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苑》,也称《新书》或《心书》,是中国古代论将用兵的专著。全书共50篇,分兵权、逐恶、知人性、将材、将器、将弊、将志、将善、将刚、将骄吝、将强、出师、择材、智用、不阵、将诫、戒备、习练、军蠹、腹心、谨候、机形、重刑、善将、审因、兵势、胜败、假权、哀死、三宾、后应、便利、应机、揣能、轻战、地势、情势、击势、整师、厉士、自勉、战道、和人、察情、将情、威令、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约五千言。
“将苑”篇主要论述为将的原则。诸葛亮认为,将帅临战既有大智大勇的才华竞比,又有战场上奇谋异计的巧妙博奕。我们所看到的不再是战争的战栗与恐怖,而是对于血雨腥风的一份智慧性解读。以史为鉴,足以知道智慧的成功运用,必须以实力作为后盾与保障,只有辨忠贤、用忠勇、退奸佞、纳善言、严法令、明赏罚,才可以知己知战,百战不殆。
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能否合理分析与巧妙处理战场上的各种可变因素,关键在于“知人性”。能知人性,则善于识别敌人之机诈与谋术,从而有利于识别假象,防患于未然。战机乍现,勇猛出击,势如迅雷,其速之快必使敌不及掩耳。战机消隐,任凭你千方百计,万般挑逗,我如山岳,巍然不动。这样,以我之有知对敌之无知,以我之有备对敌之无备,必然将战场上我方存在的隐患消弭于无形,以保持我方的全胜之势。
夫兵之权者,是三军之司命(1),主将之威势(2)。将能执兵之权,操兵之要势,而临群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随所遇而施之(3)。若将失权,不操其势,亦如鱼龙脱于江湖,欲求游洋之势,奔涛戏浪,何可得也。
(1)司命:民间相传为灶神,在此指主宰和灵魂。
(2)威势:威力和权势。
(3)随所遇而施之:随所遇之不同情势来区别择用,意即能随机灵活运用。
兵权是用来对军队发号施令,以及巩固主将威势的。如果将领能掌握兵权,就能自如地指挥全军,他的军队势必如虎添翼,无所拘束,不论遇到任何问题都能灵活应变。如果将领丧失了兵权和威势,就会像离开江河湖海的鱼龙,想要求得在海洋中自在悠然的气势,在波涛中纵横奔腾,又如何能够呢?
诸葛亮在《将苑》开篇之始就指出兵权的重要性。他认为战争的胜利需要靠全军将士的密切配合,而要兵士听从指挥,军队步调一致,将帅就必须掌握兵权,否则将如“鱼龙脱于江湖”,难以施展才能。换言之,勇猛善战、足智多谋的将领,如没有统领千军万马的兵权,就无法自如地指挥部队,部下也难以准确地执行命令。倘使统帅不能操控军中将士,军队的混乱也就不言而喻。试问一支混乱的军队又怎能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这正是诸葛亮置兵权于首要地位的原因。
北宋年间,君王为牵制将帅的权力,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次将帅出征,都必须按照皇帝亲自绘制的阵图布阵。例如宋太祖、宋太宗每每御驾亲征,大抵都会自定阵图,指挥各地的战事。太祖和太宗出身统帅,领兵征战勉强还能应付,但宋真宗以下的几个皇帝,生长于深宫,根本不懂军事。皇帝自定阵图,其目的只为限制将帅的权力。当时将帅作战多请示朝廷,而群臣对此往往争论不绝。此外,主帅必须与钤辖、都监等聚议,以决定军队的作战策略,然而也是“人人各出意见,议论不一”,以致往往坐失良机。不仅如此,西北边的将帅一年还要被轮换三、五任,以限制其权力,而“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结果,致使士兵缺乏训练,作战时“上下不相附,指令不如意”,所以在与西夏的作战中,往往以败战告终。
更有甚者,在公元1140年,金朝违背和宋朝的协定,挥兵大举侵犯南宋。岳飞奉命北上,所向披靡,大破金军的“铁浮图”和“拐子马”。正当抗金节节胜利之际,宋高宗却因为害怕岳飞收复中原后,迎回徽宗与自己争位,于是不仅利用宰相秦桧处处牵制岳飞,还以一天12道金牌催促岳飞回京,致使10年抗金的成果毁于一旦。
身为三军统帅的岳飞处处受到昏君的牵制,无法自如地指挥军队,无论对岳飞或宋朝江山来说,都是一种悲哀。完全不懂军情的宋高宗,为了一己之私去干预军队的指挥,不仅使得一代名将岳飞惨死于风波亭,也葬送了宋朝的大好江山。
夫军国之弊,有五害(1)焉:一曰结党(2)相连,毁谮(3)贤良;二曰侈其衣服,异其冠带(4);三曰虚夸妖术,诡言神道(5);四曰专察是非,私以动(6)众;五曰伺候(7)得失,阴结(8)敌人。此所谓奸伪悖德(9)之人,可远而不可亲也。
(1)害:祸患、弊端。
(2)结党:集合小团体。
(3)谮:诬陷、中伤。
(4)冠带:帽子和衣带。
(5)虚夸妖术,诡言神道:虚夸,胡乱夸耀。诡言,怪诞的言论。
(6)动:运用言语扰乱、迷惑。
(7)伺候:等待、观察。
(8)阴结:私下勾结。
(9)奸伪悖德:虚伪奸诈、败坏德行者。
军队和国家容易出现的弊端,主要有5种:一是集结成党营私勾结、毁谤诬陷忠孝贤良;二是衣着极尽奢华、奇异,不遵循常理;三是虚夸邪术,四处散布荒诞的方术;四是一心打探是非,暗地里以此来迷惑众人;五是窥伺成败得失,私下勾结敌人。这就是所说的虚伪奸诈、败坏德行的小人,要疏远而不可亲近他们。
攘外必先安内,国家实力的衰弱和军队战斗力的丧失往往从其内部开始。
三国时期,诸葛亮率军北伐曹魏。魏国大将、新城太守孟达在金城、新城、上庸三处起兵,以策应蜀军。魏将司马懿得到密报后,他左思右虑:是奉天子命亲拒蜀兵,还是先擒孟达。他凭多年的征战经验敏锐地想到,内不安,外患不能除。如不消灭孟达,必然造成内外夹攻,惨遭失败的局面。于是选择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率军日夜兼程去攻打孟达。孟达战败而死,为魏军在前线抗击蜀军入侵解除后顾之忧。诸葛亮看到孟达已死,魏国军民又团结一致,再加上军事要地街亭失守,不得不退回汉中。
在此,诸葛亮明确地指出危害国家和军队的5种弊端,即:结党陷害忠良,使国家丧失栋梁之才;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对事关国家存亡的大事漠不关心;迷信和传播邪术,使民众失去判断力;搬弄是非、迷惑众人,从而动摇军心;勾结敌人,陷国家于危险境地。如果不彻底根除这五种弊端,将会对国家带来巨大损害。因此,诸葛亮认为,国家要兴旺,军队要强大,首先要除去弊端,正本清源。
崇祯元年,以忠贞爱国、英勇善战著称的袁崇焕受到重用,奉命收拾一败涂地的关外战局。当时,后金军队节节胜利,明军早已兵疲将弱,无力扭转战局。但清太宗皇太极想尽快结束双方的对峙,于是决定利用崇祯皇帝多疑的性格除掉明朝这员大将。由于后金大军避开明军重兵把守的宁锦防线,从蒙古绕道奔袭北京,从山海关以西长城的缺口处驰入关内,一路势如破竹,夺下众多边城。袁崇焕听说后金大军已杀入关内,心急如焚,率军星夜回援,在北京城下拼死血战3个时辰,杀后金兵上千。谁知此时城里正盛传遥言,说袁崇焕私通后金,将敌人引到城下,意欲图谋不轨等等,种种传言引起了崇祯对袁崇焕的怀疑。
皇太极听到消息后,决定再次利用崇祯的疑心,而置袁崇焕于死地。他派出看管敌方俘虏的2名将领,在靠近被俘的明朝管马太监杨春的牢房耳语道:“今天撤兵是大汗的计策。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以马上成功。”太监杨春假装睡着,却将两个人的对话牢牢记住。过了两天,杨春竟从严密的看守中逃脱,跑回宫去将此事当面密告崇祯。崇祯联想到袁崇焕秘密与后金和议的谣言,对此一情报毫不怀疑,于是下令将袁召入宫内逮捕,终致自毁长城。
袁崇焕之死,表面上是皇太极利用崇祯皇帝刚愎自用、生性多疑的特点来传播谣言,甚至利用太监传递假情报,使其“离间计”得以成功。但究其根本,乃崇祯宠信宦官,听信谣言而杀害忠良,以致于被皇太极玩弄于股掌之上,尚不自悟。这就是皇太极的“离间计”能如此轻易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在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