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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多次来到北京清华甲所这幢小楼，观赏庭前的梅枝，走进那些气韵雅致的房间。
小楼里曾经住着梅贻琦一家人。有这样一张照片：在甲所的草地上围坐着梅贻琦一家：稚气的孩子和注定要与他承担使命的端庄的妻子。如今梅家俱已四散。
小楼下也是清华大学梅校长的办公处。而今，两岸的两座“清华大学”兴隆辉煌，相互认同。
1999年冬天，在北大办公楼会议厅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梅贻琦的公子梅祖彦先生。他着一件呢子风衣，君子风度，翩翩有礼，待人谦恭。身形容颜，酷肖照片上的“梅常委”。
只是那个历史的身影更严峻，目光更坚定，带着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剧气质。
此后我与梅祖彦先生多次交往。他曾两度来昆明，我也拜访过他在南沙沟的家。
梅祖彦回忆战前的老清华时，说过一段总结性的话：
先父生活的时期，是中国从一个教育制度本来是封建科举，后来以教会学校为代表，简短学习外国教育制度，然后转变到中国人自己办学的时期。我父亲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来做学校管理的。
从30年代始，到日本人占领以前，在梅贻琦领导下，清华在旧时代的大学中进步是最快的。
那个时期国立清华大学受到当时政府的严格管理，教育思想也有很多的条条框框。但清华由于它特殊的地位，它有庚子赔款的资金，它也有一大批受过西方教育的教授，所以总的来说，办学方式比较民主。
梅坚持“民主办学”。民主办学，有一条就是“教授治校”。
当时教育部的意思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就是教员只管教书，不要管大事。清华当时就抗拒了教育部的一些规定。教育部也因为清华有这个资金，工作成绩好，所以没有撤换校长。清华坚持着“教授会”“评议会”的制度模式，这是它迅速发展的一个要诀。
梅贻琦同时强调，学校要搞研究，搞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这个也是从西方引进来的观念。清华取得成绩跟这个很有关系。所以著名的国学研究所在清华成立了，王国维等都是全国顶尖级的大师。
还有一点，它很注重实用，讲究科学。
在二三十年代，中国有很多学者提倡科学。但他们从哲学的角度，利用科学的方法来追求他们所谓哲学上的道理、真理，是从一种学术层面讲究科学。像胡适、蔡元培都走过这样的路。但是我父亲，他认识到科学还不是那么空虚的东西，是很实在的；像国家的建设就少不了应用科学。清华在30年代也是推行工程学教育最积极的一个学校。因为它有这个条件，经费比较多，所以建立了工学院，建立了很多工程的系，培养人才，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时期。
清华模式的开创，自梅贻琦而定型，此略晚于北大风气的开创者蔡元培。但也给清华留下很大的空间。当北大把文科特色发扬尽致，清华担当了中国工程学的前驱。
在“七七”以前，清华是一个黄金时期。虽然日本人已经在山海关那里，压力已经在，不过有那么七八年相对平静的时期。清华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抓紧时间发展，即使强敌已经迫在眉睫。这个意识，对今天的中国人依然有用。
有了这厚实的积累和清醒的办学理念，梅贻琦后来注定要承担任重道远的使命。
于是清华大学在日寇入侵北平时，有了敏捷的应对。此由于梅贻琦校长的远见卓识，同时也依仗了清华校内非常清晰和高效率的机制与作风。清华是一个行动的实体。
梅祖彦说：“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人侵占华北。它攻打卢沟桥已经不是很突然的事情了。从1931年占领东三省起，日本人是一步一步地往南边来蚕食中国的领土。那一年我十二岁。大家都觉得这是要打仗了。很震惊，也很恐慌。”1937年，当危机还潜伏在北平城外，梅贻琦校长已经开始转移物资。在梅校长安排下，“七七事变”前到山东实习的工学院师生带走了尽量多的设备器材。2001年5月，我见到当年土木系主任兼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先生，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
时值清华校庆，阳光明媚。一群当年学子，皆已白发苍然。大家围坐在老师的小院里。我问起当年事，施嘉炀先生仍然清楚地记得：去山东实习时，梅校长叫他尽量带走工学院的器材。以后战事爆发，他们就没回北平，而直接把器材带到了昆明。
施先生连连点着头，往事在他的眼神里。而施夫人知道我从昆明来，对我说起，敌机轰炸时，她在昆明的防空洞中生下孩子的事。
清华大学设备与图书的大撤离，实际从1935年就开始了。后来这些直接从外地运到昆明的器材，成了西南联大工学院最重要的设备。工学院成为联大设施最完备的学院。
梅贻琦做好了在战乱时期保全大学的现实准备。最终他挑起了西南联大坚守昆明八年的真正校长之重任。他是一名和这艘大学船舰永不分离的船长，无论风平浪静还是狂风巨浪，他看着前方、把稳船舵、指挥船员、镇定若素。
2001年5月，在清华狭窄的教师楼里，我访问当年工学院的助教董树屏先生。董先生是参与当年清华进行物资转移工作的一个重要人物。那时他很年轻。他说：“清华是庚款办的，所以有钱。它把一部分轻便的设备、图书，运到武汉。我那个时候是工学院的一个教员，还有别的系的，就收拾这些物资。从1935年一直运到1937年。”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细节，见证了当年清华大学对日寇入侵清醒的直觉和超前的防范措施。
1934年，董树屏从沦陷了的东北来到清华。这位流亡青年，就成了清华梅校长在撤离学校器材时的得力干将。在董的弟子中，有诸如王希季这样的“两弹”元勋，然而他给人的感觉依然那么质朴，如同他走出的那一片广袤原野。九十一岁的高龄老者还保持着那种虎虎生威的东北人气质。他向我直白地讲他的出身、经历。这些题外话其实很重要。董先生是那个时代中国最大多数贫苦人民的一个缩影。正是这样的人民，支持着中国的抗日战争。
作为东北农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长子，董树屏从七八岁就下地干活，在田野收获之后去拾那些遗落在地的粮食。为了让后代不再那么苦，家庭把长子送入私塾，又送进小学，一直供到东北大学。在他二年级时，遭遇“九一八事变”。对董树屏来说，最重要的一课是日本的入侵。晚年的他说：“终生难忘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横行霸道，历史上讲过，但细节很少。董树屏所在的学校在“春游”的时候，到一个地方游览，学生自己带一个小手包，装着洗漱用具。日本人硬要收他们的行李费，还把校长打了，非让校长认错并照样交费。董说：“我自己个儿矮点，宪兵队把我也给抓进去了。没打死？那再打。那个时候叫‘灌洋油’，洋油就是现在的煤油。回来以后，校长说：我们有理，我们要去告状。但回来还是不了了之。当年中国希望‘国联’，就是类似后来联合国的组织，能主持公道，但是不可能。”
亲身受到个人的凌辱和民族的凌辱，董树屏认为对中日这场战争不应该轻描淡写。
1931年时“九一八事变”，我在大学，那个炮弹打在我们身边……他可以骑马到学校里面横冲直撞。不管你是不是在上课，就横冲直撞。他不讲道理，那种殖民主义思想，如果不像我们亲身感受，现在的年轻人认识不到。
戴着东北流亡学生的帽子，他到了天津念大学，到南京、上海一带去宣传抗日。宣传国共联合：“共产党我不认识，国民党我也不认识。希望联合起来，收复失地。但当时是一场空，没有用处。”
山河之痛、家园之痛在董老身上有切实而又深刻的烙印，时光的流逝对他的影响不大。
董先生给我看那立在台灯前的一个小镜框，那里面的照片是张学良。“后来我到了北京，去看我的校长——我的校长就是张学良。他讲，我是军人，我得听上边的。听上边是听谁的？听蒋介石的。所以张学良背罪很长时间，被叫作‘不抵抗将军’啊。”
张学良安排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在关内继续上学。“东北大学一片纸都没有拿出来，他说：你们要上哪个学校念书，我可以让你们去借读。后来我就在北平大学工学院，下午上课，上午做军训。”董树屏在军训中的射击成绩总是优秀，还获过二等奖，也从军训中练就了一个结实的身体。“军训完了以后，张学良说：我需要武人，我也需要文人，你们是文武双全的。”
当年那个时代，东北学生走的两条路，一条就是到东北抗日，牺牲了。董树屏说，他的同班同学当空军，跟日本作战都牺牲了。而他走上“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之路。
张学良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大陆电视剧中。而我那年过八旬的母亲就会唱起当年抗日救国歌曲：“打死将军张学良，头戴一顶洋毡帽，机关枪，还戴手表。”
这是一个花花公子形象。“打死”他，因为不抵抗。
跟她解释，为张学良开脱，都没用的。她根深蒂固的就是这个观念，当时她还在滇南读小学，也上街去宣传抗日。
至今我也没搞懂，为什么北大营的军队要放弃抵抗？在东北放一枪就比全体东北军逃跑出自己的故土更难吗？
在史料上看到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敌我悬殊之下进行着“宁为玉碎”的战斗，志士们在冰天雪地之中没吃没喝没武器，总是会想到张学良当年“东北王”的拥有。丢弃了数百架飞机和聚宝盆似的黄金、重工业、兵工厂的张少帅，面对这些英灵岂能无辜？
相形之下，在政府发布学校撤离的命令之前，清华校长梅贻琦却能够先知先觉，利用实习将物资转移付诸行动。这批物资后来成了西南联大的家当。
清华的敏捷，使人想起《论语》所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梅贻琦临危不乱，应变有方，开始显现出他“中流砥柱”的伟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