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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三校师生在简陋的长沙临时校舍里开学之后，随着战事迅速发展，一批学生从长沙参军了，奔向抗日前线的战场。
在台北校友聚会中，我见到原北大化学系1935级的学子孔令晟。
他告诉我：
我没有到昆明。我们先到长沙。我在长沙临时大学参加抗战走了。那时离开的人很多，都是很优秀的。
孔学长直接到前线去。
在台北一条老街里，我造访了原清华土木系学生冯钟豫先生的家。
冯先生对我说：
在长沙时，很多人从军去了。那时候从军的一个路线，就是从长沙一直到江西，那里有一个工兵学校。就有很多学工程的人到工兵学校去了。
与此同时，在长沙的“临大”师生们的集体中爆发了一场又一场的激烈辩论。
任继愈回忆道：
同学们在长沙很不稳定。因为前方打仗打得很吃紧。长沙离上海很近，离南京也很近。这个战况，节节败退，同学们急于上前线。这个心情，大家都有。同学们中间，与老师之间，就经常发生辩论的事。仗怎么打？国难当头，咱们是不是还应该念书？
钱穆也在那些争论的人群当中，他就说：
同学们，我有一个意见。大家抗日，上前线，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当的。咱们这个抗战不是说短期就完得了。念书，可不可以中断了？行不行？如果咱们在后方念书，没有那个上前线的勇气，那就不要在这儿念了。不能苟安！不管上前线的，跟留下来的，都是满怀激情。学习也是救国。
任继愈说：后来大家有个共同的认识，就是：抗战是不是三五天，三五个月就完？要是不完，咱们是不是可以中断，能不能中断？该不该中断？
这个辩论，把“读书”与“从军”从个人选择提升到了一个大的格局，就是民族生存的历史格局。一方面进行血与火的抵抗，一方面有一些人要留下来，打造国家的未来。把这两者在一个“终极目的”下统一起来，把国恨家仇凝结在了未来。
未来的理想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不能弱下去，要强大起来。
现在具体的场景和对话已经难以复员，但是在很多人的回忆文字中都提到，这次辩论对整个“南迁”人群的波动情绪和急躁思想完成了一个洗礼的过程。
长沙大辩论，使得后方“读书”怀有一种卧薪尝胆的气概。把校园与前线的心沟通了，连在一起。责任明确了，各就其位。“从军”的事情先停下来了。
这也是对“南迁”这个巨大行为的一次思考和认定。这个历史性的大转移不是在逃跑，不是在苟安，而是担负着积蓄实力的深远使命。
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不必感到内疚，而是要“用上前线的激情来读书”，担负起为这个民族“百年树人”的任务，也从此开创了由战火所酿造的校园争论风气与民主氛围。
大辩论的结论，是每个人都心悦诚服了。这个共识与思想延续在后来的“步行团”师生身上，在他们的活动与文化作品中；延续到蒙自的“南湖诗社”；落脚在昆明西南联大的一进门的两面“民主墙”壁报丛中。
师生们“讨论时局”成为习惯性活动，敞开了校园的情怀，衔接到“五四”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