖添香，享尽人间福祉。我们来读一段许地山那时翻译的德国民歌，庶几可以写照他的心情：
“夏夜底月初升，在沉寂的山顶；远处颤音低微，是夜莺的幽鸣。唱罢，快乐的夜莺！在银光里唱罢，这如梦的夏夜，我们不能听见别的声。西天一片云彩，黑暗像要降临。停住罢！别走近来遮片刻底爱光阴，停住罢！”
有一天，住在山东济南的老舍忽然收到许地山的电报，电文是：“×日×时到站接黑衫女。”老舍郑重其事地按时赶到车站，接到的所谓“黑衫女”竟是身着黑色旗袍的周俟松。她在一所学校任校长，前往济南出差。许地山的风趣让老舍笑得闭不上嘴，亦足见许地山当时的轻快与喜悦。
黑暗虽然没有降临，阴影却像宿命似地飘然而至。阴影来自于光环的消失和激情的退去。在周俟松眼里，许地山不知不觉由著名作家变成不修边幅、随意乱扔东西的邋遢鬼，变成重友轻家、应酬太多的伧夫俗客。而周俟松呢，慢慢地，红粉褪色，淑女成妖，先是唠叨，尔后是牢骚，都不见效，终于演化成河东狮吼。许地山可没有陈季常那样的耐性，他是演讲出身的，吵起架来也是出口成章，全然把闺房重地当作了北京街头。在夫妻生活中，对抗一旦产生了惯性，那任何细枝末节都可能触发一场“战争”。1933年秋，两人惊涛骇浪般大吵后，许地山不辞而别，远赴印度考察学习去了。
大半年过去，身在异乡的许地山发现自己无法忘掉周俟松，无法抛却他们之间那一段氤氲情义。他多么希望能回到从前那些个无猜无忌、耳鬓厮磨的日子里去，但矛盾和憎怨是明摆着的，它们像一座座山阻隔着这对夫妇。许地山知道，要搬掉这些山，必须靠他们自己；否则这些山就会无情地让他们恩断义绝。突然，他想到，为什么不在两个人之间立一个公约呢？那该叫什么公约呢？对，以爱情的名义，就叫“爱情公约”！
于是，他提笔给周俟松写了一封充满悔意和深情的信，并附上自己拟定的解决双方矛盾的“爱情公约”：
一、夫妇间，凡事互相忍耐。
二、如意见不和，在大声说话以前，各自离开一会儿。
三、各自以诚相待。
四、每日工作完毕，夫妇当互给肉体和精神的愉快。
五、一方不快时，他方当使之忘却。
六、上床前，当互省日间未了之事及明日当做之事。
周俟松读了许地山的信和公约，泪如雨下。她检省自己的种种不是，想起对许地山无时不在的牵挂，她给许地山回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希望他早日回家。
许地山迫不及待地回到家里，两人执手相见，恍如梦中，竟说不出话来。周俟松把许地山领到卧室，向他指了指墙上，许地山抬头看见那里高高挂着的，正是他们的“爱情公约”。夫妇俩抱头痛哭，从此他们生活中便永远没有了阴霾。
周俟松是一个坚强的女性。1941年，年仅49岁的许地山因劳累突然倒地身亡，8岁的女儿许燕吉号啕大哭。周俟松抹干眼泪，拍着女儿的背说：“孩子，不要怕，还有妈妈呢！”周俟松活了九十多岁，她默默地为丈夫编书、写文章，像一只春蚕，绵绵不绝地吐露着自己的不尽哀思与无边怀想。
论爱
许地山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埋头在案上写什么？快同我到海边去走走吧！”
丈走只管写着，没站起来，也没抬头对他妻子行个“注目笑”的礼。妻子跑到他身边，要抢掉他手里的笔，他才说：“对不起，你自己去吧。船明天一早就要开，今天晚上我得把这几封信赶出来，十点钟还要送到船上的邮箱去。”
“我要人伴着我到海边去。”
“请七姨子陪你去。”
“七妹子说我嫁了，应当和你同行，她和别的同学先去了。我要你同我去。”
“我实在对不起你，今晚不能随你出去。”他们争执了许久，结果还是妻子独自出去了。
丈夫低着头忙他的事情，足足忙了四个钟头。那时已经十一点了，他没有进去看看新婚的妻子回来了没有，披起大衣大踏步地出门去。
他回来，到书房里检点一切后，才进入卧房，妻子已先睡了。他们约法，迟睡的人得亲过先睡者的嘴才许上床。所以丈夫走到床前，依法亲了妻子一下，妻子急用手在唇边来回擦了几下，那意思是她不接受这个吻。
丈夫不敢上床，呆呆地站在一边一会儿，他走到窗前，两手支着下颌，点点的泪滴在窗棂上，他说：“我从来没受过这样的惩罚……你的爱，到底在哪里？”
“你说爱我，方才为什么又惩罚我，使我孤零？”妻子说完随即起来，安慰他说：“好人，不要当真，我和你闹着玩哪。爱就是惩罚，我们能免掉吗？”
挚友 许地山1920年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因为他是基督教徒，经常在礼拜日到教堂做义工。此时的老舍是个小学教师，于1922年受洗入基督教，也常去做义工。两人因此相识，许地山说话直爽，尤其是爱说笑话，“村的雅的都有”，这就使老舍感到他平易近人，所以和他成了很好的朋友。
做义工期间，老舍为了提高英文水准，到燕京大学跟埃文斯教授学习英文。埃文斯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校外考官，对老舍的印象颇佳，举荐他为东方学院教师。这样，25岁的老舍，便于1924年9月，来到伦敦任教。
老舍在东方学院的酬金是每年250镑，每月仅有20镑，生活是较为艰苦的。他还要给母亲寄些生活费用，这就显得更为拮据了。老舍心情不好，就埋头在小说堆里，广泛阅读英文名著，到后来自己也觉得手痒痒的，想试试身手。
许地山见老舍迷上了小说，就鼓励他写。在许地山的影响和鼓励下，1925年老舍用3便士一本的学生练习本写成了《老张的哲学》。许地山对这部小说大为称许，认为老舍写得非常幽默诙谐，便将这部小说推荐给上海的郑振铎，发表在《小说月报》上。从此老舍一发而不可收，接二连三地发表了长篇《赵子曰》、《二马》等作品，成为五四时期长篇小说创作最为光彩的明星。
许地山逝世后，老舍在《敬悼许地山先生》一文中痛惜地说：“以他的对种种学问好知喜问的态度，以他的对生活各方面感到的趣味，以他的对朋友提携辅导的热诚，以他的对金钱利益的淡薄，他绝不像个短寿的人。”
郑振铎和许地山的交往开始于五四运动之前几个月，郑振铎就读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许地山正在燕京大学求学。课余，他俩和在俄文专修学校读书的瞿秋白，还有耿济之、瞿世英等七八个青年经常到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图书馆里借书看，彼此认识后，大家常在一起切磋学术，探讨文艺，议论时事，无话不谈。许地山丰富的社会阅历和风趣横生的谈吐，使郑振铎印象很深；郑振铎为人诚恳、刚正、率真，也被许地山视为挚友。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郑振铎和许地山分别是各自学校的代表，又经常在一起开会，积极参加各种反帝、反封建的活动。11月间，他俩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等共同编辑《新社会》旬刊。这是一种青年读物，最初几期里，有些谈青年修养和介绍科学知识的文章，但逐渐增多的是讨论社会革命和反帝、反封建的论著。郑振铎先后发表了《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万恶的社会》等文章，许地山也发表了《女子的服饰》、《十九世纪两大社会学家底女子观》等文章。《新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决定提高刊物的学术性，为纪念国际劳动节30周年，连续3期都办成“劳动号”，郑振铎写了《什么是劳动问题》等文章，许地山写了《劳动底究竟》等文章，他们赞颂劳动者的创造和智慧，提出“各业工人，能够组织工会，互相联络，做欧洲式的大规模罢工”等希望……这3期“劳动号”出刊后，北洋军阀政府惊恐万分，在1920年5月派武装警察查封了《新社会》。
郑振铎和许地山志同道合，共同为发展新文学而努力，他们都曾致力于儿童文学。郑振铎写的儿童诗《早与晚》、《黎明的微风》、《春游》等6首，就是由许地山谱曲后发表的。许地山又介绍其二哥敦谷（画家）为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创作插图。郑振铎与许地山对于印度著名作家、诗人泰戈尔（1861—1941）的诗都有共同的兴趣。据郑振铎回忆，在北平时，有一天傍晚，他到许地山宿舍去，在书架上翻出一本日本翻译版的《泰戈尔诗集》，读得很高兴。许地山看到他这么喜欢泰戈尔的诗，便和他谈起泰戈尔的生平和诗。那时，许地山正在译泰戈尔的《吉檀迦利》，便把泰戈尔的《新月集》送给郑振铎，建议他翻译。郑振铎翻译《新月集》后，译文还经许地山校读。
后来，许地山热心于哲学、宗教史的研究，郑振铎则钻研中国文学史。虽然彼此的爱好已有所不同，但仍互相支持，互相帮助。1925年，许地山在英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从事研究工作，撰写长篇论文《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时，论及中国古典戏剧受到印度伊兰文学的影响，需要有关资料，就写信要求郑振铎帮助。郑振铎为他搜集了不少中国古籍上的材料，并为该文作了修订后发表于由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史时，需要牛津大学图书馆珍藏的敦煌卷子资料，因该馆不准任何人携带纸笔入内辑录，许地山就入内读熟，然后出来凭记忆记下来，再寄给郑振铎。所以，郑振铎完成《中国俗文学史》的著述，其中也有许地山的一份劳绩。
郑振铎在上海时，曾为国家抢购和保存了大批善本书。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局势日益恶化。郑振铎担心上海不安全，打算把这批书暂时寄存到香港，几经联系，别人都不敢承担其责。这时，许地山正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主任教授，同时还任中英文化协会主席，郑振铎写信和他联系，他立刻答应。这批三千多部的价值连城的元明本书、抄校本书，都是由郑振铎寄到香港大学图书馆，由许地山收下。对许地山这种勇敢负责的行为，保存民族文化的功绩，郑振铎一直感激在心。
郑振铎珍视许地山的友情并对他怀着敬意，1941年8月，许地山因劳累致心脏病突发逝于香港，郑振铎在上海闻讯十分悲痛，抗战胜利后特撰文悼之。1958年6月，新版《许地山选集》付印之际，郑振铎还为该书写了序言，回忆与许地山20多年的深厚友谊，指出：“在一九二0年到一九四一年的二十多年里，他的创作无疑地是中国现代文学上的耀眼光辉。我们谈到这个时期的文学时，不能忽略这样一位有天才的作家。”
师道 1935年初，胡适南下接受香港大学颁赠的名誉博士学位，他向校方提议，港大中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的主任应由中国学者担任，此人应毕业于英国大学，对中西文化有精深造诣，在学术界享有权威，而且还应是南方籍贯，谙闽粤方言。校方采纳了这项建议，经胡适介绍，许地山于1935年秋受聘香港大学，主持中国文学教学。
许地山出任中文系教授后，港大学风剧变，孕育出一股新的学术气象。许地山学贯中西，知识渊博，待人接物总是抱着一片和蔼与真诚，永远保持热情，因而深得同仁的敬重与青年的爱戴。不少学生因许地山的到来获益良多，著名史学家金应熙在《悼许地山师》一文中追忆：“先生却是最恨敷衍了事的，他对每一课都认真预备。有几次我到中文学院上课，比预定上课时间早，已经看见先生在教室认真预备，翻抄上课时需用的参考书籍了。在上课的时间，有时偶遇一两个意义不明的词，先生也从来不肯放过，总要找到解释才休的。”
许地山以“五四”闯将的姿态与热情，致力改革中文系，他把当时的“中文部”正式改为“中国文学系”，开办文、史、哲、翻译等课程，随后又分设文学、史学、哲学三系，合组成中文学院。他还着手革新课程，充实内容，积极倡导新文学、新文化、新思想，倡导汉字简化，改革八股文，力倡白话文，并把中文学院招生的作文全部改用白话。1941年7月，针对钱穆的《新时代与新学术》，他在《大公报》发表了《国粹与国学》一文，反对抱残守缺，主张“一个民族的文化的高低是看那民族能产生多少有用的知识与人物，而不是历史的久远与经典的充斥”。
苦研 1915年，许地山考进燕京大学，曾在文学院和神学院求学。在此后五年间，他成天出进于图书馆。
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丰富，尤其是中外民俗学、宗教学图书，许地山在图书馆读了很多中国民间故事、传说；因为兼通梵文，他通过比较作研讨，发现其中不少乃自印度辗转流入，若干年后，许地山就此翻译了《孟加拉民族故事》；而在图书馆里，他更多的是研读各种佛经。1918年，写给新婚妻子的小品《愿》《香》等篇章，都分别用了佛经词语和典故。燕京大学图书馆深化了他对图书馆的需求，此后每到一处，无论居住长短，许地山大半时间都用到了跑图书馆上。
五四运动以后，大学停课，很多学生逛嬉于游乐场所，或无所事事，许地山却成天在图书馆流连忘返。燕京图书馆藏书已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了，就到其他图书馆去。可以说北京城里城外所有挂牌子的图书馆，他都跑遍了，他的同学日后回忆说：“北京的图书馆，没他没去过之处，一去就是一整天。他身上满是书香。”因为博览群书，知识面广，许地山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也就出了名，人们认定他是一个一点也不痴的真正的“书痴”。
1923年，许地山与梁实秋、谢冰心等同赴美国留学，他进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开读宗教哲学。在大学仅一年，而大半时间却都在图书馆度过。到写作自传体小说——《读〈芝兰与茉莉〉》，也是借用了图书馆若干藏书，并在图书馆的413号检讨室里写成的。在此期间，许地山还查阅、摘录了图书馆收藏的欧美学者研究中国道学文化的著作和调查报告，准备写《中国道教史》。后来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推出的这部书的扉页上，许地山为感念当年图书馆提供的阅读便利，还特地写下“美国哥伦比亚图书馆”等字样以纪之。
翌年9月，许地山转入英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研究印度宗教比较学和民俗学。牛津大学图书馆历史悠久，藏书更为丰富，吸引着这个来自东方的学子深入宝山不愿返。他在牛津大学两年，日后回忆这段有益的图书馆生活，许地山颇有关山度若飞之感，还特地在自称为“牛津书虫”的文章里称：“牛津实在是学者的学国，我在此地，两年的生活，尽用于波德林图书馆、印度学院、阿克兰屋（社会人类学讲室）及曼斯菲尔学院中，竟不觉归期已近”。老舍后来追忆说：许地山只要在图书馆中坐下，就不用再希望他还能看看钟表。他到了图书馆，是永远不记着时刻的。伦敦虽大，许地山行迹所在却只是两个点，那就是大英博物馆皇家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老舍说，在伦敦要找许地山很容易，“他独自出去，不是到博物院，必是入图书馆，进去，他就忘了出来。有一次，在上午八九点钟，我在东方学院图书馆楼上发现了他。到吃午饭的时候，我去唤他，他不动。一直到下午五点，他才出来，还是因为图书馆已到关门时间的缘故。找到了我，他不住地喊饿，是啊，他已饿了十个点钟了”。
1926年，时在巴黎留学研究近代中国史的罗家伦，拟开创“中国近代史”课程，他写信给许地山，请求帮助搜集中英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文书、档案。许地山当即自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查阅这些尘灰满面的文字。他朝出夜归整整花费了一个月时间整理、抄录。由于这些原始档案大多是缺头断尾，在抄录过程中，许地山还作了必要的考证和注释。他终于比较完整地搜集了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交涉史料，寄交了罗家伦。
许地山在波德林图书馆搜集原始档案，也引发了自己对鸦片战争题材的兴趣。过去在国内见到的都是中国一方的文字，未及其他，易产生以偏概全的结论，而此正是治学大忌。因而许地山在波德林图书馆搜集档案结束后，余意未了，又赴英国其他图书馆寻找，果然获得更多的资料。当他回国前夕，竟抄录、整理了厚厚一本的英国鸦片战争档案文书。它就是1928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推出的《达忠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
1927年，许地山离英归国。回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任教。他的学识渊博，能开不少其他教师教不了的课，如《佛教文学》《佛教哲学》《道教哲学》和人类学、社会学等。即便如此，他仍习惯于以大量时间在图书馆读书，按题搜集资料，其中很多选题是他人想象不到的，像搜集各种门神像等。有个时期他还热衷在图书馆寻找传统文化里被人们鄙视的扶箕迷信种种样式，后来竟然编了一册《中国扶箕文化研究》，罗列了100多种迷信样式，用以揭露、批判社会的陋习。
许地山1935年升任教授后，学院为他设置研究室。这间挂有“面壁斋”匾额的研究室，除了一面墙挂匾，三面墙都被连接天花板的书架遮住了。其中有两只书架上，还摆着学者自海外图书馆抄录的梵文学习笔记和抄录欧洲中古时代僧侣所写的圣经以及其他稿本。当时，许地山想有条不紊地整理它们，以便完成八年前回国途经印度应泰戈尔建议，编出一部《梵文字典》的承诺。可是笔记整理完竣之后，他寻遍北平各大图书馆，发现藏梵文的中西书籍罕有，遑论涉及梵文的工具书了。由于资料的缺乏，这项有意义的研究随1935年许地山赴香港大学任教而中断了。
许地山在香港大学期间，仍醉心于出入图书馆抄书编书，大小学问都做。因为家里饲养了几只猫，他大感兴趣，就想到做猫的文字。他就此跑了多次图书馆，搜集中国和世界各地有关猫的神话、故事、人文与自然知识，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猫乘》，他说：“作者一向爱猫，故此不惮其烦地写了这一大篇给同爱的读者。”
禅理【三篇·许地山】
我常得着男子送给我的东西，总没有当它们做宝贝看。我朋友师松却不如此，因为她从不曾受到男子的赠与。
自鸣钟敲过四下以后，山上礼拜寺的聚会就完了。男男女女像出圈的羊，争要下到山坡觅食一般。那边有一个男学生跟着我们走，他的正名字我忘记了，我只记得人家都叫他做“宗之”。他手里拿着一支荼靡，且行且嗅。荼靡本不是香花，他嗅着，不过是一种无聊举动便了。
“松姑娘，这枝荼靡送给你。”他在我们后面嚷着，松姑娘回头看见他满脸堆着笑容递着那花，就速速伸手去接。她接着说：“多谢，多谢。”宗之只笑着点点头，随即从西边的山径转回家去。
“他给我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想他有什么意思，他就有什么意思。”我这样回答她。走不多远，我们也分途各自家去了。
她自下午到晚上不歇把弄那枝荼靡。那花像有极大魔力，不让她撒手一样。她要放下时，每觉得花儿对她说：“为什么离弃我？我不是从宗之手里递给你，交你照管的吗？”
呀，宗之的眼、鼻、口、齿、手、足，动作，没有一件不在花心跳跃着，没有一件不在她眼前的花枝显现出来！她心里说，“你这美男子，为甚缘故送给我这花儿？”她又想那天经坛上的讲章，就自己回答说：“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而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
这是她爱荼靡花，还是宗之爱她呢？我也说不清，只记得有一天我和宗之正坐在榕树根谈话的时候，他家的人跑来对他说：“松姑娘吃了一朵什么花，说是你给她的，现在病了。她家的人要找你去问话咧。”
他吓了一跳，也摸不着头脑，只说：“我哪时节给她东西吃？这真是……！”
我说，“你细想一想”，他怎么也想不起来。我才提醒他说：“你前个月在斜道上不是给了她一朵荼靡吗？”
“对呀，可不是给了她一朵荼靡！可是我哪里教她吃了呢？”
“为什么你单给她，不给别人？”我这样问他。
他很直截地说：“我并没什么意思，不过随手摘下，随手送给别人就是了。我平素送了许多东西给人，也没有什么事，怎么一朵小小的荼靡就可使她着了魔？”
他还坐在那里沉吟，我便促他说：“你还能在这里坐着么？不管她是误会，你是有意，你既然给了她，现在就得去看她一看才是。”
“我哪有什么意思？”
我说：“你且去看看罢，蚌蛤何尝立志要生珠子呢？也不过外间的沙粒偶然渗入它的壳里，它就不得不用尽工夫分泌些黏液把那小沙裹起来罢了。你虽无心，可是你的花一到她手里，管保她不因花而爱起你来吗？你敢保她不把那花当作你所赐给爱的标识，就纳入她的怀中，用心里无限的情思把它围绕得非常严密吗？也许她本无心，但因你那美意的沙无意中掉在她的爱贝壳里，使她不得不如此。不用踌躇了，且去看看罢。”
宗之这才站起来，皱一皱他那副冷静的脸庞，跟着来人从林菁的深处走出去了。
妻子说：“良人，你不是爱闻香么？我曾托人到鹿港去买上好的沉香线；现在已经寄到了。”她说着，便抽出妆台的抽屉，取了一条沉香线，燃着，再插在小宣炉中。
我说：“在香烟缭绕之中，得有清谈。给我说一个生番故事罢。不然，就给我谈佛。”
妻子说：“生番故事，太野了。佛更不必说，我也不会说。”
“你就随便说些你所知道的罢，横竖我们都不大懂得，你且说，什么是佛法罢。”
“佛法么？——色，——声，——味，——香，——触，——造作，——思惟，都是佛法；惟有爱闻香的不是佛法。”
“你又矛盾了！这是什么因明？”
“不明白么？因为你一爱，便成为你的嗜好，那香在你闻觉中，便不是本然的香了。”
南普陀寺里的大石，雨后稍微觉得干净，不过绿苔多长一些。天涯的淡霞好像给我们一个天晴的信。树林里的虹气，被阳光分成七色。树上，雄虫求雌的声，凄凉得使人不忍听下去。妻子坐在石上，见我来，就问：“你从哪里来？我等你许久了。”
“我领着孩子们到海边捡贝壳咧。阿琼捡着一个破贝，虽不完全，里面却像藏着珠子的样子。等他来到，我教他拿出来给你看一看。”
“在这树荫底下坐着，真舒服呀！我们天天到这里来，多么好呢！”
妻说：“你哪里能够……”
“为什么不能？”
“你应当作荫，不应当受荫。”
“你愿我作这样的荫么？”
“这样的荫算什么！我愿你作无边宝华盖，能普荫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如意净明珠，能普照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降魔金刚杵，能破坏一切世间诸障碍；愿你为多宝盂兰盆，能盛百味，滋养一切世间诸饥渴者；愿你有六手，十二手，百手，千万手，无量数那由他如意手，能成全一切世间等等美善事。”
我说：“极善，极妙！但我愿做调味的精盐，渗入等等食品中，把自己的形骸融散，且回复当时在海里的面目，使一切有情得尝咸味，而不见盐体。”
妻子说：“只有调味，就能使一切有情都满足吗？”
我说：“盐的功用，若只在调味，那就不配称为盐了。
名作
记得离北平以前，最后到卢沟桥，是在二十二年的春天。我与同事刘兆惠先生在一个清早由广安门顺着大道步行，经过大井村，已是十点多钟。参拜了义井庵的千手观音，就在大悲阁外少憩。那菩萨像有三丈多高，是金铜铸成的，体相还好，不过屋宇倾颓，香烟零落，也许是因为求愿的人们发生了求财赔本求子丧妻的事情吧。这次的出游本是为访求另一尊铜佛而来的。我听见从宛平城来的人告诉我那城附近有所古庙场了，其中许多金铜佛像，年代都是很古的。为知识上的兴趣，不得不去采访一下。大井村的千手观音是有著录的，所以也顺便去看看。
出大井村，在官道上，巍然立着一座牌坊，是乾隆四十年建的。坊东面额书“经环同轨”，西面是“荡平归极”。建坊的原意不得而知，将来能够用来做凯旋门那就最合宜不过了。
春天的燕郊，若没有大风，就很可以使人流连。树干上或土墙边蜗牛在画着银色的涎路。它们慢慢移动，像不知道它们的小介壳以外还有什么宇宙似的。柳塘边的雏鸭披着淡黄色的氄毛，映着嫩绿的新叶；游泳时，微波随蹼翻起，泛成一弯一弯动着的曲纹，这都是生趣的示现。走乏了，且在路边的墓园少住一回。
刘先生站在一座很美丽的家堵坡上，要我给他拍照。在榆树荫覆之下，我们没感到路上太阳的酷烈。寂静的墓园里，虽没有什么名花，野卉倒也长得顶得意地。忙碌的蜜蜂，两只小腿粘着些少花粉，还在采集着。蚂蚁力争一条烂残的蚱蜢腿，在枯藤的根本上争斗着。落网的小蝶，一片翅膀已失掉效用，还在挣扎着。这也是生趣的示现，不过意味有点不同罢了。
闲谈着，已见日丽中天，前面宛平城也在域之内了。宛平城在卢沟桥北，建于明崇祯十年，名叫“拱北城”，周围不及二里，只有两个城门，北门是顺治门，南门是永昌门。清改拱北为拱极，永昌门为威严门。南门外便是卢沟桥。拱北城本来不是县城，前几年因为北平改市，县衙才移到那里去，所以规模极其简陋。从前它是个卫城，有武官常驻镇守着，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地点。我们随着骆驼队进了顺治门，在前面不远，便见了永昌门。大街一条，两边多是荒地。我们到预定的地点去探访，果见一个庞大的铜佛头和些铜像残体横陈在县立学校里的地上。拱北城内原有观音庵与兴隆寺，兴隆寺内还有许多已无可考的广慈寺的遗物，那些铜像究竟是属于哪寺的也无从知道。我们摩挲了一回，才到卢沟桥头的一家饭店午膳。
自从宛平县署移到拱北城，卢沟桥便成为县城的繁要街市。桥北的商店民居很多，还保存着从前中原数省入京孔道的规模。桥上的碑亭虽然朽坏，还矗立着。自从历年的内战，卢沟桥更成为戎马往来的要冲，加上长辛店战役的印象，使附近的居民都知道近代战争的大概情形，连小孩也知道飞机、大炮、机关枪都是做什么用的。到处墙上虽然有标语贴着的痕迹，而在色与量上可不能与卖药的广告相比。推开窗户，看着永定河的浊水穿过疏林，向东南流去，想起陈高的诗：“卢沟桥西车马多，山头白日照清波。毡卢亦有江南妇，愁听金人出塞歌。”“清波不见，浑水成潮”是记述与事实的相差，抑昔日与今时的不同，就不得而知了。但想象当日桥下雅集亭的风景，以及金人所掠江南妇女。经过此地的情形，感慨便不能不触发了。从卢沟桥上经过的可悲可恨可歌可泣的事迹，岂止被金人所掠的江南妇女那一件？可惜桥栏上蹲着的石狮子个个只会张牙裂结舌无言，以致许多可以稍留印迹的史实，若不随蹄尘飞散，也教轮辐压碎了。我又想着天下最有功德的是桥梁。它把天然的阻隔连络起来。它从这岸渡引人们到那岸。在桥上走过的是好是歹，于它本来无关，何况在上面走的不过是长途中的一小段，它哪能知道何者是可悲可恨可泣呢？它不必记历史，反而是历史记着它。
卢沟桥本名广利桥，是金大定二十七年始建，至明昌二年（公元—一八九至一九一二）修成的。它拥有世界的声名是因为曾入马哥博罗的记述。马哥博罗记作“普利桑干”，而欧洲人都称它做“马哥博罗桥”，倒失掉记者赞叹桑干河上一道大桥的原意了。中国人是擅于修造石桥的，在建筑上只有桥与塔可以保留得较为长久。中国的大石桥每能使人叹为鬼役神工，卢沟桥的伟大与那有名的泉州洛阳桥和漳州虎渡桥有点不同。论工程，它没有这两道桥的宏伟，然而在史迹上，它是多次系着民族安危。纵使你把桥拆掉，卢沟桥的神影是永不会被中国人忘记的，这个在“七七”事件发生以后，更使人觉得是如此。当时我只想着日军许会从古北口入北平，由北平越过这道名桥侵入中原，决想不到火头就会在我那时所站的地方发出来。
在饭店里，随便吃些烧饼，就出来，在桥上张望。铁路桥在远处平行地架着。驮煤的骆驼队随着铃铛的音节整齐地在桥上迈步。小商人与农民在雕栏下作交易上很有礼貌的计较。妇女们在桥下浣衣，乐融融地交谈。人们虽不理会国势的严重，可是从军队里宣传员口里也知道强敌已在门口。我们本不为做间谍去的，因为在桥上向路人多问了些话，便教警官注意起来，我们也自好笑。我是为当事官吏的注意而高兴，觉得他们时刻在提防着，警备着。过了桥，便望见实柘山，苍翠的山色，指示着日斜多了几度，在砾原上流连片时，暂觉晚风拂衣，若不回转，就得住店了。“卢沟晓月”是有名的。为领略这美景，到店里住一宿，本来也值得，不过我对于晓风残月一类的景物素来不大喜爱，我爱月在黑夜里所显的光明。晓月只有垂死的光，想来是很凄凉的，还是回家吧。
我们不从原路去，就在拱北城外分道。刘先生沿着旧河床，向北回海淀去。我捡了几块石头，向着八里庄那条路走。进到阜成门，望见北海的白塔已经成为一个剪影贴在洒银的暗蓝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