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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帝之城并不是一种组织，上帝只存在于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那么，为什么又把信仰者的团契理解成一个城呢？人类共同的历史还有什么意义呢？奥古斯丁虽然否定了人类的任何社会和政治组织，但他并没有否定人的社会性，甚至认为社会性是神圣的，是上帝所赐福的。世界历史，正是这种社会性的实现，但世界历史与罗马毫无关系。社会性必须从新的方面理解，因为这种社会性无法通过任何尘世制度体现出来。
也正是出于他对社会性的理解，奥古斯丁说，罗马城不是由城墙和宫殿组成的，而是由人组成的。这句话无疑呼应了《圣经》中的名言：“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 〔53〕 这个比喻中蕴涵着对希腊罗马政治思想的全面颠覆。罗马固然是由人组成的，但没有城墙，它就不足以抵抗外侮，遑论对外扩张。没有宫室，就没有政府和各种政府部门，也就无法使罗马成为一个城邦或帝国。而在奥古斯丁的理解里，城墙和宫室都可以不要，那么剩下的，就是赤裸裸的个人了。不通过城墙和宫室，罗马人怎样组织成社会呢？
个体心灵与全人类的关系，是奥古斯丁思考世界历史的基本维度，也是他对西方历史观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方面。《上帝之城》卷四第三章有一句话：“就像文章是由单个字母组成的一样，城邦和王国的元素是每个单个的人，无论她占地有多么广阔。” 〔54〕 研究者指出，这一说法是从柏拉图《理想国》中著名的灵魂与身体的比喻转化而来的。 〔55〕 由于没有文本的直接依据，这个类比是否真的是从柏拉图那里来的，我们很难判定。不过，这个类比确实展现了奥古斯丁关于个体与群体关系的理解，也呼应了他关于城墙与宫室的说法。
关于柏拉图那个著名的类比，当前学界研究很多 〔56〕 ，我们不必多谈。其中一个基本的理念是，为了理解个体灵魂中的正义德性，首先要理解城邦的正义问题，个体的正义与城邦的正义是一致的，但个体的正义不好理解，需要借助对城邦正义的研究才能理解。奥古斯丁此处的逻辑却正好相反。在他看来，要谈城邦或帝国的好坏不容易，所以就先假设一个很焦虑的富人和一个生活安宁的穷人，对比一下他们两个，就可以理解，像罗马那样不断扩张，究竟是否会得到真正的幸福了。和柏拉图一样，奥古斯丁也认为个体与群体之间有内在的相似性，但他却认为个体更好理解，群体不好理解，所以反而要借助个体来理解群体。
虽然看上去相似，但奥古斯丁的类比已经和柏拉图有了非常根本的差别。柏拉图的类比，是建立在古希腊城邦生活基础之上的。因为城邦能实现人的自然，“人在自然上是城邦的动物” 〔57〕 ，所以，严格说来，脱离了城邦的人，根本谈不上正义。不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实现正义，任何个人的修养和德性都无的放矢。他先谈城邦，后谈灵魂，并不只是出于类比的关系，而且体现了希腊生活中城邦与德性之间更根本的关联。所以，虽然表面看上去，他笔下的城邦和灵魂的结构并不相似，但他的这一类比仍然有着内在的合理性。
但在奥古斯丁这里，无论“地上之城”还是“上帝之城”，都不是古典意义上的城邦。在他所生活的时代，罗马帝国已经远非古典城邦可比，无论政治制度还是文化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罗马成为一个跨越三大洲的大帝国，治下包括操各种语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生活在不同行省的罗马公民；传统小城邦中的民主制度已经无法维系 〔58〕 ；随着各民族的信仰进入罗马，传统神话也渐渐失去了过去的支配地位。 〔59〕 在这样的大帝国中，是不可能实现柏拉图构想的那种几千人的理想国的。“地上之城”并不是指罗马城这一个城市，称之为“城”，只是沿用了传统城邦的概念。更恰当的概念应该是“帝国”（Imperium）。
“上帝之城”更不是一个城。它既不是一个有城墙和宫室的城堡，也不是一个有政府和公民的政权，而是所有好的天使和好人的团契。并且，这个团契只有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才能实现。在现实中，上帝之城的公民只是混居在尘世之城的公民当中做客旅。把上帝之城说成“城”，只是相对“地上之城”而言的。尘世之城本身已经不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城了，上帝之城就更不是这样的城邦。
因此，无论是在“尘世之城”的意义上，还是“上帝之城”的意义上，奥古斯丁都不会简单套用柏拉图的类比。但是，个体与群体的类比，在《上帝之城》中又经常出现。比如，在卷一谈到勒古鲁斯的时候，他说：“城邦之福和人之福并不是两回事，因为城邦不过就是很多人组合起来。” 〔60〕 但在卷二十二谈到萨共廷的时候，他不再认为个体与城是完全类似的。萨共廷人为了保卫罗马牺牲了自己，但城的牺牲和人的牺牲是不同的，因为人牺牲后，会在上帝之城中永生；城毁灭后就再也没有了。 〔61〕
萨共廷的毁灭提供了个体与群体类比的一个反例，或许这个反例可以帮助我们挖掘奥古斯丁的类比的深层含义。虽然个体与群体是类似的，但是在面临毁灭和拯救的时候，二者却有根本的差异。到了世界末日，每个死去了的人都会复活，但毁灭了的城邦却永远不会再活过来了。其实，对于勒古鲁斯和萨共廷的那些异教徒，这个类比没有什么不恰当的，因为他们无论多么有德性，复活后都不能获得真正的拯救，最终会和萨共廷城一样进入永恒之死。而凡是真正的圣徒，复活后都会结成上帝之城这个新的团契，这就是和他们一起复活的城。
奥古斯丁坚持认为，真正组成城邦的是人，不是城墙或制度，个人和群体是一致的，其实这个观念，与其说来自柏拉图的类比，不如说来自《圣经》中的另一个类比：“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也是如此。” 〔62〕
所有圣徒共同组成的教会，即上帝之城，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这个身体的头，每个人是这个身体的不同肢体。人类群体的命运，就是基督的命运，这和每个人的命运，当然可以说是相似的。因此，奥古斯丁最关心的，不再是城邦内的正义与每个公民的关系，而是每个人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在模仿基督。全人类的救赎，最终体现在一个人一个人的救赎上。
这样，我们就可以体会奥古斯丁与柏拉图的差别所在了。在柏拉图笔下，每个个体在城邦中都有各自的位置，根据自己灵魂的具体情况，或做国王，或做护卫者，或从事其他的职业。只有每个人各尽其职，充分根据自己的灵魂结构来生活，城邦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但在奥古斯丁笔下，每个个体之间的这种差别都不重要。每个人无一例外地要模仿基督，成为一个小的基督。基督的身体的和谐，并不是通过人们各司其职和相互依赖达到的，反而是要使每个人成为一个小的基督。在柏拉图笔下，个体的差异性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应该得到强调。但在奥古斯丁笔下，这种差异性必须泯灭，上帝之城中的每个个体，都是没有差别的，他们之间甚至不必发生关系，上帝之城中唯一的关系，是每个个体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因为消除了差别性，这个城可能比罗马帝国更好地包容全世界，但这个城越大，生活在其中的人越是孤独。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奥古斯丁笔下的世界历史与每个个体的心灵秩序有根本的关联。对全人类的命运的关心，恰恰就体现在对每个灵魂的关心上。只要安顿好了每个人的灵魂，就安顿好了上帝之城，因为上帝之城就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上帝之城的历史，最终会转化为个体心灵的历史。因此，《忏悔录》和《上帝之城》在根本上是在处理同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