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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七七事变”后直接从北平城中撤离的北大、清华学生，现在很难见到了。“七七事变”的时候，学校正在放假，很多学生是在家乡看到报纸上学校撤离的通知，没有回到沦陷的北平，而径赴长沙，例如任继愈。有的又正在外地实习，后来直接去长沙，如冯钟豫。
刘长兰女士，当年她是从北平城逃出去的。
“七七事变”，北平城门关了，内外不能交通。北平那个城，说得神秘一点就是死城。没有飞机，那时候我们政府连公带私不到二十架飞机。我们佩服“老总统”的地方是，他特别留了一架飞机专门到北平去接胡适这一班教授，普通的人是没有办法坐的。
刘长兰的父亲在军政界里算是有声望的。像她家这样有背景的人，包括后来她在黄河边遇上的梁实秋先生，在当时都不能算是“普通的人”了，但还是与难民们一起卷入了逃亡大流，可见情势之危急。
她形容当年北平城的窘境，有调侃情趣：
你坐船，北平没有河没有海。北平有个海叫什刹海，是游玩的地方。北平有条河，是护城河，是为保护京城人工挖的一条河。那时候没河、没海、没湖。就算有个湖，也是给慈禧太后过寿的时候临时挖的，都没有办法做交通。
刘长兰父女有他们不得不逃走的原因：
北平，要出出不去，“七七事变”大家都在里面。大家这个时候都做准备，比如说我，“七七事变”一来，我们这些曾经参加过抗日活动的人，名字都在册了，必须要逃。
我父亲是，人家拉拢他做汉奸，他婉拒了。我是抗日学生，也不能待下去。所以我跟我父亲必须要走。家里把我们一部分财产、土地交给我一个继母，还有个小弟弟。
我跟我父亲逃出来。那个时候连法币都不敢带，但是要花法币怎么办？我穿高领旗袍，有面儿有里儿。在里面拆开把票子叠起来再缝上。所以我们那时候领子里面全是钱，能带多少带多少，就带出来了。
但是出来的人多，城门口窄，挤得一塌糊涂，没办法挤出去。左推右拥，推到门口却出不去，我们家有个老用人急了，逮起我只脚，就把我塞到外面来。
出了城门，还是走不了。好在刘的父亲一度做过天津县长，跟开火车的司机打过交道。司机一看他有点熟，就说，你把你这个小姐搁到我这儿。于是就把刘长兰塞到火车头下面一个空当的地方。火车里挤得不得了，但总算出了北平。
到了天津。天津是个活地方，有京浦路，有飞机，都通着。我们沾了我父亲认识一个大饭店的主人的光，进到里面了。进去还不到十分钟，就有人把门撞开了，说：“还有特权？”我父亲说：“没有没有，一概请进，一概请进。”大家在里头，看了看我们两个人，说：这张大床算你们的，我们在那张床上。
刘学长的父亲很识时务，战乱时候，表现豁达。下面的问题是还得要出去找船、找车、找票。他们天天都得出去。
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在黄河边上碰见梁实秋和他太太的。我说，梁先生你也在这儿等船？他说：不等怎么办？我说：胡先生走了？他说：走了。他太太就说了一句，我昨儿个去抽了个签，在庙里头，我们遇见一个姓陈的就有救了。梁先生说，别信她这些。我们就说，梁师母只是不得已的办法。我们也没有在意。
可是神秘的事情在动乱的年月里发生了。后来刘长兰回到了北平遇见梁先生，她特意问了这个事：
你走的时候有没有遇见姓陈的？他说，陈曦光啊，陈曦光给我的票。
陈是北大的学生。他看见梁先生，说我这儿有票，梁先生你先拿过去，我还有办法。有的人也有办法，在那个乱世里面，各人凭各人的本事。结果梁先生就这样出来了。
在危急的关头，还是下层人有办法：
有一个老用人跟我们说，你买这个票等这个船，不定什么时候才来。有一个办法：这个地方有小渔船，不是大轮船。这条渔船也没有码头，你可以坐上去，到哪儿爱下来就下来。日本人也不注意渔船，因为他是卖鱼的。所以后来我们是上了一条渔船。
当时上渔船的人也不少。大家都发现了这条渔船，就来上。渔船有两层，让我们到下层。“在上面不是空气好一点吗？”那个人根本不理我，一把把我推过去。
后来我父亲告诉我，你要在上一层，日本人就拿你做目标了。在下层那个鱼味啊，有一个人当场就吐了。
这父女俩靠着用人和渔民的智慧救助，逃出了日本人的辖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