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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0年起，在北京南沙沟，我曾多次拜访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
任继愈，山东人氏，出身将门。因为父亲希望他能够继承韩愈文章，故取其名。任继愈在西南联大八年，从本科到研究生，后又在联大任教，自述“事情的前因后果，我是见证人”。“我就看着中国的这种民气是始终不衰，穷困是穷困，志不穷，人穷志不穷。所以骂人‘汉奸’是最重的一个词，比骂他祖宗什么的都还重。”
他这一番话，以古喻今，揭示了当年北方沦陷后，知识分子们纷纷脱离敌占区的深刻心理：
一个秦桧，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汉奸卖国贼，害岳飞。秦桧这个人考过状元，状元那是第一名，拔尖的。秦桧字也写得很好，求他写字的也不少。可是现在国家这么大，没有发现秦桧的字迹，没有一幅，国人不愿意保存它，这就是爱国主义。他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站错了，站那边去了，所以不齿于人类。
90年代，外国人有一个“寻根热”。秦桧有一个后裔在加拿大，就寻根。他是无锡人，就寻到老家来了。查来查去，发现自己就是秦桧的后裔。后来他不敢承认，他就说我是秦观秦少游之后，其实他是秦桧的后裔。他的子孙都不承认他有这么一个祖先，这说明汉奸是不齿于人类的。爱国主义从古到今就这样。
大家看重文天祥，他有气节，不当汉奸。文天祥也不是战功多么好，多么能打仗；治国平天下，他都没有施展。他当丞相的时候，国家已经快完了。他就“气节”这点站住了，就是有正气，大家都佩服他。
抗战中，人们逃难的时候，依然携带着祖先漫长的文明史和传统原则。
当年北平，也有留下的人们。任继愈先生对我提起一位教授刘盼遂。在他那淡淡的语气中，有一种深切的缅怀：
历史系一个教授，他留在北平，没有走。有人就劝他，劝的人也是学历史的，说：你看看这些历史，南渡以后，谁打回来过？你就别在那儿苦守了。你就跟这个伪政权合作、去伪大学教教书，别过这苦日子了。
这个人说什么也不干。这个人叫刘盼遂，是个历史学家，北师大的教授。他就卖点书、卖点东西来维持生活。苦熬了这么几年，没干伪政府的事，没做伪政府的教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投水死了，这人是很有气节的一个人。“刘盼遂是老清华国学院的一个学生，师从梁启超。”
后来胜利复员，大学返回北平时就有规定：凡留在日伪大学中做事的职员，可用；而在日伪大学中任职的教员，一律不得留任。可见做教员是必须重视“人格”的。这显示出“文化人”的一种标准，即：知识分子不仅仅意味着拥有知识，而且也应该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时至今日，这仍然应当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学界知识分子价值取向上的一个坐标。
在抗战胜利后的北平，发生了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把昔日老师周作人逮捕起来的事情。傅斯年做了公开表态：“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以担任教职。”
在法国，对于知识分子成为“法奸”的惩办更为严酷。伊安·布鲁玛说：“战后，比起通敌的商人和政客，附逆文人受到了更为严酷的对待，这一事实表明，许多法国人正是这么看的。比如萨特就认为知识分子比一般人有更高的使命。戴高乐拒绝免除劳贝尔·布拉西亚（法国维希作家）的死刑，因为就像他说的，‘在文学中，就像在所有东西中一样，才干与责任同在’。”
虽然人性同理，不一定受过教育的人就高出一层。但人们依然以为，对引领一个民族精神方向的知识分子，在危难时刻是有要求和更高期待的；这也与他们平时受到的崇敬待遇是一致的。
但是崇敬那些有贡献和德望的知识分子，这种待遇在1949年后开始淡化，直至“文革”彻底倾覆。这不是教员的损失，而是民族的倒退，是传统和文明的损失。“礼崩乐坏”，并没什么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