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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我看到过一本当年日军占领北平后，它的随军记者所摄的影集。里面的照片全是宣扬日本国威和中国民众如何被其压服的场面：军队穿过街道时，百姓屏息站立；城门口插着太阳旗，戴着猪耳朵帽的日本兵扛着上了刺刀的枪，穿着长衫的北平市民在向他弯腰鞠躬；日本军官在向北平民众训话，人们被迫手持小面的太阳旗，等等。
我仿佛面对面地感受到了他们侵占北平后的快乐和我们作为亡国奴的屈辱。
这本日军摄影集是国家图书馆的珍藏。那天，是任继愈先生让他的助理李劲取来，我们在馆长办公室拍摄的。任先生是有心之人。
其实，这样的东西也不合深藏，应该复制、展览，让警钟长鸣。
日本人常常逼着北平城里的人们为他们占领中国的城镇开庆祝会。在这样的会上，中学生邓稼先将手中的日本国旗扯碎，扔在地上，再用脚踩上。事后，有人特地向志成中学的校长提及。校长连夜来到老朋友邓以蛰家中。他说：“邓稼先的事，早晚会被人告密。这样下去太危险了，想个办法让他走吧。”
邓以蛰先生时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北大哲学系主任。在送别儿子时，他说了一句话：“儿啊，你要学科学，科学对国家有用。”这并非是对他自己终身所学的否定，而是中华文明面对强暴发出的一种自强的呼声。邓以蛰非常希望儿子的所学能够对危难中的祖国有用。邓父的这句话使人想起“岳母刺字”，这番叮咛，酷似岳母把“精忠报国”四个字刺在了岳飞的背上一样。
邓稼先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
当年中国知识分子，起码有三代人经历了这段辞别神京的悲痛时刻：暮年者殉国，中年人出走，少年人反抗。年纪越大，懂得历史越多，越容易有一种悲观的倾向；而少年人犹如“初生牛犊不怕虎”，充满了复国的勇气。这也是一种生命的规律。
一句“重整河山待后生”的民间弹词，道出了这个真理。这俗唱，正好与西南联大校歌里一句古奥歌词相印证：“绝檄移栽桢干质。”把这些具有优秀禀赋和报国志向的青年学生，转移到大后方去，让他们继续成长，作为民族储备的栋梁之材，是一个长远的谋国大计。只有这样，前方将士的血才没有白流，中国所付出的牺牲才有了回报。抗战时中国的学校进行转移，莫不是为了这个希望的目的。
少年邓稼先这一代人注定要为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逆转命运而付出自己的才学。“多难兴邦”正由他们演绎。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当时没有走，他没有到日伪的学校去任教，而是靠变卖家中的古董为生，一直熬到抗战胜利。
杨振宁后来写道：“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的，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
联大校歌有一句难懂的歌词“绝檄移栽桢干质”，这就是“南迁”的本质：把这些对国家有大用的良材世木移栽到偏僻的地方去，免受战争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