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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等待着陈省身先生归国。我知道他已经选择定居母校，南开大学告诉了我他的行程。2000年春，他果然如约而至。
走进南开一座二层的湖畔小楼，陈先生正在客厅里等我。然后，我们一起上楼，到他的小书房里。谈笑风生的他，说着就从轮椅上站了起来。看我很惊讶，陈先生告诉我，他坐轮椅，并非腿疾，能站也能走，“主要是省劲”。
对于强烈专注于大脑与精神活动的老年精英，为减少其他的消耗和分心，延长生命的活力，这个选择是十分明智的。陈省身说：
我是南开的学生，然后进清华大学的研究院，1934年毕业。毕业之后，学校就送我出国。一般清华学生出国都是留美，我愿意到德国去，所以我到了德国的汉堡大学。
汉堡大学我是1934年去的，1936年得到学位。1936年到1937年去巴黎大学。1937年抗战开始，清华要我回来，在数学系做教授，所以我离开巴黎，先到美国（我愿意到美国走一趟），然后1937年8月到上海。
祖国在战火中，学子远程归来。在奔赴云南的路上，人生的内涵际遇是如此丰富。
那个时候抗日战争差不多已经开始了，上海已经“八一三事变”了。当时我坐的是加拿大的船，停在上海外头，旁边都是日本兵船，正在打上海。这个船就没有办法靠上海，结果就靠了香港。到了香港后，学校跟我讲：去长沙临时大学。所以我到了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没有几个月，后来局面也不能支持了，学校决定搬到昆明。
陈省身听命于学校的安排，从欧美那和平繁华的世界来到了被日寇围攻的上海，又到了被战火追逼的长沙，而后去的昆明。陈省身解释了他这样做的自然而然：“我们那个时候都痛心于祖国的弱啊，恨日本侵略啊。但是一个念书的学生，也没什么很具体的办法，所以先回来再说了。”
西南联大拥有大批的留学生。这些出洋见过大世面的人们，在抗战时期留在国内。这有什么意义呢？陈说：
我想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在清朝倒了之后，政府没有一点方向和目的。
以后出了这一群在国外念过书的留学生，他们实际的贡献不一定都很大，但是在观念方面，认为中国是可以变成一个伟大的国家、独立的国家，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日本在中国的侵略，中国很多当政的人，比如像王克敏、梁鸿志这些人就做了汉奸了。汪精卫倒是相当有学问的一个人，他也要跟日本合作了。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的前途是没有信心了、完全丢掉信心了，就觉得中国的发展只能靠日本人的支持。但西南联大的这一群留学生，觉得中国是可以站起来的。这是很不得了的，是最基础的贡献。
信心，或者说，信念和信仰，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起点。不一定你留学回来就有专业方面的建树。但是你的眼光，你的抉择，却在国人中起到典范的作用。因为你是看了世界之后回来的，你怎么说，事关重大。换言之，国人最需要的是你的眼光、你的判断，需要一个吹过西洋风的中国人，来替中国人盘算。
陈省身完成了对于数学的卓越贡献，一生都没有忘记一个留学国外的人对祖国所肩负的责任。
当今大学生纷纷赴欧美、日本留学，而莫不争获“绿卡”，抛乡去国。连家中老父母亦不及顾念，丢下多少“空巢”？假如国家有难，他们能否回来共担？
半个世纪过去，从美国归来的陈省身先生，清楚地追述了当年撤离长沙的路程：
我从长沙到昆明，那时候最短一条路，是经过香港，到越南的海防，从海防到河内，河内有一列滇越路的火车，到昆明。那是1938年年初，我们这列车还有些别的人，包括蒋梦麟校长，我是跟他同一个车从香港到昆明的。他是有学校行政责任的，我只是一个教授，所以我路上的工作不多。
在学校搬迁决定后，蒋梦麟经由香港、越南，进入云南，到达昆明，充当先行探路者。学校的一部分院系先安排在滇越铁路的重镇蒙自，也是出自他的提议，是他在沿途发现了南湖畔这片幽美温馨的小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