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心灵秩序

奥古斯丁为什么会有如此怪异的观点，甚至还堂而皇之地为它们寻求哲学上的理由？若对比上文提到的同时期的几位教父，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奥古斯丁引入了他们在讨论罗马陷落时都未能谈到的两个维度：一、尘世与天国的心灵秩序；二、个体心灵与人类整体的关系。这两层关系成为所有这几篇布道辞中最基本的理论前提，也是后来《上帝之城》中的基本出发点。

强调尘世与天国之间的绝对差别，是奥古斯丁应对罗马陷落的根本策略，自然也成为《上帝之城》最基本和最为人所知的架构。天堂与尘世的区分，源自《圣经》两约，特别是新约中已有的观念，但奥古斯丁又受到了摩尼教和多纳图派的很大影响，将原始基督教中的二分法逐渐发展和细致化，而形成了一种系统说法。 ^〔49〕

沃尔特认为，奥古斯丁的两城说在理论上与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有密切关系，这一看法虽然未必有多少文本上的直接依据，却透露出相当高的见识。奥古斯丁和他的摩尼教朋友一样，深切地意识到恶在尘世中的普遍存在。 ^〔50〕 但他又不肯接受摩尼教的二元论，坚持万物都来自至善的上帝。万物都来自上帝，罪恶却无处不在，那么，恶究竟是怎样起源的？这不仅成为终生困扰奥古斯丁的问题，而且也成为困扰整个基督教思想史的问题。

奥古斯丁把上帝理解成深度自我和心中的至善，认为世界历史中的所有问题都在于遵从还是背离这个至善，所以善恶问题是心灵的问题。他并没有取消摩尼教的善恶二元结构，而是认为这个二元结构根本上存在于心灵秩序当中。既然包括罗马在内的地上之城都难以免于不义和罪恶，那它们只能算是魔鬼之城；所谓上帝之城，并不是另外一个政治性的城，而是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奥古斯丁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两座城之间斗争的历史，其实就是每个人心灵中的斗争。无论奥古斯丁处理怎样宏大的政治和历史问题，在根本上都是心灵秩序的问题。

上帝之城存在于灵魂深处，只能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才能实现出来；现实中存在的城都是尘世之城，上帝之城的公民如同客旅，和尘世之城的公民相混杂，只有在末日才真正分开。所以，奥古斯丁在谈“上帝之城”时，始终是以末世论的眼光来反观现实。现实中并不存在两个城，只有一个城，即地上之城，也就是魔鬼之城 ^〔51〕 。基督徒建立的国家也只是地上之城，人间的教会组织也只是地上之城。以上帝之城反对地上之城，就是以内心反对人类的现实生活。而这，正是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描述的状态，现在正在成为所有罗马人的最终命运。

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的区分，根本上来自心灵中的善恶秩序，因此这对区分是绝对的，即，尘世间的任何组织或团契，都只能是地上之城的一部分，而不可能属于上帝之城。巴比伦和罗马，是尘世之城的代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和基督徒的教会，是上帝之城在尘世的代表，但并不等同于上帝之城，就其自身而言，永远都只是尘世之城的一部分，也就是魔鬼之城的一部分。所以，中世纪教廷和世俗国王关于究竟谁是上帝之城的争论，都是误解奥古斯丁原意的结果。 ^〔52〕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奥古斯丁的思想中是不会有第三座城的。虽然他在一些地方也表现出对世俗政权的肯定，但那是因为完全否定尘世之城的意义过于极端，无法诉诸政治实践。就他总体的思想框架而言，尘世政治既然属于魔鬼之城，就是毫无意义的。

正是出于对尘世政治的这种态度，奥古斯丁全面批判了罗马的历史、政治和宗教。他虽然承认，罗马会有兴衰强弱的问题，但罗马的强大必然是罪恶的霸欲的结果。在他眼中，罗马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罪恶的历史，而且罗马越是强大，罪恶就越是深重。这样的政治，怎么可能是神圣而永恒的呢？

对罗马的政治批判，始终是在心灵批判和宗教批判的框架下进行的。他一方面热情地赞美罗马英雄的德性，另一方面又惋惜他们无法得到真正的救赎。由于他们将德性献给了地上之城，他们在根本上都是可怜的罪人。只有彻底弃绝自己的家庭、祖国和所有自然的关联，人才能真正在心灵中实现至善。在他的两城说中，只要无助于拯救的，无论性情还是德性，在根本上都属于罪恶的地上之城。

奥古斯丁对尘世政治的批判也是绝对的，即，他批判的不是罗马或别的哪个政权，不是帝国或别的哪种政体。政治学中的政体之分在他这里毫无意义。他所否定的是人类的所有社会或政治组织。 Tl0GQr8j5nlGrMqdjPlRwxPOLpnMoaeqdxzab3SRpM6jm6BC/qciP9KkjQXaEF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