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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或许太长的梦中醒来，发现母亲不见了。
梦里发生了很多事，比如有一条巨大的毛毛虫，浑身长满棘刺一样的粗毛，扒住我的身体。我不敢动，知道哪怕挨上一下，都会像被针狠狠扎上似的，又疼又痒。我心里抱定一个希望，只要像死人那样一动不动，它迟早会变成粉扑扑的蝴蝶。时间渐渐流逝，它的蛹化期迟迟不来，一直在我身上蠕动，还开始低声吼叫。我渐渐陷入自杀还是杀死它的焦虑中。
注意到母亲消失，早在我发育之前。早上送，中午接，下午送，晚上接。四个来回，总是准时。在她莫名其妙消失之后，我一个人来回，放慢脚步。空荡荡的她的椅子摆在沉默的屋子里。父亲怒气冲冲。第一个月，屋子里经常有人来，显出空间的拥挤。人们为母亲开脱，认为这只是闹了别扭后的一次冲动。有一次，父亲喝多了酒，他把人们都推出了屋子。从此母亲的椅子无人再去坐了，它后来被丢在阳台上盛灰尘。母亲到哪里去了。
母亲消失前，有过几个傍晚，一家三口在林荫道上散步，看着太阳被树林吸走。三个人，没人能说出那些树木的名字。小小的草花在树下生长。我们慢慢地走，直到地上出现树枝的影子。那条林荫道非常有名，改造它的历史曾经进入我的小学课本。母亲消失后，我的心中浮现一个理想主义的想法：如果我知道那条道上所有植物的名称之后，母亲就会回来了。但那条道，连同那些小花园，不久就被压缩成了隔离带。马路被拓宽，美好的事物已经消失，永远不可能挽回。
所以我不打算回家。还是再见吧。那屋子就在市中心的二楼，朝北，采不到好光，整栋楼没有任何传奇，从来没有风光过，即使因为我，它被短暂地呈现在白纸黑字上，也没能上过头版头条。现在它被摩天大楼团团围住，眼看就要被彻底剿。
我打算去找母亲。她消失后，有许多流言飞语，但我不知道，什么才是可靠的消息。父亲似乎有先见之明，在她消失前，藏起了她的身份证。他们结婚十年。但这没能困住她。造假虽然还不流行，但据说，她有一个表哥在山城做官。她很美丽，是那种不稀有不精致的小巷里的美。那种美只有放在一个贫穷、脏乱的环境里才能引人注目。她离开几年之后，她的照片被一一损毁。有的失去半边身体，有的从胸部被撕开，然而这种损毁没有一点死亡的味道，她的眼睛还是含着笑意。最后她的形象完全从家里消失。但我一直营造着她那张脸，那张脸，我已经认定是她的了。事实上，我已经忘了她原本是什么样子。每当我想起她，那张脸就突兀地浮现在我眼前。我从没想过，应该进一步为那张脸搭配出一具身体。
眼前是五月的早晨，晴空看起来很真实。好奇的行人能从我这里看出点什么呢？一个习惯了佝着背的身体，穿着白衬衫，所有扣子都扣上了，身体一侧是一只大拎包。“走出这道门，你就得到了重生。”有人在我背后说道。五年了，我一直等着这么一天，在我十九岁的生日前一周。但是我还没想好。有人告诉我，我应该永远忘记过去的生活，从这个城市消失。可那就像魔术师变的戏法一样。没有什么会真正生出，或者真正消失在哪里都差不多的空气里。但我喜欢消失这个词。
开往山城的火车准时出发。坐在靠窗的座位，看着寄身多年的城市像脏东西一样从两侧被吸走，也许我的脸上有轻松的表情。我的脸像我母亲的，但因为眼白比较多，心情恶劣时有某种乖戾的凶相。但总体而言，同房的人都把我看成是个宁静、端庄、沉默寡言的人。宁静，那是肯定的，只需保持对周围事物的迟钝，就会换来一种奇特的宁静，这种宁静是生长在视网膜上的。眼下，这双眼睛就透过那层宁静，以一种冷漠的警觉看看周围。人们在看报纸，往地上吐瓜子壳，有个小男孩被母亲用拇指和食指捏着鼻孔，擤出一条鼻涕来。再远一些，一个小女孩在认真折纸，她的笑脸让我觉得熟悉，但我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火车钻进山洞，阳光再次出现时，我被那光照亮，突然就想到了自己的童年。
那时的家是个十分舒适的地方，宽敞、干净。白色的墙，带玻璃移门的家具，窗户下面是架缝纫机，单调的嗒嗒嗒嗒，久久萦绕心头。
我闭上眼睛，慢慢陷入浅睡，鼻子里却始终闻到身旁坐着的女人身上那股轻微的汗酸味。然后，父亲出现了。他的全身被白壳裹住，他悲伤地看着我，他的嘴形在说，救救我。那层白壳像玻璃一样又硬又脆，我拿起榔头开始敲打。白壳出现了放射状裂纹，父亲的血从那些裂纹里渗出，流了一地。我猛然清醒过来，人已经黏嗒嗒一身汗了。
坐在拥挤的硬座车厢，坐在陌生人的喧嚣中，汗水和轻微的反胃，还有那种总觉得在被什么东西窥伺的感觉里，我的寻找旅程才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