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衡湘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北大、清华、南开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校委会，迁往长沙。

蒋梦麟在《西潮》中写道：“我到达长沙时，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已经先到那里，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疼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

学校通过办事处和报纸发出了通知，于是在各地的师生们有了方向，立即行动，向长沙转移。

任继愈回忆：

我是1916年生的。当时，我念过三年级，该是四年级。前三年在北京，第四年就走了。“临大”是半年，昆明又是半年。我是北大哲学系。“七七事变”，正值暑假（我们7月1日就放暑假了）。那时我家在山东，回不来了。报纸上有个广告，说是北大、清华的学生到长沙去集合。这样我们就到南边去了。

台北的冯钟豫回忆：

我是1934年考的清华，1943年在昆明毕业。在1937年就赶上“七七事变”，日本军队攻进了北平。那个时候，二年级土木系的同学在外边做现场的实习。这次实习就是清华接受了山东省济宁县县长的委托，让我们画全县的地形图。工作开始没有多久，就赶上“七七事变”，又加上那年夏天山东济宁闹大水，我们工作就不能做了。到了8月间，学校就让我们从山东济宁到湖南长沙集合。

蒋梦麟将长沙联大称为是“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当三校师生各自寻路脱离了沦陷区，终于来到长沙开学，他称为“渡过惊涛骇浪”。任继愈谈到三校的合作时，回忆道：“周炳琳那时候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院长。他说：这三个学校合作，会合作得很好。他说，因为这三个学校的教职员工、领导都是君子。”

清华当时在长沙建有大楼。冯钟豫回忆：

清华那个时候在长沙市湘江的对岸，盖了一个研究所，预备做植物方面的研究。大楼差不多盖完了，我们从山东到了长沙，就住在那个快完工的大楼里。一直等到9月间，临时大学在长沙开课。上了一学期，就奉命往昆明那边撤退。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在南岳衡山设立南岳分校。蒋梦麟说：“虽然设备简陋，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虽然有限，阅读室却座无虚席。”

任继愈在长沙度过了一段生动而惊险的生活。当时他住在山中寺庙里，夜里听见虎啸。白天出去，在山路上看见树枝上有虎毛。但他兴致盎然，抽空把衡山、岳麓山都游遍了。南岳山上居然儒、道、释的地盘都有，都能够共存，说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是很强的。从那以后，他对宗教就有了特别的兴趣：

我们到了长沙以后，住得不太久，一个是警报太多，一个是地方不够，又搬了一次家，到了长沙后又搬到衡山，像文学院，都在衡山。那个时候我们这些流亡学生，无家可归，每个月就发八块半钱，吃饭；每个月再发十二块钱，叫作贷金。虽说是贷，也没说要还。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对许多大学、中学的学生实行“贷金”制度，保证了这些青年人能够完成学业。这项德政，功在千秋。

任继愈拿出一张珍藏的旧照片，上面是一个白衣翩翩的青年学子。“发衣服，相片里的衣服就是发的。一人发一件棉大衣。厕所很讲究，那个厕所山前的溪水往下流，流水上头盖了一层厕所，自然的抽水马桶。”台北的冯钟豫先生也说起这套衣服的事情，他一直带着到了台湾。旧物乃情之所附。两个人都提到这套衣服，长沙生活在他们的人生里难以磨灭。

冯先生的妹妹冯钟芸到昆明后与任继愈相识、喜结连理。2000年夏天，在南沙沟，阳光洒进屋子，冯钟芸那淡淡的话语里透出漫长的思念：

我1937年没有走，因为我父亲走了，我母亲生病。我有一个哥哥，哥哥也在外头实习。事变的时候没能回到北京，直接就到了长沙。所以家里一共四个弟弟妹妹，都交给我了。我一直等到我母亲好了，有了伴，第二年才开始去昆明的。

当时从北京乘海船到香港、到越南海防，再到的昆明，当时因为陆地的交通已经不通了。

两兄妹，同在联大，共一段经历，九年后，我才把他们的话衔接上。而此时，冯钟芸先生已经辞世。2009年春，我从昆明打电话告诉任继愈先生，说我计划去台湾。他在电话里说：“台湾的水利工程，很多是清华水利系的学生做的。”这其实指的就是冯钟豫，是以他为实例的。任先生曾将《西南联大启示录》光盘寄到台北。冯钟豫先生看时潸然泪下。

2009年秋我在台北见到冯钟豫先生时，任继愈夫妇已经相继过世了。在台北一栋陈旧的楼房里，我见到了冯钟豫先生。一见面他说：“你们这个运气很高啊，很多天都不下雨。”他说，自己入住敬老院已久，只是周末回到家中。儿子在美国，女儿也常出差，另有住处。然而在他带我参观这套住宅时，我却看到，他依然保留有儿子与女儿的卧室。床铺井然，使他们可以随时回来。这种对儿女的恒久与无奈的眷恋之情，令我顿时想起我的父母。

冯钟豫是那种可称为“蔼蔼君子”的长者，质朴、诚恳，有工科学者的厚实性情。他的叙述是所有人中最有序和最充实的，显然他做过精心的准备。

采访结束，他说，已经想好了，要在附近的一家火锅店请我们吃饭。那地方雅洁，吃的新鲜。饭后，冯先生又乘公交车回桃园，一身布衣，挎了一只布包，与我们挥手而别。 F1VDxVgF7Nx7Uzcm4XdLMPQv0MU3AwZRvVQbxfdJePR9YfIOGcSBCKPl0e1tRP/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