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应变

西南联大的校歌开头一句是：“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对于富有传统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北平的古建筑群无疑是一种民族精粹的象征。故宫、天坛、地坛、国子监。“五朝”，其实指中国历史。“宫阙”，则相当于民族的宗庙。

那时的北平，联结和统领着中国的近代与现代，是一颗心脏。可以说，所有影响和决定中国命运的事情、所有写进那个时代的重要篇章，都在北平发生。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圆明园被掠和焚烧；慷慨的“公车上书”、短命的戊戌变法、谭嗣同走向菜市口刑场；辛亥革命、溥仪逊位；五四运动，学生与人民走向参政……这激烈上演的一幕幕，调整和改变着中国的方向。那些用鲜血奋争的足迹，带给这个古老的民族以生机希望。

北平，是那个时代萌发最新变数，产生最新思想的摇篮，最前沿的新思想，外来的文化意识，都是先在北平站住脚，再传播到全国的。那个时代，凡是爱国的、追求进步的人们，无不向往和奔向北平，从这里汲取力量，投身大时代。

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就这样依托北平故都而延续着。时至今日，那些从四面八方前来做短暂游览的国人，也会对这里发生一种依恋和景仰。北平古都凝结着人们对家国的悠久感情与信念。

北平突然沦陷。这对于中国人，尤其北平人，是多么难以接受的打击和残忍事实。北平对于城中知识界的人们，是肉体赖以生存的家，更是精神灵魂赖以生存的家。要离开它，不知何日回还；离开它，让它从此落入敌寇的荼毒之手，更令人如丧考妣。

清华园内闻一多教授家，当时夫妇正分居于两地。闻一多家是湖北人。妻子带着两个大的孩子，先回家探亲去了。发生“七七事变”这几天，闻一多留在北平，带着三个小的孩子。

当年留在北平清华园里，跟随在父亲身边的孩子中，闻立鹏算是大的了。他说：

当时我才六岁。小的更小了，还有个最小的闻翙还在吃奶，是喝牛奶。……他（闻一多）从来没有管过孩子，教授嘛，家里都是我母亲管。忽然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办？是马上离开北平，还是暂时在北平呢？形势也不明朗。

刚开始的时候，国民党没有马上就起来抗战。有消息说很快就会平息下来，有消息说是要长期打。人们都在分析事态，为自己和家庭的安危考虑。

闻立鹏讲到闻一多有一封重要的信，其中流露的真实和坦荡的情怀，大大超出了人们对一个唯美诗人和教授的期待。当时闻一多给妻子写信，表示出他对时局的考虑很清楚：

于家的话，当然缓和下来，我就不用走了，很好；但是于国来说，缓和了不见得是个好消息。缓和就是不抵抗，不打了。所以他心里是很矛盾的。

闻一多向妻子讲的这番坦荡的话，显得自然而然，却有弘毅之志。这番话见出闻一多具有“大人格”。他在内心里对自己要求极其崇高。他在战争面前的思考，已经不只是作为丈夫、父亲，也不是作为教授、诗人了。用古代的话来说，他是一位“国士”，即是为担当天下兴亡而生的那种人。

所以后来他的遇害并不偶然。因为在任何时候，他总是选择崇高而浩大的使命。

闻一多曾自制一个印章为“其愚不可及”，我以为是触到了闻一多心灵性格的深处。愚，是一种单纯、一种纯净。

当清华园遭受日机的轰炸，吴宓教授拥被坐在床上，四周的墙壁被轰炸震动而落土。

面对国难，吴宓检讨自己因沉溺于个人世界而造成的虚弱与虚度。为无力拯救危难的祖国，吴宓强烈地指责自己：“生复何用？生复何用？”他参照史中几位古人为自己设计了几条道路：

七月十四日　星期三

闻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吴宓日记》）

这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可以有另一条躲避逃生之路，那就是到国外去，到没有战火的西方去。

然而对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这样的道路是不存在的。

这时候的清华大学，校长被政府召到庐山开会。

中国军队撤出了古都。而在一个月色清明的夜晚，清华园内有两个手无寸铁的斯文学者，物理系教授吴有训与哲学系教授冯友兰相约，巡逻护校。因为不能容忍自己的学校受到侵害，他们居然要做中国军队没有做到的事情。

今天从旧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他们那穿长衫、戴眼镜的儒雅模样。就是这两位人过中年的学者，想要自己来保卫铁蹄下的校园。在清华园里，这两位教授沿着校墙，一同巡夜。他们的举动可谓天真，而愈动人。

冯友兰吟道：“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1999年夏天，在北京西郊中央党校，我们采访了朱自清先生的儿子朱乔生。

朱自清与闻一多一样，他们的声名后来超出了学界，超出了他们的学术与艺术之名。他们成为某种带有政治高度的标识。在半个世纪过去后，这些曾经被张扬过的名人之后，语言都复归沉凝、平静和简洁。在讲述父亲的时候，他们似乎在防止对于当代语汇的使用，防止侵染往日事境，也防止他们自身的人生干预了父辈。

他们都非常谨慎地回忆和追述父亲。朱乔生最后的访谈，讲出了朱自清先生最诗意和最深刻的思想：

因为教授们也感觉到，自己上战场打仗是不太可能的。我父亲，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保持中国弦诵不绝，就是读书的传统不要绝。这个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因为不能说全民抗战，后方培养人也都不培养了。

这是从历史深处传来的柔韧的斯文吟唱：“弦诵不绝。”

曾在书斋、教室、校园里吟唱的千年诗章，将要在烽火之路上继续了。

“弦诵不绝”，道出了一批批中国大学南迁的心声。

我们的确是一个有特殊气质的民族。祖先给我们的太独特的文字与文化，造就了我们对天地宇宙生命的独有见地。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人生如白驹过隙”；“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江河万古流”；“家祭无忘告乃翁”。

我们更重视我们族群的延续。而往往把个体的生命，当作是族群上升的阶梯与过渡。

世界上再没有一个民族，如此执著于它的山河大地和文化传统，如此视尊严高于生命，将培育后代视如自身的延续。

在强敌压境的日子里，中国知识分子们的气节各各显现。

他们已经做好了为这个民族坚守文化与教育阵地的一切准备和牺牲。

走出北平，对于人们是难忘的第一步。

闻立鹏至今还记得，父亲带着他们几个孩子上船的情况：

当时平汉线已经不通了，所以必须从天津走。走津浦线到南京再转船，回到武汉。

一路当然是很艰苦了，逃难嘛。我很小，别的事情我记不住了，我就记得在船上，住的是统舱，地上铺的席子，一家人在统舱里睡觉。半夜，我的饼干丢了，小孩儿嘛，到后来我一直记得，一筒饼干在床头搁着，第二天，哎哟，饼干没有了。

当时是很紧张了。我们家是十九号离开的，仓促得很，什么东西都没有带。一方面他也不是管家的人，他根本考虑不到要带什么东西。可他想的是一件事：学问。就带了两本书，还有他的一些稿子。

真正像我母亲的首饰啊，这些值钱的东西，他没带。当初可能估计还是比较乐观的，没估计到那么长的抗战。觉得还是很快能回来的。

天津转车时，在车上，也是诗人的臧克家碰见了闻一多，他问闻：“你也决定走啦，你那些书怎么办？”

闻一多说：“大片大片国土都丢掉了，几本书算什么？”

在一种愤慨之中，在一种舍弃之中，闻一多几乎是抛家而去了，带着他的孩子和几本书。“他自己就带了他的一点手稿和两本书——一本《诗经》方面，一本古文字方面。”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教授身上。

在“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天，清华江泽涵教授从美国经过欧洲，从苏联西伯利亚铁路返回北平，卢沟桥就出事了。他的家人当时以为，恐怕回不来了，结果他到了家。到8月，举家出北平。

1999年夏天，在清华大学的教师宿舍里，我见到江泽涵的儿子江秉权与江秉栋。回忆当年出北平，江秉权说：

我记得那一次，我们要到车站去，要出城。母亲坐在人力车上，我坐在她踩的脚蹬子那里。结果走着走着，发现这个城门关了；又走回来，走到另一个城门。好像被堵了两次，第三次才出去的。

到了火车站，我父亲、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我是五岁，我弟弟是三岁，我哥哥是七岁。我父亲提着个箱子，我母亲抱着我弟弟，领着我。我哥哥在一边。

仓促逃难，没带什么东西，最重要的是，带着我父亲的两本拓扑学。这是他到哪儿都离不开的。

闻家与江家有一个细节相同。闻一多和江泽涵都是先与家人一起逃出北平，回到他们的老家湖北与江苏。而不多久，当接到学校的通知后，这二位都放下家人，只身先到长沙去了。

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从国外赶回家园的人，理当守候在家人身边。江泽涵教授却很快离开家人，奔赴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去了。可见他从国外赶回来时，看得最重的还是国家与学校。这是他放在心中第一位的使命。 CWdzU2D5jRefLadsvHGRjLx6XgBQnewgLMOmcQZ187eST6hhSJyonj6BG2CJvFn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