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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悠久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兵书战策无疑是一朵夺目的奇葩。如今，它早已超越了时空的界限，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
纵观中国历代的兵书战策，有如下共同特点：
一、反对天命，注重人事。
二、反对封建迷信。
三、主张富国强兵。
四、注重灵活多变的用兵艺术。
五、重视将领的作用，强调选贤任能。
六、主张严明法纪，赏罚必信，动有节制。
这些思想原则不仅在当时放射出不可磨灭的光辉，即使在今天，它们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阅读这些凝聚着智慧的伟大作品，无疑对今天的人们有诸多教益和启迪。
因此，我们特别邀请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精深造诣的学者和研究人员编写了这套丛书，以飨读者。
曾国藩《1811～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原名子诚，中进士之后，主考官穆彰阿改为“国藩”，死后被追赠为太傅，谥文正，故又有曾文正公之称。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从小受到祖父和父亲的薰陶，早年树立了为清朝效忠的志向，屡屡自比李斯、诸葛亮等人。他虽生于穷乡僻壤，却有“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之志向。经由科举制度他才有机会晋升官僚阶层。后来由于穆彰阿的举荐，他10年中7次升迁，一直从翰林院的庶吉士做到刑部、吏部等部的侍郎、右侍郎，并且多次主持各种科举考试。
从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开始，曾国藩在清政府指令下积极兴办团练，组建湘军。咸丰四年，他正式带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历任巡抚、按察等职。在与太平军交战初期，屡战屡败；随后他利用太平军内部的分裂，变更战略从防御转为进攻，最后消灭了太平天国，成为清王朝的“中兴功臣”。之后，老谋深算的曾国藩又因善于隐退而保全自己。同治后他曾提倡兴办洋务，对近代历史发展有相当的贡献。在“天津教案”中，他秉承朝廷旨意，委屈求全，惩办爱国人士，对法国妥协，不仅遭人唾弃，自己也觉得为其一生之憾事。
湖南是得天下的要省，因此，改革与保守、革命与反革命的人物多出在三湘之地。当太平军所向披靡的时候，清廷大臣肃顺公开宣称“满族没有一个人中用，国家有大事，非重用汉人不可”。曾国藩是湖南人，同时又生逢其时，受到破例的提拔，很快成为清廷赋予大权的第一个汉人。他以老成的谋略和特有的铁血手腕，抑制了人民的反抗，解除满清统治者的危机，名扬中外。不过，就在咸丰帝喜称“不图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殊勋”的时候，也有满籍重臣在咸丰面前献媚：“曾国藩一在籍侍郎，犹匹夫也，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者万人，恐非国家之福。”于是清廷守旧者对曾国藩嫉信参半。曾国藩既要充分发挥汉奸作用，又要防范满族权贵们的嫉恨，这般险恶的环境，促成曾国藩深沉凝重的谋略思维。
当然，曾国藩能够战胜太平军，除了对手本身的因素外，他治兵确实也有不少独到之处。曾国藩虽然没有兵法专著行世，但他在大量奏章、书信、日记中对用兵打仗有诸多论述。后来蔡锷编辑曾国藩、胡林翼有关兵法的语录片断，并加以评述为《曾胡治兵语录》。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大致可归纳如下：
首先，他十分注意精兵整军。他认为“兵贵精，不贵多”，主张大量裁减兵员，精简军备。他看到当时的八旗与雇佣兵已经腐败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认为即使“孔子复生，三年不能改其恶习”，所以他坚决主张建立新军，通过严格训练，使之成为能“赴火同行，蹈汤同往”的主力军。
其次，因他以儒臣身份从戎为将，曾国藩主张“以礼治兵”。他认为“带勇之人，用威莫如仁，用威莫如礼”，又认为“攻守之要，在人而不在兵”。他认为致胜的关键在于士兵的斗志和将领的谋略。
再者，在选择将领的标准上，曾国藩不仅主张要具有“勤、恕、廉、明”等品德，而且主张“取人之士，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他强调将领要有知行合一的精神，而不是仅会坐镇指挥，强调要抓住关键及机会而不是空谈议论说大话。这就是他所强调的“身、心、眼、手、口”五到，这在我国军事思想史上不仅具有创新意义，对旧式军队官僚的毛病也是一剂良方。他将军事训练归结为“操、演、巡、点”四个方面，是这个理论主张的实际总结。
另外，在战略上，他主张扼守要地，巩固后方，积极进攻，各个击破。在太平军占领江南大部分地方后，他提出以湖北、湖南为基地，扼据长江中下游，然后进取江西、安徽，最后夺取江浙战略要地。在具体战术上则主张集中兵力、以攻为守，并预留后路。这些战略主张事后证明的确具有远见。在安庆之战后，太平军日益由主动变为被动，而清军反由被动变为主动，这其中除了太平军内部的矛盾之外，还与曾国藩的战略主张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曾国藩再有本事，也只不过是封建王朝最后一个忠实走卒，在“天津事件”中，他勾结外国侵略势力镇压民众的反抗，这在历史上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从兵法上看，他的军事理论也有许多弊端：他过分强调稳扎稳打，因而行动迟缓；死守兵法以致于呆板，不够灵活机敏；他还把军队内部的严肃气氛拉抬到不适当的程度，以致于过分神秘化。此外，曾国藩本人亦不能亲自带兵打仗，因而临战往往“屡战屡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