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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搞社会主义，但如果连“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没有搞清楚，这恐怕不行。我想，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很多人看来不灵了，就是因为这些人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也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资本主义。一些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虽号称先进分子，却以为社会主义比蓝天还遥远，暗自以为当代世界的唯一出路就是搞资本主义。而有些名曰知识分子，实则不过是“知道分子”的人，更通过夸大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出现的失误宣扬资本主义的“唯一正确”。坦率地说，这就是今天舆论领域乃至思想领域的部分现实。
说起来，马克思本人倒是不常用“社会主义”这个词，他常用的是“共产主义”。因为马克思时代流行的“社会主义”无非是要把小生产者联合起来，以与大资本家对抗的一种学说。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它以为靠市场经济就能代替金融的组织作用，以为靠小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合作就可能战胜大托拉斯，这种社会主义的代表者是蒲鲁东。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社会主义无非是妄图在金融时代、资本时代恢复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因此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实际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典范，是在列宁之后方才牢固地树立起来的。我们一定要知道：马克思所说的“国家”是指资本家支配的、建立在战争国债基础上的特定的政治形式，是指《大国崛起》中所列举的那些由西方列强所代表的“现代民族国家”。在那里，是金融和金融资本家支配国家，而不是劳动掌握和支配金融。因此，马克思反复强调劳动者阶级首先必须打破这样的国家形式，打碎资本家支配的国家，以劳动者的联合体代替它。但这种联合不是简单的市场组织，因为市场也需要金融来组织。共产主义是以“联合起来的劳动”直接支配“联合起来的生产资料”。但在列宁看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不等于不要国家，因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既可以是资本家阶级统治的工具，也可以是劳动者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在劳动者还没有找到更为有效的联合方式，并以这种方式直接支配“联合起来的生产资料”之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里，劳动者只能通过“支配国家”、掌握国家机器这种形式联合起来，即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支配联合起来的生产资料。因此，唯一可行的社会主义就是“拿枪的无产阶级监督国家官僚执政”，所以列宁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在此之后很久，邓小平又说我们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邓小平预示了一种可能性，只有在“国家”而不是少数私有者掌握生产资料的前提下，特别是在国家支配金融，使资本为劳动服务的前提下，蒲鲁东的方案，即大量小生产者通过合作劳动和市场经济实现小康和共同富裕，方才是可行的—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才是可行的。所以邓小平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11亿人口，如果1/10富裕，就是1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9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
马克思之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显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创造出一种将生产资料联合起来的金融手段，并以之与资本主义抗衡？二是在西方资本占优势的情况下，如何利用国际资本而不为之所利用？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面对的问题。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对于共产主义的通俗理解，它好像是个圣经故事的翻版，这个共产主义的“圣经版”认为：人类一开始生活在伊甸园里，无论我们叫它“旧石器时代”也好，或“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也罢，总之，那个时候是财产共有、按需分配。后来这个乐园消失了，人们堕落到不平等的阶级社会之中，然后，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在先进人物的领导下，在遥远的未来，我们最终又将会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到那个黄金时代。
这种关于共产主义的流行的叙述几乎成了最普遍的常识，但很不幸，这绝不是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因为马克思本人对共产主义有很清楚、明确的定义。他在非常著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面说过共产主义“不是”什么：“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马克思很清楚地指出，共产主义绝不是处在遥远未来的一种理想，而是一种现实社会的运动，根据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这种理解，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存在于任意一种人类社会的形态中，存在于一切共同体中。最通俗地说，大家只要谈恋爱，就一定会明白，男朋友与女朋友的关系肯定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子女与父母的关系起码是半共产主义性质的。无论你怎么倡导市场拜物教，最基础的人类关系并不是市场关系，如果是市场关系，那只要算一算父母养育子女用了多少钱，子女还父母多少钱就行了。大家不妨想想看，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各尽所能、彼此互助的关系，这样一种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关系甚至也会存在于大学生的宿舍里，一个完全自私自利、随时随地把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你说哪个宿舍愿意收留他？那样他就会被排斥在社会之外。这个通俗的例子说明了一个道理：不要说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关系，就是纯粹的市场关系，也在不同程度上是与“社会”相对立的。在《必须保卫社会》一书中，福柯讲的其实与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所说的是一样的道理：绝对的市场经济会摧毁社会，因为社会就是人们的交往，而欧洲之所以会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其根源就是市场法则摧毁了社会。大家想想看，如果一个宿舍里都是彼此对立、分别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那总有一天一定会打起来。大家为什么还没有打起来呢？就是因为大家还能以哥们儿、姐们儿相待，而不是完全把彼此当作竞争对手。所以说，马克思说的“现实的共产主义”存在于任意一种社会形态中，包括宿舍同学、同志关系中都包含着深刻的共产主义因素，尽管其中没有哪一种社会形态是纯粹共产主义性质的。
第二，在一定条件下，我们每个人几乎都会表现得如同共产主义者。大家想一想汶川抗震救灾时期，山东有四个农民，在电视里看到汶川地震的消息就立即把手里所有的钱都换成方便面和矿泉水，驾驶着一辆电动三轮车，载着物资，几天几夜跑了几千公里奔向灾区。这四个农民的行动就是共产主义式的。大家想一想救灾时，全国人民（除了范跑跑那样的极少数）所焕发出来的齐心协力、无私奉献精神，那段时间，我们每个人表现得如同共产主义者。我们北大三角地排起来的自愿献血的队伍足有1公里长。我们系一位教授看了热泪盈眶，逢人就说：“谁说80后、90后没有希望？我看是大有希望！”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地保持这样一种共产主义精神，雷锋恐怕也不一定能行。
马克思说，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为什么？因为在资本主义恶性发展、在四处奉行自私自利的时代，共产主义这个“幽灵”便会作为一种抵抗瓦解社会的病毒的抗体、作为社会保护和社会反抗的力量，从人类社会的内部自发地迸射出来。因为它作为集体无意识，本来就存在于那里。为什么今天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也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第三，尽管完全按照共产主义原则运行的社会并不存在，但是所有的社会体系都是建立在共产主义基石之上。离开了这个基石—交往、团结与合作，所谓“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例外。你不能想象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纯粹的市场主义、市场关系，一切都是一次性的现金交易。这个世界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纯粹的资本主义，资本家积累的财富不可能只为他个人所享受，而这不是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是守财奴和资本家最悲催的地方。
因此，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唯物主义是指：人们的交往方式构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个社会关系是一切的基础，在社会交往之上方才是经济交换，而在经济交换方式之上才有相应的政治组织方式。所以，无论是市场经济也好，资本主义也罢，都要依赖于社会合作关系的存在。人类的社会关系中天然地包含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互助合作的因素，即使资本主义社会也离不开社会合作—如果那个社会还要存在下去的话，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这就是作为“集体无意识”存在着的共产主义，所以马克思把它称作“幽灵”。“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主义有着极为朴素的现实基础，绝不像蓝天那么遥远，因为共产主义一天也没离开过我们，它像空气一样与我们相伴：你扶起一个陌生的老人，尊重每一个为养家糊口而汗流浃背的劳动者，憎恨一切为富不仁的剥削者，那种在我们之间油然而生的“集体无意识”就是在我们身边游荡的共产主义的“幽灵”。
关于共产主义是什么，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有一个理直气壮的回答，那就是让资本为劳动服务、为劳动者服务，只有开放垄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金融和资本，为一切劳动者服务、为联合起来的劳动所用，才能真正实现“个人所有制”，只有这样的“资本自由化”才是真正的自由的基础。因此，马克思的问题不是简单地实现国有制，而是在破除资本和金融垄断的前提下才能够真正实现“个人所有制”，无论国有制、公有制都只不过是破除资本私人垄断的工具而已：
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要剥夺剥夺者。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创造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 26
尽管马克思本人也曾自嘲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确实扭转了人类历史进程，它最伟大的现实成就当然就是苏联和社会主义中国的诞生与迅速崛起。
为什么苏联和中国能够迅速崛起？为什么说中国与苏联所取得的成就首先应该从理论上归功于马克思主义信仰？从根本上说，这就是指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消灭了垄断着信用和投资的大资产阶级、消灭了那个靠战争国债发财的国家债务人—私人垄断大资本，从而把资本支配劳动这个逻辑颠倒为劳动支配资本，从而使金融领域、资本活动能够真正为产业发展服务，为普通劳动者服务，并用无产阶级专政这只手把金融危机关在了笼子里，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加公平、社会关系更加平等、生产力的发展更为顺畅，使资金和资本的利用更加合理而有效率。
十月革命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消灭了通过经营国债盘剥俄国的垄断金融阶级。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正确地指出，“苏维埃政权使国家每年用不着支出大笔款项，去偿付沙皇举借的外债的利息和国外资本家投于俄国的资本的股息，革命前，在这方面的支出每年达8亿～9亿金卢布”—这就是所谓的“脱钩”。同样，中国革命的重大成就之一也是打倒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大官僚资产阶级，而这个阶级也是利用、协助国外资本向中国人民放债的掮客。因此，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根本成就首先就是打倒和消灭了经营国债和西方资本的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而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就是打倒、消灭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从此开辟了一条资本为生产劳动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崭新的发展道路。
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也“出现了严重曲折”。这种曲折主要表现在分不清市场自由、贸易自由与金融自由、资本自由的区别，分不清买办金融资本家与一般企业家之间的区别，分不清国家财政手段与金融手段之间的关系，以至于迄今还把人民与银行和金融之间的关系、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简单地理解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苏联，无论是极“左”思潮还是极右思潮，都表现出了这种盲目的混淆。我认为，这个问题，过去我们固然没有搞得非常清楚，即使现在也未必就已经搞得很清楚了。
过去一段时期的实践已经证明，如果认错了资产阶级，如果搞错了什么是资本主义，那就会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从而在政治上把民族资产阶级等同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把企业家等同于资本家，如果是那样，我们就会犯很大的错误。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苦口婆心地提醒那些“头脑发热、发昏的人”：
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我们历来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大头吃掉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小头，想反抗也没有力量。他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同时我们又采取适当的政策对待他们，所以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就有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国际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的一个决议中说，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要反对资本主义。这个决议没有区别中国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甚至认为中间派比蒋介石更危险。当时的“左”倾冒险分子执行了这条错误路线，结果把自己完全孤立起来。这个决议也没有区别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立三路线就提出，一省或数省胜利之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他们不懂得，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27
为什么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假命题？因为一旦几大家族垄断了社会生产资料，那就不会有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以政府之力防止生产资料垄断在少数私人手里。在这样的条件下，一般劳动者方能以拥有生产资料“使用权”的方式，实现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如此方才能够有蒲鲁东当年所设想的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所以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可以，也应该更为健康地发展，企业家和经营管理者应该大有作为。因此，不但企业家、商人的作用是不能取代的，民族资产阶级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然而这一切则都需要社会主义信用经济的发展作为根本保证。如果不能建立独立自主的货币信用体系，如果货币投资政策受制于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如果不坚持资本为劳动服务、为产业服务的原则，而是奉行一切为金融服务、为炒钱服务的原则，那么金融和资本这个“杠杆”也就不会向实体经济和劳动者倾斜，所谓按劳分配就是不可能的，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国的市场和生产就会受制于国际大资本那个“杠杆”。如果是那样，不但一般劳动者要受剥削，民族资产阶级也一样会受剥削，那样一来，不但社会主义搞不成，市场经济更搞不成。
以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这与那种以为“市场经济就是现代经济的全部”的观点一样，都是简单化的。
中国近代的落伍主要在于两个原因：一是科学技术落后，二是没有信用制度且金融工具落后。前者落后是长期的士大夫政治造成的，士大夫这个阶级奉行“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哲学，鄙视劳动实践。由于没有欧洲那样一个不断壮大的、知识与劳动实践相结合的手工业行会阶层，所以中国的科学技术就无从发展。无论钱学森还是竺可桢，他们都是从这个角度来阐明现代实验科学何以不能发生于中国的。毛泽东毕生反对士大夫作风，提倡理论联系实践、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倡知识与生产劳动、科学实验相结合，而他所针对的就是这个中国传统的病根。
后者落后的根源简而言之就在于国家无为。中国传统的王朝制度是建立在极为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所谓治国理政，无非诗词歌赋的空谈，既缺乏财富统计、计算的手段，又缺乏将财富集中起来向未来投资的机制，这在政治组织上表现为一盘散沙，而在经济上则表现为无序的市场放任、低水平的残酷竞争，从而使经济发展完全没有组织效率、组织生产资料亦没有信用手段。
中国历代王朝之所以稳定，其基础就在于实行消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所谓消极的财政政策，就是国家对于人民与产业取“少取少予”乃至“不取亦不予”的原则，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养官僚，对民生与产业的发展则一概持消极态度，以“切勿多事”为原则。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简而言之就是要保证金属货币的供给，明代中期以来，更是指要维持海外白银的进口，其实自唐代以来，历代皆有金银铜铁不得出关的禁令。明代以来，政府极为重视海上贸易，其根源也就在维持金属货币的供给。长期奉行消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固然使得政权稳定、社会稳定，但却使得中国的发展丧失了前进和改革的动力，尤其是，自明代中期以降，当货币供应依赖外国白银进口时，稳健的货币政策便是绝不能一劳永逸地维持下去的。
中国要改革、要发展，就必须坚决改造长期奉行的消极的财政政策和短缺、依附性的货币政策，从根本上说，就是必须发展中国自己的、为人民服务的金融业。1988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以大无畏的气魄讲过一段妙趣横生的话，首次提出了“小财政、大银行”的改革方向，并说到了只有发展金融才能改变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之消极性这个根本问题：
没有银行的配合和支持，是很难办成事的，将来的趋势是小财政、大银行。金融不搞活，上海就没有希望。市长能调度的资金是有限的，银行是大老板。各地一般都是银行的楼最高，过去上海也是这样，现在的市政府办公楼就是以前的汇丰银行。事实上，国外的大资本家没有几个是完全靠自己的资本起家的，他们靠的是银行贷款。上海目前困难很多，希望银行的同志积极支持和帮助上海克服困难。 28
朱镕基讲的问题其实是从王安石变法以来历代改革家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抓住了的中国积弊的关键。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历史上的这些面向财政与金融制度的改革，何以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戊戌变法以来，康有为首倡“钱币疏”，魏源在《圣武记·军储篇》中则倡导“废除银两，改铸国家银元”，孙中山更主张“货币革命”，但病急乱投医，由于历史条件不具备，最终只好白白地挨着等死。好不容易挨到了民国成立，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在蔡元培等人的倡议下，“废两改元”方才开始实行，随后更要发行法币，这些想法自然都是不错的，但实践起来却失败得一塌糊涂。究其原因，这就是因为在帝国主义的欺负压迫下，中国的金融机制只是为了赔款、借款而设置，那样的信用机构、金融机构把中国的财富集中起来无非就是为了输送到外国去，因此，中国的实业和民生哪里会得到金融业的服务和支持呢？朱镕基所说的汇丰银行原是一家广东行商，名曰“汇丰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汇丰行被英国合伙人垄断，先事鸦片贩卖，后事高利借贷业务，成为设立在上海的外商独资银行，汇丰银行就是靠掠夺中国发家的。
中国人民站起来，首先是与人民币的诞生联系在一起的，中财委（中央财经经济委员会）倒是比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更早的机构，甚至是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平级的机构，中财委负责人民币的发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用为担保，不以黄金、白银、外汇为抵押发行的信用货币，它一举完成了中国货币制度的大革命，即从金属货币向着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银行券的历史跨越。人民币的宗旨是：集中财富为资本，为人民解放战争、为建立独立自主的工农业和国防以及为民生服务。中国从此方才有了独立的货币政策。此前，从明代中期到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的货币政策都是依附性的。
中国过去是个农业国，新中国成立以后怎么搞现代农业，这是摆在共产党面前的第一个难题。近代以来，探索一条不以牺牲农民、农村为代价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是几代中国革命者的追求。从孙中山的土地涨价归公，到毛泽东的土地革命，再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他们都认识到：不能听任少数人掠夺和占有土地财富，这是防止发生两极分化的根本所在，而要把农村建设好、发展好，仅凭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不行，靠农民之间残酷竞争不行。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这里的关键有两个：一是实现生产和流通的组织和规模化，二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在规模化的生产和流通之间必须有信用和金融的组织做桥梁。
使资本为劳动服务，这绝不是一句空话，对中国来说，这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拿农业来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之一是农民收入的增加，对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这首先要靠有组织的市场，即“城乡交换”。早在1950年9月，薄一波、刘澜涛曾经在《华北局关于工农业情况的意见和综合汇报》中提出，只有农民增收，农民能够消费工业品，特别是轻工业品，才能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并进一步推动重工业发展。毛泽东看了很高兴，并总结说：通过城乡交流、通过农业与轻工业的交流，才能缩小城乡差距，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靠剥夺农村发展重工业的道路的区别。今天同样也是如此，我们的经济要发展，就要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而如果7亿农民手里没钱，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就是虚的，所以关键是如何让农民敢消费、能消费。
但是，仅仅通过市场经济、城乡交流、农产品与轻工业产品市场交换，还是不能真正解决农村的问题。而以行政的方式把农民捆起来，比如苏联那种集体农庄的方式，或者当前流行的那种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组织起来，这从效果上说是很有限的，若有效地把农村分散的生产资料组织起来，就需要金融手段，若使农民组织成为现代经济的主体，就必须将其组织为一个信用的主体。因为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农民缺的不是别的，就是钱；农业的现代化转变缺的也不是别的，就是信用这个基础。
那么怎样利用资本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服务？
关于中国农村发展、中国现代土地制度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有一场著名的党内争论，这场争论起源于1950年山西省长治地委书记王谦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发展设想。王谦根据当时长治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办法是：土地、劳动力入股分红，积累公积金，而公积金作为公共积累不参与分配，退社时不能带走。这场辩论对于新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影响是巨大的，60年风雨再回首，我们方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叫作农村集体经济的“金融化”。所谓集体经济之所以能够成为“不死的法人”，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积累公积金、公积金不参与分红这个制度基础。今天看来，王谦提出的农民自主合作经营的经验是一种推动分散的小农经济向劳动互助，再由集体经济向着现代农村金融业转变，特别是壮大农村基层金融力量的制度创新。这种基金公共积累的制度创新是对历史上晋商经营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更是来自基层和人民群众的制度创新。
农村要发展、农业要振兴，首先需要的就是资金。欲摆脱“三农”困境，便迫切需要建立起深入农村基层的国家金融—信贷机制。而最早、最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便是中国共产党人，因为我们有长期在根据地搞经济的经验，这使中国与苏联的农业发展政策不同。1939年10月15日，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晋冀鲁豫边区在黎城县小寨村成立“冀南银行”，发行纸币，对外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通过伪币和法币贬值剥夺根据地人民，对内为发展根据地生产和民生提供现金和贷款，“人民的货币”正是从这里迈出了第一步。1948年12月，人民币诞生。我多次指出，人民币的最主要性质是使中国货币第一次与垄断金、银等贵金属的西方垄断资本切断了联系，以人民政权的信用为担保，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权信用货币，一举完成了中国货币金融制度的大革命，从而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奠定了金融基础。以毛泽东、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做出的丰功伟绩，从这个角度来看，将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被人们不断深刻地认识到。
金融的组织手段可使农民免除失地之苦而又获得资金。而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农村地区推行的“活跃借贷”（指贫困户在青黄不接时期向大户借贷生产、生活资料，待收获后加倍偿还）的号召之所以没有效果，就是由于它不以土地为抵押，故大户公开不从政令，而绝不愿借贷于小户，这就是因为借贷无从抵押。而如果一旦允许以土地为抵押，口子一开，则大规模的农民失地现象必然发生。更重要的是，现代金融业绝不可能在小农经济、小块私有耕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之所以决定走农村互助合作的道路，一方面是由于粮食的安全关系国家命脉，另一方面是由于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国家对农民和农业的扶持。国家通过政策和信贷（主要是以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社的形式）所扶持的只能是农村集体（至于“集体”之大小、合作的方式可以商议），当然不可能面对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个体逐一扶持，它采用的只能是集体购销、集体贷款、集体法人的方式，因为任何国家（包括共产党领导的立足农村基层的国家）都不可能承担得起这样巨大的行政代价。实际上，今天日本农业协同工会采用的也是同样的方式，如果没有城乡贸易+农村信用社这个机制，全靠农民自发，当然不能产生农村工业化和产业化，只能产生出剥削农村和农民的、非生产性的高利贷食利剥削阶层，这已经为历史反复证明。
所以说，使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与唐太宗的“均田”区别开来的根本原因正是：共产党不仅给了农民土地，而且给了农民信用、信任和信贷，特别是建立了服务于农村和农民的金融信贷机构—信用社，鼓励农村集体金融的发展与壮大。这是三皇五帝以来的第一次，毛泽东曾经这样呼吁：“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10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亿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而这一论述对于我们今天发展农村金融和信贷，依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今天我们农村改革遇到的两难是，一部分人主张农民把地卖了进城，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小土地经营制度绝不能动，一动则农民无退路，而破解两难困境的出路只能是当年王谦的办法：把小块土地以金融手段组织起来，形成集体基金，以融资的方式发展现代化农业，除此之外，恐怕都是邪路和老路。
在一穷二白、帝国主义严酷封锁的环境下，中国经济发展始终坚持资本为劳动服务、为产业服务的原则，这中间虽然有曲折、有“头脑发热”，但这个基本原则没有变。正是按照这条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原理，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投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农业和国民经济体系，投资两弹一星，建立起强大的国防体系。没有打赤字财政，没有搞买空卖空，银行没有炒钱，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是很高的，比如中国独立研发原子弹的成本还不到美国的1%，今天哪个金融投资高手能做得到？对这一伟大成就闭口不谈，那才是不懂经济，那才是办不得大事、当不得大家。
当然，坚持资本为劳动服务、金融为产业服务这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的认识是在实践和挫折中不断走向深化的，其中交的学费也不少，何况有些学费还算交得明白，而有一些学费就交得比较糊涂了。
陈云说，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有计划、按比例。所谓按比例，就是要注意发展中的平衡，最重要的有四大平衡：信贷平衡、财政平衡、外贸平衡和物资平衡，其中最关键的是信贷与财政之间要平衡。信贷和金融的发展要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为目标，绝不能脱离经济发展的需求和目标，发展经济、调控经济要靠财政和金融两只手之间的平衡，不能搞“单打一”，不能学“铁拐李”，单靠信贷或者财政哪一只手都会造成偏颇。
1985年，中国开始在金融领域引进西方“先进经验”，在当时，不过就是学来了资本准备金制度，说白了就是银行只留30%的准备金，其余都贷出去，希望依靠金融这只手刺激经济大跃进，不顾及金融与财政要平衡地“按比例”发展。结果是银行这边头脑一发热，经济立马就发烧，银行乱发票子，通货膨胀接踵而至。
1988年，陈云已经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他在《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中不得不这样警告说：
永远不打赤字财政。
从全局看，在几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
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
现在票子发得太多。票子发行的权力要高度集中，我看还是要“一支笔”。
对储蓄搞保值是必要的。同时，国库券也要保值。
如果不从根本上采取稳定市场物价措施，提款抢购风潮还会再起。
外债可以借，但要尽量少借。借外债，要用得好，还得起。
但是，由于当时弗里德曼刚刚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本人及其拥趸都急于将改革开放的中国当作自己理论的试验田。“国际大气候”造成了彼时主持经济工作的中国领导人对弗里德曼的信贷扩张和金融自由化理论偏听偏信，而把新中国建设过程中长期总结出来的实践经验当作了需要改革和破除的“落后思想”，遂冒险放弃了信贷与财政必须保持比例、保持平衡的基本原则，靠货币刺激发展经济。随之便造成了风靡全国的挤兑、抢购风潮，加之国内外各种势力的煽风点火，最终酿成了1989年严重的政治风波。
在严峻的形势、深刻的教训面前，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终于承认，当时的经济形势面临的根本问题是：
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双膨胀，有相当部分是靠吃老本，靠打赤字和大量发票子，靠举借内债和动用结存外汇来支持的。现在，内债余额高达800多亿元，将进入偿债高峰，货币流通量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的合理需要，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1989年的政治风波是与错误的金融政策所导致的经济动荡紧密相联的，事实证明，单靠金融扩张不能发展经济，如果失去了信贷与财政的平衡，超发的货币最终还要财政埋单，那么中央财政、地方财政也会随之破产。而1989年以来，从苏联、东欧各国的改革到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正是因为追随“货币主义”的片面发展道路才陷入了今天的泥潭。
中国往何处去？1989年之后，拯救中国经济必须采取的措施首先就是要在金融与财政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为的就是防止金融这个引擎出问题，而连带财政这个引擎也一起熄火。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风靡全球的严峻的历史关头，承担起治理国家的重担的。江泽民在任期间，就金融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清醒地指出，党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管住金融、管好金融，必须理顺金融、财政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当前的问题是：一方面是银行发行了大量的钞票，另一方面是企业普遍不能归还银行的贷款。企业之间、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三角债，加上简单的地方财政放权造成的中央财政能力下降，结果是财权在地方、事权在中央，个别地方有钱不办事，中央想办事却没有钱。这种情况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所以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绝非当时国内外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而是金融部门与企业的关系问题、是投资与生产的关系问题。要破解中国经济的难题，首先必须加强国家财政能力，而要挽救面临破产的中央财政，首先就必须从根本上理顺财政与金融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江泽民是第一个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论断的人，他指出：
“信用”在中文的基本解释就是，遵守诺言，实践成约，取信于他人。信用既属于道德范畴，又属于经济范畴。资本主义社会信用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和改进，但至今仍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制经济。良好的社会信用是建立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保证，是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条件，是现代经济、金融正常运行的重要根基。没有信用，银行不敢贷款、买卖无法进行，谁还敢来投资，市场经济还怎么搞？……全党全社会必须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增强信用观念，建立和维护良好的社会信用。 29
通过抓住信贷投资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这个关键问题，中国逐步理顺了金融与财政、投资与生产、信用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成功地剥离了金融领域里大规模的呆坏账，战胜了随后的亚洲金融危机，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当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判断准确、出手果断而自信，在推动改革发展的进程中，不但没有简单地迷信市场经济学，而且清醒地将贸易自由、市场自由与金融自由严格区分开来，坚持了财政和金融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的大政方针，在货币主义和金融自由化思潮风靡全球的大形势下，可谓是表现了敢于反潮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认为，依然还是金融与财政、投资与生产、信用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问题，当前，还是要坚持信贷与财政两条腿走路，而关键在于继续搞好信贷和财政之间的平衡，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绝不是当前的舆论界所流行的政府与市场的问题。
在2013年4月索罗斯投资设立的新经济思维研究所年度会议上，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发表了主旨演讲，其中谈中国道路的部分大意如下：
中国的居民储蓄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加上土地、国有企业所有权（其中有78家进入了世界500强）和其他资产，而中国政府发行的公共债务却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于是，中国庞大的政府储备和公共储备仍能够维持高水平投资以支持其经济增长，这是中国面对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能够安全度过而没有货币贬值的关键因素。
从西方的角度不能理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因为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有如此庞大的资产储备而未进行投资，那么这些资产就是负的，而只有在以这些储备为抵押，进行超过其自有资产的投资时候，这些资产才是正的。因此，按照西方的标准（即资本主义的标准），中国就有一份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因为按照西方的原则，如果没有把资产全部变成资本并负债经营，这就是没有效率的。
但是，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很难选择西方的发展模式，这说穿了就是无资金准备的庞大的负债模式，以此来换取一个风险巨大的资产负债表。因为西方今天正在为这一模式付出惨痛的代价。
实际上，对中国来说，问题是另外的，即有效管理公共资产，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管理这些资产当然有办法，这些办法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竞争的扩张、市场的效率和活力，可以使这些资产增值、保值，也可以使它贬值乃至输掉相当一部分。中国将会用成本和效率的模式来替代旧的管理模式，这是肯定的，在这方面将展开讨论，而这些讨论会奠定中国经济不断演变的基础。
究竟怎么看中国今天的形势？
首先形势总体来看是好的，而根本上就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强化了中央财政，中国之所以能够顶住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并在民生方面做了几件大事，靠的就是国家财政能力的持续壮大。
在这种大形势下，正如迈克尔·斯宾塞所说，中国绝不可能，也不应该追随美国那种不断靠发债来自我愚弄并愚弄全世界的发展道路。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如何管好公共资产，使公共资产保值、升值，是如何采用正确的投资手段使庞大的公共资产的使用更有效率。当然，也正如他所说，要做到这一点、要提高公共资产的投资效益，并不是没有办法的，实际上，这也就是中国下一步深化改革的着力点。例如，当前中央、地方每年都有上万亿元的产业发展资金，这项庞大的专项资金本是专门用于扶持科技研发、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小企业和现代农业发展的。不过现在的问题是，如此大笔的资金并不是以“资本投资”的方式，而是以“行政下拨”的方式运作的，因此其利用效率很低。“我们不是缺钱，而是缺会投资的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指：倘若产业发展资金采用行政的方式来管理，审批起来非常麻烦，其结果常常就是只能一年一年地往后结转，从而难以有效落实到真正的战略性产业头上，而往往反倒是补给了过剩产能、落后产业，阻碍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而若管理稍有疏忽，则又会造成权力寻租，滋生腐败现象，也会诱发企业“骗补”行为。如此多头管理其实是历来中国国家组织能力下降的痼疾，它使庞大的公共资产的使用陷入了两难困境。
实际上，美国也有国有企业，发达国家也都有国家战略投资计划，但是在这些国家，这类资金一般不采取补贴审批的方式直接下达，而是通过专业基金公司来运作。我们既然手里拿着一大把钱、捧着“金饭碗”，当然可以采用和借鉴这样的方式，即以国家产业资金为母基金，同时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成立国家产业基金占大部分股份的投资公司，采用资本投资而不是行政下拨的方式支持那些效益好、科技含量高、能耗少的新型战略产业。这样一来，国家就不再是简单地管产业、行业和市场，而是通过“管资本”，甚至由党直接管理战略性投资，促进企业的发展，促进公共资产的保值和增值。经济效率的提升归根到底还要依赖国家组织能力的调整和提升，而一旦如此调整发展思路，公共资产的利用率当然就会不断提高。
因此，所谓“加强党对于改革的领导”，核心在于加强党对于战略性投资的规划和领导、加强党对于公共资产投资的领导。
但同时，我们面对的挑战也很严峻，从国内经济来看，这主要还是表现在信贷与财政缺乏平衡，中国经济的发展由1989年前后的靠金融膨胀支持，转变为主要靠财政这一个引擎拉动，而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正面推动作用则不明显，这就是一种新的“单打一”、“铁拐李”。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近期这样概括道：
回顾国有企业35年改革的历程，怎么解决资本金来源一直是宏观、微观领域头疼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计划经济，没有资本金概念；80年代中期，国家为解决国有企业没有资本性积累的问题，实施利改税，企业可以留存利润45%，初步有资本金概念。为减轻企业负担，80年代末改成33%；90年代走进市场经济，企业资本金来源不足，依靠银行借款，但市场化的银行已不再是市政府的钱口袋，企业债务越来越重，达到80%、90%的负债，出现一些企业破产。
此后，通过破产关闭的国有资产1万多亿元，债转股的1万多亿元，上市的1万多亿元，国有企业补充了3万亿元资本金，开始壮大。原则上政府的行政性资本输入只针对公益类企业，对竞争类的企业，政府不该再输入资本。当下权益融资比债务融资要重要得多，只有建立市场化的国企资本补充机制，企业保持正常的资产负债率，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健康的。
实际上，黄奇帆的上述概括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企业发展固然要走“合理负债经营”的道路，但关键在于企业要发展、要赢利，企业的负债就必须是合理的，而不是不可控的；而现在的问题是企业负债严重，且严重地威胁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仅靠国家信贷、仅靠提高国家投资效率是不行的，因为还必须调动和规范银行这另外一只手，如果银行这另外一只手“不给力”，甚至“不作为”，如果“市场化了的银行”不但不是政府的“钱袋子”，而且也不是产业和经济发展的“钱袋子”，而是少数人自己的“钱袋子”，那么无论政府的投资如何“市场化”，也不能解决当前的经济难题。
因此，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果断地加强党对金融部门的坚强领导，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当前最需要改革的绝不是政府，而是金融部门。而且，中国将来与危机中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之间的博弈将主要在金融领域展开，而中国经济如果会出问题，最有可能出在金融领域。因此，制度性地明确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大政方针，坚决制止金融领域搞歪门邪道、炒钱自肥，走脱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邪路，这要比笼统地讲“加强金融监管”更重要。
1993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金融与财政实现了分开，因为当时确实需要在背负大量债务的金融部门与财政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但是，金融与财政分开之后的得失利弊、分工明确与否则需要深入研究。今天看来，当时做出这样的决断，起码不是说要永久解除金融信贷对于经济发展所承担的责任，而经济发展单靠国家财政投资来实现—走另一条“单打一”的道路。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在下一章中再具体展开。现在需要看到的是：近10年来，中国金融和银行业通过债务融资、上市重组等一系列手段，借助国际上金融自由化的“东风”，成功地剥离了大量呆坏账，真可谓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机缘如此巧合，这真是所谓“天佑中国”、“天佑中国金融”。但是，如果金融部门不能审时度势、“见好就收”，而是欲罢不能，依旧把主要精力用在炒钱、炒地、炒基金和金融衍生品上，没有即时转变发展方式、积极地担负起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责任，反倒有意无意地把这个责任推给了中央财政乃至地方政府，那么这就是值得警醒的。在全球金融危机、全球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继续走金融自由化的道路是十分危险的。现在老百姓说，如今的金融和银行部门只热衷于三件事：一是低息揽储、高息借贷，二是从经营国债、理财金等金融衍生品中获利，三是炒作股票和房地产。这种说法可能有其片面性，但为什么人们会这样议论？为什么这种议论越来越多？这起码值得我们深思。
当然，这些年来，金融部门的“绩效”是极其明显的，特别是在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方面，银行做了大量的工作。据说，中信银行仅在非洲就开设了100多个营业网点，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给非洲提供了有效的投资和金融服务，促进了人民币的区域化。不过，我们同时也要警惕另外一种趋势，自2004年以来，金融企业的利润连年增长，但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实体经济和企业利润连年下降，而这两者之间难道没有一点儿必然联系吗？当然不是没有联系。首先，如果中国的金融业不是自觉地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或者说服务得不那么理想、不怎么情愿，而是热衷于互为交易对手，自我服务、自我炒作，那么就会出现资金大规模在金融领域内部、在银行业内部空转这样一个必然结果，这就导致资本凌驾于劳动之上、产业发展之上。而这种颠倒不必说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那是大帽子，如今是吓不得人的），更重要的是，这将使金融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日渐脱离，即一方面是金融企业（其实金融并不是企业，“金融企业”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一种误导）的利润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是企业利润持续下降，而这就是因为大量资金被吸纳到金融领域炒作。更直接的表现就是：就业低迷，经济转型升级极为困难。
如果大量的货币财富涌入金融部门，那么别说中小企业，恐怕连中西部开发、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都要缺钱、缺投资了，更不要说农村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了。如果按照所谓“金融的逻辑”，中西部地区、边疆地区资本收益率低，于是金融部门就不肯为大半个中国的发展投资，这样一来，那也就只能听任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协调愈演愈烈，而科学发展、转型发展如果没有金融引擎的支持，仅靠财政发国债，那岂不成了空谈？
其次，如果放任金融业扩张，而只让中央财政拉动经济发展，这样做一方面吞噬、挤占了实体经济发展急需的资金，另一方面金融领域高回报的“黑洞”、赚快钱的冲动则势必吸引大量知识精英急功近利，放弃科学研发而投身金融领域。当前，不仅大量权力相关者纷纷置身于金融业，大搞私募基金，而且如果问一问现在北大、清华的状元们，90%以上的第一志愿恐怕就是要学金融，而将来的志向则是进投行、当买办。如果这样下去，那我们的教育、科研还怎么得了？这么下去，学术、科研、公共政策服务后继无人几乎是肯定的，因为英才都去学金融、当买办去了。如果放任少数人为美国金融业进军中国提供咨询、情报以牟取私利而不问，那么还有什么国家安全、金融安全可言？连国家主权都不会有的。中国共产党人应该以历史为鉴、以当年国民党的四大家族为鉴啊！
近年来中国货币发行量急剧增长，然而不但中小企业，就连国有企业也感叹难与银行打交道，其原因就是金融挤占了大量资源，但创造出的财富却入不敷出。据估算，2007年，全球金融兼并收购支出为8 000亿美元，但创造出的价值只有区区1 700亿美元，金融部门大量截留资金在内部空转，而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则四面楚歌，只好通过发债推动经济发展。如此资源、资金倒置，那还讲什么投资效率？还怎么落实科学发展？
更严重的是，一旦金融部门和银行推脱促进经济发展、投资实体经济的责任，而把这个“包袱”甩给政府，那么政府也就只好“一心一意搞经济”、凭借国债谋发展了。它哪里还有精力搞民生、搞服务？如果政府在一心一意谋发展、搞GDP（国内生产总值）之余，还要咬着牙搞教育、务民生、搞基础设施建设，还要加强国防、维护国家安全，如此一心多用、如此疲于奔命，它能搞好本职工作吗？如果政府忍辱负重、四面出击、四处挨骂，按下葫芦起来瓢，而金融和银行部门却在一旁闷声发大财、躲清闲，那就不太正常了。如果还有这样的经济学家，一直在捶胸顿足，高呼“中国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改革政府”，应该把一切都交给市场、把一切都交给银行，这个“金融的逻辑”如果不是误导、不是成心打便宜拳，我看那真没别的办法解释你的用心和用意了。
日本打了我们，还看不起我们，这固然极可恨，但我们在经济发展方式上不妨还是学学我们的老对手日本吧，当然，既学习它的经验也要看到它的局限。1955年以来，日本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实际上只有一项任务，那就是必须为企业发展服务，为日本的通商、产业服务，金融必须与日本的产业发展紧紧绑在一起，绝不能有超出产业投资发展之外的独立性。自民党一直是直接管金融的，这就是典型的党管金融。而日本政府只有一项任务，那就是好好为民生服务，金融与财政分工明确、责任清楚，如此才有日本经济的起飞和持续发展，反过来说，如果2001年日本被美国及其代理人小泉纯一郎逼着取消了通产省、拆散了银行与企业的关系，那么日本经济立马就崩溃了。
2001年，小泉为什么要取消日本通产省呢？因为他是美国的走狗；2003年《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本为什么要自跳火坑、引刀自宫呢？因为日本没有国家主权，日本的大政方针的制定不得不听美国的，但不要忘记，日本与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根本不同的，我们要学习人家的好经验，不要跟人家学坏、比坏。
我们再说农业，讲讲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吧。
我有一次出差，在火车上遇到一位安徽老乡，他是1952年生人，现在在北京卢沟桥附近一家自己儿子经营的铁皮办公柜工厂打工。此人极其健谈，一路上没停过嘴。我觉得，现在许多知识分子、教授们的见识也没有达到这个安徽老乡的水平。
比如，他说：
什么是小康？小康就是常吃肉。过去只有过年才能吃肉，现在天天都能吃肉，我这辈子做梦都没想到能在北京生活，现在我能在北京吃肉，过去只有皇帝才能成天在北京城里吃肉呢！
如果说有什么不满，那就是对儿子们不满。在儿子经营的工厂里打工，大儿子竟然拖欠老子的工资，跟小儿子一起干活，小儿子时时监督我，竟然说我偷懒磨滑，儿子拖欠老子的工资，还说老子偷懒磨滑，儿子坑老子，监视老子干活，这还算是儿子吗！老子还算是老子吗！
农村千万留不得。人均一亩地，那还不得饿死。土地流转好啊，可是巢湖地区都是丘陵，土地连不成片，连不成片就流转不出去，除非国家出钱，把土地整平了，把水利修好了。
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整地、平地，那不是又回到毛泽东时代啦？给集体干活，谁都是出工不出力，农民哪有那觉悟，光靠积极性，没有国家来投钱，水利、平地、整地，这些大事根本搞不了。
啥是农民？农民就是斤斤计较的人，就是一点儿小亏都不肯吃的人。你看咱们这车厢里头，为了点儿芝麻粒大小的事吵了一路的，那就是农民。连自己的爹都算计的人，就是农民。农民就知道跟农民过不去！
如今国家政策真是好，但到了基层就走样。你莫说基层黑社会厉害，基层信贷员最厉害。贷款3万元，他从中扣除5 000元到自己腰包里，还不开收据，不留把柄，你说谁敢贷款？贷款还不如去借高利贷呢，他比过去的地主还厉害呢！所以农民办不了企业，没有钱，就出去打工。
今年国家给村里100万元要建设新农村，可是又要平地、又要修路、又要打井吃水、又要搬迁盖房，还要种果树致富，这100万元听起来是不少，可是你毕竟要干这么多事啊，那就不够了。我们的县长也难啊，他到银行管人家叫了几天爷爷，拿上土地做抵押，求爷爷告奶奶才贷出了几百万元，这还是人家格外开了恩的。
中央电视台到处问“你幸福吗”，这还用问吗！我这代人最幸福。为什么？八口人合八亩地，老子是家长，地都在老子一个人户口上，等我老了、干不动了，就回家把八亩地租出去，一亩人家给我600斤稻，加上打工的积蓄，我就可以享清福了，我就天天摸麻将了。你说什么是幸福？这就是幸福。
我死了之后地再怎么分？这我就不管了，想管也管不了。明摆着，儿子一人分一亩，到了孙子也就没有地了，孙子怎么办？不知道！
为什么说安徽老乡的话超过了一般知识分子的水平呢？因为他知道农民是什么，他知道农民就是斤斤计较、成天与自己人竞争的人。几千年来，由于农民一直在进行低水平的市场竞争，以至于最恨农民的就是农民。所谓市场经济学，说白了，也就是那种鼓励虾米之间拼命竞争的经济学。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绝不是虾米在竞争中形成的市场合作，而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为什么虾米不知道怕大鱼和小鱼？因为虾米只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虾米。
为什么说安徽老乡的话超过了一般经济学家的水平呢？因为他知道今天中国的问题绝不是废除、削弱了政府，把一切都交给“市场”就万事大吉了，恰恰相反，他甚至说政府“很可怜”，而一面搞经济、一面搞民生、一面搞基础设施建设、一面维稳的基层政权、地方政府就更可怜了。老百姓其实知道如今谁拥有真正的绝对权力，因为他知道县长、市长乃至省长在银行面前实际上也是“孙子”。
这个世界上有不向经济发展、农村发展投资的金融机构吗？当然有，世界上是有这样一个不向实体经济投资而只管自我炒作发财的金融体，那就是华尔街。但是，美国财政部前部长亨利·保尔森在他的书《峭壁边缘》中说，美国的金融业已经把美国推到了崩溃的峭壁边缘。难道中国的金融业也要学习这种“先进经验”，追随美联储去跳悬崖吗？
中国今天缺的并不是财富，而是管理财富的办法和人，中国缺的甚至不是资金，而是正确投资的办法和会投资的人。今天，中国最缺的恐怕就是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理念。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反对的是资本家对于生产资料的垄断，反对的是把社会资本变成私人资本，反对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社会主义的主张是尽可能利用社会资本，为生产的发展、为实体经济的发展、为老百姓生活的改善服务，而不是为资本家私人的利润服务、为金融业自身发财服务。
当前，解决投资效率不高、资本利用率不高，解决有钱人把钱撒到股市上制造泡沫而广大基层劳动者却无钱谋发展这个问题的突破点之一，当然就是努力发展和壮大面向农村和基层的金融信贷机制。但是，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强金融监管的问题，而是必须为金融机构明确任务、宗旨，从而规范其行为的问题，即明确哪些不能干、哪些必须干。我们要重建基层，而这首先必须是重建基层的信用社服务网络。同时，我们必须深入研究：把农民组织起来，究竟是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民自主专业合作社好一些，还是走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好一些？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实践中切实的调查研究来证明，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面对着掌握资本和市场的公司，一家一户的农民始终处于弱势，因此，即使目前为保证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方式的健康发展，也必须坚持贷款利率、收购价格向农民倾斜的方向，而坚决避免公司盘剥农民的逐利导向。
信用是现代社会关系的基础，信用更是现代经济的基础。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把信用的发行建立在联合起来的劳动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信用机制必须建立在人民群众的信任的基础上。信用领域、货币金融领域的民主化才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这是更高层次的民主。使金融资本为生产劳动服务，而不是生产劳动为金融部门服务。马克思主义真理千万条，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今天中国的金融部门确实需要搞点儿群众路线教育实践，需要学习一点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了。
当今世界的突出问题是，现代金融的复杂操作使它沦为少数特权精英操纵的“秘密知识”，因此，现代金融应该作为“大众知识”向人民群众介绍，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首先就要在这一点上向马克思学习，否则就是毫无感染力的空谈。
也正是在生产劳动支配资本和金融这个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共产党宣言》最后方才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信用和金融领域是布罗代尔所谓最黑暗、最神秘的领域，那里猛兽出没，奉行着最野蛮的丛林法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信用不是被生产者所掌握，而是被少数“大鳄”、“猛兽”所支配，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就是钱生钱的欺诈游戏，而且它是不必通过市场交换和生产领域就能在金融机构之间赌博生利。
银行部门、金融部门，即使不必将其界定为实体经济的“仆人”，人们起码也应该认识到，银行不过就是储户的代理人，是社会财富的代理人。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向着资本主义变异或者异化，就表现为仆人爬到了主人头上，代理人爬到了委托人头上，并利用委托人的财富大发横财。很少有人意识到马克思最早指出的这个重大问题，很少有人意识到他在100多年前的这个极为重大的发现，因为马克思这样说：
在法国，中世纪初期替封建主管理和征收租税的管家，不久就成为实业家，他用勒索、欺骗等办法，变成了资本家。这些管家有时自己就是显贵。……由此可见，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很大的一部分落入了中间人的手里。例如，在经济方面，金融家、交易所经纪人、大小商人吸去了营业的精华；在民法方面，律师敲诈诉讼双方；在政治方面，议员比选举人重要，大臣比君主重要；在宗教方面，上帝被“中介人”挤到次要地位，而后者又被牧师挤到次要地位，牧师又是善良的牧羊人和他的羊群之间的必然的中间人。 30
资产阶级代议制其实是从银行代理制中发展出来的，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在政治上和制度上的直接表现。我们知道：斯密时代的英国议会就是由大地主和金融家的理财经纪人组成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政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就是一个金融骗子执政的王朝。实际上，这也就是今天的美国政府必须听命于议会，而议会则完全服从华尔街的原因所在。如果华尔街需要放贷，美国政府和人民就必须负债。如果华尔街要收紧银根，美国政府就必须关门，美国人民则必须破产。奥巴马总统本人其实完全知道，美国国会的议员绝不是什么劳动人民的代表，因为他们只是雇用他们的金主的代表，议员这个阶层一开始就是由大大小小的基金管理者、理财经理和律师们构成的，而奥巴马本人也是顺着这条路爬上来的。所以，美国财政部前部长保尔森说：“与其让银行骑在人民头上，不如政府干脆造了议会的反！”
保尔森的话简直就是套用了列宁在1917年发表的观点。
因此，马克思方才这样深刻地说：正如牧师不是上帝的代表，而是教会的理财人一样，正如媒体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传媒大亨的走狗一样，律师绝不是正义的代表，而只不过是雇用他们的金主的代表，而这就是代议制的实质—代理人凌驾在委托人的头上。
政治不是什么，因为政治就是专政，是阶级的统治。代议制民主只不过是这样一种专政形式：它表现为代理人阶级对于委托人的统治，它的实质就是仆人骑在了主人的头上。
市场社会中彼此对立着的个人，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竞争和卸责，正是因为他们不能联合起来，所以他们就花钱雇用一个监工、一个代理人阶级拿着皮鞭抽打自己、拿着计算器盘剥自己。
因为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所以我们留到下几节中专门讨论它。
总之，社会主义是劳动支配资本，而资本主义是资本支配一切，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