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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南迁”的历史之前，先来说说“七七事变”前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状态。因为此后的联合大学，其风气、构架、精神与物质的基础，都源自这三校的战前状况。
三校各自有着深厚的底蕴、人才与教育信念，因此相辅相成。在联合大学中，它们依然延续着自己的校园精神。正是这种引以为骄傲的传统，使三校联合办学能够历时九载。
三位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就是后来的联大“三常委”，人称“都是君子”。大战临头之时，各有风范。他们对学校踏上南迁之路，在战火中几经辗转，定夺于昆明，均有贡献。
“三校长”中最年轻的梅贻琦，临危受命，成为西南联大在昆明实际上的校长。
而从战前应变的举措中，可见出，梅校长已做好了任重道远的准备。
2009年中秋节早晨，台北阳光明媚。我们摄制组来到一条老巷，拜访刘长兰学长。
见庭院紧窄、古朴、种兰，室宇蜿蜒，家具有明清风格，这里仿佛是一个北平寓所的缩影。墙壁上的镜框里全是优雅的画作与字幅，其中有当年联大导师梁实秋和叶公超的字画。
九旬高龄的刘学长坐在客厅的椅子上，容颜秀丽，衣着雅致。
刘长兰，祖籍安徽宿县。
刘学长才气横溢，开口就说：“记得少年春衫薄。”果然北大气派。
她说：
我是北大的。“七七事变”是1937年。我是1936年入学，进去了一年，就赶上“七七事变”。那时，我已经在北大一年级了。
刘长兰进北大一年后，学校南迁。她领略到了那个年代最后的校园风光。
斗转星移后，刘长兰的讲述，依然令人可以感受到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北京大学的风范与精彩：
那时北大连校园都没有。北大就在故宫的背后，占了故宫以前不太用的房子。
比如女生宿舍就是宫女的房子。我们就住在那里了。
旁边有西院，西院是理学院，那原来是里面的一个宫廷，房子都是旧的房子，北大拿来用。整个的地区叫沙滩。沙滩就变成北大的校园的占用地。
旁边的小馆子也打开了。因为学生，吃饭的地方多了。也有一些别的，理发店啊。有一个理发店，它很得意，因为胡适在那里理过发。
环境很散漫，但是又有一个核心，像一个桃核似的，核心是北大。
那一块地方，是北大的，即便没有正式的校园。
她讲到北大校舍与校长、校风、教授、学生有一种“散漫”的特点，此值得一考：“以前北大崇尚绝对个人主义，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己。所以北大从来开不成全校的大会，一说开会，两三只小猫。”（这是刘长兰学长诙谐的谈话语调，指来的学生很少，并且都是些不声不响的、不重要的角色。——作者按）
当年也有激进的同学，想要发起“运动”、组织之类，但在这个散漫的校园中，既不会被制止，也没有多少激烈反应，人们还是各自安然。“我们进去的时候，听到北平的一个传言，都说‘北大老，师大穷，清华刚刚好’。我们不甘心做这个‘老’。我们班里面，有一些积极的同学就发起一个‘新北大运动’，要把北大改得新一点。”
第一件事情就有一个全校出去游园。第二件事情是全校开一个大会：
一说要开全校大会，没有地址。校长是蒋梦麟。蒋梦麟就跟故宫博物院的人说，我们要借用故宫的一块地方开个大会。故宫就说：那好，你们隔间就是煤山，那有个小山坡，这个园子给你们用好了。
煤山，明崇祯殉国的地方。我们全校大会在那里开的。
因为有个“新北大运动”，所以来的人比较多一点，但是也不是全体，尤其不会像别的学校点名，你到了没有？没有，随便三五个。这个一堆那个一堆。
从刘长兰入学到我那一代人入学，经历了半个世纪，其中有无数历史的不如意，与北大精神相逆的事情挡不住地发生了。
庆幸的是，在我进北大的时候，时代风气回转，一批老教授们都出来讲课了。在我们77届、78届，也有一些原来社会上的民主分子。于是校园又有点儿旧时气息了：也是上课不点名，爱上不上，考试照样是“优”；也是开大会，人不齐，想睡午觉的就继续睡，一个宿舍去一个人，回来说说。
刘长兰说：
校长是蒋梦麟。蒋梦麟一直是很瘦的一个人，虽然肚子里装了很多书，但是人还是很瘦。他这个脖子拉的皮很长。我们就开玩笑，说这个校长脖子那么细，断了怎么办呢？
他说话很慢，声音小，可是送得很远，我们都能听到。最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北大要加强的就是外语。你们要注意，以后外语不要成为北大的一个缺陷。虽然我们刚开始，但是现在有很多很好的外语翻译都是北大出来的。我们要维持这个精神。”
他又说了一句：我们不随时上路。这句话听清楚了。慢慢的，有些同学站得离大门口近的，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就走了、散了，这个大会就很简单地开完了。
“新北大运动”，虽然没有实际行动，可是对于有些人也引起一些注意。胡先生，就是胡适，关注了。
那时候在北大不喊谁是什么博士、硕士，“先生”两个字是最高的敬意。
胡先生当时还没有在北平。有人就告诉他，有这个“新北大运动”，他说“好啊，看他们怎么运动法”。他的意思，就是希望不要出轨。
激进的学生认为：“北大要做的是在这个社会上更显著，不能这样平平淡淡的。”
学校里已经感觉到这种气氛。有同学认为，北大的人不能这样老气横秋，说“北大老”就是有讽刺的意思。这些激进的学生在外面有所联络，想有新的组织在北大中出来。
“但是没有教授热心这种事情。”
学生永远是被当作孩子来看待的，即使他们涉及了政治：
像蒋梦麟蒋先生这些人，永远是天塌下来了他还坐在那里，稳重如山。闹了很多地方，他还在看他的《资治通鉴》——“有什么问题吗？”顶多问这样一句。
教授是各种人都有，谁也不干涉谁。
当年我在北大上学时，最好的一点，也是学校领导见怪不怪、处乱不惊，总是往好里去判断学生。这有些老北大的风范。
别的学校照着教育部的规定，从大一念起，像课程是大一的国文、社会学，或者自然科学什么的。但是在北大，校长和教务长一商量，考进大学不就是考了他们高中的程度吗？他们能考进来了，说明那些书都念了，都及格了。为什么进来了还要重读一遍，浪费时间？
他们一下就决定，北大的课从二年级念起，不用念大一的。我们轻松了，等于少浪费一年。
对于课程，学生有革新的要求，在“新北大运动”的影响下，北大的课程跟别的学校不一样。
教授上课都不点名的。一位历史系的教授，他不点名。教务处通知他说：秦教授，上课要点名，不然学生都散掉了。有的来，有的不来，影响他们的成绩。
这个教授说：要我点名啊？我教书还要负责点名啊？那时候他就给画一个“全到”。全到了！那到了下课的时候，教务处的人到每个科室去收，到这儿一看：“全到”了！
后来有人就告诉教务处：这些教授你不能让他做什么，他高兴点就点，他不高兴点也不要紧。你要他点也没有用，他就永远给你画个“全到”，你怎么办？
所以那个时候是很自由的。
上课不点名这个事，我上学的时候亦然。老师只点过一次名，就是为了对照一下，认认人。
现代文学史课，我就从来没有上过一节，到毕业才见了当时教课的系主任严老师。可是老师绝不会因为你不到他的课堂，而惩罚学生，我照样得“优”。而另一位系主任孙老师，我也不大听他的课，因为我搞创作，他却替我推荐发表小说。发表之后，古典文学倪老师还在我的试卷上题词祝贺。
这就是北大之风，不拘泥于上课，老师关注的是学生才华的发展。
因为我们念的课是二年级的课，有的学生就说，我们也听听三年级的课嘛。
所以听课的风气很盛。既然不点名，我们到别的系里听一听也可以。
当年，在街面上路过北大的人，一看，到北大了，今天他们有哪一位教授讲授啊？一看某某名教授，他们就到课堂上来听课，也没有人管。没有人知道进来了一个校外的人。
我们北大没有校舍，没有校园，后来就盖了一座红楼。
红楼是北大唯一自己造的房子，就在最前面。红楼后面有很大的广场，有时候有一些体育运动在那里举行。这个广场后面是地质馆。
地质馆是北大的一个特色，那个时候有地质课的学校还很少。
在地质馆再靠后面一点，是四年级的学生宿舍。这个学生宿舍后来就有很多人住。因为里面住什么人，学校也不管，所以有很多人就跑到那里。
后来到了昆明，西南联大的男生宿舍，也是这样一种“随便住”的情况。同学经常带自己的熟人来，找一个铺位，就住上一段，与战前的北大同观。
喜欢北大的人很多，很多人考不上。考不上就住在旁边，那个时候叫公寓。
北大宿舍的周围布满了公寓，那就是一个民宅。北平的房子都是几进，一进、两进、三进。一进房子，有堂屋，有中间屋子，有旁边左右。
公寓，就是利用学生在那里住的需要，有旅馆的性质，它代包饭。北平公寓你可以吃住都在那里。在我们附近这些公寓都很多了。
考不上北大，没有关系，住在公寓里头，见天去听听课，也跟到了北大差不多。
北大的散漫至今未根除。这散漫有好处，好处就是包容。
在我进北大的时候，北大校园外面的民宅也是大片地租借给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旁听生。
这时候北大已经搬到了西郊，那些出租的住宅也有些村落的味道了。我们那个时候的好处是，随便一走就到了圆明园，在横七竖八的末代巨石下面，芳草萋萋，学子们就躺在山坡上看书和发呆。那时，校外周围是田野、荷塘。虽然校内有未名湖，但很多同学的恋爱都是在那里进行的。自由这东西，还是与天地自然比较近。
刘长兰从少女时代就是一个心高的人。她说：
很多人考学校的时候，报名是从最难考的北大、清华、师大这几个学校开始，一直到给钱就可以上的学校，比如民国大学。最后肯定能考上一个。
我考的时候，我不要这样。那个时候少年气盛：我要念北大，我就考北大！别的学校，考上我也不上。
她得到父亲的支持：“我的父亲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也是追随国父的。”
上北大究竟有什么好？能学到什么？刘长兰道：
有一本书写老街道、老学府。他提起北大，就讲：在北大，上课不一定点名。那么同学来上课也可以，不上课、过几天再来，也可以。就有人问：这样一个大学，最后他毕业能学到点什么呢？
这本书说：每个人都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简单一句话就是：在北大学到了一个独立的人格。
在北大校园，由于提倡自由自主，师生相互尊重，所以学生的信心大增，自我价值彰显。这一点，我亲身感受过。我有一种感受：到了北大，自己仿佛换了一个人。人还是那个人，性格、说话都还是我，可不知怎么着，忽然间我就被认可了。在这样的氛围里，学生得到认识自我和发展的空间。
在北大学到了很多。比如对于国家的热忱和支持。
北大人关注国家，有人说是因为京师大学堂后面就是皇宫，有“齐天”之感，不像一般国人那样，是抬头向上看的。我在北大的时候，同学们提起国家领导人，都好像是熟人，净叫些外号。记得一群女生在说“邦邦”，听了半天，我才知道那是国家首脑。
北大那里，同学上课不上课，是没有关系的。教授跟同学之间，大家见面笑笑，点点头，彼此心照不宣——你跟我想的一样，我们不必说在嘴头上。所以北大就是这样。
北大人有一种心照不宣的认同感。这在我们那一代还是很明显的。毕业许多年，大潮之中，彼此在干什么，会干什么，大家心中都有数。一方面很涣散，但有很高的“北大原则”，如果你违背了，那么后面的小学弟们可以宣称，驱逐你出校园，不认你是校友。这种事情，我亲眼见过。这个北大的传统，它是神圣的。
北大的教授也都很随便，穿戴也不是西服革履、金丝眼镜，没有这一套，都很随便。
但是他们有他们的个性，有他们的学识。像梁实秋，他除了正式场合是穿西服外，平时都是中式衣服。但一看就是一个儒士，不是普通人。连街上蹬三轮车的，都知道这位先生不随便的。所以北大的人，给人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就是：他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我们北大人出门跟清华、师大就是不一样，一看就是满不在乎的样子。
同样的话，别的老学长也对我说过。到了西南联大时期，三校虽然联合了，但是学生的风格迥异，一看，就知道是哪一校的。我忽然联想到：李白、杜甫、苏东坡。他们三人的诗歌，懂诗的人是不会搞混的。这三校的风格，懂得大学的人也不会搞混的。只有局外人，才会觉得都是一回事。
今天，现实中的北大，正在被当作某些人、某些事情的操作平台。利用北大的历史声望，“居高声自远”，许多违背北大精神的人与事在这里扬扬得意地上演着。
然而我和许多人愿意相信：老北大就像是一坛百年陈酒，酒底子是倒不尽的。它的醇香是遮挡不住的。一逢机遇，就会喷薄而出。在我短暂的生涯里，已经遭逢过几回。有很多人、很多事，显示了这种力量。在那些经典时刻，北大，不再只是一座学府，它已经成为我们灵魂的信仰。
九十多岁的刘学姐声称：“我生为北大人，死为北大鬼。”这个心结，我也有。离校几十年了，我依然生活在“北大人”这个温暖而又值得信赖的人际圈子里。师友之间用我们熟悉的法则办事，在我们之间永远存在一种认可，我们中有一个北大氛围笼罩着，这个“影子北大”并没有消失。
北大散漫的风气与校舍的散漫状态，保留有一种古老中国的文人遗迹。这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书院的传统。北大前身号称“京师大学堂”，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都是各自寒窗用功，时有交流、云集、比试、求师、问友的活动，但总体还是个性化的学习。而清华校园生活，基础上是欧美化的，个性自由也是欧美式的，与北大不同。整个北大就是中国文人式的涣散云集。它是一种文科式的思维型管理，注重精神；而清华则是理工型的逻辑式管理，注重团队与行动。在后来战事的应对中，北大的行动滞后于清华，这也与学校的精神构架有关系。
1937年夏天日寇訇然发动的大战，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对时局估计不足。
蒋梦麟在1948年随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岛，写了《西潮》一书，后来大陆亦有出版。书中回溯：
战神降临北平时，我正在庐山。蒋委员长在这华中避暑胜地召集了一群知识分子商讨军国大事。有一天午后，天空万里无云，树影疏疏落落地点缀着绿油油的草地。蒋委员长曾经为他的客人们准备了许多雅洁的房子，我吃过午饭正在一幢单开间独立的宿舍里休息，一面眺望着窗外一棵枝叶扶疏的大树，一面谛听着枝头知了的唱和。
忽然《中央日报》程社长沧波来敲门，告诉我日军在前一晚对卢沟桥发动攻击的消息。我从床上跳起来追问详情，但是他所知的也很有限。
蒋梦麟曾经认为日本将以缓慢的“蚕食”侵吞中国，这个判断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散漫成性的北大有措手不及之感。
北京大学当时由郑天挺教授主持工作，正在准备夏季开学的课程表。
日本宪兵搜查北大办公室，发现抗日宣传品，借此进驻北大红楼；维持会查封了北大二院。北京大学变成了日寇关押拷打爱国学生的地狱。
庄严学府，一向傲然的斯文、尊严、浩然之气受到巨大挑战。
蒋校长对于战事的滞后反应，代表了当时多数中国人中国式的思维。和平善良的人们无法估计，日本竟然置国际法规与道义于不顾，悍然长驱直入中国腹地。
蒋梦麟后来碰到了一个老学生，他曾经被捕坐了两年牢，被送到北大文学院去受过“招待”。敌人把凉水灌到他鼻子里，使他晕过去。日本宪兵上村告诉他：“北大应该对这场使日本蒙受重大损害的战争负责，所以他理应吃到这种苦头。”
在历史文明中受惠于中国的邻邦，却堂然执有这样的逻辑，这就是日本人；表面彬彬有礼，而出手往往令中国人猝不及防。
日本民族表面上与中国有很多相似的文雅，而其深层性格，却与我中华道德人性迥然相异，这值得后世研究，引为教训。
女孩子的尖叫和男孩子的呻吟，已使中国历史最久的学府变为撒旦统治的地狱了。
1937年夏天，就在抗战爆发的第一时间，中国当局即刻做出了迁移大学的决策。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撤出沦陷区，到大后方去联合办学。《西潮》：
与北方三个大学有关的人士正在南京商议学校内迁的计划。大家有意把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从北方撤退而在长沙成立联合大学。胡适之从南京打电话给我，要我回到南京商量实施这个计划的办法。我经过考虑，勉强同意了这个计划。
蒋梦麟回家乡去见老父，告别老人家。儿子的临别之言是：“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老父闻之目光炯炯。蒋父在送走了儿子后，退避深山，兹后，在对儿子和胜利的盼望中辞世。
这是当时上演在中国父子两代中的普遍壮剧：老的一代为国尽节，少的一代为复国继续奔走。多少无名的、有名的父子都这样作别了。从文人、军人到农夫、市民，从有记载的到无记载的，这是中华民族在现代史上的一幕壮别大戏。
千秋万代，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延续着自己的血脉和信念。
学校在战火中连续转移，两易其地。到昆明安定下来，蒋校长就告别了学校和教育界。
纵横恣肆的一本《西潮》，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该书的时候，沈君山教授写推荐文章，称它为蒋梦麟的“自传”。他们是世交，自然此话不差的。然而《西潮》却又不以蒋梦麟自己的职业生涯为中心，其中写到学校的部分极少。蒋梦麟在北大的任职，是他人生成就很重要的一笔。可以说，北大从京师大学堂的旧体制转型成一所现代大学，正是在蒋梦麟管理下完成的。
但在此书中，蒋校长却没有围绕自己的角色来写。他真的做到了“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书中写西南联大，只是融入战争中的中国这一宏大舞台上的一颗棋子。蒋梦麟的视角特点，是总要超越个人所任职务和所在部门的范围。他对个人经历过的地域进行全方位的扫描，常常联系国际与世界，文笔所至，囊括经济、政治、人文、地理。《西潮》这本书，其实是写一个知识分子放眼看中国、放眼看世界，寻谋自己和国家民族出路，命运漂浮不定而又充满自由气息的思考历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