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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然不是什么“市场经济学”，因为它是资本经济学，马克思研究和描述的核心问题当然不是商品市场、自由贸易这种老生常谈，而是资本市场、金融交易，是“债务驱动的发展模式”的兴起、危机与限度。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去，支持西方大国崛起的根本力量就是这些国家的军事能力—这就是这些大国手里的“金箍棒”，金箍棒的威力来自该国筹措军费的能力，它的基础则是战争国债制度。
战争国债制度是一个“紧箍咒”，而它则操纵在战争国债的筹集者（资产阶级）手里。战争国债制度—这个指挥金箍棒的紧箍咒，就是欧洲资产阶级在16世纪缔造的“最伟大”的一个创制。
于是，一方面是殖民制度，是“负债的骑士”，是被债务逼红了眼的殖民者和冒险家；另一方面是他们的债主—小心谨慎的银行家和投资家、是战争国债制度，正是这两个引擎的奇妙结合构成了欧洲资本主义起飞、西方大国崛起的根本动力。
马克思说：
公共信用制度，即国债制度，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产生，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流行于整个欧洲。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贸易和商业战争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温室。所以公共信用制度首先在荷兰确立起来。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共和国家，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在所谓国民财富中，真正为现代人民所共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国债（威廉·科贝特指出，英国的一切公共机构都被称为“皇家的”，但是债是“国家”的）。因此，一个国家的人民负债越多就越富这一现代学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公共信用成了资本的信条。随着国债的产生，不可饶恕的罪恶，已不再是亵渎圣灵，而是破坏国债的信用了。 2
马克思的这些话放在今天同样是真理。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哪个国家最富？美国。哪个国家的人民欠债最多？还是美国。今天，比亵渎圣灵更不可饶恕的罪恶是什么？就是破坏美国国债的信用。萨达姆本是美国的走狗，他为什么让美国给办了？因为他妄图使石油与欧元挂钩，妄图破坏美元的信用。
什么是国债？马克思说：“国债，即国家的让渡。”国家让渡了什么呢？让渡了它的税收权和发钞权。国家向谁让渡？向它的债权人。谁是国家的债权人？金融资产阶级。
第一，国家以税收为抵押，向“土豪”们融资，从而使他们成为国家的包税人。而国王把包税人请进议会，与贵族平起平坐，甚至使“土豪”坐在贵族头上，这就是议会民主。而由债权人代替国王管理国家，也就是由投资者担任行政官，这一决定性的改革促使了欧洲国家管理的理性化，代议制的实质无非就是让债权人管理国家。
第二，这样一来，国家的债权人成立了一家私人投资公司，它的名字就叫作银行，银行以公债（国家的债务）为准备金发行银行券。作为交换，国家承认私人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为税收的工具，于是，这些银行券就成为国家法定的正式货币，国家也就是这样把发钞权让渡给了私人银行。
马克思说，作为国家的债权人，英格兰银行一方面通过放债向王室收取利息（利率是8%），另一方面又采用依托国债发行的银行券向社会放贷（利率也是8%），通过玩这种两头通吃的游戏大发横财，后来，马克思把这个“空手套白狼”的金融家阶级称为La Boheme（但这个词却被错误地翻译为“流氓无产者”）：
国债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变成了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现金完全一样。于是就有了这样产生的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因为每次国债的一大部分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他们的手中，—撇开这些不说，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证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 3
斯密在《国富论》中同样提到，国家通过发行国债券来融资，而国债券又成为银行发行银行券的准备金，这样一来，银行就可以通过不断加印银行券增资、扩资。而随着银行资本的增加，银行券和国债券同时贬值。所以，每一次公债的发行都极大地推动了银行券的发行，而这却给所有人都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
可见，银行就是国债的产物，它以王室的债务为抵押而发钞（银行券），货币经济则是银行的产物，因为这里的货币就是指银行券，而这种以银行家发行的纸券为货币的“货币经济”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对于一般国民的剥夺。
斯密也曾这样说：
英格兰银行是欧洲最大的银行，它于1694年7月27日由国会议决以敕令的方式组建。彼时，它向政府提供了总额达120万英镑的资金，每年收取10万英镑的费用，我们可以推测，通过革命建立的新政府的信用一定不怎么样，所以不得不以如此高的利息借款。
1697年，英格兰银行获准扩充资本1 001 171英镑10先令，据说，这次银行增资是为了支持公共财政的信用。在1696年，国库券要打四折、五折或者六折才能发行成功，而银行券也要打两折。 4
什么是银行？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银行，其实就是那些向国家的战争投资的有钱人成立的私人公司。
他这样概括说：
用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大银行，从一产生起就只不过是私人投机家的公司，它们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权能够把货币贷给政府。因此，国债积累的最准确的尺度就是这些银行的股票的不断涨价，这些银行的充分发展是从英格兰银行的创立（1694年）开始的。英格兰银行开始营业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以8%的利率贷款给政府；同时它由议会授权用同一资本铸造货币，这同一资本又以银行券的形式贷给公众。它可以用这些银行券来办理期票贴现、发放货物抵押贷款、购买贵金属。过了不久，这些由银行自己制造的信用货币又变成了铸币，英格兰银行用这些铸币贷款给国家并代国家支付公债利息。它一只手拿出去，另一只手拿更多的进来，这还不够；当它拿进来时，它仍然是国民的永远债权人，直到最后一个铜板付清为止。 5
什么叫作“国民的永远债权人”？这就是说，只有在国家永远不还清国债的前提下，作为货币的银行券（即“国家借款的凭证”）才能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而一旦国债还清，货币的创造就将停止。
果然，直到今天，英国王室所欠英格兰银行的债务依旧没有还清。
而直到今天，许多中国人也往往搞不清楚：为什么美联储是由12家私人银行构成的？为什么美元不是由美国国家，而是由私人银行发行的？为什么私人银行发行的银行券能够成为美国掠夺全世界的法定货币和税收工具？
马克思讽刺说：“英国的一切公共机构都被称为‘皇家的’，但是债是‘国家的’。”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则指出，私人所有的金融部门居然靠公共纳税收入做担保，这充分暴露了美国所标榜的意识形态与其实际制度之间的深刻矛盾。
美国为什么欠了一屁股债？因为它有两个烧钱机器：一个是战争机器，另一个是金融机器，即一根金箍棒外加一个紧箍咒。美国政府为什么不能为人民服务？因为它要为自己的金主、债主服务，美国政府如果不听债主的话，华尔街立马就念紧箍咒，华尔街一念咒，随时都可以让美国政府关门大吉。
市场不能制约政府、民主不能制约政府，但资本和银行家能够制约政府，相对于政府，银行家的权力、资本的权力才是绝对的权力。
而某些经济学院的教授们却告诉大家，不要问“市场”之外的傻问题，经济学是科学，不要问数学模型之外的问题。
实际上，这些问题一点儿也不土、一点儿也不幼稚，恰恰相反，它们是所有深刻的经济学问题中最深刻的，因为它关乎全社会，关乎所有人。
什么是货币？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是指建立在国家债务基础上的、由银行家发行的银行券。但是，经济学家却说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中介。而在马克思看来，没有什么比经济学家的这种看法更荒唐的了。
仅仅把货币理解为劳动价值“交换中介”的斯密，竟然对于建立在政府债务基础上的银行券深恶痛绝。他满怀书生意气地感慨：鞑靼可汗总是这样问欧洲的使者，欧洲富裕吗？欧洲人的牛羊多吗？与视金银和货币为财富的欧洲人比起来，视牛羊为财富的鞑靼人的看法实际上倒更接近于真理。
马克思则对斯密的感慨万千并大加讽刺，他在这一节里加了个注，引用了孟德斯鸠的话说：
如果鞑靼人充满了今日的欧洲，要使他们理解我们这里的金融家是什么，银行券是什么，会是很困难的。 6
正因为货币不再是交换的中介，而成为依托政府债务发行的银行券，所以，“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
蒙古人不知道银行券是“财富”，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这是因为他们不理解银行券就是银行家手中掌握的国家债务凭证，因此，他们也就不理解那种通过经营债务而发财和积累财富的人。
在斯密所厌恶的重商主义时代，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只把金银当作财富，于是，在视“商品”为财富的斯密眼里，伊比利亚人对于财富的理解还不如鞑靼人。但在斯密的时代，欧洲的银行家阶级却把银行券当作财富，而在金融家眼里，斯密那种把商品当作财富的见识与视牛羊为财富的鞑靼人也没有什么区别。
于是，没有贸易、没有市场、没有劳动，只要有好战的、负债的政府，那么依托于政府债务的货币（银行券）也会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
资本主义的兴起就伴随着好战的、负债经营的国家这种政体的兴起，而西方的大国—学名是“现代民族国家”，则完全就是战争的产物。“大国”是在战争、战争国债中崛起的。
1500年，欧洲有400多个国家，现在有多少？44个。300多个哪里去了？打没了。查尔斯·蒂利说，战争，这是西方500年历史中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主题。斯密在《国富论》里感慨道：“本世纪的战争是有史以来耗资最多的战争。”可惜他没有见过“二战”、科索沃战争，更没有见过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
打仗最需要钱，欧洲这么穷，小人穷斯滥矣，穷了就互相打，这个道理讲得通。但是，既然穷，那应该是“穷打”，穷打按理说就打不长，绝不会打到今天，更不会越打钱越多。斯密在《国富论》中就问过这个问题，而他的答案是：这是因为总是有人借钱给国王们打仗。
金融家阶级就是从那些“借钱给欧洲的国王们打仗的私人”中发展出来的，这也就是“资本”家的起源。蒂利指出：
从历史上看，很少有大的国家能够用当前的财政收入支付它们的军事开支。相反，他们要以这样或者那样形式的借贷来应付短缺：让债权人等待、出售职位、向客户强行贷款、向获得将来政府财政收入分享权的银行家借钱。如果一个政府或者它的代理机构能够借款，它们就能……在收入之前花费。在收入之前花费使得昂贵的战争更为容易……而且，一个借钱很快的国家能够比它的敌国调动得更快，从而增加了它赢得战争的概率。
毫无疑问，信贷的可利用性取决于一个国家对它以前债务的偿还，但是它甚至更多地取决于资本家的出现。资本家……把钱交到……国家手里，并且收取数量可观的税收的折扣作为他的信贷、风险和努力的报酬。但是更常见的是，资本家充当主要的公债的组织者和持有者。他们的活动也促进了国家经济的货币化。 7
蒂利说，资本家阶级是从帮助国家筹措战争经费的战争借款制度中脱颖而出的，现代信用制度是从战争国债制度中发展出来的，现代财政制度是以银行券作为税收工具而建立的。反过来说，税收本身是国王借贷的抵押物，而银行正是以这种抵押为准备金发行银行券，当银行券成为税收的工具时，它也就成为国家的货币。
货币经济是怎样大规模地发展起来的呢？国家经济的货币化就是指法定货币的银行券化，这同样是战争国债制度的产物。
议会制度是从包税制度和王室借款制度发展而来的，议会的代表是由包税人和借款人的代表组成的，这些“土豪”起初被称为有城堡的人或“城里人”—bourgeois，后来，这个词才被我们翻译为“资产阶级”。
蒂利的概括简明扼要地说清楚了资产阶级、信用制度、财政制度和议会制度的起源。无论工业革命还是议会制革命（即光荣革命），它们的基础都是军事革命，而军事革命的基础则是金融和财政革命，孙悟空的形象是通过金箍棒和紧箍咒塑造而成的。这些概括当然都是对马克思的观点的重复，但是，这也正是《大国崛起》、《货币》、《华尔街》这些电视专题片所不能告诉你的，因为那些专题片放言奢谈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它们的制作者却不知道资本家阶级是从哪里来的。可见，与西方当年的“土豪”不同，今天中国的“土豪”们根本没有任何革命的勇气和本事，结果他们既无视了西方的“金箍棒”，更看不懂人家的“紧箍咒”。
蒂利的概括非常精彩，但是，要仔细解释这种概括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首先，欧洲的国王们之所以能够持续地将战争升级，最初是因为城市里的包税人给国王提供稳定的税收，根据这笔稳定的收入，国王们就能支持较长期的战争。而作为交换条件，市民的代表（即包税人）就可以参加国王的议会。
其次，就是那些高利贷者和发了财的商人向国王购买年金。年金本来是国王奖励贵族的，本是贵族的特权。国王向高利贷者借钱，按年还利息，但是他又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说是借钱、还利息，而是说这是赐予高利贷者的年金。对于国王来说这当然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而对于高利贷者来说却是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但是，无论包税还是出让年金，这些还都是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
以公共信用体系—战争国债制度的形成为标志的现代金融革命，才是西方发动的一切革命的真正基础。从那时起，国王的债务可以打包成信用券，在金融机构之间买卖。为了对这种金融衍生品进行买卖，在16世纪中期的意大利皮亚琴察形成了定期的交易会，这就是华尔街的祖宗—银行家的第一个联合体，它把欧洲社会作为暴力机器组织起来。
“金箍棒”有威力，是因为背后有“紧箍咒”支持着。
这一论断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现并给予了深刻阐述的。
马克思说：
随着国债的产生，国际信用制度出现了。国际信用制度常常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例如，由于没落的威尼斯以巨额货币贷给荷兰，威尼斯的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径就成为荷兰资本财富的这种隐蔽的基础。荷兰和英国的关系也是这样。在18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了，荷兰已不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因此，荷兰在1701～1776年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放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形。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 8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17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18世纪的荷兰以及19世纪后期的英国，正如今天的纽约、新加坡、中国香港乃至英属维京群岛一样，它们都不是工商业中心，更不是世界产业经济的核心，它们只是资本自由的天堂、是炒钱的核心与飞地，它们代表着一个资本与产业经济完全脱离的发展方式，或者说是资本剥削产业和劳动的发展方式。而马克思把这种发展方式称为“卑劣的劫掠制度”。
有些中国人的毛病就是记吃不记打，以至于到现在还搞不清楚鸦片战争中我们是怎么挨的打，忘记了“金箍棒”的威力是怎么来的，至今还是活得稀里糊涂。我这么说绝不是在污蔑，这是有道理的。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当年英国人漂洋过海来打中国，这打仗首先打的是后勤、是补给，英国人的后勤和补给是怎么来的？谁研究过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人。所以，我说是记吃不记打。
英国人漂洋过海来打中国，但他们的后勤补给不是靠装了一船干粮或者一船白银解决的，而是通过英格兰银行的汇票解决的。在整个19世纪，广东的行商都是通过英格兰银行的汇票与英国和英属印度做生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大资本家与小商小贩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通过信用而不是货币和现金做生意，这种信用的主要工具就是“贸易的凭证”—汇票。这就是说，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行商贸易就被组织进了以伦敦为核心的国际信用体系。所以，通过英格兰银行的汇票，英国人就可以在广东兑到白银，并用白银为军需补给来打中国。英国人通过掌握的国际信用体系，举全世界的钱（也包括中国的钱）打中国。结果就是：无论战争在哪里打，即使在中国打，英国人也是越打钱越多，而清王朝反而越打钱越少。清王朝打不下去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
什么是行商制度？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欧洲贸易商与广东的行商做生意，采取的便是“预付制度”，即欧洲商人不是直接在中国销售商品，而是把商品交给清政府指定的行商，由后者代售，后者则为前者提供预付凭证，在销售完成、双方结账之前，这种预付凭证就体现为“汇票”。
欧洲商人是这种“预付制度”的拥护者，因为这种预付制度是由清政府做担保的，特别是在商品的行情不好时，欧洲商人格外希望把商品交由行商代售，隔年之后再凭借汇票兑现，以连本带利收回现金（当时，中英之间贸易的平均回款周期是三年）。这样，欧洲商人就把商品销售的风险完全转嫁给了由清政府进行资产担保的广东行商，而一旦出现欧洲商品滞销或者赔本的情况，行商就会出现“商欠”，而这就体现为汇票的贬值，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理由实际上就是英国向清政府讨要行商的“商欠”，即要求连本带利地兑现汇票。
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不是为了鸦片诉诸一战，而是为了维护英国汇票的本息、英国的金融霸权与清王朝诉诸一战。
英国人为什么需要中国香港？因为人民币是不能自由兑换的，但在香港，人民币与港币可以自由兑换，而港币是自由兑换的货币。它是要在那里开个口子，让中国的资金流进去，让国外的热钱流进去，它是要把香港搞成英国金融体系的重要一环。它这么做不是为了将来再打中国的时候，随时可以在那里用港币兑出人民币用作军需—当然这也不是不可能的。美国有个经济学家就说，中国人非常奇怪，为什么他们竟然允许美国舰队在香港补给，难道他们不知道美国在香港补给是为了“保卫台湾”？这个道理的更深一层就是：既然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什么它的货币和金融政策还是独立的，甚至是与中国对立的？
英国人把香港搞成金融中心，一是为了利用香港实行资本自由化，即打开港币与人民币和外币可以自由兑换这个窗口，把从中国内地赚来的钱换成美元、英镑拿走；二是大规模地吸纳人民币作为与中国打货币战的武器，热钱的流入和流出都是通过这个窗口，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资本市场；三是定期搞个金融危机，让中国政府花钱救香港，他们再把这些救香港的钱统统卷走。
香港是所谓的“国际金融中心”，主要是英国的金融中心，并不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因此，中国进行人民币国际化试水就很难把人民币离岸中心放在香港。因为香港一切游资的来源是难以审核、极难掌控的，但是它的背景则可以肯定，那就是西方金融集团，其背后就是西方政治势力。香港很难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也很残酷—这个道理是中华民族百年泪流成海、血流成河的近代史教训铸就的，这是硬道理，也是很难改变的道理。
实际上，中央政府只能把人民币离岸中心放在上海，进行人民币国际化试水。道理也很简单：上海是中国经济的龙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上海是中央人民政府的直辖市，那里有着中国最强大的工人阶级，有一批精明强干、熟悉现代金融制度、忠于党的事业的干部，有强大的产业经济和进出口贸易作为后盾。
上海为什么这么“红”？这也是百年中国历史铸就的，这也是不可动摇的。有人说建立上海自贸区是出卖国家金融主权，这是完全错误的，建立上海自贸区恰恰是为了维护乃至夺回中国的金融主权。正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手中的美元越多，美元贬值就越快，所以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然而，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要逐步开放外国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但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把中国金融的发展与企业和贸易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而绝不是走金融资本脱离产业和贸易发展的道路，必须清醒：金融开放绝不仅仅是向美国开放，而是要积极与伊斯兰世界、日本和欧盟加强金融合作，以对抗美国的金融霸权，而不是使中国的金融日益成为美国的附庸。
包括《大国崛起》这种还值得一看的作品，也基本上就是从亚当·斯密式的、从狭窄的西方中心论的视野叙述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它甚至把鸦片战争看作英国为了建立“世界市场”而不得不发动的“正义战争”。
例如，据说有这样一个还挺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竟然说：英国打中国就是因为中国不肯搞市场经济，所以，英国打中国是为了拯救中国。什么叫作天真？这就是令人发指的故作天真。什么是记吃不记打？这就是最典型的记吃不记打。
马克思说，西方崛起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崛起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英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对中国的庚子战争为高潮而“完美收官”的。西方崛起的前提就是中国的衰落和解体，西方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是建立在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血流成河、泪流成海的无边苦难之上的。
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大国—“作为债务法人的现代民族国家”，其国家能力首先指的就是超强武力，这个武力则来自于超强的融资能力和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的能力。这样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所说，乃是建立在“以货币为完成形式的价值形态”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斯密所说的商品交换、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
清王朝的经济总量在当时占世界1/3以上，但还是被人家打趴下了，根本道理就在这里。
在连什么是“帝国主义”和“民族国家”中那个“国”字都还没搞清楚的前提下，奢谈什么大国、什么崛起—这有意思吗？
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等—所有这些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嫩芽，在大工业的幼年时期都大大地成长起来了。 9
马克思说的上述这五条，构成了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构成了资本主义在世界崛起的条件，这就是人家的72般变化，是打了我们100多年的“金箍棒”。这是历史的结论、科学的结论。
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规律，这一发现的光辉历久弥新。而当前社会科学研究最应该警惕的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那种“对历史天真和无知”的态度，把资本主义兴起的铁血历史阐释为“大国崛起”的田园牧歌，就充分表现了古典经济学这种严重的缺陷。
所以说，当务之急，还是那句老话：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