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为简练军实(2),以裕国用事,臣窃维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3)悍卒(4),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5),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6),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
奏章屡陈,谕旨屡饬(7),不能稍变锢习(8)。
(1)议汰兵疏:议论关于裁减绿营兵的奏章。汰:淘汰、裁减。疏:古代臣子向皇帝陈述政见的文件。
(2)简练军实:精省军队,减少开支。
(3)漳泉:漳州、泉州,都在今福建省。
(4)悍卒:凶悍的士兵。
(5)冗兵:闲散混杂的队伍。
(6)恣睢:游手好闲,惹是生非。
(7)谕旨屡饬:圣旨多次下达进行告诫。饬:告诫。
(8)锢习:根深蒂固的恶习。
臣下启奏:关于精减军队用度,用来充实国家开支的问题,臣私下认为国家最大的祸患,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库开支不足,二是军队不精干。现在各省的军队情形不一:漳州、泉州等地的士兵大多很凶悍,成百上千的人械斗是常有的事;贵州、四川等地的闲散混杂士兵则常常勾结土匪强盗。其他像吸食鸦片、聚众赌博等等情形,大致各省也都是如此。军队中的士兵大都无事时游手好闲,惹是生非;有事之时就雇用无赖之徒滥竿充数,见了敌人望风而逃,敌人走了就杀害百姓邀功请赏。各地的奏章屡屡陈述,皇上圣旨也屡次告诫,但上述根深蒂固的恶习仍然难以改变。
曾国藩在这里揭露了一个旧时代的普遍现象:官军往往作威作福、外强中干,平时抢劫斗殴,无恶不作,打仗时看见敌军却望风而逃,甚至兵匪一家互相勾结。战事之后则残杀百姓,并以此谎报战绩,邀功请赏。因此自古以来老百姓惧怕官兵甚于土匪,尤其是豪雄争霸、军阀混战的年代,更是人人遭殃。南北朝时南朝宋将领刘牢之统率的“兵府兵”凶暴无比,他们抢劫财物远胜强盗;自称“汉皇帝”的侯景更是残忍得令人发指。他的军队攻破广陵时,士兵们将城内来不及逃走躲藏的男女老少抓起来,半个身子埋在地下,然后兵士跑马射箭,最后8000多人全部惨遭虐杀!鲁迅先生痛感于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悲剧不断重演,称历代中国老百姓,一直生活在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得不到的时代。每个王朝临近垮台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兵匪凌虐百姓的事实,而这正是激起民众反抗,促使统治者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
同时,曾国藩在这则短文中还提出了一个治理国家的谋略,即应削减军费开支,裁减军队,以发展生产,休养生息。这就是所谓的“偃武修文”,也是战后创造太平盛世的一种策略。
商朝末期,周武王起兵讨纣,灭商朝,建立周朝,定部镐京。为恢复和平生活,周武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归马”、“放牛”是把战时征用的牛马放归于农牧业生产。同时,又进行了一系列政治革新,制定爵位、分封土地、选贤任能、依才置吏、注重教化、使民富足、崇尚美德。因而武王“垂拱而天下治”,王朝一度大为壮盛。周武王堪称为历史上文武兼备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孔子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主张文武不相离,反映了他对文治武功辩证关系的精深见解。公元前500年,孔子陪同鲁定公与齐景公会盟于齐鲁界上的夹谷山前。鲁定公头脑比较简单,没有考虑采取必要的武力保护措施。孔子向定公说明了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文武之事不可相离的道理,又讲了宋襄公不修武备而失霸权的例子,请定公命左右司马率兵随行。到了会盟之地,孔子探知齐国部队在周围驻扎甚多,亦命左、右司马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战斗,又命大夫兹无还率兵车300乘,离会盟10里下寨。
齐国大夫犁弥对齐景公说,孔子知礼而无勇,不懂战事。明日会盟,我们用300莱夷人假扮乐工,趁其不备,拿下鲁侯君臣,杀散他们随从,鲁国命运就攥在我们手里了。
第二天,齐鲁两国君相4人登坛会盟。齐景公使300莱夷人上前奏本土之乐。鲁定公吓得变了脸色,孔于却无惧色,先让齐王去夷狄之乐,齐王自知理亏,只好让莱夷人退下;又要齐王对侮辱鲁侯的乐队领队绳之以法,齐王不肯。孔丘怒不可遏,按剑张目说:两国通好即兄弟,鲁国的执法官也就等于齐国的执法官。举袖大呼左、右司马,二将飞驰上坛,于男女乐队中各揪出一领队当即斩首,余人惊走不迭。齐景公骇然。鲁定公起身下坛。
会盟不欢而散,齐景公谴责了无知的大夫犁弥。为挽回影响,缓和矛盾,齐王接受晏婴建议,退还了齐顷公时侵占的鲁国领土。
汉高祖刘邦夺取天下后,平定了韩信、彭越、英布等诸侯王的叛乱。由于汉高祖是靠武力发迹,因此便很自然地重视武力而不思文教,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儒生陆贾时常提起诗书文教的重要,汉高祖不悦道:“老子骑着马得了天下,讲究诗书有什么用?”陆贾说:“皇上骑着马得了天下,难道还能骑着马治理天下吗?打天下当然要用武力,治天下就不能不用文教。文武并重,才是长久之计。”于是汉高祖接纳陆贾的建议,开始重视文教和儒生。往后几年,陆贾写了12篇文章,说明从古至今为国君者成功及失败的道理。汉高祖看了深知文教的重要,并极力推行,汉朝的国力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后来,陆贾又向陈平提出了“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则士务附,士务附则天下虽有变而权不分”的战略方针。可见,“治天下”要“文武并举”,不可偏废。
元末明初叶子奇撰写《草木子》,其中一段指出元朝亡国的原因:“伤武备以修文德,两尽其道,古之教也。元朝自平南宋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逸,自奉而已。略之不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及乎天下之变,孰能为国爪牙哉?此元之所以不振也。”由此说明武备的重要。
对“偃武修文”必须贯彻实施。在闭塞的封建社会里,历经了长期战乱之后,国家应当要积极地发展生产,重视文教,推举儒生,这个时期,习武和修文相较,修文无疑是重心。但在休养生息后,过分重视偃武,或习武与修文无法平衡,国家又将面临新的灾祸。因此,“文治武功”与“有备无患”等谋略,应要相辅互补,否则会有和平年代不习武的荒唐结论。在这份奏章中,曾国藩正是针对此点提出他的谋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