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哲人说：“人生就是选择。”

在“国难”面前，很多人的选择，最终构成了一个民族的选择。

1937年夏天，“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对中国发动了大举进攻。

然而，在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眼中，这反而是“好事”。闻一多在信中对妻子就说过这样的意思：

“七七事变”意味着中国的全面抗战必须爆发了，那种苟延的耻辱局面从此结束。是生还是死，已经不容再回避。

入侵者自北而入，随着北平古都的沦陷，机关、学校、各类事业与团体开始撤离，形成滚滚巨流。在中国大地上，你可以称为“逃难”。然而，这些人不仅仅是在逃，他们带走了大量的设施、书籍以及一切为民族复兴所必需的物资与人才。他们是怀着在另一条战线上献身的斗争意志离去的。

人们暂时地让出了自己的家园国土，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这个民族生存的信念和力量。

国家还在。人民在，信念在。

这就是“南迁”。

在这滚滚的巨流中，北大、清华、南开是一群特殊的团体。

这三校，本来就是中国教育文化的领军团队。他们直接受到最高层的关照与指挥。三位校长与蒋介石及高层人物都关系密切。三位校长之间有着亲密的学缘关系，感情、信念牢不可破。

日寇入侵前夕，这三所最高学府都正在进入它们的黄金时段，不仅有着卓越的领导人，体制已臻完整，校风各自鲜明。其勃勃生机，可谓后世无及。

在西南联大校歌里，将三校南迁的过程列为：“辞宫阙”“驻衡湘”“在山城”。

这样划分是有其历史内涵的。这是一个地理转移的过程，一个空间与时间的路线；而在这窘迫的过程中，完成了这群学人在观念、精神和相互关系上的磨合认同；完成了他们在国难面前的精神转变与文化抵抗的准备，从而为下面的八年坚守，打下了一个充分坚实的基础。

国难逼迫中国高层知识界走出象牙塔，踏上重归民间的文化之旅。当史家陈寅恪怀着丧父失家的哀痛，随学校来到滇南重镇蒙自时，他写下了“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可待来生”这样悲观的诗句。这里面既有国力战况现实悬殊的原因，也有作为一个近代世家所承受的历史悲凉感，和陈先生在撤离时丧失典籍、眼疾危重的沉痛悲愤。

而南迁，终于没有变成“南渡”。

陈寅恪过悲的预感并没有成为现实。20世纪在中国发生的战难，最后以国际性的大胜利为结局。后人于是把光复后的返乡，按陈先生的诗句称为“北归”。

抗日战争，一面是遍及北中国的南迁，一面是中国正在走进时代大潮流，通过对自身的调整和对古老资源的整合，终于与世界上最强大最优秀的国家并肩为反抗法西斯而战斗，直到最后胜利。中国，因为将士与人民的英勇战斗，而列名于《波茨坦宣言》中四大强国之一。

这是中华民族在现代遭受武力灭绝的一次记忆。

“南迁”值得回忆：国难耻而不辱，学风历难不衰。这些都是当代无可企及的。

南渡的噩梦没有重演，但历史的阴影却没有因为抗战的巨大胜利而离开中华民族的天空。短暂的喜悦后，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了内战和新的劫难。中国大学、中国知识分子在后来的年代里又几经流离、劳役和家破人亡之难，但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如“南迁”这样壮观、豪迈、英勇的大潮，这样对民族创造出重大功绩与道德楷模意义的大潮。 P0zzZYpvryXC2BtY5Red0+iGHj/WJHCn183WfihJyFi1fEhdw4TqFt1f9xhYsER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