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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兰提及了一个细节：
我后来是从香港转越南过来的。那个时候叶公超还替我们“把守”香港，生怕大家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在那里租了一个小屋子做办事处，就是叶公超替大家服务的地方。
叶公超先生是刘长兰最景仰的英文系教授：
他的英文是连丘吉尔都佩服的。丘吉尔怎么佩服？叶公超只是一个办事人员，但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为一件事情他拿了一份文件去跟罗斯福说，说这句怎么样。丘吉尔在旁边听到了，等他走了以后，丘吉尔跟罗斯福说：这是个中国人吗？罗斯福说：你听他英文好是不是？中国人有很多英文好的人，你不要看不起中国人。因为丘吉尔是看不起中国人的。从此这个叶公超的英文是给定了位了——就是丘吉尔都不能超过他。英国也有口音的，南部的、西部的、伦敦的发音，很有差别。但是他们会听的人一听都听得出来。
有一次在台北他介绍中国的绘画，美国人请他的，我也去听了。外国人，有一个女的坐得离我隔一行，在我后面，我说：你对中国绘画有兴趣吗？她说，我要听你们的叶大使，我要跟他学英文。我看她显然是卷头发族。她说他的英文很好，边说边翘大拇哥。
在学校大迁移的时候，叶公超成为师生们在香港中转时的联络人。那个时候的教授是替学校当家的。教授与学校是一体的，教授一切的长处、关系，都可以为学校所用。这些教授的才干和能量很大，时常可以参与社会大事。叶公超就是一位入可“教”、出可“仕”的博学多能者。
那个时代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少。像叶公超这样在联合国任职、令英美首脑刮目相看的教授，今天大陆的大学里面恐怕难寻了。这样的教授站出来，替学校师生办理在香港购船票一类的事务，真是“杀鸡用牛刀”了。但叶公超和当时的人们并不这样看问题。凡是学校的事情，教授都得当家。
学校南迁，是个大流程，一路下去，路线复杂。种种沿途的安排照应，以及突发情况，都是教授们在那里替学校操心、操劳、支撑局面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关系、这样的“人和”，恐怕学校师生要平安地、按时地在战争中到达昆明，会变得极为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