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凌叔华（1900—1990），名瑞棠，笔名叔华、素心。祖籍广东番禺，生于北京。是近代闺秀派代表作家和文人画家。
9岁那年随父旅居日本，并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回国后父亲到天津就职，于是举家居津。请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老师辅导，半年后，通过了该校三年级考试，1918年秋，插班到第十学级学习，与郭隆真、邓颖超、张若茗、蒋云、梁岫尘等成为同班同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凌叔华是班里中文最好的，被选为女师学生会的秘书，在学生上街游行和演讲时，她负责写计划、标语和演讲词，并为蒋云、许广平主编的《醒世》周刊撰稿。
1920年，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1922年，考入燕京大学预科，曾与即将毕业的谢冰心同学一年，翌年升入本科外文系，主修英文、法文和日文，听过周作人的“新文学”课，并加入燕京大学文学会，开始创作。1925年初，她的成名小说《酒后》在陈西滢主办的《现代评论》上发表，因描写女性心理细腻大胆一举成名。之后，接连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不少小说，被鲁迅称为发祥于《现代评论》的作家。
1926年6月，从燕京大学毕业后，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审查书画专门委员；1927年，与陈西滢结婚；1928年在日本研究日本书画；1929年起，任职于武汉大学；1935年应邀为《武汉日报》创办《现代文艺》副刊；1946年，定居欧洲。1956年后，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加拿大等地，讲授中国近现代文学和中国书画艺术，后定居英国。
凌叔华的创作，长于对女性的描写，善于表现心理，亦真亦幻的情感时在心中流淌，时又随风飘逸，令读者酣迷；语言清新隽秀、温婉细腻、妩媚浪漫，独具“闺秀派”之风。她的绘画起步早于文学，也很有成就，曾多次在国外举办个人画展。
文学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散文集《爱山卢梦影》，自传体小说《古韵》等。
六岁的时候，凌叔华在自家的花园中，用木炭在白墙上画了很多山水风景、花卉和人物。她父亲的一位朋友看到这些画后对她说：“你的画很有风格。你有天才，你会成为大画家的。我要跟你父亲讲，让他给你找一位老师……”这样，她就拜了著名的女艺术家、慈禧太后宠爱的画师缪素筠为师，还受到当时被称为文化艺术界一代怪杰辜鸿铭的教育，为她打下了古典诗词和英文的基础。七八岁时，她还曾拜著名山水兰竹画家王竹林为师，后又从女画家郝漱玉习画，这使她的绘画技术有了坚实的基础。
1922年，凌叔华考入燕京大学预科，翌年升入本科外文系。美丽的燕大校园，一年四季洋溢着诗情画意，创作的冲动时时撞击着她的灵感，于是她常挥笔作画，让大自然的青春和生命活力永留丹青妙笔之下。大学时期的凌叔华，其画艺已熟稔到能够妙手回春，“偶一点染，每有物外之趣”的程度。
凌叔华将绘画当做事业来追求。她一生举办过多次画展。大学刚毕业，她的画作便送往日本参加东京的画展。上世纪50年代后，她在巴黎、伦敦、波士顿、新加坡等地先后举办过多次画展。她在巴黎的画展，礼遇极高，被安排在规格最高的塞禄斯基博物馆。她将自己30多件绘画精品和珍藏的元明清文人画一并展出，让洋人一睹中国文人画的风采，在当地引起极大轰动。最令凌叔华难忘的是著名法国传记作家、法兰西科学院著名院士、法国艺术学院院长莫洛亚为她的画展作了锦上添花的序言。莫洛亚称她是一位“心灵剔透”的中国女性，“在这种富于诗情的绘画中，山、川、花、竹等，既是固有物体，又表现思想。其中的静与空白和线条，所表现的并无不同，即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中国人常把书法、绘画、诗歌融为三位一体的艺术，文人画便是恰到好处地控制了这三种要素而成的。中国艺术家虽受传统熏陶，但并不抄袭古人作品，而是努力摆脱窠臼，显示出自己的境界。他们并不呆板地以模仿自然为能事，而认为重要的是能创造一种诗的意境，所以凌叔华的工夫并不在表现面上的努力。她画的那些雾气溟俶的山峦，两岸线条模糊得几乎与光相混的一抹淡淡的河流，用淡灰色轻轻衬托的白云，构成她独特的，像在朦胧的梦境里涌现出来的世界。她的艺术的另一特色，则是她知道怎样运用她的魅力，寥寥数笔，便活生生地画出一株幽兰，一茎木兰花，或一串苹果花的蓓蕾。她用中国墨，在洁白的画面上，单纯、简捷得几乎无以复加，几乎可以说这是一种抽象的笔法。但看她描绘自然的曲线，又能令人忆起这些花枝和花朵的实体，其实，这是由真实的存在发生和传出来的。”凌叔华的绘画在国内外有着很高的声誉。她既善工笔，又善写意，墨迹淡远，秀韵入骨，曾被国内外的名家所称道。美学家朱光潜1945年在《论自然画与人物画》一文中对凌叔华的画，做过精到的论述：“在这里面我所认识的是一个继元明诸大家的文人画师，在向往古典的规模法度中，流露她所特有的清逸风怀和细致的敏感。她的取材多半是数千年来诗人心灵中荡漾涵咏的自然。一条轻浮天际的流水衬着几座微云半掩的青峰，一片疏林映着几座茅亭水阁，几块苔藓盖着的卵石中露出一丛深绿的芭蕉，或是一弯谧静清莹的湖水旁边，几株水仙在晚风中回舞。这都自成一个世外的世界，令人悠然意远。……她的绘画的眼光和手腕影响她的文学的作用。……作者写小说像她写画一样，轻描淡写，着墨不多，而传出来的意味很隽永。”“我们在静穆中领略生气的活跃，在本色的大自然中找回本来清净的自我。”齐白石也十分欣赏凌叔华的绘画，他在看过她的《夜景》后作诗颂扬：“开图月是故园明，南舍伤离已五春。画里灯如红豆子，风吹不灭总愁人。”凌叔华虽然爱画，但“文学”也像一只磁性极强的巨手，牢牢地抓着她，当她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她的写作才华就引人注目，其作文常在校刊上发表。当胡适、郭沫若、冰心等人以其各自风格独特的新诗风靡文坛时，她的创作欲望就像一盆刚刚燃起的火，愈燃愈旺。于是，1924年，在大学里，在作画的同时，她开始以白话执笔为文，1月13日在《晨报》副刊上，以瑞唐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接着又发表《资本家之圣诞》及杂感《朝雾中的哈大门大街》等。1925年1月10日，凌叔华奠定她在文坛上的地位的成名之作《酒后》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3月21日，短篇小说《绣枕》又在同一刊物（第一卷第十五期）发表，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至此她创作的兴趣更浓，除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小说外，也在《新月》月刊、《晨报》副镌、《燕大周刊》、《文学杂志》、《大公文艺》、《武汉文艺》、《文学季刊》、《开明》、《国闻周刊》及《中国文艺》上发表作品。1928年春，新月书店出版了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花之寺》。
1929年，凌叔华随丈夫陈源到武大任教，最初住在武昌西北的昙华林，后住在武昌美丽的珞珈山上，与另外两名在武大执教的女作家袁昌英和苏雪林过从密切，结为好友，当时被称为“珞珈林山三个文学朋友”，又称“珞珈山三杰”。在武汉，凌叔华在授课之余，努力创作，还主编《武汉文艺》。1930年，她的短篇小说集《女人》（“现代文艺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年，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她的儿童短篇集《小哥儿俩》。凌叔华在抗战期间的主要成就，是她用英文写的自传体小说《古歌集》（或《古韵》AncientMelodies）。这本书是在英国现代最有名气的女文学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指导下写成的，于1953年由伍尔芙和她丈夫创办的霍加斯书屋出版，很快即引起英国评论界的重视，被誉为是一部令人陶醉的作品，并被英国读书协会评为当年最畅销的名著，凌叔华也因此而驰名于国际文坛。
凌叔华生活在上层社会，她的天地比较狭窄。但她以自己的艺术才华和细心的观察与思考，真实而又艺术地表现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和家庭琐事——“太太、小姐、官僚，以及女学生，以及老爷少爷之间，也兼写到不长进的堕落的青年。”这种生活，谈情说爱、吃喝玩乐，安逸和无聊占了一些篇幅，但它是现实中的一种生活。在对这些人物和生活的描写中，作者也有自己的揭露、讽刺和鞭挞。
“凌叔华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现代评论》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在上世纪30年代为凌叔华写下的这几句评语，言简意赅，既指出了其作品的内容，又指出了其作品的风格特点，还充分肯定了其作品的社会价值。
凌叔华的作品除了短篇小说集《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自传体小说《古歌集》外，还有以中国妇女和儿童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自选集《凌叔华短篇小说选》（1960年，马来亚青年书局）和以海外纪胜及文艺诗歌评介为内容的散文集《爱山庐梦影》（1960年，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陈西滢原名陈源，字通伯，“西滢”是他的笔名。他生于1896年。幼时，他先入上海文明书局附设小学就读，后转学入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附属小学，1911年毕业。民国初年，他受表舅吴敬恒的鼓励赴英国求学。在英国，他发愤苦读，修完中学课程后，先进爱丁堡大学，继而转入伦敦大学，研习政治经济学，最后以博士衔学成归国。陈西滢一回国就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英文系教授。陈西滢是早期新月社的成员之一。凌叔华加盟新月社，是因为泰戈尔访华。也就是说，泰戈尔访华，促成了陈西滢和凌叔华这一对“新月”夫妻的姻缘。
泰戈尔来华时，凌叔华已是燕京大学的一名高材生了。她成绩好，交际能力也很强，校内、校外都很活跃。泰戈尔访华，陈西滢也参加了接待工作，凌叔华则被燕京大学推派为欢迎泰氏的代表。俩人就此相识。
此时，陈西滢在教课之余，参与创办了《现代评论》杂志，并负责其中的“闲话”专栏。他以精准的论事与畅达的文笔吸引了不少读者。此时，文才出众的凌叔华在《现代评论》上发表过不少很有分量的小说作品。其中一篇《酒后》，显示了她小说创作方面的功力，奠定了她的文坛地位，更引起陈西滢对她的关注。此时，陈西滢是北大教授，凌叔华是燕京大学的学生。陈西滢对凌叔华，有老师对学生的那份疼惜和怜爱，而凌叔华对陈西滢，自然也就有学生对老师的那份崇敬和仰慕。两人都有很好的英文功底，也有对文学的共同爱好和追求。作为学生，凌叔华常向陈西滢请教；作为老师，陈西滢常对凌叔华进行指导。
在很长一段时期，陈、凌双鱼回游，尽管信中大多谈的是文学艺术，并不涉及情爱，但除了未谈过恋爱的和不懂爱的人以外，有谁相信他们仅仅是在谈论文艺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越走越近，但他俩始终秘而不宣，悄悄恋爱了两三年，不仅双方家长压根不知有其事，就连他俩共同的朋友、各自的朋友也都被蒙在鼓里。这里固然有恋爱者通常怀有的隐蔽心理，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凌叔华的父亲是个非常守旧的人。
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把封建婚姻中的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视为天经地义。凌叔华很清楚，如果父亲知道自己的掌上明珠竟做出“私订终身后花园”的事来，一定会气得坚决拆散这对鸳鸯，于是打算等到自己大学毕业后再说。凌叔华从燕京大学毕业时，她与陈西滢精心培育的爱情之果也到了收获的季节。两人一商量，找到凌家的一位世交，央求他去凌父那儿说媒。
这位说客果然了得，他先从自家门庭谈起，再向凌父询问凌家子女情况。谈到凌叔华的学业时，又很自然地“关心”起她的终身大事。接着就大谈陈西滢的才华为人、名誉地位，却只字不提二人的自由恋爱。凌福彭在此之前也曾耳闻北大有这么一位风头正健的教授，他对陈并无特别的恶感，只是从传统文人、官宦的观念出发，不愿与这些喝过洋墨水的人合流，但经不住世交的一番唇舌，终于首肯了这门亲事。
1926年6月，凌叔华从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以优异成绩获该校金钥匙奖，任职北京故宫博物院书法绘画部门。7月，她与陈西滢终于达成姻缘。在欧美同学会举行的婚筵上，胡适作了他们的证婚人，他演说道：“中国夫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外国夫妇只言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与凌女士如能相敬又能相爱，则婚姻目的始得完成。”1935年，凌叔华平静的婚姻生活被一个年轻的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打乱。
朱利安出身于英国文学世家，姨妈是著名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母亲瓦内萨·培尔是一位著名美术家，父亲克立夫·培尔是戏剧批评家，培尔本人来华前是英国成名诗人。1935年，年仅27岁的他就应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西滢的邀请，来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朱利安和学校约定任期三年，七百英镑的年薪，武汉大学和庚子赔款基金会各付一半。朱利安担任了三门课程：“英语写作”、“莎士比亚”、“英国现代主义作家”。每周十六个课时，课务很重。朱利安初到武汉大学时，经常光顾陈西滢家，从而与女主人凌叔华相识，朱利安与凌叔华彼此都钟情并擅长文学、绘画等艺术，有共同的志趣，共同的话题，相识仅一个多月，朱利安即写信向母亲宣布，他已经狂热地爱上凌叔华：“亲爱的瓦内萨，总有一天，您要见见她。她是我所见过的最迷人的尤物，也是我知道的唯一可能成为您儿媳的女人。因为她才真正属于我们的世界，而且是最聪明最善良最敏感最有才华中的一个。”对俩人的关系，凌叔华一个字也没有留下，这段“历史”只剩下朱利安在给母亲信中的“一面之词”。
如此不同背景的两个人，坠入情网容易，想取得好的结果很难，两人之间的关系维持了大约一年，1937年，朱利安与凌叔华的事情在武大闹得人人皆知，最后因被陈西滢知道而终结，朱利安作为“丢尽面子的洋教授”，不得不从武大文学院辞职，回到英国。
朱利安回国后不久，不顾母亲和朋友的强烈反对，赴西班牙参战。在马德里守卫战中，德国法西斯的飞机炸中了他开的救护车，弹片切入胸腔，朱利安身负重伤，他在临死的时候喃喃自语，像是在告诉救护人员：“我一生想两件事——有个美丽的情妇；上战场。现在我都做到了。”死亡往往造就最圆满的爱情故事，凌叔华与朱利安这段扑朔迷离的感情经历，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中西文学交流史上出人意料的一页。
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侍奉大诗人左右。凌叔华作为燕京大学的学生代表去欢迎泰戈尔，由此同时认识了徐志摩和后来成为其丈夫的陈西滢。
据说，泰戈尔曾对徐志摩说过，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北京欧美留学生及部分文教人士每月有一次聚餐会。后将聚餐会扩大为固定的新月社，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夫妇都入盟成为新月社的常客。
这时，最为新月社主要成员的徐志摩自然有很多的机会接近当时最负盛名的这三位女人。林徽因当时已有婚约在身，因此对徐志摩自然是以礼相待，而凌叔华和陆小曼却都因欣赏徐志摩的才气，而与之越走越近。
徐志摩自然乐于与陆小曼、凌叔华同时交往并通信。但毕竟，陆小曼是已婚之人，徐志摩多少有些顾忌。而凌叔华是自由之身，加之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才貌很欣赏，于是二人的交往便越来越密切了，相识半年光通信就有七八十封，差不多两天一封，再加上聚会，可以说这恰恰表明凌徐二人的关系显然超出了一般的友谊。
徐志摩称凌叔华为“中国的曼殊菲尔”。曼殊菲尔作为一个异性的外国女作家，徐志摩对她一直怀有一份特殊的情感，称赞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鹃鸟，呕出缕缕的心血制成无双的情曲，即便唱到血枯音嘶，也不忘她的责任是牺牲自己有限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几分的美，给苦闷的人间几分艺术化精神的安慰”，而对于曼殊菲尔的外貌，徐志摩更是惊为天人，说她“眉目口鼻子清之秀之明净，我其实不能传神于万一；仿佛你对着自然界的杰作，不论是秋水洗净的湖山，霞彩纷披的夕照，或是南洋莹彻的星空，你只觉得它们整体的美，纯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说的美……”然而，徐志摩与凌叔华一直含含糊糊地交往，保持着一种比朋友更亲，比恋人略淡的关系，这种似雾里看花的关系给人的感觉是：他们是“粉蝶无踪，疑在落花深处”的知己。
凌叔华与徐志摩的知己关系维持半年以后，徐志摩便为陆小曼的艳丽、热情所征服。于是，令人有些啼笑皆非的“拿错信”事件发生了。
1924年8月，徐志摩由印度回国，住在上海新新旅馆，同时接到凌叔华、陆小曼两封信。第二日早晨，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与陆小曼的丈夫王赓同时前往看望徐志摩，徐志摩深知其父喜欢凌叔华，因此当徐申如到来的时候，就说：“叔华有信。”然后就把放在枕边的一封信拿给父亲看。
徐申如打开信来阅读，站在徐申如身边的王赓也跟着看，这时，徐志摩发现王赓的脸色大变，于是忙看了看自己的枕边。这才发现，凌叔华的信仍在，拿给父亲看的是陆小曼的信，徐志摩当下大惊失色。
这个事件的结果是：不久后，陆小曼与王赓便离了婚并回到北京，并很快与徐志摩结了婚。
后来，徐志摩的好友蒋复璁回忆说：“看信这一件事是‘阴错阳差’，他总认为王受庆与陆小曼离婚是因他而起，自有责任。”凌叔华后来也曾公开澄清“拿错信”事件，她说：“说真话，我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陆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这番话说明凌叔华只是徐志摩的“红粉知己”。这在徐志摩1923年与1924年间写给凌叔华的信（后来经凌叔华曾发表在《武汉日报》的《现代文艺》上，但收信者名字却被涂掉）中，可看出端倪。
徐志摩日后曾对陆小曼说“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意思是她是那种能了解他“灵魂的想望”和“真的志愿”的朋友。凌叔华也不只一次说过，志摩与她情同手足，他的私事也坦白相告。志摩写信时，是把凌叔华作为“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因此可以没有顾虑地袒露自己，“顶自然，也顶自由，这真是幸福”。志摩说他写的是些“半疯半梦”的话，“但我相信倒是疯话里有‘性情之真’”，还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因此学者梁锡华就指出：“从年月可见，徐志摩写这些亲昵到近乎情书的私柬给凌叔华，是在失落了林徽因而尚未认识陆小曼的那段日子，也就是他在感情上最空虚、最伤痛、最需要填补的时候。巧得很，妍慧多才的凌叔华近在眼前而又属云英未嫁，所以徐志摩动情并向她试图用情，是自然不过的。”尽管凌叔华自陈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但徐志摩与她情同手足，知己知心，让她对徐志摩心存一份难忘的相思。这份相思爆发在凌叔华深切悼念徐志摩的《志摩真的不回来了吗？》中的一段文字中：
“我就不信，志摩，像你这样一个人肯在这时候撇下我们走了的。平空飞落下来解脱得这般轻灵，直像一朵红山棉（南方叫英雄花）辞了枝柯，在这死的各色方法中也许你会选择这一个，可是，不该是这时候！莫非你（我想在云端里真的遇到了上帝，那个我们不肯承认他是万能主宰的慈善光棍），他要拉你回去，你却因为不忍甩下我们这群等待屠宰的羔羊，凡心一动，像久米仙人那样跌落下来了？我猜对了吧，志摩？……你真的不回来了吗？”林徽因和凌叔华都与徐志摩的关系非同寻常，“新月社”聚餐会期间，她们一度接触频繁。凌叔华租居过林家旧宅，林徽因父亲曾经甚至想请凌叔华作林徽因的家庭教师。但在徐志摩逝后，她们却因徐志摩的一个“八宝箱”交恶，“八宝箱”事件也成了中国现代文人交往史中的一桩尽人皆知的“悬案”。
徐志摩的“八宝箱”其实曾两次寄存于凌叔华。第一次是1925年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恋情引来满城风雨，徐志摩打算去欧洲避避风头。行前要将装有日记文稿的小提箱，即所谓“八宝箱”交予自己最信赖的人保管。因当时陆小曼处境同样不好，而且箱内有“不宜陆小曼看”的东西，于是便交到了凌叔华手中。因为徐志摩确信：“只有L（凌叔华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不久后，在武昌的凌叔华曾托人把箱子带给在上海的徐志摩。徐志摩又把箱子寄放在了硖石老家。后来，徐志摩客居胡适家中，从老家拿回箱子，但感觉放在胡适家不便，所以他便再次把箱子交给当时从武昌回到北平的凌叔华，托她保管。此时，箱子里比上次多了几样东西，首先是陆小曼的两本初恋日记，写于1925年徐志摩欧游期间。徐临行前嘱咐陆小曼把他远行后她的所思所念记成日记，等他回来后当信看。陆小曼也按徐志摩所嘱，以日记方式记录下了自己对徐的思念。不过据凌叔华证实（这说明凌叔华至少浏览了箱中的日记文稿，而是否得到徐志摩的允许，则不得而知），陆小曼的日记中有不少牵涉是非处，其中既有骂林徽因的话，也有关于胡适和张歆海的闲话。除了陆小曼的这两本日记和徐志摩1925年由欧洲返国、坐西伯利亚铁路火车途经俄国时写的几篇稿件之外，“八宝箱”里新添的什物还有徐志摩写于1925年和1926年间的两本日记及他两次欧游期间写给陆小曼的大量情书。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丧生，他有一个装有私人日记及和女友们往来书信的小箱子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多人都想得到这个“八宝箱”。
当然，最想得到这个小箱子的人自然是陆小曼和林徽因。
陆小曼想得到箱子是为了争取到编辑出版徐志摩日记和书记的专利；而林徽因则不知何故，似乎比陆小曼更想得到这个箱子，她亲自登门到凌叔华的寓所向凌叔华索要，不料遭凌叔华婉拒。只好转而求胡适帮忙。胡适以徐志摩著作编辑委员会的名义郑重其事地写信给凌叔华，要凌叔华交出“八宝箱”。凌叔华回信给胡适，同意把八宝箱交给他，并要求他送给陆小曼。但胡适从凌叔华手中得到这个箱子后，并没有送给陆小曼，而是送给林徽因。
在得到“八宝箱”18天后，胡适又写信给凌叔华，责备她把徐志摩的两册英文日记藏为“私有秘宝”，并指出她的这一做法开了人人私藏徐志摩书信的先例，会影响到全集的编纂工作。但凌叔华否认自己私藏了“八宝箱”内的任何东西，她声称，她交出了全部东西，包括陆小曼的两本日记和徐志摩的两本英文日记在内。
凌叔华发现最后胡适把日记交给了林徽因，而非陆小曼，感到很对不起徐志摩。凌叔华曾写信给胡适说：“前天听说此箱已落入林徽因处，很是着急，因为内有陆小曼初恋时日记两本，牵涉是非不少（骂林徽因最多），这正如从前不宜给陆小曼看一样不妥。”“八宝箱”今在何处？由于与“八宝箱”有关的所有人都已作古，成为一个再也不可能解开的谜团。但“八宝箱”事件却在凌叔华和胡适、林徽因等几位朋友的关系上投下了一层阴影。本来还算得上是朋友的凌叔华与林徽因因为这一事件交恶，从此再不往来。
1946年冬，陈西滢成为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驻英国的代表；第二年，47岁的凌叔华便带着女儿小滢途经美国而抵英，与丈夫陈西滢一同在英国伦敦定居，住在亚当森街14号，开始了她客居异国他乡的生活。远居大洋彼岸的英伦，凌叔华无法用自己的母语写作，所以，除了完成并出版她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之外，便主要将精力与才情倾注于绘画艺术与讲学之中。1956年到1960年，凌叔华应新加坡新创办的南洋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中国近代文学和新文学研究教授，课余时间还热心辅导文学青年进行创作。之后的几年，凌叔华先后在伦敦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等地举办了多次画展，并在英国多所大学进行了中国书画、中国近现代文学方面的专题讲座。其中，轰动法国巴黎以及欧洲的一件盛事，是1962年在巴黎东方博物馆举办的凌叔华个人绘画，及她收藏的元明清三代画家如董其昌、倪瓒、陈老莲、石涛、郑板桥等人的作品与文物古玩展览。
古语有说叫叶落归根。客居异国的日子，凌叔华一直思念与眷恋自己的祖国。1970年3月29日，与凌叔华相伴了40多年的丈夫陈西滢因病在英国去世。台湾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但凌叔华还是让他“落叶归根”，将骨灰安葬在江苏无锡老家，可以满足他用全部的爱永远拥抱自己赤诚热爱的国家。
之后，凌叔华寂寞地踯躅在异国的夕阳之下。她弹古筝，作国画，侍弄与之为伴的兰花、腊梅、文竹和水仙，她时不时地飞回北京观光、访友。1984年秋，她在伦敦进对萧干说：“我生在北京，尽管到西方已三十几年，我的心还留在中国。”1986年，她染上了重症伤寒，又跌坏了腰骨，加之乳腺癌的纠缠，使她痛苦不堪。1989年末，她坐着轮椅，由女婿——英国汉学家秦乃瑞陪同，飞回北京，住进景山医院。
1990年3月25日，她躺在病床上，在鲜花、笑脸、寿礼、巨型蛋糕、亲人、朋友和记者簇拥中愉快地度过了九十华诞。但之后不久，乳腺癌复发、转移，时而出现昏迷。在她清醒时，常说想到北海看白塔，到史家胡同看看旧居。5月16日，她最后的愿望得以实现：她躺在担架上，看到了美丽的白塔，也回了“老家”——史家胡同甲54号——那28间房子是她的嫁妆，新中国成立后变成了幼稚园；孩子们列队欢迎这位“老奶奶”。
1990年5月22日——也就是重游北京后的第六天，凌叔华在北京逝世。她的骨灰安葬在无锡惠山脚下，与陈西滢合葬……
正像她性格的温婉与画趣的淡雅一样，她的离去也是平和宁静的。如一株兰草散尽最后一缕幽香，亦如一片树叶离开枝柯飘落于地，自然而然。
以明慧的笔，去在自己所见及的一个世界里，发现一切。温柔地也是诚恳地写到那各样人物姿态；叔华的作品，在女作家中另走出了一条新路。
——沈从文她的文字有点像英国十九世纪的女小说家珍妮·奥斯汀，书中的人物也和《傲慢与偏见》中的相仿佛。——叶公超她（凌叔华）成功了。她以艺术家的灵魂和诗人的敏感呈现出一个被人遗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对美好生活的冥思细想是不言自明的。她的每封信都能反映出她对于美的渴望。她的文笔自然天成，毫无矫饰，却有一点惆怅。因为她毕竟生活在流亡之中，而且那个古老文明的广袤荒凉之地似乎非常遥远。
——韦斯特作为收藏徐志摩情感日记的女人，凌叔华也有自己不曾公开的文字花园，而今，机缘巧合，人们可以看到其中一部分珍贵日记手稿。虽无从得知她全部的内心世界，却仍可以窥见一二。这些未曾全部公开的日记，如涟漪一般，在她的内心，舞出涟漪，荡漾，扩散，直至遥远无边的心海边缘，消逝，如同飞鸟，虽然天空无翅膀的痕迹，却早已飞过万水千山。
自恋，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我失恋了——那种深深的自恋。伴随着一次感情的结束，或者说中止于一段情感，我重重痛苦和迷惘的不是失去了什么，而是对自己的怀疑，我怀疑我是首先失落自己才会丢失爱情——我赖以寄托自己心灵的一种虚妄的遐想。我意识到所有的感情的失落在于自己的故步自封，将自己围困在一个圈子里任人宰割，任感情这种魔兽的无情吞噬，而我在不自觉中乖乖地俯首就擒，竟乐不思蜀。
这一切都是源于我的堕落，依赖别人犹如放弃自己。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在于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关注它的存在方式，再凝重一点的表述叫做理想。一个失去了对自己生存价值的基本评估兴趣的人，其生命的意义仅仅是活着，而不是生活。基于具体的生活氛围，生命意义的体现可能受限于客观环境，但是，正是这样一种境遇也往往激发一些人的主观觉醒，而这种觉醒本身就是一种自恋，具有一定价值意义的自恋并不是贬义，它是促进人们不断求索的一种原动力，人，应该自爱。
于是矛盾出现了：许多人以为，过于自恋的人必然狭隘于自我感觉，从而屏障了自己的发展，而不自恋的人才有益于进步，与外界圆融。
我不以为然。
比如爱情。
爱情是永恒的，但永恒的不是固定的相爱主体。否认这个原理，如同否认人可以不吃饭一样的可笑。爱情本身受制于思想，情趣，环境的不断变化，甚至心理或生理的审美疲劳的影响，爱情的可变性是有其客观合理成分的，不变的爱情是契约。
然而，把握爱情，力求使之长久一点儿的唯一条件是自爱，同时包含着某种自恋。自恋是一个人把握爱情态度的基本前提，一个为爱而放弃自己的人，基本上也是随时有可能遭遇失恋危机的人，尤其是女人。
爱的过分了，通俗的说叫做爱得过于自私，将对方的潇洒空间给予的不够宽泛，他累了，几近窒息。爱，犹如自由泳，我似乎限制了对方换气的机会，或者说我没有给自己这个机会，被爱情窒息的是我自己，而不是对方。我犯了不自恋的错误，在爱中首先淹没了自己，才死死地抓住爱情本身，结果是必然的。
一种爱情，一次爱情，只是阶段性的条件的吻合，事物是不断发展的，何况主观的情感本身。爱情，犹如一场游戏一场梦，游戏的是心灵，或者说心灵的游戏。真正的玩儿家在于必胜的信念，自信是必胜的前提，所谓的自信应该涵盖了对自己的合理评估，以至在这种评估结论下的不断完满和提升——永远占领制高点，爱情是一场单向的追求，非此即彼。而自恋才会有被追求的愉悦，爱别人永远不如别人爱自己来得踏实，喜欢玩味痛苦则另当别论。
总之，一旦失恋，唯一的医治痛苦的方法还是自恋——去你妈的，自有留爷处，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当然，必须承认爱情使人落后，失恋使人进步，而且要真实的进步着，超越从前，而前提是需要自恋才能走出自己。
有句话：爱有多深恨有多深。但体会没有，姑且相信。事实上，现在看来这只是爱情轨迹的一种，今天我更相信的是，有一种爱情叫亲情。爱确实不能否认它本身的发展规律——由热情到激情到温情。每一种过程的过渡，必须爱情的双方共同的把控，既要说明心态又要倾诉感受，所谓的真诚，不仅表现在呵护，更要表现在坦诚。过渡是一种蜕变，犹如一些动物的蜕皮过程，这样形容不一定贴切，但确实有一种裂变的因素。往往，爱着的双方，不能同时同态理解，这样就会产生误解，曲解了人性自然的心理、生理状态，从而曲解了爱情本身。由爱而恨，就是这样形成了。很好的过渡，在于把浓浓的爱情转化为亲情，也许少了激情下的动容，但是多了温情下的关爱，将对方亲人一样的置放在心里，冷暖慰藉是自然的。心里想的，不再是对方的情话，疼爱体现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平凡而容易忽视。看似淡了情绪，其实深了感情，却，有所不知。
不论哪种爱情，真爱是什么？喃呢私语，绵绵情话，终究是情绪的碰撞，抒发的情感，仅仅是欲望，爱欲、情欲。不抒发的情感，才是感情的厚重。但这种爱必须经过一定时期的狂热阶段，否则亲情的成分就不够真实，摆脱不了情绪的苦恼，一旦没有苦恼的爱情才是双方的深刻了解和信任，甚至没有猜疑和嫉妒。于是亲情般的内敛着思慕，这样的爱，绝没有痛苦，是爱的极致。
爱情，一旦成为亲情，爱是什么？是对方深夜出行是否安全的恐惧和担心，是对方憔悴时萌发的一丝怜惜，甚至是对方大碗吃饭时的一种快慰，除此，平平淡淡。
深入骨髓，融入血液，爱使爱潜移默化，于平和中淡定平常，一万年太久，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