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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略 鲁迅（1881—1936），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考取留日官费生，赴日本进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1904年，入仙台医科专门学校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鲁迅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鲁迅照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印象 夏丏尊忆鲁迅：周先生尚年轻时，风采和晚年所见者差不多。衣服是向不讲究的，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从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阳。一年之中，足足有半年看见他着洋官纱，这洋官纱在我记忆里很深。民国十五年（1926）初秋他从北京到厦门教书去，路过上海，上海的朋友们请他吃饭，他着的依旧是洋官纱。我对了这二十年不见的老朋友，握手以后，不禁提出“洋官纱”的话来。“依旧是洋官纱吗？”我笑说。“呃，还是洋官纱！”他苦笑着回答我。
郑振铎忆鲁迅：初次和他见面时，总以为他是严肃而冷酷的。他的瘦削的脸上，轻易不见笑容。他的谈吐迟缓而有力。渐渐的谈下去，在那里面，你便可以发见其可爱的真挚，热情的鼓励与亲切的友谊。他虽不笑，他的话却能引你笑。和他的兄弟启明先生一样，他是最可谈，最能谈的朋友，你可以坐他的客厅里，他那间书室（兼卧室）里，坐上半天，不觉得一点拘束，一点不舒服。什么话都谈，但他的话头却总是那末有力。他的见解往往总是那末正确。你有什么怀疑、不安，由于他的几句话也许便可以解决你的问题，鼓起你的勇气。
清水的印象：“干瘪黄瘦的脸庞，高起突出的颧骨，浓的眉，长的发（未修装），短髭，布鞋，尖锐而又慈和的眼睛。”
上海立达学园胡行之回忆：“模样呢，黄黄的脸，唇上堆着一撮黑须，发是乱蓬蓬的，穿着一件颇肮脏的老布长衫，面色黄黑，赛似一个鸦片鬼，又似一个土老儿，如果没有读过他的文章，怎会知道这是一个文坛健将呢？他之不爱修饰，随便的衣著，说话时常带讽刺，使人发笑，使人感到沉痛，这完全如他的文章一样。古人说‘文如其人’，确是一些不错的。”
上海暨南大学黄慕度回忆：“他中等身材，两道浓眉之下黑白分明的眼球炯炯有神，日本式的短髭簇聚在上唇，显出别致的风采。他微笑着向大家不断地点头。”
李乔的印象：“穿灰布长衫，朴素得像一位老农民似的先生。没有戴帽子，留着平顶，头发一根根直立着，不由得会使人想起‘怒发冲冠’那句词来。他的颧骨很高，两眼炯炯有光，方形的脸庞，那两道浓眉，那撇隶书的一字形的胡髭。”
由茨看到的鲁迅：“脸色很苍白，除了两撇浓黑的髭以外，在鬓边也长出几根粗硬的须，看去就是好几个月不进理发店。穿着一袭黑布面的山羊皮裘，一条狭窄的腊肠式灰尼西装裤，和一双胶底平跟鞋。”他觉得鲁迅“庄严而不傲慢，和蔼而不轻佻”。
林曦回忆：“苍白的瘦面孔，肌肉并不紧张，但却含蓄着一般沉毅的魄力。浓黑的直立的长发，不整齐而倔强。平直的两道浓眉，和隆直的鼻子，互相垂直，这样所构成的严肃和正直之感，被软软的上下眼泡所包起来的柔细的眼睛和向两鬓退去的皱纹，用和善深沉的色彩给调和了。掩口的黑须，和血色不甚明显的口唇，在说话时巧妙的配合着语句的幽默，话停时，却追加上令人信服的坚定。暗旧的茶绿色的棉袍，领扣虽是扣了，却不大对得上。当说话时一只手作着沉稳的手势时，袖口显得空洞，袍子的下摆落在膝盖下不远的腿上，衣服短，人更觉得低矮了。”
李文保回忆：“鲁迅的态度有似和家人谈家常，从容，安详，毫不矜持，没有一点知识分子架子。从他身形看，头上刺天的短发，饱含着闪耀光芒的双眼，挺硬齐平的胡须，随着讲话动作着。时已冬季，穿的却是一件夹袍似的青色薄棉长袍，脚穿的却只是青年常穿的青色网球鞋。讲话有时用手轻摸着桌上他的旧毡帽，给人以极为简朴的印象。”
1923年，大学二年级的许广平第一次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课。这时，她眼中的鲁迅是“首先惹人注意的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他穿着“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的许多补钉，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
许寿裳的回忆：“鲁迅的身材并不见高，额角开展，颧骨微高，双目澄清如水精，其光炯炯而带着幽郁，一望而知为慈悲善感的人。两臂矫健，时时屏气曲举，自己用手抚摩着；脚步轻快而有力，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赤足时，常常盯住自己的脚背，自言脚背特别高，会不会是受着母亲小足的遗传呢？总之，他的举动言笑，几乎没有一件不显露着仁爱和刚强。”
孙伏园回忆说，鲁迅留学归国时，头发不常理，约五分长，乱簇簇的一团，留着胡子；有时穿西服，有时穿长袍，长袍多为灰布的：冬天灰棉布，春秋灰布夹袍，初夏是灰色大褂；裤子多是西服裤；皮鞋是东方式的，黑色无带，便于穿脱；手中常拿一根手杖，就是《阿Q正传》中的哭丧棒。
蒋廷黼谈对鲁迅的初次印象：“他有点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他和我们相处不仅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点胆怯。”
王志之回忆第一次见到鲁迅，“恍惚感到当前坐着那位老头子是灰黑色的，一切都很模糊，好像刚从牢里放出来，浓密的眉毛和胡须好像在很活跃地耸动，显得有很厚的涵蓄……消瘦的脸是那样的憔悴，只剩一层惨白的掀起无数皱纹的皮肤，包着突出的颧骨……”
辛朗回忆鲁迅：“面貌是瘦的，身体甚至于手，都是异常孱弱的。……那天我知道他要去北平的师大演讲了，我预先便在那里候着，许多青年男女，无数的一群都拥挤在那‘风雨操场’里。鲁迅到的消息传来了，人数也就更增加了。房中容不下，只好又挤在空场中，中间一个方桌上便站着鲁迅。语句很沉着，间或几句使听的人发笑了，但他却像并不有意，继续着他的话，眼望着远方，虽然并不嗔怒，却更能使人感知，他虽然并没有发出激越的声调，但听的人谁都听得很真切。讲演完了，他向外走着，一重一重的人海还是围绕着他，要不是你预先知道那是鲁迅，准会由他陈旧带着许多块油渍的长袍上想到是一个贩卖古董旧货的商贾……”
增田涉对鲁迅的印象则是“清澈澄明的眼睛毫无纤尘，走路的姿态甚至带有飘飘然的‘仙骨’”。他在室内“穿着狭小的学生装的裤子，束着皮带，穿着手织的紫色毛衣。头发和胡须蓬乱，手里经常拿着烟管，嘴闭作一字形，微微笑着。……香烟不离手，……手指头给烟脂熏得变成赤茶色。头发也有时剪了，大概由于剪发的事极少，所以一剪了就显出样子很不同地好看起来，我便开玩笑说‘漂亮’。”
张辛南的回忆，鲁迅的牙齿全部是深黄色，牙根是深黑色，其黑如漆；上街时，他穿一条黑布裤，一件白小纺大褂，头发不剪，面带黄色。几次演讲下来，许多人都认为鲁迅吸鸦片。一次，有人问张道：“周先生恐怕有几口瘾吧！”张答：“周先生吃香烟。”又一次，一位军人问张道：“学者也吸鸦片烟么？”张问：“哪个学者？”他毫不犹豫地说：“周鲁迅满带烟容，牙齿都是黑的，还能说不吃烟么？”张见他语气坚定，只好不予理会。
阿累回忆鲁迅：“他的面孔是黄里带白，瘦得叫人担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头发约莫一寸长，原是瓦片头，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竖着。胡须很打眼，好像浓墨写的隶体‘一’字。”
丁玲回忆：“会开始不久，鲁迅来了，他迟到了。他穿一件黑色长袍，着一双黑色球鞋，短的黑发和浓厚的胡髭中间闪烁的是铮铮锋利的眼神，然而在这样一张威严肃穆的脸上却现出一付极为天真的神情，像一个小孩犯了小小错误，微微带点抱歉的羞涩的表情。……会上正有两位女同志发言，振振有词的批评左联的工作，有一位还说什么‘老家伙都不行，现在要靠年轻人’等等似乎很有革命性，又很有火气的话。我看见鲁迅仍然是那末平静的听着。”
萧红回忆，鲁迅从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土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出门时，大家劝他围上围巾，他说：“从小就没戴过手套围巾，戴不惯。”胶皮底鞋夏天穿着热，冬天又凉又湿，大家劝他换掉，他不肯，说胶皮底鞋子走路方便。于是，他就这样走着去内山书店，两只手露在外边，很宽的袖口冲着风就向前走，腋下夹着个黑绸子印花的包袱。这个包袱他每天随身携带，出去时带着给青年们的回信，回来时又从书店带来新的信和青年请他看的稿子。
评价 周作人说：鲁迅不求闻达，但求自由的想或写，不要“学者文人”的名，更不为利。《新青年》是无报酬的，晨报副刊多不过一字一二厘即千字一二圆。罢了。以这种态度治学问或做创作，这才能够有独到之见，独创之才，有自己的成就，不问工作大小都有价值，与制艺异也。
郑振铎说：他所最恨的是那些专说风凉话而不肯切实的做事的人。会批评，但不工作；会讥嘲，但不动手；会傲慢自夸，但拿不出东西来，像那样的人物，他是不客气的要摈之门外，永不相往来的。所谓无诗的诗人，不写文章的文人，他都深恶痛绝地在责骂。他常感到“工作”的来不及做，凡做一件事，都总要快快的做：“迟了恐怕要来不及了。”这句话他常在说。
叶公超说：“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智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的最明显。……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
陈独秀说：“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是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保持着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易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梁实秋说：“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愤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
孔另境说：“先生有两个超于常人的特点，其一是恩怨观念十分着重，只要这个人被他骂过，他会永远记住，像陈源教授，事情已经隔十多年了，但他还常常要带到他”，无论是谈天还是写文章；要是这个人确实和他有感情，即使这人现在已十分落伍，他也不肯骂他，倘有人提及此人，他只是笑。“先生另外的一个特点是重气节，嫉恶如仇”，他对没有气节的人从不饶恕。某文学家被捕后，鲁迅尽最大努力去营救，但这人后来变节，立即平安无事，鲁迅得知后非常生气，从此再不愿有人提及此人一个字。鲁迅最佩服至死不屈的人，如瞿秋白，所以后来尽心尽力为瞿编撰《海上述林》。
许广平说：“你的弊病，就是对一些人太过深恶痛绝，简直不愿同在一地呼吸，而对一些人则期望太殷，于是不惜赴汤蹈火，一旦人家不以此种为殊遇而淡漠处之，或以寻常人者对你，则你感觉天鹅绒了。这原因，是由于你的感觉太锐敏太热情，其实世界上你所深恶痛绝的和期望太殷的，走到十字街头，还不是一样吗，而你把十字街头的牛鬼蛇神硬搬到‘象牙之塔’‘艺术之宫’，这不能不说是小说家，取材失策，如果明了凡有小说材料，都是空中楼阁，自然心平气和了。”
1944年，昆明文艺界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晚会，闻一多也去参加。闻是“新月派”诗人，曾骂过鲁迅，他不仅不避嫌疑来参加，且发表了坦诚的演说。他先向鲁迅的画像深鞠一躬，然后说：“鲁迅对！他以前骂我们清高，是对的；他骂我们是京派，当时我们在北京享福，他在吃苦，他是对的……时间越久，越觉得鲁迅伟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国的大学教授，至少我个人，向鲁迅先生深深地忏悔！”然后，他指着鲁迅画像旁悬挂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说：“有人说鲁迅是中国的圣人，就凭这两句话，他就当之无愧！”
鲁迅去世后，与他曾有论战、且从未谋面的郭沫若盛赞鲁迅，曾写下三副挽联，其中一联云：“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老舍说：“还有人也许说，鲁迅先生的后期著作，只是一些小品文，未免可惜，假若他能闭户写作，不问外面的事，也许能写出比阿Q更伟大的东西，岂不更好？是的，鲁迅先生也许能那样地写出更伟大的作品。可是，那就不成其为鲁迅先生了。”
郁达夫在《鲁迅的伟大》中说：“如问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逸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
蔡元培为《鲁迅全集》撰序，他称“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其著述“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林语堂评鲁迅：“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
晚年的王瑶如此评价鲁迅：“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
婚恋 朱安是鲁迅的原配夫人，他们是1906年7月26日在绍兴结婚的。朱安是绍兴城里人，比鲁迅年长三岁，是个心地善良，恪守妇道，没有文化的姑娘。鲁迅本来不同意这桩婚事，可是她母亲却坚持成全此亲事，几次催他回国成亲。鲁迅总是拖延、搪塞。这一年的7月，鲁迅的母亲给他拍电报称：“母病速归。”鲁迅只好立即回国。不料，他到家的第二天，母亲就为他举行了婚礼。
鲁迅觉得母命难违，只好听之任之。在婚礼上，鲁迅面色阴沉，听从摆布，并没有什么反抗的举动，她母亲以为儿子认可了这门婚事。晚上入洞房时，由他的童年朋友周冠五和衍太太的儿子明山扶着鲁迅上楼，见到揭开盖头的朱安，鲁迅一句话也没有说，在洞房里静静地坐了一夜。第二天和第三天晚上，鲁迅睡在她母亲的屋里，母亲多次要他回到自己的屋里去，他都婉辞拒绝了。第四天就东渡日本，直到1909年8月才回国。
朱安照
鲁迅回国后，先后在杭州师范学校、绍兴浙江省五中和绍兴师范学校，担任教务长、学监和校长。此间，他住在学校，很少回家。1912年蔡元培担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之后，聘任鲁迅到教育部工作。鲁迅自此离家。留下朱安陪着鲁母苦度生涯。1919年鲁迅在北京八道湾买下一所宅院，将母亲、朱安和两个弟弟全家接来居住。后因与周作人反目，鲁迅搬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此间，他和朱安依然分居。朱安陪伴着鲁母生活，也管理着家务。
朱安是受封建礼教影响很深的女子，她与鲁迅相敬如宾，鲁迅把生活费用交给朱安，日常生活由她安排。她为鲁家做饭菜，缝洗衣服，每天晚上为鲁迅铺好被褥。尽管鲁迅不同意她这样做，但是朱安仍然不改初衷。平时，两人为了尽量不碰面，不说话，她准备了一只箱子，将鲁迅换下的衣服洗好放在里边，让鲁迅取用。这就使得单身的鲁迅始终能穿上洗干净的衣服。在朱安患病时，鲁迅也很关心她，陪伴她到医院治疗。鲁迅还定期为朱安的娘家寄钱。这对没有爱情，却又无法摆脱封建桎梏的婚姻，就这样延续了30年之久。
1927年10月，鲁迅在上海与许广平同居。朱安安于天命，对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并无怨恨，而且还对许广平以妹相称。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朱安给周建人写信，要他转告许广平：欢迎许广平母子到北京和她一起居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1947年朱安孤独地辞别人世。
许广平是鲁迅在北京女高师（后更名为北京女子师大）兼课时认识的女学生。她祖籍福建，生于广东番禺。1917年考入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1922年毕业后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读书。
当年的北京女高师校长是许寿裳，他与北大校长蔡元培是同乡，因之两所学校的联系较多。女高师聘请了北大的资深教授来兼课，北大的一些活动，女高师的师生也可以参加。鲁迅是在许广平读二年级时，到女高师讲《中国小说史略》的。当时的鲁迅已经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女高师的学生们听说鲁迅给他们讲课，都很仰慕，特别是女孩子们更想看看他是怎样一个人。不料，前来给她们上课的却是一位个头不高，表情严肃，衣着陈旧的人。学生们敬重他，可是看到他那严峻的面孔又有些惧怕。他以浓重的绍兴口音的“官话”讲课，常在讲义之外讲些大家闻所未闻的事，讲得很幽默，逗得满堂大笑而他自己却不笑。
许广平是个好学的学生，每次听课她都坐在第一排。认认真真地听课和记笔记，有时有了不懂的问题，还敢于向老师提问。课间休息时，她还主动去擦黑板，也常与老师说几句话。特别是对于鲁迅渊博的学识，精辟的见解，更是从心底里敬仰。因此鲁迅对这个勤学好问的女生也颇有好感。
1924年5月北洋政府任命杨荫榆担任女子师大校长后，推行奴化教育和封建教育，引起学生们的不满。在1925年3月11日，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思想激进的许广平是学潮中的骨干。面对学校复杂的形势和面临毕业的选择，许广平陷入思想苦闷之中。毕业后何去何从，心里苦闷，无法解脱。她想把心中的苦闷说给自己敬重的老师，以便求得他的指导。她就大胆地给鲁迅写了封信，述说了学校状况、人生道路，以及自己的苦闷，并且要求老师给予“无时地界限”的指导。不料鲁迅在收到她来信的当天，就给她写了回信。这让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给鲁迅写信的她激动不已。接着，他们在一个月里就互相往还了六封信。尽管每周听课时能见到鲁迅，可是他们觉得通信便于思想交流，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鲁迅与许广平、周海婴
1925年4月12日，许广平约了同窗好友林卓凤一起到西三条胡同的鲁迅家拜访，许广平见到鲁迅在家里很忙碌。除了备课、上课和在教育部办公外，还要写文章，编《莽原》，校稿子，看清样。许广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便力所能及地帮着鲁迅干些杂事。这样，课余时间她到西三条胡同去的次数就逐渐多了起来。每次去鲁家，她不仅从生活上关心鲁迅，帮助他处理一些稿件或生活的琐事，而且还劝导他多休息，少吸烟，戒掉饮酒。这种关怀自然使鲁迅对她的情谊逐渐加深。在1925年10月20日这一天，许广平在鲁迅家一直待到晚上，鲁迅坐在书桌边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书桌旁的床头。他们谈得很投缘，谈得激动之时，许广平顺手抓住了鲁迅扶在藤椅上的手，鲁迅反手就紧紧地握住了许广平的手。这时两颗心都很激烈地跳动着，鲁迅顺手将许广平揽在怀里，如饥似渴地吮着对方的香唇。
1925年5月9日，女子师大校长杨荫榆宣布开除许广平等六位学生自治会职员，激起了广大师生的义愤，马裕藻、沈尹默、鲁迅等教授联名抗议，校内反对杨荫榆的情绪更加高涨。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列出通缉名单，鲁迅被列入其中。为躲避段祺瑞政府的通缉，鲁迅于同年8月来到厦门大学任教。而许广平则回到家乡，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任职。两地分隔使他们间的通信更加频繁，更加强化了他们的感情系念。1927年1月，鲁迅到广州的中山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四·一二惨案”发生后，鲁迅因校方营救被捕学生不顺利愤而辞职，同年的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上海，46岁的鲁迅与29岁的许广平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
提掖 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与鲁迅同是浙江绍兴人，他们两家还是世交。1904年蔡元培组织光复会时，鲁迅经朋友陶成章介绍加入，蔡元培对这个小老乡很器重。他的提掖几乎是重写了鲁迅的人生历史。1912年初蔡元培被孙中山任命为教育总长。他接任后就广纳人才，发函请许寿裳荐举的鲁迅来教育部就职。后来教育部迁往北京，教育部次长趁机网罗亲信，欲将鲁迅除名。蔡元培察觉后任命鲁迅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1916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聘请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还请他为北大设计校徽，并沿用至今。此外，鲁迅被聘为中国大学特约著作员和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也都是蔡元培推荐的。
鲁迅对蔡元培很尊敬，不管当面还是书信，总是恭敬地以“先生”称之。鲁迅称为“先生”的，除了章太炎之外，就是蔡元培了。蔡元培发现鲁迅喜欢抄古碑，搜集金石拓片，就将自己收藏的《赞三宝福业碑》、《高归彦造像》、《丰乐七帝二寺邑义等造像》和《苏轼等仿像老题记》拓片赠送给他。
蔡元培与鲁迅的关系密切到爱屋及乌的程度。他对鲁迅的弟兄也很关心。蔡元培得知周作人来到北京，就聘为北大人文科教授。周建人因受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排挤，蔡元培就将周建人荐举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
蔡元培对鲁迅思想的影响，最主要的还是他执掌北京大学后，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蔡元培聘任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随之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迁移北京，使得这所弥漫着陈旧气息的最高学府，开始呈现勃勃生机。为鲁迅思想成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背景，使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白话小说，得以由《新青年》面世。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哺育了鲁迅，为鲁迅的大展宏图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蔡元培参加了鲁迅治丧委员会，举行葬礼时，亲自执绋送葬。《鲁迅全集》编纂好后，蔡元培致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请求送审时开放绿灯。蔡元培为这部全集写了序言。序言中对鲁迅的创作和学问推崇备至。这些评价出于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之口，更让人感到其分量之重，情感之真，至今看来仍令人感动不已。许广平对蔡元培为鲁迅所做的一切极为感激和崇敬，她曾撰文说：“蔡先生文章道德，海内传颂，鲁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此次更承为全集作序，知何宗尚，鲁迅先生有知，亦必含笑九泉，岂徒私人之感幸。”
忘年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革命文艺事业的重要奠基人。1931年初，他受到王明等人的残酷打击，被排挤出中共中央领导之后，开始转入文化战线，与鲁迅、茅盾等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并结成了忘年之交。
其实，瞿秋白与鲁迅的交往时间并不长，如果从1931年5月瞿秋白与鲁迅经冯雪峰中间联络相识算起，他们的交往只有四年的时间。可是从鲁迅书赠给瞿秋白的那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对联看，他们的友谊却是非常深挚，非同一般的。
1931年5月的一天，冯雪峰给避居在茅盾家的瞿秋白送去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的“纪念战死者专号”。瞿秋白读了这本由鲁迅等编辑的刊物十分赞赏。特别是读了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不由得击节称赞说：“写得好，究竟是鲁迅！”瞿秋白虽然没有与鲁迅见过面，但对鲁迅的文章非常喜欢读，认为他的文章犀利、泼辣，很有战斗力。事后冯雪峰与鲁迅谈起瞿秋白，说他在苏联学习过，懂得俄文，鲁迅当即让冯雪峰请瞿秋白将《铁流》俄文的序文翻译出来。随后，鲁迅又请瞿秋白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1931年9月，鲁迅译的法捷耶夫名著《毁灭》出版后，瞿秋白给鲁迅写信，对鲁迅译文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看法，并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和自己商量一样。”
后来，瞿秋白住到上海市紫霞路冯雪峰的朋友家里。他和鲁迅的联系就由冯雪峰承担。冯雪峰每隔三、四天，或五六天，就分别去瞿秋白和鲁迅的住处一次，传递“左联”与革命文学运动的情况，请示或讨论一些问题。瞿秋白除了指导和参与“左联”的一些活动外，还为“左联”公开发行的《北斗》、《文艺新闻》和秘密刊物《文学导报》写杂文，或翻译介绍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及苏联的文学作品。
1932年初夏的一天，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拜访了鲁迅。他们一见如故，倾心而谈，话缘投机，至晚始别。此后，他们经常见面交流思想，切磋文章，甚至共同商讨由瞿秋白执笔成文，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如编入《鲁迅全集》的《王道诗话》、《曲的解放》、《出卖灵魂的秘诀》等多篇作品，就是瞿秋白执笔的杂文。1933年4月瞿秋白编辑了《鲁迅杂感选集》，在他写的序言中对鲁迅思想的形成、发展与特点，以及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作用和弱点，都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评价。鲁迅对他的直率批评和鼓励非常满意。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鲁迅的处境很艰难，但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先后在1932年11月、1933年2月、7月及9月，四次接待瞿秋白夫妇到家里避难。这对处于地下状态的左翼文化领导者的瞿秋白，无疑是极好的保护。1934年1月初，瞿秋白奉命到江西中央苏区。临行前，他来鲁迅家辞行。他们彻夜长谈，依依惜别。不料第二年的6月瞿秋白被反动派杀害。为此鲁迅抱病搜集、抄写、编排、校阅瞿秋白的译稿，编辑成《海上述林》两卷出版，作为悼念瞿秋白的礼物。
双雄 鲁迅与胡适都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路先锋，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并立双雄。
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他的同乡好友、《新青年》编辑钱玄同经常到鲁迅的住处来，将《新青年》拿给他看，并希望他能写点文章。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读到胡适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他对胡适提出文学革命的气魄和胆识十分敬佩。1918年1月《新青年》改组，鲁迅、胡适都应邀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在《新青年》改组会上，鲁迅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和胡适等人。他们成了同一战线上的盟友。最初，他们志同道合，意气相投，发表文章相互配合。当胡适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礼教时，鲁迅则与之相呼应，创作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更为激烈的批判精神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
鲁迅与胡适同为北京大学教授，在学术领域经常互相切磋，互通信息。胡适研究《红楼梦》提出作者“自叙传”一说，得到鲁迅的充分肯定。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略》时，曾引用过胡适考证过的资料。胡适早就有写作中国小说史的想法，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后，他给与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虽然鲁迅对胡适倡导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持有异议，但真正形成鲁迅与胡适分歧的原因还在于对国民党的看法上，鲁迅面对国民党的黑暗与强权，所采取的态度是“黑暗至极，无理可说”，只有反抗。而胡适也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不满，但他却标榜美国式民主，冀望通过“负责任的言论”来引导政体走上民主化轨道。这种分歧，突出地表现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上。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胡适被选举为北平分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向国民党提出“立即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时，胡适则公开发表文章予以批评。宋庆龄、鲁迅对胡适的言论提出质疑，胡适仍然固执己见。1933年6月18日，积极参加同盟活动的杨杏佛被特务在上海暗杀，两天后鲁迅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出席杨杏佛的入殓仪式。而当鲁迅为杨杏佛遇害而伸张正义的时候，胡适对昔日的学生和朋友之死，始终未置一词。鉴此，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只得将胡适除名，由此鲁迅与胡适也就彻底分道扬镳了。
尽管鲁迅与胡适成为不同立场的代言人，可是胡适对鲁迅在白话文学上的成绩，一直是持肯定态度的。鲁迅逝世后，武汉大学教授苏雪林指责鲁迅，污蔑鲁迅，极力贬低鲁迅的价值和影响。胡适闻知立即给苏雪林去信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乘之作。”苏雪林还翻出旧账说，曾有人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了日本盐谷温的著作，熟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的胡适，在给她的信中写道：“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这种客观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慈爱 许广平回忆：一次，上课时，前排的几个学生说：“周先生，天气真好哪！”鲁迅不答。又有人说：“周先生，树枝吐芽哪！”还是不答。“周先生，课堂空气没有外面好哪！”终于，他笑了笑。学生受了鼓励，说：“书听不下去哪！”他说：“那么下课！”马上有学生接口道：“不要下课，要去参观。”这时全体学生都说要去，于是鲁迅便带着他们去参观故宫了。
常维钧回忆：讲课时，为了让学生更好理解，鲁迅还在黑板上画画，或以肢体语言表达。一次，为了解释《酉阳杂俎》中的故事，他仰着面，弓着腰，身子向后仰，结果身体一弯曲就晃起来，脚下也站立不稳，他自语道：“首髻及地，吾不能也。”学生们见此情形，很是感动。
担任《奔流》、《语丝》编辑时，鲁迅每天都收到五花八门的稿件：有自己写了不愿再看，让鲁迅仔细修改的；有翻译错误百出，不能登载，抱怨不断的；有一稿多投的；有字小且模糊的……这些稿件，鲁迅都用心加以编辑，设法登载。如果是译稿，但凡能对照原文的，鲁迅便自己对照，加以改正；如果原文是英文，鲁迅便向人打听，修改妥当。
鲁迅搬到砖塔胡同时，十二岁的俞芳觉得他表情严肃，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有些怕他。院子里有一棵俞芳种的芋艿，从来没人注意过，鲁迅搬来不久便问她：“为什么你种的芋艿总是只有一片叶子呢？”俞芳答：“老叶颜色太深，不好看，我就把老叶摘掉了。”鲁迅便告诉她，这样芋艿是种不好的，让她以后不要再摘掉老叶了。这时，一旁的大姐俞芬忍不住骂俞芳“呆”，鲁迅却微笑着对她说：“小孩子总有小孩子的想法和做法，对他们幼稚可笑的行动，要多讲道理，简单的指责和呵斥，并不能解决问题。”
搬来不久，鲁迅便送给俞芳和妹妹俞藻每人一盒积木，并常给她们买点心和糖果。他从来不对孩子们摆架子，俞芳肖猪，俞藻肖牛，他便称呼二人“野猪”、“野牛”，而二人也没大没小地叫他“野蛇”（鲁迅肖蛇）。他也不生气，笑着问她们：“蛇也有不是野的吗？”
对于孩子们的要求，鲁迅有求必应。俞芳写了篇童话，请他修改，他很认真地为她修改，并加了标点；俞芳、俞藻喜欢画小人，但不会画人头，便请鲁迅帮忙，他总按她们的要求画，立等可取；俞芳、俞藻的地理课老师要求学生家长将各省的省会、主要出产、气候等用毛笔写在卡片上，小姐妹分配到长江流域各省的卡片，二人请鲁迅帮忙写出，第二天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她们回家高兴地告诉了鲁迅，鲁迅笑着说：“真是不胜荣幸之至！”
一次，鲁迅对住得不远的茅盾说，借你儿子用一下，茅盾莫名其妙，但还是答应了。鲁迅这才说明，是请孩子看电影。原来当时茅盾十二岁的儿子正生病在家休养，鲁迅同情病中的孩子，特地约他同去看电影解闷。走在路上，鲁迅还特地拉着孩子手，弄得孩子很窘迫。回家后，孩子问他的母亲道：“为什么我这么大了还要拉着我的手呢？”
某日深夜，周家的两个女工王妈和齐妈发生口角，声音越吵越大，鲁迅被吵醒，整夜失眠，第二天就病了。晚上俞家姐妹去看望鲁迅，说起夜间女工吵架之事，俞芬问道：“大先生，你为什么不去喝止她们？其实你就是大声咳嗽一声，她们听到了，也会不吵的。”鲁迅摇头道：“她们口角，彼此的心里都有一股气，她们讲的话又急又响，我听不懂，因此不知道她们吵嘴的原因，我去喝止或大声咳嗽一声，可能会把她们的口角暂时压下去，但心里的一股气是压不下去的，心里有气，恐怕也要失眠；再说我呢，精神提起，也不一定就能睡着，与其三个人都失眠或两个人失眠，那么还是让我一个人失眠算了。”
每当傍晚，邮递员送信来时，鲁迅多半自己取信，并和邮递员聊几句。一次，鲁迅的母亲问他：“你们在外边讲些什么呀？”他说：“邮递员送信很辛苦（当时邮递员送信都是步行），信送到了，我请他吸支烟，喝杯水，在门洞里坐坐，歇歇力，表示对他的感谢。”
一次雪后路滑，车夫拉着鲁迅，一起摔倒在地上，车夫的腿受了伤，鲁迅的门牙撞掉，满口是血，但鲁迅并未责备车夫，反而问车夫的伤势如何。回家后，大家惊慌失措，鲁迅却说：“世道真的变了，靠腿吃饭的，跌伤了腿，靠嘴吃饭的，撞坏了嘴。”
内山完造回忆：一天，鲁迅穿着粗朴的蓝布长衫、廉价的橡皮底鞋，到宾馆去看望萧伯纳。鲁迅走进宾馆电梯，电梯司机见他进来，既没有理会，也没有动作。鲁迅以为还有人来，于是就等着。过了好一会儿没人过来，鲁迅便催促司机说：“到七楼。”司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说：“走出去！”鲁迅只好出去，爬楼梯上七楼去了。两人见面晤谈后，萧伯纳将鲁迅送到电梯口，见到萧伯纳对鲁迅的殷勤样子，电梯司机很是窘迫。
一次，鲁迅与徐懋庸谈话结束时，突然问徐道：“你有几个孩子？”徐说有两个，他马上带徐到一家商店，买了两斤高级糖果，让徐带回去给孩子。听说徐正患消化不良，又到药房买了一瓶蓖麻油，说：“服这个泻一泻就好了。这是起物理作用的药品，没有副作用。”
1933年，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秘密来到上海，瞿当时身患肺病，生活非常拮据。鲁迅让瞿氏夫妇到自己家中居住，并执意将主人房腾出来，自己打地铺。为了帮助瞿，又不伤害他的自尊心，鲁迅将自己编的一本《鲁迅杂感选集》交给瞿，请他出版，实际上是将这本书的版权和稿费赠送给瞿。
文学青年孙用翻译了《勇敢的约翰》，寄给鲁迅，鲁迅阅后马上回信称赞译得很好，并为孙谋划出版。费时两年，鲁迅终于找到一家小书店愿意为孙印书，并垫付了几百元的制版费。等到书店返还一部分制版费后，鲁迅又将他作为版税先支付给孙用。
丁玲和冯雪峰去拜访鲁迅，三人在桌子旁聊天，周海婴在另一间屋子睡觉。鲁迅不开电灯，把煤油灯捻得小小的，说话声音也很低。他解释说，孩子要睡觉，灯亮了孩子睡不着。丁玲回忆说，他“说话时原有的天真的表情，浓浓的绽在他的脸上”。
鲁迅讨厌留声机的声响，尤其是在闭目构思的时候。但因为周海婴喜欢，他特地给六岁的儿子买了一台。周海婴对送来的留声机不满意，鲁迅竟一连给他换了三次。为此，他还写下了“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诗句。
每到夏天，上海十分溽热，周海婴的胸前和背上总要长出痱子。晚饭以后，他便跑到二楼，躺在父亲床上。这时鲁迅就准备一个小碗和海绵，把一种药水摇晃几下，用药水把海绵浸湿，轻轻涂在周海婴胸上或背上。每搽一面，由许广平用扇子扇干。直到天色黑尽，鲁迅又要开始工作了，周海婴才恋恋不舍回到三楼自己的房间里睡觉。
耿介 鲁迅一生共演讲过60多次，北京、西安、厦门、上海、广州等地的大学和文学团体，都曾邀请鲁迅前往演讲。作为被时人称为“文豪”的鲁迅，演讲时听者众多，有关部门也是隆重礼遇，而鲁迅却从未因场面需要改变自己的谈话风格，反而常给人“不近情理”的感觉，让人心生感慨。
1924年7月，鲁迅到西北大学演讲，讲题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其间陕西省省长、军阀刘镇华邀请鲁迅为驻西安的陆军下级军官演讲，刘的目的是让鲁迅在讲演中对他的“政绩”推崇一番，以抬高自己的威信。鲁迅在受邀同时指出：“我向士兵讲是可以的，但是我要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结果，鲁迅为士兵上了一回小说课，刘军阀的目的彻底落空。
1927年1月23日，鲁迅应广州世界语学会邀请前往演讲。一位姓黄的组织者为了能让鲁迅应允演讲，对鲁迅恭维了一番，说鲁迅在北京时曾极力提倡世界语，鲁迅连忙否认，说那是周作人，不是他。第二天演讲开始前，黄登台致词，又恭颂鲁迅以前提倡世界语之功，然后请鲁迅演讲，而鲁迅登台后就又声明那是周作人，不是他。
而最能见出鲁迅风范的，是1926年11月在厦门集美大学的一次演讲。当时的集美大学校长叶渊请鲁迅和林语堂一同前往，办学方针趋于保守的叶，自知鲁迅是一位“思想前进的文人”，为了不使鲁迅的演讲与自己的观点相左，特地先请鲁迅一起吃饭，然后才带他进礼堂。但鲁迅登台就讲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听说叶校长办学很拘束，学生极不自由，殊不敢加以赞同。……刚才叶校长又请我吃面。吃了人家的东西，好像要说人家的好话，但我并不是那样的人，对于叶校长办学的方法之错误，以及青年身心的发展，和参加社会活动的必要等等，我仍旧是非说不可的。”
鲁迅吃了人家的却嘴不软，足令叶校长露出“失望不安的情态”。鲁迅自己也曾对这次演讲发表过看法。“校长实在沉鸷得很，殷勤劝我吃饭。我却一面吃，一面愁。心里想，先给我演说就好了，听得讨厌，就可以不请我吃饭；现在饭已下肚，倘使说话有悖谬之处，适足以加重罪孽，如何是好呢？午后讲演，我说的是照例的聪明人不能做事，因为他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等类的话。”“硬要我去，自然也可以的，但须任凭我说一点我所要说的话，否则，我宁可一声不响，算是死尸。”（《华盖集续编·海上通讯》）
张友松回忆，某青年总向鲁迅宣传无政府主义，劝说鲁迅不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吃过多次闭门羹仍锲而不舍。最后一次，此人又来劝说鲁迅，并苦口婆心地说：“我也是出自一片好心呀！”鲁迅气极，声色俱厉地质问道：“你把刀子放在我脖子上，也是一片好心吗？”随即跺脚骂道：“你给我滚出去！”
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经常克扣办学经费，刁难师生。某次，厦大的教授和研究院的负责人开会，林提出将经费削减一半，教授们纷纷反对。林文庆说：“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给的。所以，只有有钱人，才有发言权！”鲁迅听罢，站起来掏出两个银币，“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厉声说：“我有钱，我也有发言权！”
在中山大学时，某政治家请鲁迅赴家宴，鲁迅推辞不掉，只能赴宴。席间，鲁迅发现主人是什么都不懂的俗人，便觉此人讨厌。刚巧上来一道菜，主人介绍这道菜是某先觉所喜欢的，而做菜的正是某先觉原来的厨师，众人一听，便开始赞美这道菜。鲁迅却不动筷子，说道：“我就是不喜欢吃这样菜。”
陈彬如回忆，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后，国民党高层想拉拢他，陈公博、甘乃光、孔祥熙、戴季陶等人均送帖子请他吃饭，他一概拒绝。请帖送来的多了，他便统统拿到楼下传达室去展览，并贴上一张条子，上书四个大字：“概不赴宴！”
中日民航通航，日本方面希望鲁迅能主持中国方面的通航典礼，委托一个驻中国记者前来邀请鲁迅。鲁迅马上拒绝：“不能把太太小姐敲碎一个啤酒瓶子的事要我做。”记者说：“如果您不答应，我就非常为难了。”鲁迅说：“如果我答应您，我就非常为难了。”
严苛 孙伏园发现鲁迅西服的裤子总是单的，即便在寒冷的北京的冬天，也一向如此。鲁迅对孙说：“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经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
1924年2月的一天，许钦文到砖塔胡同去看望鲁迅，刚进门，十二岁的俞芳便对他说：“昨天晚上，大先生那里好像有客人，半夜了，还在高声谈话呢！”许进屋去找鲁迅，才知道，昨天晚上不是来了客人，而是鲁迅在独自朗读刚写完的《幸福的家庭》。每次鲁迅写完文章，“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
鲁迅都是自己整理书架和文具，书架上的书摆放得非常整齐，文具也有各自的位置，从不乱放。他常说：“东西要有一定的位置，拿起来便当，譬如医药瓶子，换了地方，药剂师是会犯配错药的危险的。”
1934年，鲁迅选编《木刻纪程》时借用过许多青年木刻家的木板。书编完后，鲁迅将借用的每块木板上的油墨洗净，将一些弯曲的木板设法压平，然后用厚纸垫好板面，再用牛皮纸仔细包好，一一送还。
鲁迅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得整整齐齐。每次要寄书，即使许广平已经包得很好，他也要自己动手，重新包扎。包好后，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或扁一点，连绳头都用剪刀剪得整整齐齐。增田涉回国时，去向鲁迅辞行，鲁迅准备了许多土特产送给他。许广平已经将礼物包装好，但鲁迅说许的包法不好，拿过来重新包装好后，才交给增田涉。
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编辑赵景琛翻译过一些外国作品。由于他对外文不是十分精通，所以他的译作中时有笔误出现。一次，他将“银河”误译为“牛奶路”；还有一次，又将“半人半马怪”译作“半人半牛怪”。鲁迅据此写了一首打油诗，诗曰：“可怜织女星，化作马郎妇。乌鸦疑不来，迢迢牛奶路。”
许广平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就读期间，鲁迅是她的老师，因此许广平经常向鲁迅请教。有一次，许广平写了一篇题为《罗素的话》的论文，交鲁迅批阅。鲁迅看过之后，在论文后面写下这样几句话：“拟给九十分。其中，给你五分（抄三分，末尾的几句议论二分），其余八十五分都给罗素。”
轶闻 1918年5月，鲁迅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小说《狂人日记》。当时新青年的编委不赞成使用匿名和别号，必须使用真名。鲁迅不想用真名，但又不能破坏规矩，故署名“鲁迅”。他曾对许寿裳解释此笔名的含义：（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鲁迅到一家理发店去理发，理发师看他衣着平常，于是乱剃一气。没想到鲁迅给了他一大把钱，理发师既惊讶又惭愧。第二次鲁迅又去理发，理发师便悉心伺候，但鲁迅只照价目表付了账。理发师问其故？鲁迅说：“上次你乱理，我乱给；这次你认真地理，我就认真地给。”
北大旁听生冯省三跑到鲁迅家，坐在鲁迅床上，翘起双脚对鲁迅说：“喂，你门口有修鞋的，把我这双破鞋拿去修修。”鲁迅毫不犹豫地拿起冯的鞋子，去门口修好取回，亲自套在冯的脚上。冯未称谢便走了。而鲁迅日后提及此事，总说：“山东人真是直爽哇！”
某个夏夜，鲁迅正在写东西，中国大学旁听生钟青航穿着睡衣到鲁迅家门口说：“我睡不着，特地来同先生谈谈。”鲁迅开门让他进来，钟便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这位深夜来访者既不是失眠，也没有失恋，而为诉苦，两周前，钟因晚上兴奋，叫了一辆车围着北京城兜了一圈，没钱付十五元车钱，却打了开车的司机几个耳光，下场是被警察厅关了两周。他向鲁迅诉说在警察厅里吃黑面馍馍、受蚊子臭虫叮咬之苦，一直聊到天亮，结果鲁迅文章未写觉未睡，还要去上课。但鲁迅日后聊到此人，总说：“四川青年真勇敢！”
鲁迅的母亲识字，喜欢读中国的旧式小说。鲁迅和周作人就到处搜罗小说给她看。老太太看书很快，大约过个把星期，就会跟鲁迅要书看。《呐喊》出版之后，有人拿给老太太看，特别指明《故乡》一篇特别好，老太太马上戴上眼镜，开始读《故乡》。读完这篇之后，她原书交还，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的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
鲁迅穿着非常朴素，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袜子补了一层又一层，以至于这种打扮带来了很多麻烦，经常受到羞辱。有一次鲁迅去银行取工资，他拿出周树人的公章，但银行里的人不肯把钱给他，因为他们不相信穿着破烂的人有能力取这么多钱。还有一次警察看到鲁迅提着箱子，就要求开箱检查，因为他的样子像是在卖鸦片。而鲁迅在进出大楼时被保安轰出去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有一次，鲁迅先生讲到《红楼梦》，笑着问学生：“诸君喜欢林妹妹否？”一位学生大胆地站起来反问道：“请问，先生喜欢否？”鲁迅先生答道：“我可不喜欢林妹妹。”“为什么？”“我嫌她爱哭哭啼啼，小心眼儿。”学生都会心地笑了。
鲁迅投稿，编辑者按字数计算稿费时将标点除去。后又向鲁迅索稿，鲁迅乃精选一篇无标点稿送去，编辑者不能断句读，乃请鲁迅注上标点。鲁迅笑曰：“标点固须费事也，何不算稿费？”编辑者以后再也不除去标点了。
妙评 鲁迅曾经评价刘半农、陈独秀和胡适的为人。他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着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是紧闭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兵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器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名言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我好像是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前进。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了。
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的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之脊梁。
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
中国的有一些士大夫，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地造出故事来，他们不但歌颂生平，还粉饰黑暗。
说过的话不算数，是中国人的大毛病。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此，大抵！
搞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情都败在他们手里。
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宝贵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
哈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
其实先驱者本是容易变成绊脚石的。
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
假使做事要面面顾到，那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
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的难。
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我们何尝做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
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人暗算。
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
名作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
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像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结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
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那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矩，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
“读书！”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断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
九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