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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战争终于开始了！1926年的5月，叶挺将军带着他的独立团和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作为尖刀，首先向吴佩孚的腹地插进。一直到1926年的7月1日，国民政府终于坐不住了，于是颁布北伐动员令。7月4日，为完成中山先生遗愿，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蒋介石也迎来人生当中的转折点。他成了这支北伐军的总司令，李济深为总参谋长，邓演达担任政治部主任。
7月9日晚上，蒋介石掷地有声地宣读北伐誓词：嗟我将士，而肃尔听。国民痛苦，火热水深。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日星。吊民伐罪，歼厥凶酋。保我平等，还我自由。实行主义，牺牲个人。有进无退，革命精神……
北伐战争开始后，身为机要科科长的陈立夫也没有闲着，虽然他没有亲自带兵讨伐（他从来也没带过兵），但却跟着自己的哥哥陈果夫在党内帮助蒋介石搞起了“迁都”这门子事。所谓“迁都”，就是从一个地方迁到另外一个地方。通俗点说，“迁都”就是搬家。但是这个“迁都”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迁都，这一次迁都完完全全、彻头彻尾是一次政治阴谋。
1926年11月，在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国民政府迁到武汉。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迁都武汉是必然的。但此时蒋介石又打起自己的算盘。他认为迁都武汉之后，不利于自己的政治前景。恐怕自己费尽心思打出来的局面，都将付之东流。于是他内心起了矛盾，成了迁都武汉的坚决反对者。
蒋介石经过一番分析，认为“定都武汉”有两个风险：其一，唐生智。唐生智曾是湖南军阀赵恒惕部第四师的师长，后来他归顺了北伐革命军。但是此人骁勇善战、处事果断，不到一年的时间，自己的部队已经拥有了十个师的兵力，且武器装备精良，精神状态好。而此时的唐生智又得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皆为蒋介石死敌）的支持，让蒋介石变得忧心忡忡。其二，武汉地区，工农运动高涨，不利于老蒋反共准备。尤其是武汉的工人力量一举收回了汉口的英租界，震惊了世界。蒋介石经过权衡，必须坚决反对“定都武汉”，才能守住自己的革命果实。
在此期间，经陈果夫的介绍，另一位国民党高参、号称国民党“文胆”的陈布雷加入了国民党，后来成为中统的“影子领袖”。随着一个又一个厉害角色的加入，CC系已经初露端倪。
此时的陈立夫已经不是那个怀揣“工矿梦想”的陈立夫，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政客，就连他的每个举动都带着政治色彩。后来他伙同自己的哥哥陈果夫上奏折，蒋介石再次动了心，他向陈立夫交代：“立夫啊，事情就交给你了，千万不要让我失望！”陈立夫也随即发誓，决心替蒋介石解除另一块“心病”。从某种程度上看，陈立夫是蒋介石的“心理医生”，关键时候总能施展医术。
于是蒋介石让陈立夫联系张静江、张群、谭延闿等人来南昌，顺便截留了一些准备去武汉的国民党党中央的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准备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注意，只是临时的），非法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至南昌。蒋介石为此可谓处心积虑，他还亲自跑到武汉游说：“革命时机尚不成熟，南昌更是适合作为党政府的首都！”
没想到蒋介石一个人的反对声实在太小，被迅速淹没在历史潮流中。蒋介石不信“胳膊拧不过大腿”的道理，非要借机搅和搅和。而此时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俩在蒋介石身边解释：“校长，其实定都武汉是大势所趋啊……与南昌相比，武汉的革命气氛更浓，而且地理位置更加重要。至于经济，南昌更无可比性！所以我们要开辟新的地方……”
蒋介石：“开辟新的地方？你说去哪？”
陈立夫：“经济是革命的后盾，凡事离不开钱。其次是政治氛围，没有拥护党的氛围，也是瞎忙活！”
蒋介石：“那好吧，你抽空去上海看看吧！”
1927年的3月，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撤销中央军人部案》等，大大缩小了蒋介石的党政军权力。此时的蒋介石不但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倒暴露了“反革命”的真面目。
后来蒋介石以“退席二届三中全会”为幌子打探自己的党内地位，没想到遭到各个党代表的痛斥。甚至连申诉、还口的能力都没有。一时间，蒋介石成了“人民公敌”，被众家讨伐。二届三中全会结束后，“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已经此起彼伏。蒋介石终于坐不住了，他重重地拍桌子，气得脸色发红。
迁都之争没有成功，但是陈立夫的赤诚忠心则完全打动了蒋介石。不管自己主子境遇如何，陈立夫一直忠心耿耿，不离不弃。不过后来，蒋介石费尽心思取代了谭平山，当上组织部部长，而毛泽东、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则纷纷被剥夺了职务，如此一来，共产党已经被蒋介石完全排除掉了。而陈立夫和陈果夫也开始大张旗鼓地利用自己的身份，在各地区发展国民党右派，在发展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的同时，开始为另一个更加阴险的阴谋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