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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金森（John Thomas Wilkinson）
在基德明斯特城中央立有一座西西里大理石雕成的理查德·巴克斯特雕像，它是英皇家艺术学院托马斯·布劳克男爵（Sir Thomas Brock）的作品。雕像的铭文如下：
理查德·巴克斯特
本城在1641与1660年间
曾是理查德·巴克斯特
的辛劳之地。
巴克斯特以其基督教学识
和忠于教牧职分著称。
在那动荡、分裂的年代，
他极力倡导合一与包容，
向人们指出了通往
“永恒的安息”之路。
此碑为
国教教会与非国教教会
联合共立
主后1875年
这雕像是巴克斯特侍奉最高宗旨的象征。他心里时时充满着人类朝圣的意念，唯有在那朝圣之永恒终点的光照下，我们才能明白这朝圣的意义。无论是在他对抗谬误、罪孽的致命打击时，还是在他精准的决疑之中，无论是为教会的统一运筹帷幄时，还是在上层人士中责备灵里的堕落时，巴克斯特始终保持着“时刻心系永恒，时刻准备进入永恒怀抱”之人的姿态。凡其讲解、劝导、反复的说教、一行行的文字、一次次的教训，无不出自他永恒的意识。
这象征还有着另一层意义。它自然而然地将巴克斯特与他的首部——或许也是最伟大的——著作 〔1〕 联系在一起。正如班扬的名字立即能令人想到他的《天路历程》一样，巴克斯特的名字立刻会使人想到他的《圣徒永恒的安息》（以下简称《安息》），即便我们同时也承认前者的知名度广于后者。巴克斯特是一位著述甚丰的多产作家，然而，是本书使他至少在大多数人心中留名。
一
《安息》一书初版于1650年，也就是在巴克斯特35岁的那一年。其实，本书的大部分是在此前的四五年写成的，因而它出自一位年轻人之笔，而人们却没有普遍意识到这一事实：这不仅是一位年轻人的作品，而且也是一位心力交瘁之人的作品，其原因不止一个。巴克斯特以自己的话描述了本书的成书过程：
健康时，我从未想过要写书，或以讲道之外的其他公开方式服侍上帝。但我一度因大量失血而身体极度虚弱，独自卧病于德比郡的约翰·库克男爵家中我的卧室里，除身边伺候的侍者外别无熟人，且被医生们判了“死刑”。那时，我开始就圣徒永恒的安息做更认真的默想，因为据我所知，我自己已置身于今世与永恒的临界上了。为使自己默想的思路不过多地分散，我便动笔就此主题写些东西，只是想写一两次讲道的内容……可我的病弱状态迟迟未得缓解，彼处又没有其他书籍供我阅读，也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我便继续就上述主题写作，最终扩展为后来发表的大部头。 〔2〕
此描述写于1644年，即作者以为自己死期将近的日子过后约十五年，这与作者就本书的题献辞（日期为1649年1月15日） 〔3〕 中所述是一致的。题献中写道：
我开始潜心思考自己的永恒安息之时，正在远离家乡的某处栖身。先前多年的虚弱之后，我因骤然失血一加仑而陷入极度的虚弱之中，身边无一熟人，除圣经外，手边别无书籍可供参阅，且在日日等候死亡的到来；我因极度虚弱，我的记忆力不佳，遂提笔开始为自己的葬礼草拟讲道词，同时助自己默想天国，以使余生和死亡皆不成为苦事。
正如他更详细的说明中所示，作者因施行当时流行的“潜水员救治法”而使身体状况恶化。他写道，他到库克男爵家时，“正值严寒多雪的季节。是严寒，加之其他偶然因素造成了我的鼻子出血。当血流到一两夸脱时，我切开了四条经脉，但无济于事。我又花了几天时间，用潜水员的其他救治法，也未见功效。最后，我做了一次彻底清肠才将血止住。大出血使我衰弱至极，外观大变，以致熟人前来探望我时几乎认不得我。” 〔4〕
无怪乎，他那时视自己为死期已近。正是在身体如此孱弱之际，他开始了本书的写作。但令作者的生活陷于困顿的还有其他原因。当时的大背景是英国内战正酣的几年间。巴克斯特“蒙上帝恩召”在基德明斯特的侍奉始于1641年，因其侍奉颇有成效，他发现自己的工作“结出了最丰硕的慰藉之果” 〔5〕 ，可战争的爆发已打断了他的工作。因该城内“凶暴之甚”，巴克斯特奉友人之劝撤出了基城，来到格洛斯特，经一个月的暂离后又回到基城。之后不久，因受到更多暴力的威胁，他再次撤离，直到六年后才回去。这数年间，作者经历了许多的艰难困苦，对此我们有必要简略提及。
他离开基城后的第一个礼拜日，在奥塞斯特讲道时，听到埃奇希尔之战（1642年10月23日）的消息。次日上午，他“想见识前一天作战的现场”，便行至埃奇希尔，“只见约千具尸首遍陈于双方阵地”，还有不少尸体已经掩埋，而损失惨重的两军仍在对峙之中。巴克斯特一时不知日后该何去何从。
当时我真不知自己该走哪条路好。住在家里我感到不安；但特别是在当时，这方或那方的士兵们经常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仍只能听那些时刻可将我们当猎物的野兽的摆布。我既没有钱，也没有朋友在身边：我不知有谁能接待我到任何安全之所规避，而且我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换得人们为我提供衣食所需。 〔6〕
在人们的劝说下，他搬到了考文垂，盼望着战事早日结束。他在清教徒牧师西门·金（Simon King）那里住了一个月。战火仍在延烧，他又搬到“地方官的宅邸暂住，并在那里为士兵们讲道”。传到该城的只有战争的消息，而传来的消息都令人心焦。
我住在那里时平安无虞，如同在干爽的室内听着户外风雨交加。我们每日听到的都是关于这场或那场战事，这兵团或那兵团打胜仗或打败仗的消息；两次纽伯里之战，格洛斯特被围，惊心动魄的普利茅斯、莱姆、汤顿拉锯战，威廉·沃勒爵士的胜败；纽瓦克失守，博尔顿的大杀戮，规模最大的战事是约克一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样听闻此一方、彼一方的悲惨消息便是我们每日所做的事，以致我每天早上醒来都会有人前来告诉我，某个兵团胜了或败了，哪方打败了对方或被对方打败；“你有没有听说这消息……”这往往就是我每天听到的第一句话。在那些血腥的日子里，谁能杀死最多的敌人，谁就最光荣，情况实在是糟透了。 〔7〕
困扰着巴克斯特的还有属于他个人的挂虑。在什罗普郡，他父亲虽远谈不上干预敌对的双方的事，却在被皇家士兵洗劫之后，投入了利勒舍尔的监狱。 〔8〕
内兹比战役（1645年6月15日）的消息，为巴克斯特带来了一次大变动。在一次参观内兹比战场之后，他造访了位于莱斯特的国会派军队总部，一是为打探军中某位老友的下落，二是为了解他更为关心的事。他十分担心军中的信仰状况，因为他听说克伦威尔军队的士兵正在一些危险观念的威胁之下。问题倒不在于军中有恶行，这类问题很少或说根本不能在克伦威尔的军队中有市场，问题出在思想观念上，同时还有对这些观念过于随意的表达。他就此写道：
我发现军中有不少诚实的人判断力很弱，又对某些事务知之甚少，却被诱发出争执的态度，而且太热衷于为这种或那种观点辩论；时而为国家民主，时而为教会民主，时而反对某些祷告形式，时而反对婴儿洗礼……为之争论最多、最烈的还是他们所谓的“良心自由”，即民事管理职能无权以强制或约束的手段决定任何宗教事务，相反，每个人都可以在宗教问题上不仅自由地信守，而且可以自由地传讲、行事。 〔9〕
巴克斯特认为，他从中觉察到一种不仅对法律和秩序，且对教会和国家都十分严重而紧迫的危险，军中比较极端的势力一旦控制了局面，就有可能打开革命行动之门。
如此情势将巴克斯特引向了一项新的严肃使命。友人华雷上校的兵团为他提供了军牧一职，他接受了聘任；因为他相信，其他福音执事未能在军士的属灵需要方面尽责，而他自己也因忽略了如此情势而未曾履行这一责任。也许有所作为的时间已过，巴克斯特的幻想也很快破灭，陷入了绝望——最出人意外的是，事情从一开始便如此。
刚到部队，奥利弗·克伦威尔就很冷淡地迎接我，我在那里期间，他再也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也从未给过我一次机会到军官们议事、开会的总部去，我的计划因此大部分都落了空。他的秘书还宣布，有位改革宗的牧师要到军中来唤醒军士们，以解救教会和国家。 〔10〕
他由此察觉到那里存在着对他的敌意。华雷上校虽然欢迎他，但其他人因此就更不理睬他。
在接下来的两年间，巴克斯特目睹了多场战事， 〔11〕 变得心力交瘁。最终是健康的崩溃结束了他在军中的辛劳，到末后，他相信自己了悟到，就此为止才是上帝的旨意。
上帝反对此事的定意再明显不过了……我后来发现，这次大受痛苦是上帝对我的怜悯；因为他们是那样强大有力，乃至我若想在自己的尝试中获得小小的进展，都会在他们的狂暴中送命。于是我最终离开了军队。 〔12〕
是在此意义上辛劳无果、心力交瘁的情形下，巴克斯特来到了位于德比郡墨尔本的约翰·库克男爵家中，也是在此情形下，他写下了《安息》一书。了解此背景很重要，因为这是读懂本书许多章节之门径。“由身心疲惫而来的忧伤或多或少地可见于全书，特别是一些最具如此特征的章节。” 〔13〕
以下片断便显示出那战争是多么令作者痛心：
四年间，我亲眼所见的景象是何等的令人心碎啊！在一次战役中，一位亲爱的朋友在我身边倒下；在另一次战役中，一位宝贵的基督徒因伤或死去而被抬下战场；我几乎没有一个月、一个礼拜不看见流血的景象，听见流血的消息。在天上却绝不会有这等事情发生。到那时，我眼前不会再满是在伍斯特、埃奇希尔、纽伯里、南忒维奇、蒙哥马利、霍恩卡瑟、约克、内兹比、兰波特等地所见的景象，也不会再为此——厮杀过后尸陈遍野——伤痛欲绝。请看英格兰的喋血四年，兴旺的国家几成废墟；请听全国多数城市、市镇、乡村，传出的只有战争的消息；请判断其中是否不存在悲伤的理由吧！特别是看到这可悲的结果：一场大好的变革，本可借此达到极好的预期，可人心却变得愈加愚昧。这难道还不该令人伤心不已吗？——对未来的担忧令我们揪心，这难道不比我们看到或遭遇的一切更糟吗？——想到福音正在远去，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如太阳中天陨落，可怜的灵魂情愿留在黑暗、贫穷之中，只能冒着极大的危险才能发出领人得救之光。想到这些该是多么的让人悲哀啊！ 〔14〕
更令巴克斯特伤怀的是“我们可悲的分裂和毫无基督样式的彼此争吵”。他心里想到的特别是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罅隙，他多么盼望两者能合一，以使双方能在合一的教会中同享福音的好处。在作者看来，入侵苏格兰是一场悲剧；克伦威尔呼吁全国为他的进攻获胜而禁食祷告，为他在邓巴打的胜仗而谢恩，这在巴克斯特看来也是可悲的事。以下章节便表达了他的如此感受：
身处战争年代，人们对未来的憧憬该是多么甜美！我曾应许给自己的灵魂以充分的满足——那时我将享受和平，看到福音得到大力广传，所有法令都得洁净，真正的纪律能在教会实施，愚昧都得医治，一切逼迫全都停止，讥讽者之口被堵住——这些人以让世界充满对基督的偏见阻止人们归向基督。可眼下，我曾对灵魂应许的安息在哪里？曾期望带给我最大满足的，如今甚至成为我最大的悲哀。我们身边是流血，而不是和平；非但如此，事实表明流血的还是圣徒。曾受联合誓约约束的两个国家曾是世上基督影响力（就教义、敬拜的纯正而言）的一大组成部分，如今两国却彼此残杀，使无数人的灵魂无端离开其身体，而杀害他们的竟是盼望同他们永远在天国里欢喜快乐的人。 〔15〕
我们在另一章节中也发现了同样发自内心的呼喊：
这些使我认真地这样说，也这样想：圣徒在荣耀中安息的日子该有多么幸福甜蜜啊！因为上帝、基督、圣灵只有一位，那时我们将受同一审判，将有合一的心，合一的教会，合一的侍奉，直到永远！那时不再有受割礼与未受割礼的、犹太人与外邦人、重浸派或婴儿浸礼派，以及布朗派、分离派、独立派、长老会、国教派等等之分；唯有基督乃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那时我们无须再犹豫该加入哪个教派或遵从哪种敬拜条例……可悲的是，连土耳其人和异教徒都能联手作恶，置身真理之中的基督徒们却自愧不如！……然而令我欣慰的是，如今对我投以冷淡目光的老朋友，终将与我在同一安息中快乐欢喜。 〔16〕
而使巴克斯特心力交瘁的另一原因——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最深层的原因——则是他自身所经历的忧伤，他渴望着从中得到解脱。
我们的眼睛、耳朵里几乎全身都爬满了悲哀！有哪一部分能得幸免？各种担心啮噬着我，使我的快乐黯然失色，犹如冰霜冻伤了嫩芽；各种忧愁都在消耗着我，以我的精神为食，如在灼热的阳光曝晒下娇嫩的花朵凋谢……这安息无论有何可受健康无忧的人欢迎之处，我想必可更受像我这样的人欢迎；在过去的十年到十二年间，我几乎没有一整天不受忧患之苦。有多少疲惫的日日夜夜！有多少衰微无力的软弱！有多少急躁的工作效果蒸发！还有摆脱不掉的令人作呕的药物！而且每天都预期着病情恶化！从这一切之中得安息怎能不令人向往？为得到些许缓解，今生我有什么不愿付出，更何况是完全的医治？在永生中，我又当如何估量从今生的痛苦中彻底得解脱？我的痛苦若偶有间歇，其短暂几乎不足让我深吸一口气，准备应对下一场风暴。一个大浪若是过去，下一个便会相继而来。黑夜若是过去，白日终于来临，但黑夜随即便会再来……噢，天上那蒙福的安息啊，在那里，除了持久的平安之外，再不会有这些相扰！ 〔17〕
像这样的章节在《安息》一书中多有所见，不过仅此便足以显示出作者当时忧伤的心态，这种心态与他精神受到的压力和搅扰是分不开的。倘若他心里平静，本书的主体结构虽毫无疑问会是同样的，但其主导全书的语气却会有所不同。
作者的这般心境对于解释本书的另一特征也很重要。有些出人意外的是，读本书并未予人以按情理预期的安宁。这并不是说书中毫无“平静流淌之处”，而是作者带领着读者在一个接一个的论证与呼吁的压力下大步前行。其原因之一是巴克斯特神学立场的特性，“他既非彻底的加尔文主义者，也不认为自己属于阿明尼乌派，但事实上他倾向于后者的程度大于己之所知……加尔文主义在他看来，是一种他的逻辑不容他明确否认的理论，但他内心却无法抗拒相反的激烈主张。” 〔18〕 在当时盛行的反律法主义思潮中，作者看到了一种危险，即上帝恩典的观念导致很多人将一切事都丢给上帝去做，从而助长了灵里全然的懒惰。他因此才强调得救过程中人的因素。尽管这对清教主义属灵观念的一大基本假设——即人的属灵生命完全仰赖于上帝的恩典——形成了挑战，但巴克斯特确信，在默想上勤奋操练，肯定是人为永恒该做的灵里准备的一部分。 〔19〕 虽然他从不曾否认上帝的恩典，但同时也强调人的奋发努力并持之以恒的必要性，在他看来，这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读者得到的印象似乎是，得救最终是要靠人在属灵操练上的努力。使读者如此印象加深的是，被称为巴克斯特大部分著作特色的就此问题的反复强调；具体到本书中，则是出自他对人们灵魂的炽热情感。“他关心的是永远让自己的良心无愧。他也以同样的心讨论各种两难问题，各种顾虑及担忧：他生怕有哪些遗漏未讲，或可能因此影响他们永恒的福分，导致他们的灵魂灭亡。因此他规劝、讲解，并重复再三，直到他感到自己已无愧于他们的生命，并准备好在最后的审判台前与他们相会。” 〔20〕
出自巴克斯特神学理念的还有一种认识。他相信地狱就在生死临界的另一端；凡未经悔改而死去的罪人，都注定堕入地狱的永火之中。这是他的加尔文主义所强调的，却源自于他相信是圣经准确无误的教导，他绝对相信如此，尽管他但愿并非如此。这说明了他的劝说何以总是如此迫切，想到此，我们不禁要引用书中的如下片断：
确定无疑的是，你无须多日就必进入到永恒不变的喜乐或痛苦之中，这难道还不能使你觉醒吗？找到永生之路的人岂非少而又少？在死亡之路上走的人岂非比比皆是？逃离地狱的永火是何等的困难？半途而废又是何等的容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惧怕，却以为天下太平，结果又会怎样？难道你仍然在那里无动于衷，无所事事吗？为什么？你究竟想要如何？你心里在想什么？这世界就要过去，世间的享乐正在消失，世上的荣誉正离你而去，世间的各样好处将证明于你无益。天国和地狱已离你不远，上帝是公义而忌邪的，他的警告是真实的，他行审判的大日子是可畏的，你的有生之年正在流逝，你的寿数几何无人能知，你已远远地落在时间后边，你混日子已混得太久，你的情况很危险，你的灵魂已深陷在罪里，你与上帝处于陌生状态，你在恶习中变得心硬，你拿不出自己得赦免的确据，倘若你明日就死去，你预备得怎样？你的灵魂离开身体时会带着多么大的恐惧？面对这一切，你难道仍要逍遥度日？你要细想一想，上帝为何忍耐这一切，还供你混日子所需？他的忍耐在承受重压；他的公义在克制自己；他的怜悯在恳求你；基督要为你提供他的宝血及其功效；你可以白白地得到他，得到他便得到永生；圣灵在劝说你；良心在控告你，催逼你；牧者在切切为你祈求，在呼唤你；撒旦正等待那公义断绝你的性命，他好俘获你。时间尚在你手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21〕
二
现在让我们回头来看这部著作本身。《安息》一书的初版于1649/50年1月15日获得出版许可。以后各版的书名页均未做过改变。全书的题献是：“献给我心爱的朋友们，基德明斯特镇的城乡居民，地方官暨百姓。” 〔22〕 但本书（全文版）分为四部分，各部分又分别有题献：第一部分献给伍斯特附近劳斯兰池的“托马斯·劳斯准男爵及劳斯夫人” 〔23〕 ；第二部分献给“我深爱的朋友们，即布里奇诺斯的居民，地方官暨百姓……以见证第一位蒙差遣到他们面前传讲福音之人对他们的爱”；第三部分献给“我深爱的朋友们，考文垂城的居民， 〔24〕 地方官暨百姓，特别是已故司令官约翰·巴克尔上校和托马斯·维罗比上校，及其军团的所有官兵……以感谢他们的爱戴”；第四部分献给“我主内的朋友们，什鲁斯伯里镇及其附近的居民，地方官、牧者暨百姓……以见证作者对他索伊尔故土及生活在那里的许多敬虔、忠心的朋友们的爱。”
由此看来，《安息》其实不是一本书，而是四本书。在就第二部分及后续部分的“预告”中，作者交待了本书是如何形成此形式的。
我起初准备写的只有第一和最后一部分，仅供我自己使用……而第二部分是在我最初计划之外写成的；这部分是为因应我在该观点上时常受到的攻击，部分是因我认为那一点极有论述的必要，与我写本书的主旨密不可分……第三部分是我最后加上去的。
这解释了本书中何以出现多处长篇的离题论述。例如，作者详述了圣经的属天权威问题，书中的该部分完全可自成一篇论著。此乃这部论著结构有欠严整的原因，这也是巴克斯特作品的共同特征。然而，作者在写作本书时是一个感到自己今生时日无多的人。
作者还告诉我们本书的各部分是在何时、何地写成。在围困伍斯特期间，即1646年春夏之交，作者住在劳斯兰池，是在他所在的军团辗转于莱斯特郡、斯塔福德郡和德比郡之间的时候，那时他仍在军中。及至部队到达德比郡时，已是冬天，是酷寒终使他病倒。 〔25〕 到了那第三周的末尾，他来到莱斯特郡位于柯克比-马洛里的诺维尔先生家，在那里又住了三周。此时，劳斯夫人听说巴克斯特的严重病情，便坚持要他搬到劳斯兰池去，他在那里住了三个月之久，在主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料”之下恢复了一些体力， 〔26〕 最后回到基德明斯特。如此看来，本书的写作始于约翰·库克男爵的宅邸；在诺维尔家和劳斯兰池继续，“在极度衰弱的身体所允许的情形下……结束于回到基德明斯特之后不久”。 〔27〕 其中第一、第二和第四部分完成于劳斯兰池；又在基德明斯特补充了第三部分的主体内容。这印证了巴克斯特自己所言：“几乎整本书都是在我手边只有一本圣经和经文索引的情形下写成。” 〔28〕
《安息》一书的第二版（1651）做了相当多的补充：尤其是一篇“敬告读者”（日期为1651年5月17日），作者在其中说明了自己所做的改动、本书的写作方法、对此的反对意见，以及全书的主题设计；就第二部分，作者补充了一篇长“序”——“是针对不信的人及反圣经分子、针对天主教和东正教的”，还有第九章“是我在开头部分允诺过，而后来忘记写的内容”；就第三部分，作者补充了篇幅颇长的一章文字（第十一章），阐述了“安宁的性状”。另外，还在整本书中加了“许多页边引语，特别是古代先贤的话；尽管有人或许认为这些没用，也有人认为这些不过是虚饰，但我认为它们是有帮助的，不仅可丰富所论内容……也可使我免受‘孤家寡人’的指责”。 〔29〕
自第二版之后本书的改动便是个别而细微的了。 〔30〕 在第七版及以后的版本前面，作者加了以圣体字刻印的标题页。
《安息》所获得的进展颇耐人寻味。在作者1691年离世之前，该书已再版达十二次之多，各次印数大概有1500册，也就是说十二版共发行达18000册。 〔31〕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的前八版几乎是每年一版，而这些年份跨越了清教主义精神渐得人心的时期。第九版在第八版出版三年后于1662年出版，而第十版直到1669年才出版。第十一版出版于1671年，第十二版则出版于十七年后的1688年。这表明在继英王政复辟后及自然神论的兴起的社会背景下，本书的流行程度略逊于前。自1690年后本书的销量也许不多，1690至1754年间的销量极少或全无。不过此时，随着循道运动的兴起和扩展，出现了一种新的宗教局面，带来了与本书内容更合拍的社会环境。引起对本书关注的人物正是约翰·卫斯理，在他编纂的《基督教文库》（Christian Library）中，他让《安息》占有整整一卷的内容，该文库收集了许多基督教作家旨在提升基督徒生命、激励基督徒进取的作品。 〔32〕
约五年后，简写本的问世为巴克斯特的这部著作带来了第二次大传播，事实上是从那时起，《安息》一书变得家喻户晓。编纂这删节本的是基德明斯特不从国教的牧者本杰明·弗赛特（Benjamin Fawcett），其前言注明的日期是“基德明斯特，1758年12月28日” 〔33〕 。在这删节本第一版的标题页上醒目之处，印有引自巴克斯特为亨利·斯库德（Henry Scud der）的《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一书所作的序中的一句话：“我认为，唤起人们关注这样一部论著并使用它，使这古老的杰作免于尘封的命运，是对人们灵魂极美好的服侍。”这恰恰也是弗赛特编写简写本所奏的功效，因为是它为《安息》带来了新的莫大机遇。到1814年，简写本已再版达十三次之多。十年后，该版本又以《基督徒著作选》（Selected Christian Authors）第一卷的形式在格拉斯哥出版，并以此形式在五年内再版了五次。1829年，弗赛特的另一简写本在曼彻斯特出版，同年他的又一删节本〔编者为艾萨克·克鲁森（Isaac Crewdson）〕在伦敦发行，他期望的是能将《安息》“缩写成更小、更紧凑的版本，以令其进入更大的人群”。这一期望实现了，到1838年，该版本已再版十一次，共发行约33000册。未经进一步缩写的弗赛特版也在继续发行，1856年该版本由另一出版商再次出版，这一版本或许比其他版本都畅销。经弗赛特缩写的版本，后来被译成威尔士语（1790）和盖尔语（1862）；德语版首见于纽约（1840？），而克鲁森的简写本后来多次被译成法文。
1797年，在英国的阿伯丁市出版了一个近乎全文的版本，书中附有颇为完整的巴克斯特生平，还有一张近1000册的订单。 〔34〕 另有一个完整程度不相上下的版本出版于1866年。在1887年，本书又被收入《古代、近代神学文库》（Ancient and Modern Library of Theological Litera ture）。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又有两种缩写本分别出版于1907年和1928年。 〔35〕
以上简要记录想必足以表明本书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非比寻常的发行量。
三
余下未表的是这部巨著所产生的一些影响。首先是作者自己就《安息》一书所做的该时代的见证。
上帝的喜悦经由这本书祝福多人，让他们因之获益……几乎整本书都是在我仅有一本圣经和经文索引在身边的情形下写成；而且我发现肺腑之言对他人心灵的影响力最大。为我听说为数众多的读者因该作品所得的益处，为我反过来因他们的祷告而得的好处，我在此谦恭地向那位驱使我写下该书的上帝献上我的感恩。 〔36〕
巴克斯特于1658年写就一部较小篇幅的论著——《对未悔改者的呼唤》（A Call to the Unconverted）。作者说该书印行了三万多册，并称：“上帝以出人意外的成功祝福这本书，胜过我写的其他所有书，唯有《安息》例外。”这表明了后者的影响力之广。与此同时，作者在本书第二版及相继各版所加的“预告”中写道：“上帝喜悦赐福该书（指《安息》），使它意想不到地广受接纳，因此我有足够的理由希望，它在过去的一年里所带来的好处，大于其不足所带来的损害。”不仅如此，在作者的所有作品中，他从这本书寻求为自己增添心力更多：
必须承认，在我所写的所有书中，我在自己灵里每日进取中最常读来为它所用的莫过于我的《信心生活》（Life of Faith）、这本《论舍己》（Treatiseof Self Denyall），还有《安息》的最后一部分。 〔37〕
巴克斯特的通信手稿为本书的影响力做了进一步的见证，表明它在牧养敬虔、热心追求的信徒方面产生的果效。以下仅以其中的几封为例。
前任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院长，1650年任伦敦圣劳伦斯·朱瑞大教堂牧师的理查德·瓦恩斯（Richard Vines，1600？-1656） 〔38〕 在获巴克斯特所赠本书后，写信给他说：
您题为《安息》的极具价值的论著已收到。其本身的价值便弥足珍贵，更何况我在书上写上ex donoauthoris（此乃作者所赠）的字样；您在书中传授上帝的例律……今时的邪恶及信仰、诚信的极大败坏使您的著作更显其价值，如此论著如一盏明灯照在风雨交加的黑夜里。 〔39〕
汉普郡福丁布里奇的亨利·巴特勒特（Henry Bartlett）因其在多塞特附近各县牧师联会的工作著称，他在给本书作者日期为1652年3月22日的一封信中也谈到本书：
像您的《安息》这样大篇幅而价格不菲的著作，仅在几年中便屡经重印，这本身足以证明您该印得更多，让您有机会造福于所有人，让许多从未见到或听说过您的灵魂能因《安息》一书而永远称颂上帝。
其后，他在同年12月30日的信中又写道：
我禁不住要感谢上帝并写信告诉您，《安息》一书已如何大地造福于此地……或者说，上帝的美善如何使您的作品成为燃起人们对上帝之爱的工具。
巴克斯特的友人萨里郡罗瑟海希的托马斯·加塔克（Thomas Gataker）是威斯敏斯特会议的成员，他的儿子查尔斯曾就他父亲对巴克斯特著作的赞誉写信给作者说：
家父从您的作品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实在的安慰，他在病中曾将其中的一些书作为对心系基督之人的帮助推荐给某些信教的造访者，并特吩咐我将数册您的佳作《安息》分赠给他最亲密的各位朋友，作他的遗赠。 〔40〕
在写信给作者的教区牧者中，我们可举两位为例。什罗普郡巴斯彻驰的牧师爱德华·劳伦斯（Edward Lawlence）在信中写道：“您的《安息》一书已成为我甜蜜的伙伴。” 〔41〕 在卡特勒斯霍尔牧会的国教派牧师托马斯·贝弗利（Thomas Beverley）在1690年写给巴克斯特的信中说：“对我来说，您胜过一位神父和主教……自读过您的《安息》后，二十年来我一读再读。” 〔42〕
年轻人同样表达了他们对本书的赞赏。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已近三年”的学生威廉·邓寇姆（William Duncombe）写道：“我无法表达自己是伴着灵里怎样的陶醉和爱的狂喜读完它们的，我是指您的《安息》和《婴儿洗礼》这两本书。” 〔43〕 托马斯·杜立德（Thomas Doolittle）是基德明斯特人，巴克斯特曾送他到剑桥大学彭布鲁克霍尔学院学习，在上大学前，他是律师事务所的试用书记员，但他决心要担负当地牧者的工作。杜立德的信主当归功于作者就《安息》一书中的某些内容所做的讲道，其影响在杜立德自己后来的著作The Saints' Convoyto, and Mansions in Heaven一书中反映出来。 〔44〕
伍斯特郡巴劳教会的牧师托马斯·杰克逊（Thomas Jackson）在给巴克斯特的信中对本书表达出一种别有意味的赞誉，赫里福德、伍斯特和格洛斯特等地的监狱图书馆是由杰克逊牧师建立的。为促请巴克斯特将本书赠送给什鲁斯伯里监狱，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要请求于您的是，因什罗普郡荣为您的故里，为您最初生息之地，想必您一定乐意将您的《安息》及其他助人觉醒的书赠与什鲁斯伯里监狱。 〔45〕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董事约翰·杰尼威（John Janeway, 1633-1657）曾将自己的悔改归主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读《安息》一书。他在就“做属天默想的责任”写信给父亲时称：“默想之有益，其方式和方向我以前也略有所知，但是巴克斯特先生的《安息》一书使这成为我必修的功课。该书无论如何评价也不会过分，我要因此书而永远称颂上帝。” 〔46〕
从英国以外各地写来的信件中也多有高度评价巴克斯特这部著作的例证。一位名叫艾贝尔·沃伦（Abel Warren）的人士从爱尔兰的韦克斯福德写信给作者道：
您就《安息》的默想充满了怎样的甘甜啊！对那些因信基督，上帝赐下无论多少对他的爱的人，对那些能在永恒安息中找到哪怕一星点喜乐的人，上帝的灵借您之手写出的这部杰作带来的是何等丰足的属天安慰！愿上帝以千倍的恩惠回报您为本书及您所有著作所付出的爱心辛劳和不懈努力。 〔47〕
路易·迪穆兰（Louis Du Moulin） 〔48〕 虽反对巴克斯特的普遍救赎观，却也写信给他，促请将本书译成法文。信中说道：
您的著作若能译成拉丁文或法文……或许您会收获甚巨。他们希望您认真考虑，如果您愿意，您可让自己的著作——尤其是您的《安息》一书——使成百万的基督徒收益……但愿您能编纂一精炼的系列，以供有学养及无学养的各类读者所用，成为所有尚称自己为基督徒之人的锡安号角，仅是听闻您的名字也令他们感到满足。 〔49〕
有着“向印第安人传福音的使徒”之称的约翰·艾略特（John Eliot，1640-1690），于1656年就他不久前“强力袭来的重病”，从美国麻省的罗克斯伯里写信谈到巴克斯特的这部著作，说：
主用来缓解十字架之苦的工具之一即您是一本书，它是主恩慈的灵助您写成的，而且即或全书不是在您身体极其软弱时所写，其中大部分内容也是在你生病期间写就。您将该书命名为《安息》，特别是在我跌入谷底时，主让其中蒙福的论点和属天默想的示范在我心中引起的是何等甜蜜的反响啊！ 〔50〕
此外还有来自巴克斯特侍奉的教会会众的见证。时任赫里福德行政长官的罗杰斯上校之妻玛丽·罗杰斯夫人有一阶段曾是巴克斯特在基德明斯特教会的会员，在此期间她“蒙恩甚丰”，她后来自赫里福德修书与巴克斯特说：“此地有不少敬虔人都坦承，是你的著作——尤其是你的《安息》一书——使他们与主，也与你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51〕 巴尔卡利的安娜女伯爵（后为阿盖尔女伯爵）是作者亲密的友人。她最初是通过自己的表亲劳德代尔的伯爵听说巴克斯特其人的，她不仅读过他的著作，且在伦敦期间常在他的教会聚会，特别是他在伦敦西区圣邓斯坦大教堂讲道之后。安娜女伯爵后认巴克斯特为她“在主里的父亲”。巴克斯特的两部著作深得她所爱，其中之一便是她灵修时从不离手的《安息》。 〔52〕
本书在一般信徒中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绸布商”理查德·福特是一位才智超群的平信徒。他曾于1653年从雷普顿写信给巴克斯特，在信中他称自己因读《安息》一书大大受益，从而欠了巴克斯特的债。在预定论问题上争论三十年之后，他说：“所有教会都该将能怀着感恩之心接受预定论归功于你。” 〔53〕 贝茨博士在将巴克斯特葬礼上的讲道词题献给亨利·阿舍斯特准男爵时，回顾了巴克斯特对男爵的影响，他写道：“巴克斯特最配得你敬重和爱戴，因为正是在你读他宝贵的《安息》一书时，天国在你灵里留下了最初的印记。” 〔54〕 就柴郡赫尔珀斯东的著名法官沃伯顿之子罗伯特·沃伯顿准男爵有着这样的记载，在他隐修之时，“圣经和巴克斯特的《安息》日日都放在他面前客厅的桌上；他将绝大部分时间花在阅读和祷告上” 〔55〕 。纳撒尼尔·巴纳迪斯顿爵士（1588—1653）出身于古老的萨福尔克郡家族，曾任该郡的郡长，“在他去世不久前的一段时间里，唯喜读巴克斯特的《安息》一书……是上帝满有恩典的旨意将此书带到他身边，作他的指引，领他更快、更直接地进入那安息” 〔56〕 。
论到18世纪时，我们不免想起住在玛德莱的约翰·弗莱彻（John Fletcher，1729-1785），他是常读巴克斯特著作的人，又尽心为青年传道人的好处着想，他为威尔士的特里维卡学院图书馆的建立出了大力。该图书馆于1768年由亨廷登的赛利娜女伯爵出资兴建。在弗莱彻赠送给该学院的图书中，有《安息》的各早期版本，若假定这部著作对他本人的属灵生命意义重大应是公平的。 〔57〕 再次谈到弗赛特缩写版的影响力，其中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乃是，应弗赛特本人之邀，亨廷登的女伯爵于1774年从特雷维卡派了一些学生到基德明斯特去学习。 〔58〕 约翰·牛顿（1725—1807）在论及巴克斯特的这本书时写道：“在他《安息》的有些片断中蕴含着某种精神……这精神使得许多当代作品相形见绌。” 〔59〕 菲利普·道得理奇（Philip Dodderidge，1702-1751）是巴克斯特著作的热心读者，“事实上道得理奇曾拜他为师”； 〔60〕 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安息》一书对他影响深刻。
前面已谈到约翰·卫斯理曾在他的《基督教文库》中给本书以重要位置， 〔61〕 还应提到的是，卫斯理的一位传道人约翰·瓦尔顿1763年从国外侍奉回国后，曾客居在作为卫斯理伦敦社团成员的一位女士家。是这位女士将《安息》、卢瑟福（Rutherford）的《书信集》以及劳威廉（Wil liam Law）的《圣洁和圣洁生活的严肃呼召》（A Serious Call to a Holy and Devout Life）借给瓦尔顿读，后来瓦尔顿就这些书写道：
读这些书始令我看到，我的灵魂如同在烈火四周扑打翅膀的飞蛾。我因此离弃了自己污秽的罪，舍弃了自己习以为常的消遣，作为对自己以往罪孽的某种改正。 〔62〕
从法兰西斯·阿斯伯里（Francis Asbury，1745-1816）的《日记》中不难看出，巴克斯特的这本书明显对他影响深刻。他在日记中写道：
1778年1月11日：我刚读完惠斯顿的《约瑟菲斯》的最后一卷。令我惊奇的是，惠斯顿70岁高龄，竟将如此多时间花在枯燥的年代学研究上。巴克斯特则比他善用时间许多，在他以为自己快要进入永恒之时，他所默想、所写的内容是圣徒的安息。
1781年6月13日：今天，我把自己关起来，读了巴克斯特的《安息》两百页。这的确是一部极为珍贵的著作，诚愿我能每季度将它读一遍。
还有记载称，1789年有一位从英国去到美国的传道人在当地出版了卫斯理及其他人的一些作品，但陷入了财政困境。这位传道人去世后，阿斯伯里买下了他库存的印张，并将其装订成册以供销售。阿斯伯里说：“我所购得的是《安息》及《基督徒的样式》 〔63〕 两本书的印张，将它们收集起来，装订成册并销售出去。” 〔64〕 有记载称，这两本书得到了畅销！阿斯伯里满有根据地称巴克斯特的《安息》一书为饱含“循道主义精髓”。 〔65〕
在19世纪同样有着对本书的见证。汉娜·莫尔（Hannah More，1745-1833）是巴克斯特著作的忠实读者，她在谈到她以灵修为目的的阅读时称：
我极少涉猎纯理论著作，从未尝读过论战性的，也不喜欢思想不严谨的灵修作品。对于巴克斯特的著作，我想您会钦佩不已。我最近读了他的《临终之想》（The Dying Thoughs）及《安息》两本书……较之我们那些繁复枯燥的现代作品，我更爱巴克斯特的许多作品。 〔66〕
继长姐去世以后，她还写道：“得见不带恐惧的死亡实在令人欣慰……我对她的凭吊既有回想她安详的遗容，也有捧读我最喜欢的巴克斯特的《安息》一书。” 〔67〕
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同样是巴克斯特著作的勤奋读者，他在赞扬巴克斯特著作的同时，还热情地提到弗赛特的简写本：
他（巴克斯特）的实用性作品是基督徒智慧的瑰宝；修订、删减这些著作以飨现代读者，不啻为对人类最有价值的一种服侍。他的《临终之想》和《安息》已做了修订和删节。 〔68〕
亨利·马丁（Henry Martyn，1781-1812）又是另外一例，他是查尔斯·沈美恩（Charles Simeon，1759-1836）的年轻同事，后者曾任剑桥圣三一教会的牧师，又在印度和波斯传教。马丁在受按立前夜写道：“是读巴克斯特的《安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我更多地活在属天的默想中。” 〔69〕 我们发现他此后又写道：“巴克斯特这蒙福的人啊，他在写《安息》时能得知虔信与爱上帝之道，其程度是我长久以来有所不知的。” 〔70〕
另一个值得注意、饶有意味的事例是，惠灵顿公爵过世后不久，有人在他居住的阿泼斯利宫向格罗萨特博士展示了一本《安息》，其中有一页页角折下，标明这位伟大的军事家在离家去往沃尔莫城堡时读到的地方——“这是人们所知公爵读过的最后一本书，那时离他今生的终点只有几天之久。” 〔71〕
最后，我们要就本书对苏格兰人的敬虔产生的重要影响做一简要回顾。前面已提到本书于18世纪末首度在苏格兰出版，而且订书的人多属劳工或商贩阶层，这表明其发行面有所不同。 〔72〕 鲍威奇博士倾向于认为，对巴克斯特著作兴趣的重燃，其至少部分的起因是在霍尔丹派（The Hal danes）影响下开始遍及苏格兰的强势福音运动。 〔73〕 近三十年后，本书广为流传，如我们所知，到1829年弗赛特的版本已再版五次，尤其是通过林勒森的厄斯金，他是一位有广泛影响力的福音派平信徒。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正像17世纪巴克斯特的作品在苏格兰广为人知一样， 〔74〕 在19世纪读巴克斯特著作的一些基督教思想界领衔人物有：托马斯·查尔默斯（Thomas Chalmers，1780-1847）、 〔75〕 将《安息》称为“绝世之作”的约翰·布朗博士（Dr. John Brown，1784-1858）、 〔76〕 约翰·凯恩斯（John Cairns，1818-1891）、 〔77〕 马库斯·多兹（Markus Dods，1834-1909）、 〔78〕 亚历山大·怀特博士（Dr. Alexander Whyte，1836-1921）。怀特还将《安息》一书包括在他就“一些福音派经典及其作者”的讲座中。 〔79〕 还应当提到的是，约翰·塔罗克（John Tullock，1823-1885）在他的著作《英国清教派运动及其领袖人物》（English Puritanism and Its Leaders，1861）中有一篇研究巴克斯特的内容，并谈到他的《安息》一书，他写下了这样的赞誉之辞：
凡有严肃宗教情感的人读过此书后，极少有不为之动容的；其属天情感之炽热激昂及其对天上荣耀场景的描绘交相辉映，其劝说悲悯感人，其描写富有魅力，其中某些图景之美妙实在令人神往。作者在让他灵里所得的激励尽情发挥，在催促听而不闻者，在冲破亟待他解决的纠结不清的逻辑障碍时，其雄辩是那样具有感染力、说服力与急切感——所有这些都令此书成为自17世纪流传下来的卓越之宗教论著。这部论著最可贵之处尚在于，它在阐述教会对永恒安息普遍认同的观念时的完整性，它呈现的是为教会普遍接受的信仰。 〔80〕
我们同样不该忘记的是，特伦奇大主教就本书的文采及风格做出的高度评价，他写道：
主导着巴克斯特作品——尤其是《安息》一书——的是一种强劲而有阳刚之气的雄辩能力；有时也不乏异乎寻常而非刻意追求的警句，使人一经听到便难以忘怀。在措辞方面，该书确属晚近年代。 〔81〕
毕竟，是读此书本身能证实《安息》所得的这些赞誉。然而，回想巴克斯特两位同代人的评论也会是有益的。威廉·贝茨（William Bates）博士曾断言：“他（巴克斯特）的《安息》一书……是他圣洁而强健的心志的表征。” 〔82〕 埃德蒙·卡拉米（Edmund Calamy）博士则宣称：“这是一部引致无数人永远称颂上帝的杰作。” 〔83〕
注释
〔1〕 巴克斯特发表的第一部著作是Aphorisms of Justification（1649），但The Saints' Everlasting Rest一书动笔时间更早（R. B., Ⅰ. 107），正如他自己所述：“我撰写的第二本书（动笔却是最早的）是称作《圣徒永恒的安息》的那一本。”（R. B., Ⅰ. 108）
〔2〕 R. B., Ⅰ. 108.
〔3〕 Infra, pp. 23-24.
〔4〕 R. B., Ⅰ. 58.
〔5〕 R. B., Ⅰ. 58, p. 20.
〔6〕 同上，p. 43。
〔7〕 R. B., Ⅰ. 46.
〔8〕 同上，p. 44。
〔9〕 R. B., Ⅰ. 46, p. 53.
〔10〕 同上，p. 52。
〔11〕 在兰波特战役（1645年7月10日），围困布里奇沃特（7月23日攻占该地），对布里斯托尔的最后攻击（9月11日）——这期间巴克斯特“害了热病”，致使他“非常消瘦而衰弱，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恢复了先前有的一点体力”；在围困埃克塞特（1646年4月13日投降）、围困牛津（1646年7月24日投降）、围困班伯里（长达两个月才于1646年5月9日攻陷），还有围困伍斯特（终于1646年6月22日攻占该城）的十一周中大部分时间里，巴克斯特都在场。
〔12〕 B. R., Ⅰ. 59.
〔13〕 Powicke, p. 8.
〔14〕 （英文全文版）S. E. R. (2 nd edn), Pt I, ch. 7, §xv。
〔15〕 （英文全文版）S. E. R. (2 nd edn), Ⅱ. 9。在巴克斯特修订的第七版中，作者加了以下边注：“此处所写是指苏格兰的战争……以及一项法令，命所有不为他们打胜而禁食祷告或谢恩，不在任命中寻求上帝的牧师引退；另有一项命令是要赶走各城市、集镇、要塞所有不与他们签约的传道人。”
〔16〕 同上，Ⅰ. 7. ⅩⅣ。
〔17〕 （英文全文版）S. E. R. (2 nd edn), ⅩⅥ.
〔18〕 Powicke, pp. 13, 17.
〔19〕 Martz的The Poetry of Meditation（1954, pp. 153-163）中对巴克斯特如此见解有着全面的论述。另请从本书英文全文版第五部分的引言中留意作者的观点：“如同天主教因过多强调人本身的行为，从而贬低了基督功效一样，新教告诉人们，他们的努力仅在于顺服与感恩，但这并非他们得救的条件，求得成圣或多得安慰的途径，从而贬低了人们灵魂得安全与安慰的重要性，其走另一极端的程度也几近令人吃惊。”
〔20〕 Baxter's Practical Works (4 vols, London, 1847), p. xxiv.
〔21〕 （英文全文版）S. E. R. Ⅲ. 12. Ⅷ。
〔22〕 作者自己的那一本带有他的亲笔题词，归基德明斯特市政当局所有。
〔23〕 “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在贵舍写成，因此我不愿将此作为礼物，而作为你们自己的作品献给你们。”
〔24〕 在巴克斯特书稿（书信部分）Ⅵ. fo. 121中，有一封信的起因便是作者赠送本书并将其中第三部分题献给考文垂城，该信是该城的市长及市政当局寄来的，日期是1651年6月9日。信中称，该书“在一年一度的交接仪式上由一位市长传给另一位市长”。这封信接着写道：“我们愿赠您一个我们对您爱戴的象征物——科莱奇银杯，上面刻有作为市徽的像。请欣然接受这馈赠，作为我们对您的爱的见证，愿全能的上帝赐您长寿，让您能为他的圣徒加添安息。”该信刊印在A Life of the Reverend Rich ard Baxter, 1651-1691（1924）一书中。
〔25〕 R. B., Ⅰ. 108.
〔26〕 “是在贵舍，我受到医院、医生、护士和真诚朋友的照顾，以及（比什么都重要的）日日又适时地为我的康复祷告……而且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一个与你们素不相识的人而做。”S. E. R., Pt Ⅰ, Dedication.
〔27〕 R. B., Ⅰ. 108.
〔28〕 同上。另见“全书献辞”、第二版及后续版本的“A Premonition”。
〔29〕 这些引自150位不同作家的“页边引语”，显示出巴克斯特涉猎之广，表明他熟知各教父的著作，尤其喜爱奥古斯丁和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的作品，对中世纪经院派作者的作品也了解甚广，更出人意外的是，他对古罗马的学术领衔人物塞内加也明确表示出钦佩之意。
〔30〕 最显著的例外出现在第九版（1662年）中。初版的第一部分（p. 86）论到圣徒在天上大团聚时是这样写的：“基督徒啊，我想，那会是比你今世所见过的所有聚会都尊贵的聚会；而且比你身在其中的所有团体都快乐。如今，布鲁克、皮姆、汉普登和怀特等人所在的议会或国会一定已成为比他们从地上被接走时都更清楚明白、井然有序、目标正确、乐意舍己、团结一致、无比尊贵、欢欣鼓舞的‘议会’。即使为那聚会做看门的，也胜过继续在世上做议长。那是真正蒙福的国会，那也是唯一不会犯错误的教会。”
自第九版后，布鲁克（Brooke）、皮姆（Pim）及汉普登（Hampden）等人名被删去，但巴克斯特称他“对这些人的评判并未改变”，只是认为有必要去掉那些可能将某些人“绊倒”的内容。见R. B., Ⅲ. 177。
〔31〕 此发行数量是基于巴克斯特在他《五论教会的治理与敬拜》（Five Disputations of Church Government and Worship, 1658, pp. 491-492）一书的后记中所述。他写道，他“最早出版的两本书”（即《称义格言录》及《安息》）“听由书商自行处置”，其余印行的作品则“与书商达成协议，将印数的1/15给我赠送友人……有时我得到的1/15达到100册，有时还多几本”。如此算来，以100册为作者从书商处收到的平均数，可表明各版的印行册数当在1500册左右。该后记透露了巴克斯特写作所得的情况，也是为“回应某些中伤者”而写，那些人一直在就他与书商之间的往来散布毁谤之词。
〔32〕 出版于1749—1755年间的《基督教文库》第一版共50卷，巴克斯特的《安息》是其中的第37卷。尽管收入文库的是经删节的版本，其中却有总题献的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的六章内容，第三部分的前十二章，以及第四部分的前十章。文库的第二版（共30卷）印行于1819—1827年。
〔33〕 该简写本的首版日期为1759年1月1日，由J. Colton and Eddowes出版社在什鲁斯伯里印行，并由“伦敦的J. Buckland、T. Field和E. Oilly等公司经销”。
〔34〕 Powicke, pp. 31-32.
〔35〕 巴克斯特有两个选集全文收录了本书：（1）The Practical Works of Richard Baxter（4 vols）（1707— ），于1847年再版；（2）The Works of Richard Baxter（23 vols）（1830）编者为William Orme。
〔36〕 R. B., Ⅰ. 108.
〔37〕 Treatise of Self Denyall (1660), "Premonition".
〔38〕 D. N. B.; S. Clarke, Lives of Sundry Eminent Persons (1683).
〔39〕 Baxter MSS. (Letters), Ⅱ. fo. 15a (July 1650).
〔40〕 Baxter MSS. (Letters), Ⅳ. Fo. 218a (25 th September 1654)。有关Thomas Gataker，见D. N. B., ad loc。
〔41〕 同上，Ⅲ. Fo. 92a-93a (20 th January 1656).
〔42〕 同上，Ⅴ. Fo. 226a (12 th September 1652)。
〔43〕 即Plain Proof Scripture Proof of Infants Churchmembership and Baptism (1651)。
〔44〕 A. G. Matthews, Calamy Revised, p. 167. Baxter MSS. (Letters), Ⅵ. fo. 28. Ⅵ. f. 128. See Also D. N. B., ad loc.
〔45〕 Baxter MSS. (Letter), Ⅰ. fo. 131a (14 th June 1672).
〔46〕 S. Clarke, Lives of Sundry Eminent Persons (1683), p. 64.
〔47〕 Baxter MSS. (Letters), Ⅳ. For. 234a (10 th August 1653).
〔48〕 即牛津大学历史学公共教授Ludovicus Molinaeus，法国改革派神学家Pierre Du Moulin（1568—1658）之子。
〔49〕 Baxter MSS. (Letters), Ⅴ. fo. 73-74 (12 th June 1664).
〔50〕 Baxter MSS. (Letters), Ⅲ. fo. 7a (16 th August 1656). See F. J. Powicke, Some Unpublished Correspon dence of the Reverend Richard Baxter and the Reverend John Eliot, ... (1656—1682), in John Rylands Library Bulletin, Vol. ⅩⅤ.
〔51〕 Baxter MSS. (Letters), Ⅳ. fo. 228a (22 nd August 1658?).
〔52〕 F. J. Powicke, Richard Baxter and the Countess of Balcarresin John Rylands Library Bulletin, vol. Ⅸ. Cf. A. Lord Lindsay, A Memoir of Lady Anna Mackenzie, Countress of Balcarres (1868), passim. 那另一本安娜女伯爵所爱的书是巴克斯特的The Divine Life（1663）。
〔53〕 Baxter MSS. (Letters), Ⅴ. fo. 63.
〔54〕 W. Bates, A Funeral Sermon for... Mr. Richard Baxter (1692).
〔55〕 W. Tong, An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Death of... Mr Matthew Henry (1716). 罗伯特·沃伯顿的女儿是马修·亨利的第二任妻子。
〔56〕 D. N. B. Cf. S. Clarke, Lives of Sundry Eminent Persons (1683).
〔57〕 The Life and Times of Selina, Countess of Huntingdon (1840), Ⅱ. 84-86. 特里维卡图书馆现在剑桥大学切森特学院内，馆内仍存有弗莱彻赠送巴克斯特著作时的原信件。这一信息是由该馆馆员提供的。
〔58〕 同上，p. 413。
〔59〕 摘自牛顿写于1775年1月26日的一封信（Op. cit. Ⅰ. 295）。
〔60〕 就巴克斯特与道得理奇之间关系的详细描述，见于G. F. Nuttall的Richard Baxter and Philip Doddridge；A Study in Tradition（Dr Williams's Library Lecture，1951）。在道得理奇的通信中，提及巴克斯特的片断随处可见，诸如：“我现正以充满喜悦的心阅读巴克斯特的著作”（1724年5月5日）；“我对巴克斯特的著作无论如何赞誉也是不足够的”（1724年10月22日）；“巴克斯特的书是我的专爱”（1724年12月8日）；“我仍每日花一小时时间读巴克斯特的著作，对其敬佩日深”（1725年8月5日）。以上摘自Correspondence and Diary of Philip Doddridge, ed. J. D. Hunphreys, Ⅰ. 378, 397, 460, Ⅱ. 58。
〔61〕 值得指出的是，卫斯理曾在他就“我们责备邻舍的责任”讲道时（Lev 1917）引用本书内容。
〔62〕 W. T. Stephens, Lives of Eminent Methodist Preachers (1930 edn). 值得注意的是，菲利普·道得理奇在应卫斯理之请，为青年传道人提供阅读书目时写道：“在上一世纪不从国教的作者中……请允许我提及巴克斯特的《安息》。”他还提到了巴克斯特其他的七部著作（1746年6月18日）。
〔63〕 即A. Kempis所著Christian Patterns or... The Imitation of Christ。
〔64〕 Francis Asbury to Jasper Winscom (15 th August 1788).
〔65〕 J. Lewis, Francis Asbury (1927), p. 62. 另请参阅pp. 87，94。
〔66〕 Hannah More to Sir W. W. Pepys (7 th April 1813).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Hannah More (1834), Ⅲ. 341.
〔67〕 Hannah More to Lady Spencer (22 nd April 1813). 同上书，p. 383。
〔68〕 W. Wilberforce, A Practical View of the Prevailing Systems of Professed Christians (1797), p. 294.
〔69〕 J. Sargent, A Memoir of the Rev. Henry Martyn, B. D. (1837), p. 31.
〔70〕 Martyn's Journal (28 th December 1803). 尽管其中似未提到巴克斯特对沈美恩作品的影响，然而从他对清教徒的兴趣及他与马丁的密切来往看，很难相信其中没有巴克斯特作品的某些影响。认为巴克斯特的著作在早期福音派的信仰经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诚为合理的假定。
〔71〕 A. B. Grosart, Annotated List of the Writings of Richard Baxter (1868), p. 10.
〔72〕 Supra, p. 13.
〔73〕 Powicke, p. 32. 格拉斯哥大学的斯图尔特·梅奇博士不久前写信给我，称他倾向于将巴克斯特的影响力放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下观察。他写道：“导致福音复兴的一个方面，是对宗教改革及后宗教改革历史的兴趣……霍尔丹派与苏格兰教会决裂是因他们的平信徒福音运动遭到非议；且教会传道士与霍尔丹派之间关系紧张，后者的平信徒福音运动总体说来是从公理宗教会和浸信会发起的。有人也许会说，强调历史是福音派信徒对霍尔丹新福音派之独立的回应。我愿将巴克斯特当作求助于历史做法的关键人物。”
〔74〕 G. D. Henderson, Religious Life in Seventeenth-century Scotland (1937), p. 68.
〔75〕 W. Hanna,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Thomas Chalmers (1852), 4 vols, passim.
〔76〕 J. Cairns, Memoir of John Brown, D. D. (1860), p. 381.
〔77〕 A. R. MacEwen, 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Cairns (1895). 凯恩斯的笔记本里有许多巴克斯特著作的摘录，而他初次接触《安息》一书是在家庭圈子里，他写道：“巴克斯特的《安息》作为我家永久的藏书，存放在我们的书架上。”
〔78〕 多兹之子编纂的Early Letters of Marcus Dods（1910）中写道：“巴克斯特失败之处，我不知有谁能获成功”（p. 275）；“巴克斯特的《安息》是一本在各种心情下，每一页都使你受益的书”（p. 274）。
〔79〕 G Barbour, Life of Alexander Whyte (1923), p. 650.
〔80〕 Op. cit. p. 331.
〔81〕 R. C. Trench, Companions of the Devout Life (1877), p. 89.
〔82〕 W. Bates, Funeral Sermon of... Richard Baxter (1692), p. 112.
〔83〕 E. Calamy, An Abridgement of Mr Baxter's Life and Times (1702), p. 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