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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略 刘半农（1891—1934），原名刘寿彭，改名刘复；字伴侬、瓣秾、半农，号曲庵。江苏江阴人，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同时，他又是我国语言及摄影理论奠基人。他的《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康士坦丁语言学专奖”。是我国第一个获此国际大奖的语言学家。
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1911年曾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后在上海以向鸳鸯蝴蝶派报刊投稿为生。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法科预科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之一。积极投身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1920年到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实验语音学，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5年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1925年秋回国，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讲授语音学。
1926年出版了诗集《扬鞭集》和《瓦釜集》。其他著作有《半农杂文》、《中国文法通论》、《四声实验录》等，编有《初期白话诗稿》，另有译著《法国短篇小说集》、《茶花女》等。
刘半农照
1934年在北京病逝。病逝后，鲁迅曾在《青年界》上发表《忆刘半农君》一文表示悼念。
兄弟 刘半农与他的弟弟刘天华、刘北茂，都是我国的现代文化名人，被誉为“江阴刘氏三杰”。“刘氏三杰”出生在江苏江阴澄江镇一个贫寒的家庭。他们的祖父英年早逝，祖母夏氏很年轻时就守寡。自己孤单一人，就从丈夫的堂兄膝下过继了一个男孩，取名刘宝珊。以自家微薄的财力培养他读书识字。几年后的一个冬天，夏氏外出时，忽然听到河边有婴儿啼哭，她觉得很蹊跷，到河边一看，原来是包裹得很严实的一个女弃婴在啼哭。看样子出生也不过一个月左右，就抱回家抚养。这个女婴长大后，就成了刘宝珊的童养媳。又过了几年母亲给他们圆了房，刘宝珊夫妇先后生养了三个儿子，长大后都成为了名人。
二弟刘天华生于1895年，自幼喜欢音乐，1909年考入常州中学，被选进校军乐队，开始接触到军乐和乐器。辛亥革命爆发后，常州中学停办，他回到江阴。为维持生计，他曾在中学当音乐教员。1915年父亲去世，他自己又患病在家，花两毛钱买了把二胡，自学二胡，创作了二胡曲《病中吟》。第二年他被聘为江苏省立第五中学音乐教员。此时他对民间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向民间艺人学习二胡、琵琶和古琴，还到处寻访民间艺人采集民间音乐，获得了很扎实的积累。
1922年刘天华被聘为北大音乐传习所国乐导师，培养了很多有才华的学生。1930年梅兰芳应邀赴美国演出前，为了准备出国演出音乐资料，经京剧编剧齐如山介绍，梅兰芳请刘天华帮助记录京剧音乐曲牌。他用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将梅兰芳的京剧唱腔以五线谱的形式记录下来，印制成书，以便带到美国散发。这本《梅兰芳歌曲谱》在美国很受欢迎，美国音乐界开始认识刘天华，随即邀请他访美。为了准备访美事宜，他累病了，不幸染上猩红热而不治，于1932年6月8日去世，年仅38岁。
刘天华是我国第一个用西方五线谱记录整理“国乐”的音乐家，他大胆借鉴西方音乐，改进、提高民族音乐，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二胡曲，如《病中吟》、《良宵》、《空山鸟语》、《光明行》等，使他成为我国二胡学派的奠基人。他还是民族乐器的革新者，对传统的二胡和琵琶都进行了技术改进，扩展了音律，拓宽了表现领域，为这两种古老的民族乐器赋予了新鲜生命。
三弟刘北茂，原名寿慈，字寿元，生于1903年，是一位著名的二胡演奏家、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他从小喜欢音乐，特别是在两位兄长的影响下，在读中学时就掌握了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技巧。
192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先后在暨南大学、北京大学等大学任教。北平沦陷后，他拒绝日伪政权的高薪聘请，毅然放弃英语教学，到重庆国立音乐学院教音乐。由此，他开始转入音乐事业，决心继承和发扬二哥刘天华的“改进国乐”的遗愿，献身于国乐的改进、提高工作。
建国后，先后任中央音乐学院和安徽师大教授。到晚年，双腿瘫痪，于1981年与世长辞。他一生创作了一百多首二胡曲，像《汉江潮》、《小花鼓》、《流芳曲》等二胡独奏曲，都是广为流传的代表作。他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一位多产的作曲家，是刘天华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和发展者，被誉为“民族音乐大师”。
贡献 1919年，刘半农为了推动新文化运动，想到了利用双簧戏这个形式来宣扬新文化。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好友钱玄同。钱玄同虽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生，旧学根底深厚，但他十分讨厌旧文学的做派和风格，曾经骂他们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刘半农提议两人合演一曲双簧戏，—个扮演顽固的复古分子，封建文化的守旧者；一个扮演新文化的革命者。用这种双簧戏的形式把正反两个阵营的观点都亮出来，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一开始，钱玄同觉得主意虽不错，但手法有些不入流，不愿参加。但刘半农坚持说，非常时期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达到目的。经他反复动员，最后钱玄同才同意与他一起演一出双簧戏。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杂志第四卷三号上，忽然发表了一篇写给《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公开信《给编者的一封信》。署名“王敬轩”。信为文言写就，全信4000多字，不用新式标点，以一个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卫道者的形象，列数《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所谓“罪状”，极尽谩骂之能事。而就在同一期上，发表了另一篇以本社记者半农之名写的观点与之针锋相对的文章《复王敬轩书》，全信洋洋万余言，对王敬轩的观点逐一批驳。这一双簧戏旗帜鲜明，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不仅真的引来了“王敬轩”那样的卫道士如林琴南等人的发难，更多地却引起了青年学子和进步人士的喝彩。鲁迅对此也持肯定的态度。这一正一反两篇文章同时出现的结果是：“旧式文人的丑算是出尽，新派则获得压倒性的辉煌胜利”。一些原来还在犹豫的人都开始倾向新文化了，连朱湘和苏雪林都说他们是看了这双簧戏才变成新派的，可见双簧戏影响之大。
刘半农导演的这出双簧戏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插曲，也凸显了刘半农对新文化的贡献。苏雪林曾评价说：“（刘半农）虽不足与陈（独秀）、胡（适）方驾，却可与二周（鲁迅、周作人）并驱。事实上，他对新文学所尽的气力，比之鲁迅兄弟只有多，不会少。”作为新青年的健将，刘半农对新文学的贡献很大，但说他超越鲁迅兄弟的评价未免过誉。但鲁迅本人也不否认刘半农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他说：“（刘半农）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忆刘半农君》）
首创 刘半农到伦敦后不久，于1920年9月4日创作了一首题为《教我如何不想她》的小诗。这首诗很快便被同在伦敦留学的赵元任谱成歌曲，随后在国内传唱开来，流行至今。有人说，《教我如何不想她》是一首写给女友的情歌。但更多的人认为，“她”字在这里代表的是中国，这首诗应该是刘半农在异国他乡思念祖国家乡的心声。
《教我如何不想她》之“她”字，也是刘半农所首创。汉字中之“他”本无男女之分，因此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或自行创作文学作品，均感不便。初时，人们以“伊”字作为女性之“他”，如鲁迅早期小说《阿Q正传》、《祝福》等，均用“伊”字来代替女性之“他”。然而，“他”与“伊”为截然不同之二字，用起来仍有不少麻烦，刘半农考虑及此，反复琢磨，乃首创“她”字以作女性之“他”，后来得到社会认可，“她”字到处通行，并载入了字典。
引路 刘半农的后半生和民歌的收集、创作有不解之缘，他之所以走上这条路，和他的出身以及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关系密切。刘氏出身贫寒，熟悉民间文化；而新文化运动在理论上抛弃了传统文人的矫揉造作和儿女情长的题材，但是要拿出实在的业绩证明它更出色，方可征服人心。这创作的源头活水哪里找？显然，为士大夫和小资们不熟悉乃至蔑视的民间文化是最佳选择。刘半农不只是一个勇猛的战士，还是一个敏锐的战士。由此，他开创了民歌、俗曲收集、整理与创作的辉煌事业。在1918年所作的《中国之下等小说》的演讲中，刘半农即肯定了鼓词、宝卷、唱本等民间文艺、通俗文艺的价值，要求描写民众生活、吸取民间文艺和通俗文艺的营养，创造平民文艺。在1927年发表的《国外民歌译》自序中，刘半农说他之所以喜爱民歌，是因为他“爱阔大，不爱纤细；爱朴实，不爱雕琢；爱爽快，不爱腻滞；爱隽趣的风神，不爱笨头笨脑的死做”的气质所决定的。他认为歌谣是最纯洁的文学，是自然的天籁，是被庙堂士大夫污染最少的文学，又认为：“歌谣之构成，是信口凑合的，不是精心结构的”。这样，民歌便于自由抒发情感，而这“正是文学上最重要的一个要素”。
1918年1月底的一天，刘半农对北大国文系主任沈尹默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沈尹默表示赞同。第二天，刘半农就将拟好的章程交给北大校长蔡元培，蔡元培批交文牍处，2月1日的《北大月刊》发布了刘半农草拟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引起强烈反响。“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从此开场了”。歌谣学运动的兴起，使全国许多报刊也注意起民歌来。随后，相继出现了顾颉刚、钟敬文、魏建功等早期民间文艺学者搜集和研究民间文艺的大批成果。1919年，刘半农亲自采集《江阴船歌》二十首。1925年，又到江阴采集到民歌数十首。1928年，刘半农任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民间文艺组主任时，曾提出对歌谣俗曲、传说故事、谚语谜语、切口语、叫卖声的研究计划。以后，又率领李家瑞等人收集整理俗曲，于1932年出版了《中国俗曲总目稿》，收录了十一省区的六千多种俗曲曲目。由此，刘半农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最早倡导民间文艺，亲自搜集民间歌谣的重要代表人物。
1925年9月，刘半农结束留学，回到祖国，重返北大担任国文系教授、国学门导师。他以“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继续着他作为实验语言学家的事业，把研究方向牢牢地定位在语音上面。刘半农从法国带了大量的科学仪器回来，他先后发明了声调推算尺与四声模拟器，写成《声调之推断及“声调推断尺”之制造与用法》和《“四声模拟器”之创制》等一批专业论文。他把这些器材和发明悉数贡献出来，因陋就简地在北大创立了我国第一个语音乐律实验室，并开设了相关的课程，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刘半农不是一个单纯的爬格子的人，而是一个杰出的实验语言学家，对于实验他事必躬亲，一会去故宫测试所藏古乐器的音律，一会去西北研究民俗，为各地的方言录音，收集俚曲小调，忙得不亦乐乎。他还和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等人发起了“数人会”，以讨论国语统一问题。成为中国实验语音学的领路人。
护宝 归国之后，除了在北大任职，1928年刘半农还在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任职。就在这时，刘半农和美国文化窃贼、不学无术的安得思发生了正面冲突。原来，1928年4月，安得思秘密率领第四次中亚考察团到我国蒙古高原偷偷发掘文物。之前，他曾带领大队人马先后7次在内蒙挖掘文物，每次都把获得的几十、几百箱的文物瞒过国民政府直接运回美国。这一次，安得思又挖了八九十箱文物准备经北京到天津出口，被文物维护会和古物保管委员会查到。因为在他的护照上，只允许他打猎，而未批准他发掘文物。因此，文物被扣留。怀恨在心的安得思怂恿在北平的各洋文报纸痛骂文物与古物两委员会。说刘半农等人“是妨害文化”、“是中国人不懂科学的表示”。但两委员会不为所动，谈判的结果，安得思被迫将一半的偷盗文物留在中国。
1930年4月，英国文化窃贼斯坦因骗得中国外交部的一张旅游护照，准备绕过各中国文物保护组直接从印度进入中国西北进行中亚考察，而且计划和法国探险家哈特组建的“雪铁龙横穿亚洲考察队”在中国新疆会师，共同开掘文物。这一试图绕开中方的罪恶的文化劫掠行为，激起了刘半农的愤怒，该年5月和12月他两次上文国民政府，要求阻止斯坦因的非法行径。这次努力没有白费，次年，斯坦因便被中国国民政府驱逐出境。
至交 刘半农出现在周作人的视野里，大约在《新青年》红火的初期。那时陈独秀已把《新青年》移至北京，刘半农也随之从上海赶到了燕京之地。他此前在军队里做过文书，后任上海《中华新报》和《红玫瑰》的记者。因为投稿于《新青年》，遂结识了陈独秀，所以他的北上，和《新青年》很有些关系。查周作人的日记，记载的和刘半农的交往甚多。在周作人1918年的日记中，友人出现最多的是钱玄同，次为陈独秀和刘半农。所谈多为学问之事，如小说研究、儿歌研究等等。周作人曾送刘半农日本诗集等书，刘氏亦借杂书予周作人。
周作人曾这样描述刘半农：
“君状貌英特，头大，眼有芒角，生气勃勃，至中年不少衰。性果毅，耐劳苦。专治语音学，多所发明；又爱好文学美术，以余力照相，写字，作诗文，皆精妙。与人交游，和易可亲，喜诙谐，老友或戏谑为笑；及今思之，如君之人已不可再得。”“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
看刘半农的文章，谈到周作人的地方也很多，并有一种亲情在里面。1921年5月20日，刘氏在伦敦致信周作人，请其为新编《瓦釜集》作序，文中说：
“我现在要求你替我做一篇序，但并不是一般出版物上所要求的恭维的序。恭维一件事，在施者是违心，在受者是有愧，究竟何苦！我所要求的，是你的批评；因为我们两人，在做诗上所尝的甘苦，相知得最深，你对于我的诗所下的批评，一定比别人分外确当些……我希望你为友谊的缘故做我的朋友，这是我请你做我的朋友，这是我请你做序的一个条件。”
刘氏还在《记砚兄之称》一文中，谈及了与周作人的友情：
“余与知堂老人每以砚兄相称，不知者或以为儿时同窗友也，其实余二人相识，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犹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越十年，红胡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李丹忱捕，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间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民国十六年，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归，今日思之，亦如梦中矣。”
刘半农书法
趣闻 1934年3月刘半农出席一次音乐会，李抱忱演唱了《教我如何不想她》，得到满堂彩。歌者随后热情地介绍说歌词的作者也在场，刘半农被迫登场，就在这时，他听到一位女士悄悄地说：“原来是这样一个老头儿！”刘半农因此特地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刘半农十分乐于助人，对酷爱学习的人更是爱护。1919年1月，有位姓方的朋友（在家排行老六）向他借两本书，一本是瑞典的《滩簧日记》，另一本是收有高尔基等人作品的英文版苏联小说集。他欣然同意，热情地将书寄出，还附了一封意味深长，饶有风趣的回信：
（生）咳，方六爷呀，方六爷。（唱西皮慢板）你所要，借的书，我今奉上。这其间，一本是，俄国文章，那本是，瑞典国，小曲滩簧。只恨我，有了它，一年以上，都未曾，打开来，看过端详。（白）如今你提到它，（唱）不由得，小半农，眼泪汪汪。（白）咳，半农呀，半农呀，你真不用功也。（唱）但愿你，将它去，莫辜负它，拜一拜，手儿呵，你就借去了罢。
这封信用戏曲的形式写成，轻松幽默，情趣盎然。虽有不少游戏成分，但寓意于笑谈之中，耐人寻味。作者对自己买书久不看，读书不用功，深感内疚，严厉自责，对别人颇有劝戒作用。
刘半农提倡俗文学，曾编“骂人专辑”，在《北京晨报》上刊登启事，征求“国骂”，并不惜以身试骂。先是赵元任用湖南、四川、安徽等地的方言将他骂了一顿又一顿，随后周作人也用绍兴话将他痛骂一通……到了他去上课时，学生们也在课堂上用各种方言轮番骂他。
名诗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
燕子你说些话？
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
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
西天还有些儿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名作
他饿了；他静悄悄地立在门口；他也不想什么，只是没精没采，把一个指头放在口中咬。
他看见门对面的荒场上，正聚集着许多小孩，唱歌的唱歌，捉迷藏的捉迷藏。
他想：我也何妨去？但是，我总觉得没有气力，我便坐在门槛上看看罢。
他眼看着地上的人影，渐渐地变长；他眼看着太阳的光，渐渐地变暗。“妈妈说的，这是太阳要回去睡觉了。”
他看见许多人家的烟囱，都在那里出烟；他看见天上一群群的黑鸦，咿咿呀呀地叫着，向远远的一座破塔上飞去。他说：“你们都回去睡觉了么？你们都吃饱了晚饭了么？”
他远望着夕阳中的那座破塔，尖头上生长着几株小树，许多枯草。他想着人家告诉他：那座破塔里，有一条“斗大的头的蛇！”他说：“哦！怕啊！”
他回进门去，看见他妈妈，正在屋后小园中洗衣服——是洗人家的衣服——一只脚摇着摇篮；摇篮里的小弟弟，却还不住地啼哭。他又恐怕他妈妈，向他垂着眼泪说，“大郎！你又来了！”他就一响也不响，重新跑了出来！
他爸爸是出去的了，他却不敢在空屋子里坐；他觉得黑沉沉的屋角里，闪动着一双睁圆的眼睛——不是别人的，恰恰是他爸爸的眼睛！
他一响也不响，重新跑了出来，——仍旧是没精没采的，咬着一个小指头；仍旧是没精没采，在门槛上坐着。
他真饿了！——饿得他的呼吸，也不平均了；饿得他全身的筋肉，竦竦地发抖！可是他并不啼哭，只在他直光的大眼眶里，微微有些泪痕！因为他是有过经验的了！——他啼哭过好多次，却还总得要等，要等他爸爸买米回来！
他想爸爸真好啊！他天天买米给我们吃。但是一转身，他又想着了——他想着他爸爸，有一双睁圆的眼睛！
他想到每吃饭时，他吃了一半碗，想再添些，他爸爸便睁圆了眼睛说：“小孩子不知道‘饱足’，还要多吃！留些明天吃罢！”他妈妈总是垂着眼泪说，“你便少喝一‘开’酒，让他多吃一口罢！再不然，便譬如是我——我多吃了一口！”他爸爸不说什么，却睁圆着一双眼睛！
他也不懂得爸爸的眼睛，为什么要睁圆着，他也不懂得妈妈的眼泪，为什么要垂下。但是，他就此不再吃，他就悄悄地走开了！
他还常常想着他姑母——“啊！——好久了！妈妈说，是三年了！”三年前，他姑母来时，带来两条咸鱼，一方咸肉。他姑母不久就去了，他却天天想着她。他还记得有一条咸鱼，挂在窗口，直挂到过年！
他常常问他的妈妈，“姑母呢？我的好姑母，为什么不来？”他妈妈说：“她住得远咧！——有五十里路，走要走一天！”
是呀，他天天是同样地想，——他想着他妈妈，想着他爸爸，想着他摇篮里的弟弟，想着他姑母。他还想着那破塔中的一条蛇，他说：“它的头有斗一样大，不知道它两只眼睛，有多少大？”
他咬着指头，想着想着，直想到天黑。他心中想的，是天天一样，他眼中看见的，也是天天一样。
他又听见一声听惯的“哇……乌……”他又看见那卖豆腐花的，把担子歇在对面的荒场上。孩子们都不游戏了，都围起那担子来，捧着小碗吃。
他也问过妈妈，“我们为什么不吃豆腐花？”妈妈说，“他们是吃了就不再吃晚饭的了！”他想，他们真可怜啊！只吃那一小碗东西，不饿的么？但是他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不饿？同时担子上的小火炉，煎着酱油，把香风一阵阵送来，叫他分外的饿了！
天渐渐地暗了，他又看见五个看惯的木匠，依旧是背着斧头锯子，抽着黄烟走过。那个年纪最大的——他知道他名叫“老娘舅”——依旧是喝得满面通红，一跛一跛地走；一只手里，还提着半瓶黄酒。
他看着看着，直看到远远的破塔，已渐渐地看不见了；那荒场上的豆腐花担子，也挑着走了。他于是和天天一样，看见那边街头上，来了四个兵，都穿着红边马褂：两个拿着军棍，两个打着灯。后面是一个骑马的兵官，戴着圆圆的眼镜。
荒场上的小孩，远远地看见兵来，都说“夜了”！一下子就不见了！街头躺着一只黑狗，却跳了起来，紧跟着兵官的马脚，汪汪地嗥！
他也说，“夜了夜了！爸爸还不回来，我可要进去了！”他正要掩门，又看见一个女人，手里提着几条鱼，从他面前走过。他掩上了门，在微光中摸索着说，“这是什么人家的小孩的姑母啊！”
1920年6月20日，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