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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那里，金融不过是组织生产资料的手段：它既可以是剥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独占的手段，也可以是把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为劳动者所用的手段。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企图证明，不剥夺劳动者，不相应地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为了所谓国民财富的利益，它要寻找那些制造人民贫穷的人为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发展方式意味着金融这一手段的异化。
马克思去世后，他身后的一些阐释者们以为，马克思最为憎恨的资本主义无非就表现为所谓“万物商品化”，即一切东西都被转变成了可以在市场上交换的商品。但是，这种对马克思的理解是错误的。
马克思何曾简单地憎恨过什么，作为社会学家，马克思不可能，也从来就没有反对过人类的交换活动和市场经济。
马克思质疑的并非“万物商品化”，而是“万物资本化”。
什么是资本？马克思说，资本就是把一切社会财富转变为用货币表达的投资品—资本就是“以货币为完成形式的价值形态”。
什么是信用？信用无非就是把一切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用作投资生利的工具。信用是现代经济秩序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无论社会主义市场还是资本主义市场都需要它，两种类型的市场的区别仅在于创造的财富和利润属于谁和流回谁，即是流向资本家和少数特权精英，还是按照公正、公开的原则流向劳动者。
马克思对于资本和信用的态度既不是简单的赞成，也绝不是什么憎恨，普鲁士人马克思对待事物（包括资本与信用的态度），其实与他的前辈康德很相近：既肯定，又怀疑，既肯定其进步的一面，也批判其欺诈虚妄的一面。这种态度则被康德叫作“批判”，只是这里的“批判”并不是咱们中国人所理解的“大批判”，即简单的否定和憎恨。
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应该知道：马克思反对的是“资本主义”，而并不是“资本”。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将分散的小生产、小农经济集中起来，把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起来转变为以货币为表现形式的社会财富，从而向着现代产业经济迈进，这是空前的历史进步，而如果没有信用机制作为手段，集中生产资料的这种进步就不可能完成。
但是，马克思同时指出，生产资料（土地、工具和货币）虽然已经以“资本”的方式被组织起来了，但是“劳动”却依然处于分散的状态，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资料（“资本”）面前，人变得更加孤立、劳动显得更加渺小了。于是，正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资料”与“分散的劳动”之间的这种不对称方才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提了出来，这个问题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简而言之，共产主义就是以“联合起来的劳动”支配“联合起来的生产资料”—资本。生产资料的集中绝不能为少数资本家服务，而应该为整个社会的发展、为“联合起来的劳动”服务，不能为炒钱服务，而应该为组织起来的生产和劳动者服务，否则那就是信用机制的异化，就是资本主义对“资本”的扭曲。
马克思从来没有反对资本为人民服务、为生产发展服务、为联合起来的劳动服务，他反对的只是资本为资本家私人服务、为炒钱服务。他认为对资本应该合理利用，但不能放任，使其为所欲为。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把“双刃剑”，它能攻击对手，也总是能够使误用者死于剑下。
在《资本论》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中，马克思说，西方大国崛起了，他们对于别人的革命成功了，但是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历史并没有终结。他接下来阐述的内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句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什么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呢？
首先，国家—作为战争国债的债务人，它必须偿还国债。因为国债是以税收为抵押借贷的，所以，现代财政制度的发明从一开始就包含着税收自行增加的萌芽，或者从根本上说，它就是一个通过剥夺纳税人以偿债的制度。
银行券的发行从一开始就是以国债为基础而成立的，当私人银行的银行券转变为国家货币和税收工具而流通，那么随着国债发行量的增加，银行券的贬值就是必然的，而银行券的不断扩大发行就成为掠夺全社会的工具。
马克思说：
因为国债是依靠国家收入来支付年利息等等开支，所以现代税收制度就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借债使政府可以应付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有所感觉，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因此，以对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课税（因而也是以它们的昂贵）为轴心的现代财政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税收自行增加的萌芽。……现代财政制度的剥夺作用，被这一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保护关税制度加强了。 19
公债和与之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在财富的资本化和对群众的剥夺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20
随着政府债务的增加，税收不断增加，政府向私人银行的借贷不断增加，而随着政府债务的增加，银行不断地通过发钞增资，而货币也因此不断贬值。在税收和滥发的银行券的压迫下，城市里原本自食其力的手工业者破产了，随着货币的不断贬值，连小地主们也破产了，他们拍卖土地，大资本进入农村，土地成为债务的抵押物，农奴们被从土地上赶走成为流浪汉。资产阶级把农民、原住民从原来的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成为产业奴隶的后备军。
让我们再回到本章的开头。欧洲人因为贫困，所以才出去革命，这场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资产阶级发明的国债制度将欧洲国家组织成为强大的暴力机器，因此，这场革命实质上是由国债的操纵者（即资产阶级）发动的。放债的是他们，获利的也是他们，国家只是他们手里的那根“金箍棒”，而欠债还钱的事就落在了欧洲老百姓的头上。
在欧洲资产阶级发明国债制度之前，在金融家与全社会之间的债务关系确立之前，欧洲社会还广泛地存在着“为自己劳动的私有制”，也就是说，手工业者们还可以为自己劳动，这种私人劳动也还可以给他们挣口饭吃。但是，现在，他们除非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否则就只能饿死。
这种“为自己劳动的私有制”的思想表达是“自由就是为自己”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它的理论基础则是以《国富论》为代表的、主张私人竞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什么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其实就是“自己为自己”，它的经济基础就是“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但是，随着国家债务的增加，银行发钞不断增加，为了回报银行家这个债主，政府便强迫老百姓接受银行家发行的银行券作为政府税收的工具，货币经济于是就普及起来。
而无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分散的小农和小生产者，都是这种“货币经济”的真正受害者。比如，农民有土地、劳动力和住房，但是他们却没有现金，农民与小手工业者们最缺乏的东西其实并不是什么别的、有形的财富，而就是作为银行券的现金。强迫小生产者把他们的财产折算成银行券，这就是一种公开的掠夺，而当小生产者必须以现金完税、用作为银行券的现金购买生活必需品时，他们就沦为了社会的弱势群体—成为缺“钱”的那一部分人。
尽管小生产者在各方面（吃、住、一般劳动工具和手艺）几乎都是自给自足的，因而一直是“自由的”，但是在现金面前，他们却终于成为“不自由的”了。此前，他们的劳动可以为自己挣得口粮和家计，但是现在，他们的劳动却由于不能为自己挣得“现金”而陷入困境。在货币经济的条件下，没有现金，寸步难行。
农民需要现金完税、购买社会必需品，而小手工业者则需要现金购买生产资料，他们不能再依赖物物交换，不能再依靠任何互惠性的交换方式，因为市场上到处都是现金交易。于是，正是对于现金的渴求迫使他们不得不以自己拥有的一切通过抵押借贷，向那些支配着金融系统的人换取现金。感谢银行家和金融家，专门从事抵押借贷的机制早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只是利息很高而已。
马克思说，资本积累当然不是从剥削工人开始的，它最初表现为殖民主义暴行—债务驱动下的暴力掠夺，随后又表现为对小生产者和手工业者的掠夺。当然，这种掠夺并不是公开的抢劫，而是利用了货币经济这个“重大的历史进步”，或者说，是利用了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小生产者对于现金的饥渴。而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前史，在这里，正是信用和金融起到了集中财富的作用。
马克思说，从理论上讲，把分散的社会财富集中起来，这就需要把一切有形的财富货币化，这固然是一种进步，但是从历史和实践上看，这种财富的集中、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进步，带来的到处都是对小生产者无情的剥夺，而把一切财富都货币化就成为了剥夺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的手段。用康德所谓“二律背反”的视角来看便是，在这里，信用和资本的作用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它只是一把双刃剑，是上帝的鞭子，无情地抽在了那些迷信依靠“自己劳动的私有制”的小生产者身上。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真正的“无财产社会”，因为它要把一切有形的财产转化为无形的货币财富—由银行券所表达的财富，为的就是把这种货币性的财富用于投资。那么，这一过程是一种“进步”，抑或是一种“罪恶”呢？
马克思的回答与一般的市场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不同，因为他的回答是康德式的，即在肯定中包含着清醒的否定。
这正是马克思的难解之处，也恰是他高于一般经济学家的地方：
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诚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
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要使它永远存在下去，那就像贝魁尔公正地指出的那样，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 21
为什么说马克思这个普鲁士人发明的学说对于中国人而言是真理呢？我们只要了解一下中国的历史就知道了。
在漫长的历史上，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国家税收入的主要来自土地税，贵族、士大夫和豪门地主的收入则来自地租，这二者自然都压在农民身上。当国家既要收税又不能制止豪门地主兼并土地时，就会本末皆失，结果就是天下大乱。所以，历代王朝就不得不以均田的方式制止兼并，以维护小生产的方式实现马克思所说的普遍的“中庸”，以消极的财政政策保持政权的稳定。一般而言，传统中国的货币政策与其说是谨慎的，不如说是保守的，而这恰恰正是政权稳定的基础。但是，近代中国，由于国家既要赔款又要自强，而两者都需要白花花的现银，近代中国已经完全被动地变成了一个“债务型国家”，故国家于货币税收方面便不得不空前加强。小农交租、自食后自然无力完此重税，于是只好向地主借高利贷，如此又造成地主、富农也无意投资于土地和生产，而热衷于从事放高利贷。这是因为放高利贷比其他投资（包括投资于土地、农业生产）更加有利可图。于是，在近代中国，地主就逐渐不再是农业生产的促进力量，而成为农业生产的毁灭力量，即变成了“资本化的地主”并日益“买办化”。关于这一点，陈翰笙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美国烟草公司在华进行资本、资源掠夺的名著中也早有清晰的描述。
1929年，陈翰笙组织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有志青年形成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组，赴安徽、河南和山东烟草种植区调查烟农生活，从而完成了中国社会学经典文献《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这篇文献指出：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随着中国的自强运动和军阀混战，广大农民的纳税负担同时迅速增加。由于各种课税都必须以现金缴纳，加上货币经济在农村的高歌猛进，于是农民手里的现金日益入不敷出，农民对于现金的依赖日益成为绝对性的，对于现金的渴求成为中国农民最大的渴望。而以英美烟草公司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资本因为收购烟叶时经常付给农民现金，于是便通过这样的方式得以深入中国农村，并以公司垄断的方式组织起中国农村的烤烟生产与收购网络，促成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半殖民地性质。与此同时，乡绅、地方官员和黑社会势力则成为“烟票”的经营者，同时更成为向农民发放购买种子、豆饼（肥料）和烤烟用的煤炭的贷款的高利贷者。于是，传统意义上的乡绅完成了从地主向金融高利贷者的转变，从而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买办专权的性质。
文章指出：山东地区生产每种烟草的费用是小麦的3倍、高粱的5倍、大豆的26倍，成本极高，风险极大。但正是由于农民对现金的渴求竟然造成了中国农村一种“二律背反”的恶性循环，即越穷就越不得不种烟，而越种烟就越穷；越穷面对的贷款利率就越高，而越穷却越不得不借贷。
在20世纪30年代初爆发的中国社会论战中，陈翰笙先生的这篇经典文献从社会分析和社会调查的角度深入揭示了旧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了金融垄断和资本垄断才是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剥削中国农民、阻挡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根本障碍。这个马克思主义结论对毛泽东形成“新民主主义论”的学说产生了重大启发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前，华北地区、山西农村借贷利率之高，这在英国人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店》一书中也有很真切的描写。1947年，戴维·柯鲁克和伊莎白·柯鲁克夫妇在河北省武安县十里店村深入调查，后来写成了极具社会学价值的名著《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以及《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作者深刻认识到：中国农村贫困及得不到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经营资本高度匮乏、现金极为稀缺，广大农民连生产和糊口的钱都没有，更不要说进行再生产的资金了。于是，在中国农村，最有利的生意就是金钱交易和借贷，借贷利率从还款期限为20天的100%到还款期限为1年的1 825%，而这在华北农村地区是很普通的现象。农村地主都是高利贷者，他们宁肯将现金窖藏起来，也不肯借贷给农民，从而使得贫富差距成为绝对不可逆的。而中国混乱的币制则使乡绅地主在“开恩借贷”时总是可以利用货币兑换再盘剥借贷者一次，这是因为纸票（银行券）的价值相对于银元总是不断下跌的。柯鲁克夫妇认识到，要真正改造中国，就必须改造中国农村，而要改造中国农村，所需要的则是一场全面的革命：经济的变革必须与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全面变革同时进行，而首要任务就是打倒买办金融资本和乡村日益资本化的地主，建立扶助农工商的独立国家信用制度。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它在十里店这个村庄的革命和群众运动中得到生动的体现。
“一出《白毛女》，唱响新中国”，而《白毛女》中深刻揭露的其实也是华北地区农村高利贷之残酷。因此，那种认为地富阶级是中国农村恢复生产的主要动力，为了保护农村生产力就不能触动他们的利益的观点，其实是没有看到近代中国农村地富阶级的主要功能早已经不是发展生产，而是在农村实行金融借贷，或者说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所谓的“赢利型经济。”
伟大的中国革命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指导下方才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创新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找到了一条改造中国的正确道路。《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非常实在运用，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这是至理名言，但是如果不了解历史，不懂一点儿经济史，那讲起来、听起来就会一派空洞。因此，毛泽东说，我们一些共产党人、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就是不能实际了解马克思主义，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记下几个教条，就那么生硬地讲，使人听了感觉枯燥，效果也便一塌糊涂。这样宣传马克思主义等于是糟蹋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说，资本家阶级把一切财产转变为货币，从而把分散的社会财富高度集中起来，并用这些货币赢得更多的货币，这样，资本家就通过信用手段把W-G-W这一过程改变为G-W-G'的过程。最终，不是生产者、劳动者、经营者、发明者，而是那些能够把财富货币化且进一步把货币再证券化（即货币衍生品）的人，支配了生产、劳动和发明。这就是资本支配劳动，即今天所谓的“虚拟经济支配实体经济”：
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的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因此，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以上所述特别适用于经手绝大部分社会产品的批发商业。在这里，一切尺度，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多少还可以站得住脚的辩护理由都消失了。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资本起源于节约的说法，也变成荒唐的了，因为那种人正是要求别人为他而节约……他的奢侈—奢侈本身现在也成为获得信用的手段—正好给了另一种关于禁欲的说法一记耳光。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很发达的阶段还有某种意义的各种观念，在这里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在这里，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实行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而且最后是要剥夺一切个人的生产资料……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以对立的形态表现出来，即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 22
马克思认为，如果说投资战争与劫掠是资本家的初衷，那么发展工业和贸易却绝不是他的初衷。资本家的目的只是要把财富转化为货币和货币衍生品，以赢得更多的货币，而绝不是要把奴隶和农奴转变为工人和商人。而正如农奴与工人是不同的阶级一样，企业家与资本家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社会阶级，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恩格斯本人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了：
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究竟是指什么呢？既然它不是奴隶和农奴直接转化为雇佣工人，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变换，那么它就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 23
实际上，只是为了应对社会解体所造成的崩溃和动荡，为了应对大批失地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浪汉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只是由于大规模制造军火的需要，由于监狱、集中营和教会福利院再也不能容纳下那么多的流浪汉，于是，在大规模社会不稳定的压力下，经过政府与资本家之间的反复博弈，银行家们才把手中掌握的一部分资本“十分不情愿地”投向了近代工业生产。马克思指出：对于欧洲的流浪汉来说，“只有付出最大的力量，只有在他们穷得走投无路而且经过长期反抗之后，才能迫使他们去工作”。而米歇尔·福柯则说，近代工厂无非就是一个付工资的监狱罢了，因为它是从关押流浪汉的监狱中发展出来的，而这完全符合欧洲历史发展的事实。
可见，从一开始，企业家和工厂主就不是真正的资本家，他们只是从金融家群体中被排挤出来的那一部分“倒霉的人”。在18世纪的威尔士，连罗伯特·欧文这种卖布出身的穷小子也能成为一流的企业家，但是他却终生遭受着投资者和银行家的压榨，正如今天的企业家不得不在银行面前卑躬屈膝一样。在今天的美国，即使军工集团也不总是与华尔街“穿一条裤子”，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并非完全一致。华尔街的如意算盘一向是向交战的双方分别投资，以鼓励他们彼此杀伐，自己坐收战争红利。而军工集团跃跃欲试地直接赤膊上阵，在金融家们看来，那完全就是笨牛的作为。实际上，资本家、金融家的逻辑就是直接以钱来生钱，即G-W-G'，没有一个真正的资本家愿意投资于费力又耗神的工业、贸易和实体经济。美国的实体经济毫无前途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华尔街根本不愿意向美国的实体经济投钱。他们杀人，但却不希望见血。
工业革命固然依赖于信用制度的发展，固然依赖于较大规模的集中投资，但是发展工业绝不是资本主义的初衷，工业革命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英国金融家阶级向政府和社会妥协的产物。而这种情况仅仅持续了不到半个世纪，英国就由一个工业国变成了一个金融国，沦为了一个工业二流的国家—这不过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当然，这也就是华尔街的精英们对于斯密的《国富论》嗤之以鼻的原因，因为华尔街人明白：所谓的“贸易自由”与“金融自由”完全是两码事，国家富与不富、老百姓富不富，这与资本家能不能赚到钱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今天的英属维京群岛乃是世界上金融活动最自由的“天堂”，而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富豪最多的一个州，是金融投资最活跃的地方，但它却几乎是美国最穷的一个州，其公共财政面临破产。
“资本主义有利于国家富强”乃是一个伪命题，但这并非马克思的主张，因为这正是斯密的结论。斯密正是因为憎恨债务型国家、憎恨国家与资本的勾结、憎恨资本对于政府的绑架、憎恨好战的政府方才如此热衷于鼓吹自由市场。所以说，那种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谬论违背的不是马克思的学说，而是斯密的《国富论》。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兴起造成了双重结果：一是资本家阶级由于支配了货币投资而支配经济与社会，二是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因为缺乏货币而走投无路、卖儿鬻女。信用的发展也造成了双重结果：一方面是分散的财富被迅速集中起来，另一方面则是集中起来的财富没有服务于社会发展和劳动大众，而只是使极少数聪明的金融骗子成为了巨富。工业革命甚至也造成了双重结果：一方面是工业的发展为西方经济发展奠定了真正的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和严重的社会不公正。
马克思是这样一位深邃的学者，他从不曾简单地憎恨什么或者讴歌什么，这位总是把“二律背反”视为思考的前提的德国人只是指出：资本、信用是一把双刃剑，它是自由的工具，也是奴役的枷锁；它造成了空前的压迫，也孕育着解放的潜力。因此，马克思下面的话读起来方才真正具有康德那种“仰望星空”、直面支配人类漫长发展的“道德法则”的魅力，在马克思那里，康德所说的直面未知、直面死亡、直面苦难，其实就是直面“资本”：
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24
马克思以“仰望星空”的大无畏的理论勇气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田园牧歌，从而使一切侏儒般的资产阶级学者在这个知识巨人面前相形见绌。马克思对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公共信用、国际资本和跨国金融，均报以嘲讽和同情的态度，他说：资产阶级，“他们不知道，但却这样做了”。马克思当然不是算命先生，他不可能预见美国通过玩金融衍生品这个大玩具走火入魔，最终反把自己卖了，他只是这样说：现代社会在拉伯雷的笑声中诞生，伴随着穷人肚子饿得咕咕叫的唯物主义，这个社会从它一出世起就注定是一出“人间喜剧”。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只是预见了欧洲资产阶级对于金融的误用终会被历史的发展所惩罚、所纠正，而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新一轮上帝的鞭子。
马克思这样说：
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
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
……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25
斯密因为维护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市场竞争而反对资本主义的垄断，但马克思绝不是斯密，因为他知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小生产者之间所谓的市场竞争无非是虾米之间的自相残杀，为的就是大鱼们吃它们更容易。而分散的、彼此竞争的劳动者只有通过信用联合起来才能破除资本家对于信用的垄断，只有当金融是把分散的生产资料组织起来的手段，而不是大鱼吃小鱼的手段时，每个人才能都可以利用公共性的信用机制谋得自己的发展。“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而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辩证地否定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他和康德一样相信：人类历史最终要受到“道德法则”的支配，虽然人们总是像黑格尔的辩证法所揭示的那样，通过学习对方的长处而攻击对方的弱点。
马克思坚决反对债务型国家，在这一点上，他与斯密和哈耶克没有区别，只是他们的结论却又完全不同。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普鲁士的“官僚国家”不是代替“资本家支配的国家”的出路的话，那种鼓励小生产者、“虾米”们自相残杀的“市场”就更不是出路，因为如果是那样，被斯密奉为“市场经济典范”的中国就不会被英国打得落花流水了。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的根本矛盾就在于生活资料的有组织和劳动者的无组织，就在于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垄断和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而克服“生产资料的有组织”和“劳动者的一盘散沙”这种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怎样使资本（被金融手段组织起来的生产资料）为生产劳动和贸易服务，而要实现这种对于资本的合理利用，第一步就需要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组织起来、联合起来。
因此，马克思提出的问题不是“社会主义会不会有一种更好的市场经济”，马克思的问题是：在阿姆斯特丹银行、英格兰银行、美联储之后，会有一个真正的“人民银行”出现吗？作为实体经济和产业经济的“仆人”，作为真正的“金融服务业”—为劳动服务的资本和为人民服务的金融，是可能的吗？
“不是资本支配劳动，而是劳动支配资本”，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朴素真理，今天，人们常常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第25章的另外一种说法代替这个简单的表述：不是“虚拟资本”支配实体经济，而是实体经济支配“虚拟资本”。实际上，这两种说法表示的是同一种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