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见威王

【原文】

孙子见威王，曰：“夫兵者，非士恒势也（1）。此先王之傅道也（2）。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3）。战不胜，则所以削地面危社稷（4）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然夫乐兵（5）者亡，而利胜（6）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事备（7）而后动。故城小而守固者，有委（8）也；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夫守而无委，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尧有天下之时，黜王命而弗行者七，夷（9）有二，中国（10）四……素佚而致利也（11）。战胜而强立，效天下服矣。昔者，神戎战斧遂（12）；黄帝战蜀禄（13）；尧伐共工（14）；舜伐厥而并三苗（15）……管；汤放桀（16）；武王伐纣（17）；帝奄（18）反，故周公浅之（19）。故曰，德不若五帝（20），而能不及三王（21），智不若周公，曰我将欲责（22）仁义，式（23）礼乐，垂衣裳（24），以禁争夺。此尧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效举兵绳（25）之。”

【注释】

（1）士：借为恃。意谓军事上没有永恒不变的有利形势可以依赖。

（2）傅：借为敷，布，施。意谓这是先王所传布的道理。一说“傅”为“传”宇之误。

（3）在：存。孙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战争的胜负关系到国家的存亡。

（4）社：土神。稷，谷神。古代以社稷代表国家。

（5）乐兵：好战。

（6）利胜：贪图胜利。

（7）事备：做好战争的准备。

（8）委：委积，即物资储备。

（9）夷：指古代我国东方地区的部族。

（10）中国：指中原地区。

（11）此句上文残缺，原文大概是说帝王不能无所作为而致利。佚：同逸，安闲。

（12）神戎：即神农。斧遂：或作补遂。《战国策·秦策》：“昔者神农伐补遂。”

（13）蜀禄：即涿鹿，地名。《战国策·秦策》：“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

（14）共工：传说中的部落首领。

（15）并：借为屏，屏除，放逐。意谓传说舜曾征伐过南方部落三苗。

（16）汤：商朝开国国君。桀：夏朝最后的国君。放：流放。

（17）武王指周武王，周王朝的建立者。纣：即商纣王，商朝最后一个王。

（18）帝：疑是商字之误。奄：商的同盟国，在今山东曲阜东。

（19）周公：周武王弟。武王死，子成王年幼，周公辅政。浅：借为践，毁、灭之意。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灭商后，被封的纣王之子武庚又联合奄、徐等国叛周，被周公征服。

（20）关于五帝，历来说法不一。据《史记》，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简文似以神农为五帝之一。

（21）三王：指夏、商、周三代开国的君主，即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

（22）责：借为积。

（23）式：用。

（24）垂衣裳：譬喻雍容礼让，不进行战争。

（25）绳：纠正。意谓以战争解决问题。

【译文】

孙膑拜见齐威王，对他说：“用兵之道，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这是先王所陈述的道理。一个国家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可以避免亡国，社稷才能安稳、久远。如果不能取胜，就会割让土地，以至危及国家生存了。所以，用兵不可不慎重对待。那些轻率用兵的人常遭失败，贪图胜利者常遭屈辱。所以说，用兵绝不能轻率，胜利也不是靠贪求而能得到，用兵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才能付诸行动。这样，就算城池很小，也能够坚持，这是因为有充足的储备；兵力不足，而战斗力强，是因为正义在自己一方。如果储备不足而守卫，没有正义而进行战争，如此，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固守不败，没有任何人能取得战争胜利。唐尧治理国家时，拒不执行王命的部落共有7个，其中蛮夷地区有2个，中原地区4个……只因唐尧注重休养生息，积蓄力量，才创造了有利条件，战胜了各部落，而居于强者地位，全国都臣服于他。从前，神农氏和斧遂作战，黄帝和蜀禄交锋，唐尧讨伐共工，虞舜征讨厥……及平定三苗……商汤驱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商奄反叛，周公很快就将其平定了。现在，有些人，功德比不上五帝，才能不及三王，智慧不及周公，却说‘我要以积蓄仁义，实行礼乐，不用武力，来制止争夺。’其实，这种办法，并不是尧、舜不想实行，而是这种办法行不通，只好用战争去制止战争。”

【心得】

本篇文章中，孙膑以拜见威王，陈述意见的方式，阐明了自己对战争的看法，这是从宏观上讲述他的战争观。他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这样几个观点：

第一、在一定形势下，战争是无法避免的，只有通过战争，取得胜利，才能解决问题。作者说得很明确：“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正确，作者列举了被尊为圣贤的尧、舜、神农、黄帝、商汤、周武王等人以武力实现统一，以战争除暴安良，以战争推翻暴政，建立盛世的大量事例，最后强调归纳为：“故曰，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曰我将欲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此尧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举兵绳之。”

作者通过被人们一致崇敬的尧舜也不得不用兵的事例作论据，的确很有说服力，使人信服。以暴除暴，以战争反对战争，以战争求得和平，这在古今中外，例子很多。在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广大人民群众曾长期遭受压迫和奴役，尤其在暴君当政，小人掌权的时候，更是民不聊生，除了起义反抗之外，别无出路，所以才出现了陈胜、吴广起义，黄巾起义，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直至近代的太平天国起义……这些事例都充分表明，只有通过战争手段才能推翻暴政。还有，经过三国争战而结束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局面而归于统一，李世民协助其父南征北战而结束隋末的割据局面，统一全国，开创贞观盛世。这类事例，也证明孙膑的观点是正确的。所以在文治的同进，武力是不可少的，如下面这个故事：

公元前500年，孔子陪同鲁定公与齐景公会盟于齐鲁界上的夹谷山前。鲁定公头脑比较简单，没有考虑采取必要的武力保护措施。孔子向定公说明了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文武之事不可相离的道理，又讲了宋襄公不修武备而失霸权的例子，请定公命左右司马率兵随行。到了会盟之地，孔子探知齐国部队在周围驻扎甚多，亦命左、右司马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战斗，又命大夫兹无还率兵车300乘，离会盟10里下寨。齐国大夫犁弥对齐景公说，孔子知礼而无勇，不懂战事，明日会盟，我们用300莱夷人假扮乐工，趁其不备，拿下鲁侯君臣，杀散他们随从，鲁国命运就攥在我们手里了。第二天，齐鲁国两国君相4人登坛会盟。齐景公使300莱夷人上前奏本土之乐。鲁定公吓得变了脸色，孔子却面无惧色，他先让齐王去夷狄之乐，齐王自知理亏，只好让莱夷人退下；又要齐王对侮辱鲁侯的乐队领队绳之以法，齐王不肯。孔丘怒不可遏，按剑张目说：“两国通好，即兄弟，鲁国的执法官也就等于齐国的执法官。”遂举袖大呼左、右司马，二将飞驰上坛，于男女乐队中各揪出一领队当即斩首，余人惊走不迭。齐景公骇然，鲁定公起身下坛。会盟不欢而散，齐景公谴责乱出主意的大夫犁弥。为挽回影响，缓和矛盾，齐王接受晏婴建议，退还了齐顷公时侵占的鲁国的领土。

第二、“事备而后动”，主张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才能对敌作战。为了阐明这一观点正确，孙膑指出：“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并举出尧能让天下归服的所在是“素佚而致利”。孙膑的主张，确实是用兵的一条重要原则，只有充分准备之后才能作战，即只有充分明了敌势、我势、地势等等情况，才能作出正确的作战计划，从而保证作战胜利。“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是有见识的军事家们的共同信条。诸葛亮作为一名著名的军事家，帮助刘备入川，建立蜀汉后，念念不忘统一中国，曾经六出祁山，和魏军交战。论军事指挥，论用兵神奇，诸葛亮确实无人能及，连司马懿都自愧不如。可是，诸葛亮为什么最终没能成功呢？原因当然是多方因素，但后勤保障不利是重要原因之一，前几次出祁山都是因军粮不能及时运到而不能久战，只好退兵，这个事例从一个侧面表明，准备对于用兵取胜是何等重要。

公元11世纪初，北宋王朝和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国，缔结了“澶渊之盟”，雄州（今河北雄县）成了与辽国接壤的边境城市。雄州的北郊，居住着不少宋朝的百姓。由于没有边城环护，难以防范敌人的军情刺探和侵扰蚕食。北宋有意“实而备之”，扩筑北城，可又怕辽国寻衅。因为当时的军事形势辽强宋弱，北宋朝野上下笼罩着一片苟且偷安的气氛，边防斗争稍有纰漏，都可能成为敌人诉诸武力的借口，引起外患内怨。担负雄州防务的地方官李允想了一个“移花接木”的办法，他先用白银铸造了一个大香炉，放在北郊的一座庙宇里，故意不设人看守。没过几天，银香炉被盗。李允煞有介事地四处张榜，悬赏捉拿盗贼。这本属“醉翁之意不在酒”，却弄得满城风雨，丢失银香炉的案件也没有侦破。与此同时，李允乘机放风说，庙中器物屡次丢失，非得筑城墙围护不可。在这种舆论的掩饰下，他征集民夫，急修北城，工程不出10日而就。当强敌还没有悟出李允筑城的军事用意时，雄州已成了与辽国对峙抗衡的防御堡垒。

第三、“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乐兵者亡，利胜者辱。”在这里，孙膑又提出了一个战争的根本原则——“义”。战争历来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正义的战争，可以使弱者变强者，最后打败敌人；进行非正义战争，即使取得一时胜利，最终也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战争的性质，决定着战争胜负的所在，所以作者进一步提出“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的观点，明确反对不正义战争。孙膑关于战争性质的观点并不难理解，很多战例都能证明其正确，而最难能可贵的是在2000多年以前，他就提出了这个观点，足以证明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杰出的军事家。综上所述，孙膑在《见威王》中完整地论述的他的自我战争观，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