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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邓小平1904年生于四川省广安县牌坊村。他虽然出生于一个小地主之家，这个村子却为邓家的一个亲戚邓时敏而自豪。这个邓氏族亲邓时敏曾担任朝廷要员，位至大理寺正卿，专为皇帝和朝廷大员写折子。
1774年邓时敏告老还乡，村里为他立了一座牌坊，并就此更村名为牌坊村。邓时敏及其兄弟确实成就不凡。当时这个3亿多人口的国家中每年只有一两千人能通过科考中举，邓时敏和他的两个兄弟却都通过了乡试。事实上邓时敏又连过两关，通过了会试和殿试，当上了京城的大官。
1926年至1927年邓小平在莫斯科时，在自己的个人简历中说，他的父亲同样望子成龙，盼着他能当上大官。这种梦想大概又因他母亲的因素而愈发强烈，因为她也有亲戚考取功名当上县令。在帝制中国，很多家庭，尤其是有亲戚当过官的家庭，若是有个聪明伶俐的孩子，都愿意含辛茹苦地加以培养，希望他能考取功名，光耀门楣。邓小平便是这样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虽然他的父亲邓文明很少跟儿子相处，却在他读书求学上花了不少工夫。
邓小平的父亲忙于村子以外的活动，很少照料家事。他的原配妻子无后而死，15岁那年他又娶了比他大两岁的邓小平的生母。邓母头胎生了个女儿，然后生下邓小平，接着是邓小平的两个弟弟，最后生的女儿在10岁那年夭折了。邓文明后来娶的第三个妻子，生下一子后不久就死了，他又娶了第四个妻子夏伯根。邓小平的父亲最富有时，拥有近40亩地和几个帮他干农活及养蚕的长工。
邓文明在世时家道日衰。他是村里的秘密社团哥老会的首领，但大多数时间他都在离牌坊村三四里路以外的协兴镇和20里路以外的县城，或在重庆度过。他在1914年当上了广安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长）。他在协兴镇开过一家小饭馆，与一些长辈一起赞助过一所学校，他的儿子邓小平便是在这所学校里念书。但是，由于赌博输了钱，他不得不卖掉一些田地，几陷破产，再加上跟一位上司关系不好，他逃到了外地。不过，他仍然帮着邓小平念书。
据邓榕说，邓小平的母亲十分疼爱这个儿子。邓小平后来也回忆说，他非常敬重自己的母亲，父亲不在家时她总是悉心照料着家务；但是她在1926年便已去世，只活了42岁。毛泽东反抗自己的父亲，邓小平却没有，他只是疏远父亲而已。邓榕回忆说，在后来的岁月里，爸爸从来不提他自己的父亲（他死于1936年）。
当邓小平渐渐长大时，大人们并不清楚让孩子接受哪种教育最有利于前程。科举制在邓小平出生后的第二年便被废除，邓小平6岁时发生的辛亥革命，又让朝廷的官僚制度寿终正寝。但是取代旧学的新式教育才刚刚起步，于是就像当时中国农村很多有天资的孩子一样，邓小平5岁那年的开蒙教育，是在牌坊村一个有学问的亲戚家中学习儒家经典。第二年他又转入协兴镇一家较大的私塾，继续学习那些经典，由此养成了背诵经书的能力。当时广安县有人口20万，但只有一所公立小学为有天分的孩子教授现代科目。邓小平想必在这里学得不错：他在11岁那年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进入了离牌坊村20里以外的广安县高级小学，由父亲出钱成了那里的寄宿生。14岁时他又考入广安县初级中学（相当于美国的高中）。当邓小平15岁离开该校去重庆时，他在儒家经典以及数学、科学、历史、地理这些现代科目和写作方面，都已打下很好的基础。
一些进步教师提高了邓小平的爱国觉悟，1919年他年仅14岁就参加了作为“五四”青年运动一部分的示威活动。这场运动的起因是西方各国领导人在凡尔赛联手操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格局，要把德国过去在山东占领的胶州半岛转交日本而不是归还中国。这激怒了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他们于1919年5月4日走上北京街头，不但抗议西方列强不尊重中国，而且抗议中国政府颟顸无能，没有维护中国的利益。
“五四”示威活动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国内许多大学和一些中学校园，在中国知识青年中掀起了了解世界大势的热情，点燃了民族主义的火焰。跟中国其他更为偏远的内地相比，广安与外界有着更多的接触，流经广安县城的渠江水面宽一百多米，通过另外两条河与90公里以外的重庆相连，从重庆乘汽船5天便可到达上海。早熟的邓小平也加入了这场运动，跟同学们一起走上广安街头游行示威。1919年秋天，他还参加了重庆抵制日货的运动。邓小平对外部世界的觉醒与中国知识青年民族意识的萌生完全同步。从这一刻起，邓小平本人便与中国人努力摆脱洋人欺侮、恢复其伟大和强盛地位的事业分不开了。
邓小平对外部世界的初步认识，又因邓文明给儿子找到一个留学机会而得到进一步扩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法国青年上了战场，一时造成工厂劳力短缺，于是招募了15万的中国劳工赴法打工。当时西方各国几乎没有为中国优秀学生提供的奖学金，但也有例外，一些社会贤达在战前就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组织，希望能帮助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他们可以一边打零工谋生，一边到大学学习现代科技。当时中国人认为法国是一个文化水准很高的国家，那里便成了中国留洋学生所向往的目的地。一位曾经留学法国的四川富商成立了一个基金，提供补贴，使川籍学生能够加入到赴法勤工俭学的计划之中。重庆成立了为期一年的预备学校，邓小平参加并通过入学考试，1919-1920学年在那里做留学准备。这一年年底，有为数不多的奖学金到位，使一些学生得以赴法。一个比邓小平大3岁的堂叔是他的同学，与他一起动身，在法国的头几个月里一直陪伴着他。
1920年，当16岁的邓小平登上一艘从重庆开往上海的汽船，开始他赴法之旅的第一段旅程时，他是84个勤工俭学的四川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旅途本身对他就很有教育意义。在上海逗留的一周，邓小平看到了洋人在他的国家如何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中国人。当经过改装的货轮“鸯特莱蓬”号驶往法国，途经香港、越南、新加坡和锡兰（今斯里兰卡）时，白人主子与当地劳工同样不平等的关系，也给邓小平和船上其他的年轻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学生于10月19日抵达马赛时，据当地报纸报道，这些学生身穿西装，头戴宽边帽，脚登尖头皮鞋；他们默默无语地待在那里，但看上去很聪明。
他们先乘车去巴黎，次日便被分配到一些中学接受专门的法语和其他科目的培训。邓小平等19人被安排到诺曼底的巴耶中学。
从1919年到1921年，经中国的主办人及法国友人的共同安排，大约有1600人赴法勤工俭学，然而他们来的不是时候。1919年，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法国青年人重返工作，导致法国就业紧张，通货膨胀严重。1921年1月12日，即邓小平和勤工俭学的同胞来到法国不足3个月时，由于为这项计划筹措的钱很快就变得入不敷出，四川的基金会与勤工俭学计划终止了关系，3月15日以后将不再为学生提供经费。
法国政府建议巴耶中学想办法让计划继续进行，但校方说它也筹不到足够的钱。邓小平和18位勤工俭学的同胞于3月13日离开巴耶，3周后他在南部城市克鲁梭的施奈德公司——法国最大的军械厂——找到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
此时，巴黎的中国学生也因无法继续求学而深感失望，到中国政府驻巴黎使馆前示威抗议，要求政府给他们想办法，因为他们是在为中国的未来学习科技知识。中国政府派驻巴黎的人说这是不可能的，法国警察也逮捕了带头示威的人。法国各地的中国学生为失去学习机会而义愤填膺，他们加强联系，建立自己的组织，抗议法国和中国当局。中国学生示威的一些领头人，如学生活动家蔡和森和后来担任了上海市长和外交部长的陈毅，因参加抗议而在1921年夏天被驱逐出法国。
中国留法学生四处奔波寻找辛苦低下的工作来维持温饱，他们看到法国的富商家庭过着他们在中国从未见过的优裕生活，工厂的工人则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从事着长时间的繁重劳动。
中国学生大多来自殷实之家，因学业优异而中选留学。他们都是想学习现代科技报效国家的英才，可是他们在法国只能找到连法国工人也不愿做的活，在重工业、化学工业的工厂和矿山作为没有技术的苦力干活。此外，邓小平和其他中国工人最初一般只能当学徒，薪水甚至比普通工人还要低。
这些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人尽管备受屈辱，却为中华文明而自豪，并将自己视为未来的领袖。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社团；他们还分成小组，探讨中国政府为何如此软弱、世界为何变得如此不公平。这些小组的一些成员后来成了无政府主义者，但邓小平等人则寻求发动一场运动，推翻软弱无能的中国政府。
邓小平来到法国时，十月革命已过去3年。在讨论小组中，他从那些好学的工友那里了解到更多有关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苏联的知识，这为他在法国生活时的见闻赋予了更深刻的含义。欧洲帝国主义欺侮中国，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华工的待遇比当地工人还要差。需要一批精英组成先锋队，通过开展运动去改变这种状况。1921年底，就在这些留法中国青年开始在工厂打工时，传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年7月1日成立的消息。这个党最初很小，1921年它在国内只有大约50名党员，1922年时也不超过200人。然而它的出现却对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22年在法国成立了一个组织，其成员自称共产主义者。1922年11月，学生领袖之一李维汉从法国火速回国，想让这个青年共产主义组织被批准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同盟。这一请求得到了许可，1923年2月，召开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大会，他们正式宣布自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部分；周恩来被任命为总支部书记。
邓小平在施奈德军械厂时，被分派的工种是用大铁钳把烧红的大钢块从喷着火焰的鼓风炉里拖出来。邓小平当时还不到17岁，只有一米五的个头，他干了3周便离职而去，回到巴黎另寻工作（他的堂叔在施奈德又干了一个多月）。几周后，邓小平在巴黎一家生产纸花的小工厂找到一份临时工，后来又在小镇夏莱特的哈金森橡胶厂（当时它雇用了大约1000名工人，大多都是外国人）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从1922年2月13日到1923年3月7日，除了短暂的中断外，他一直在这里上班，工种是加工橡胶套鞋，一份不太费力的活。经过短暂的学徒期后，邓小平像其他工人一样成为计件工，于是他学会了抓紧干活，并工作很长时间，一周长达54小时。他从工资中省出一些钱，又从父亲那里得到一点儿钱后，于10月17日辞去工厂的工作，想办法进了附近的夏狄戎学院念书。然而他的钱并不够用，3个月后便又回到了哈金森橡胶厂。3月份他第二次离开该厂后，工厂档案的记录中说，他“拒绝工作”，“辞职不干，不再雇用”。
邓小平最后一次学习机会落空后，便投身到激进（radical）事业之中。在第二次回到哈金森工厂时，他就在附近的蒙塔日加入了由秘密的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基层组织成立的学习小组，其中有不少人是他在重庆预科学校的同学。有些学生甚至在中共建党之前就已经很激进了。邓小平尤其为号召中国学生投身激进事业的杂志《新青年》所打动；该杂志的主办人是陈独秀，当时他的两个儿子也在法国学习。
邓小平在夏莱特一直待到1923年6月11日，然后去了巴黎，在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小机关里工作。他在哈金森和蒙塔日的工友和激进派朋友大都是四川人，而在巴黎，他和来自其他各省的中国人一起参加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刚到巴黎时，邓小平在周恩来领导下的支部里干一些杂活。他的主要工作是印刷该团体一份10页纸的小报，邓小平擅长写字和刻版，因此得了一个“油印博士”的绰号。1924年2月这份杂志更名为《赤光》
，杂志宣称要反对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它的读者对象是留法中国学生，其中一些人一直信奉无政府主义或更加右翼的保守政策。邓小平在比他大6岁的总支部书记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周恩来曾在日本和英国与激进派有过交往，具有战略意识和把各种人团结在一起工作的能力，因此成了中国青年的天然领袖。在周恩来的教导下，邓小平对共产主义运动有了更多的理解，在刻版和印刷《赤光》的同时，也开始参与制订运动战略。
邓小平在支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因而进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在1924年7月的会议上，按照中共的决定，该执委会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全部成员，自动成为中共党员；当时中共党员的人数，把中国和法国的加在一起不足1000人，而邓小平那时还不到20岁。
旅法中国学生的政治斗争，与国内那些年轻政治领袖的行动保持同步。1923年6月，中共宣布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法国的中共党员也立刻宣布他们会加入旅法的国民党。邓小平本人也加入了国民党，并在1925年成为国民党欧洲支部的领导人之一。
在为《赤光》撰写的文章中，邓小平反驳较为保守的国民党支持者，主张更激进的革命性变革。
两个法国学者曾仔细研究过邓小平在法国5年期间的活动，他们说：“在法国，邓小平发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劳工世界、党的组织工作、中国的地位、社会和地区差别以及他的安身立命之本。”
法国也影响了邓小平的嗜好，他喜欢喝红酒咖啡，吃奶酪面包。更重要的是，当邓小平在21岁那年离开法国时，他已经成了立场坚定、富有经验的革命领导人，他的自我认同已经与对党和党内同志的认同密不可分。从那时起直到70年后去世，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邓小平生活的中心。
1925年春天，邓小平因其能力和可靠的表现，被任命为里昂党组织的领导人。1925年5月30日，中国国内的示威者走上街头，抗议上海的英国警察向中国学生的示威人群开枪，邓小平也和旅法的其他中国学生一起，抗议法国政府与镇压学生的中国政府沆瀣一气。
1925年11月，邓小平被派到巴黎的雷诺汽车厂工作，在那里从事组织工人的宣传工作。1925年底，参与示威的中国学生的上层领袖被驱逐出境，当时只有21岁的邓小平在组织内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发表了主要演讲并主持会议。1926年1月7日，有人警告邓小平说，他本人也成了逮捕对象，于是他乘火车经德国逃往苏联。
在中国以外，没有哪个国家比法国的中共党员发挥了更大作用。1949年以后，从法国回来的人在建设国家中扮演着独特的重要角色。与中共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1949年以前从未迈出国门一步的毛泽东——相比，这些从法国回来的人有着更开阔的国际视野。在1937年到1949年的革命斗争中，他们不一定身居高位，但是从1949年到1966年的中共国家建设期间，不但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而且其他一些从法国回来的人，在经济计划（李富春）、外交（陈毅）、科技（聂荣臻）、统战宣传（李维汉）等各个领域都担任了关键角色。中共严禁在党内搞派系，这些从法国回来的人也处世谨慎，以免被人视为派系，但是他们对于中国需要做些什么都有着特殊的理解。
逃离巴黎后，邓小平于1926年1月17日抵达莫斯科，两周后进入中山大学一班。孙中山于1925年3月去世，7个月后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山大学，该校的唯一目的就是培训国共两党的党员。
到莫斯科第一周，邓小平写了一份自我批评。就像莫斯科的所有外籍人一样，他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在自我批评中发誓抛弃自己的阶级出身，终生做一名严守纪律、服从上级的无产阶级成员。他的能力很快就得到大学干部的承认。大约300名学生被分成13个小组，邓小平被编入第7小组“理论组”，该组成员全是被认为将来很有希望成为政治领袖的学生。这个班里还有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军阀冯玉祥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冯玉祥是一个不同寻常地具有进步思想的地区领袖，他当时与共产国际合作，也从共产国际获得资金。邓小平在班里被同学推选为党代表。
在中山大学，中国学生在任卓宣同学（他更为人知的名字是“叶青”）的领导下开展组织活动，邓小平在法国时就认识此人。任卓宣要求严格的服从和军队式的纪律，这种做法引起很多中国学生和学校领导的反弹。事实上，任卓宣在1926年夏天被调离莫斯科，不久共产国际又宣布，在苏联的外国学生不得召开他们自己国家党派的会议，但可以成为苏共见习党员，5年后也有可能转为正式党员。
许多中国学生对不让中共党员开会有意见，但邓小平不在此列。在苏共保存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报告中，邓小平受到了表扬，说他有强烈的纪律观念，很清楚必须服从领导。邓小平最初接受任卓宣的领导，任离开后他便服从苏共的领导。在苏联的日子临近结束时，苏共在11月5日对邓小平的评价是：“他是个严守纪律、做事一贯的人，而且学习能力强。他通过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变得十分成熟。他积极参加政治工作。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他以同志之道行事。他属于最优秀的学生。”
在莫斯科，邓小平每天上课8小时，一周上6天课。他修完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研究的全部课程，还有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地理、苏共党史和中国革命运动史。共产国际希望和潜在的中国领导人搞好关系，为中国学生提供了比一般俄国人更好的生活条件。
邓小平在苏联学习时，苏联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体制，仍在实行“新经济政策”。这种政策鼓励小农、小工商业甚至较大企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则致力于发展重工业。苏联也请外国人来投资。跟当时另一些人一样，邓小平认为这种经济体制——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允许私人企业和鼓励外国投资——能推动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快地发展。
“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即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类似于邓小平1949年至1952年在西南局当政时实行过、后来又在1980年代再次采用的政策。
还在莫斯科时，21岁的邓小平就萌生了一些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非同寻常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终生未曾改变。不妨举个例子，他在1926年8月12日的课堂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
中山大学的正式学制为期两年，但刚过一年，即1927年1月12日，邓小平就和其他20名年轻的共产主义政治教导员一起，被共产国际派往当时驻扎在陕西黄河谷地的军阀冯玉祥那里，以便利用冯所提供的一个机会。在国民党内部，共产党和右翼之间分裂日趋严重，共产党的军事实力大大弱于国民党右翼，所以共产党为了应付看来已经无可避免的分裂，试图寻找军事同盟。冯玉祥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关系，他的三个子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他曾访问过那里。冯玉祥认为共产党的政治教导员可以为他的军队培养目标感，利用像邓小平这样有前途的领导人，能够让军队明白打仗是为了什么。1927年4月国共分裂时，冯玉祥虽同邓小平及邓的共产党同志关系融洽，但他很清楚国民党的军事力量要比一小撮共产党强大得多，因此断定自己别无选择，只能与国民党结盟。冯玉祥客气地向邓小平及邓的同志道别，请他们另谋出路。
邓小平在陕西按照党的指示向上海党的总部打报告，要求参加地下工作。蒋介石意识到与共产党的裂痕不断扩大，担心受到攻击，于是在1927年4月率先下手清共，很快就杀害了很多中共领导人。上海的中共中央与过去的盟友反目成仇，随时面临被揭发的危险，于是转入地下。为了避免暴露，邓小平采用各种伪装，练就了他一生都在使用的本领：从不把党内活动记在纸上，从不丢弃可能给其他党员带来麻烦的纸屑。事实上，从此以后，他总是把重要人物的姓名和地址记在脑子里，不留任何字迹。
邓小平和新婚妻子一起来到上海，他们两人是同学，在苏联读书时相识。据苏联的上级说，邓小平喜欢一个叫张锡媛的女孩子，但是跟很多纠缠着女同学不放的同学不同，邓小平举止适度，仍以学业和党的工作为重。
直到他回国后，两人又在武汉的一次会议上相遇，才有了一段短暂的恋情并结了婚。邓小平和张锡媛跟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隔门而居，一起从事地下工作。
1927年8月7日，中共21名领导人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对付国民党的剿共。22岁的邓小平并不是正式成员，他担任书记员并负责处理会议文件（在后来的党史中，他被赋予“党的秘书长”这个响亮的头衔，其实他只是个小角色，为这些共产党人做做会议记录而已）。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遇到了高大、自信而强有力的毛泽东，不过当时毛还不是党的最高领导。
1929年，党把邓小平从上海派往广西，这是广东西面的一个贫穷省份。当时邓小平只有25岁，他要联合那里的一些小军阀建立中共的根据地。邓小平被选派承担这项任务，说明党的领导人对他献身革命的精神、他在迅速变化的政治环境中处理与军阀和当地人以及党中央的复杂关系的能力有很高的评价。国共分裂后，党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命令各地党员领导城市暴动。
一小批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局以及在广西和邓小平一起工作的党员，与当地一些已经跟蒋介石以及实力更强的广西军阀——他们曾参加蒋介石致力于统一全国的北伐——决裂的广西小军官（李明瑞和俞作豫）建立了合作的基础。邓小平在广西取得的短暂胜利中发挥了关键——即使是幕后——的作用。邓小平和他的盟友攻占了广西西部临近云南的百色和龙州两地。
在中共党史上，这些进展被当作共产党的起义加以歌颂。但是当桂系军阀李宗仁从北伐中回来后，他的大军很快就消灭了邓小平在百色和龙州的军队。邓小平的很多盟友被杀，红七军剩余的几百人先是在壮族人的帮助下逃往北部，后又沿着粤桂北部的山区向东逃了数百公里。在撤退过程中，与当地军队的一系列战斗几乎让他们全军覆没。不久，他离开红七军回到了上海的党中央（很快又带着中央指示回到广西）。他一到上海，就被要求就广西的失败写一份检讨。他在检讨中解释了自己离开军队岗位的原因，说是红七军的领导同意他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他这样做是得到了正式批准的。他也承认，在危难之际离开部队，说明自己的政治判断能力不够。“文革”期间，他又因离开红七军返回上海一事受到批判。
与他那些从军校里获得军事训练的同志不同，在广西，25岁左右的邓小平在与受过军事训练并且有战斗经验的同志们一起战斗的过程中获得了最初的军事训练。在广西的一年，邓小平肩负着很多重要责任——建立军事同盟、为军队搞给养、躲开武装精良的军阀、与当地壮族首领合作。但是，就像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所有城市暴动，包括更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一样，广西的起义也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1930年初，邓小平再次回到上海汇报工作，期间去上海一家医院探望了临产的妻子，这是他们最后的几次相聚之一。医院的条件很差，她在生产时染上产褥热，几天后便去世了，没过多久新生儿也夭折了。据说妻儿的死亡让邓小平深感悲痛，但他立刻回到红七军继续工作。在这惨痛的一年间，后来又回到上海等待重新安排工作的邓小平，与沪上一位既聪明又有自由思想的女革命家阿金（金维映）产生了感情。
上海的党中央在为邓小平安排工作上动作迟缓，但几个月后同意了邓小平去江西中央苏区的请求。在那里的崇山峻岭之中，毛泽东率领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几个县，并且建立了一个有自己地方政府的苏区，正在开展土改运动。他们希望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等到足够强大之后再向国民党和军阀发动进攻。中央苏区方圆数百里，从赣西南风光秀丽但条件艰苦的井冈山，绵延到东南部地势平坦的农业区。邓小平奉派前往东南部的瑞金报到，1931年8月他和阿金抵达目的地，不久结为夫妇。
到瑞金几周后，邓小平在江西的顶头上司便决定让他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上任之初，国民党正在剿共，双方都想派奸细打入对方。1927年国共分裂后，共产党的干部害怕一些党员暗中为敌人提供情报；邓小平到达瑞金之前，确实有数百名共产党员被怀疑通敌，这些人不是被投入监狱，就是遭到处决。邓小平一上任就花了数周时间仔细了解情况，最终确信对疑犯的指控是错误的。关入狱中的人因此获释，杀害地方党员的领导人也被处决。邓小平的决定在当地党员中深得人心，使他在瑞金的一年间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拥护。
在江西，邓小平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大的崇敬。毛是带着一小批追随者从老家湖南逃离军阀，越过东部山区来到毗邻的江西省的。邓小平曾试图在广西建立和维持共产党的根据地，但以失败告终，所以他很理解毛泽东在建立根据地上取得的成就。毛泽东不但要为军队搞到足够的给养，还要阻挡敌军入侵，赢得当地居民的支持。
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时，中央领导决定在那里建立全国性的首都。建都之前，在瑞金召开了共产党全国各根据地的代表大会。邓小平虽然不是与会的610名代表之一，但在筹备会议以及在瑞金一带建立新首都的事情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瑞金工作一年后，邓小平又被调往瑞金以南的会昌县担任党的工作的实际负责人，同时兼管党在寻乌和安远两县的工作。
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认为共产党必须建立农村根据地，等到有了足够的实力再向对手发起挑战。然而中央领导却指责邓小平追随罗明（一名福建籍干部）的失败主义政策，在打击敌军上不够积极主动。在后来所谓邓小平三起三落的“第一落”中，他被撤销了会昌县委书记一职，并和3个同事（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谢唯俊和古柏）一起受到严厉批评，后被派往外地以示惩罚。邓小平受到严厉指责，被称为“毛派头子”，甚至他的第二任妻子阿金也加入了批判他的行列，和他离婚，嫁给了批他的人之一、在法国时就和邓相识的李维汉。幸运的是，邓小平的另一位在法国时的故交、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李富春，在他下放几个月后把他叫回来，委任为江西省委宣传干事。
据邓榕说，在1930年至1931年的一系列沉重打击——第一个妻子和孩子去世、自己在党内受到严厉批评和责难、第二个妻子与他离婚——之前，邓小平的朋友都认为他是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人。但是在经历了这一连串的悲剧和挫折后，他变得更为内敛，少言寡语。当时他还无从知道，从长远看，他被指为“毛派头子”受到惩罚其实是他的运气，因为这使毛泽东长期相信邓小平是忠实于自己的。在后来的岁月里，即便在毛泽东让激进派批邓时，也绝不同意把邓小平开除出党。
共产党建立的苏区根据地使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威胁深感忧虑，于是派兵围剿江西苏区。共产党在四次反围剿战役中都击退了国民党，但在第五次围剿中，强大的国民党把共产党赶出了根据地，共产党从此踏上差不多长达一年的转战之路，此即著名的“长征”。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才从江西到达陕西的新根据地。长征给中共造成重创，从江西出发时军队大约有86000人，很多人死在路上，还有一些人开了小差，1935年10月到达陕甘宁边区时只剩下不足10000人，在那里迎接他们的是当地一小股共产党武装。虽然缺少长征途中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交往记录，但据邓小平的女儿说，随着部队日益减员，在长征途中负责宣传以维持纪律的邓小平，有不少机会与毛泽东交谈。
长征开始几周后的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授权毛泽东领导军队，也为他成为中共头号领导人铺平了道路。邓小平不是遵义会议的正式成员，但他作为书记员得以出席会议。
在长征的最初几周里，邓小平负责出版《红星》报。没过几周，由于运输供应不堪重负，油印机被丢弃。但作为宣传干部，邓小平继续用手摇油印机出刊。长征途中他得了伤寒，几乎送命。他后来对客人说，自己是一半靠马一半靠脚走完了长征。中共在西北建立根据地后，侵华日军取代国民党变成了中共的主要敌人，因此当时除了有反对专制军阀的诉求之外，又加上了爱国主义的诉求。
1936年12月，军阀张学良的军队发动西安事变囚禁了蒋介石总司令，给共产党带来良机。蒋介石为了使自己获释，被迫同意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个协议消除了来自蒋介石军队的压力，共产党乘机于1937年1月转移到陕北延安一块更大的根据地。邓小平在这里作为红一军团宣传部长领导着文工团，并通过演讲教育军政干部。他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宣传方式：讲话简明扼要，把国际大势与当前工作联系在一起。演讲结束时，听众对自己该干些什么都有了清楚的认识。
这一年夏天，日本人从东北向全中国发动侵略，占领了许多重要城市和交通干线，但农村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城市仍在中国人控制之下。
中共同意与国民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后，其军队被改编为“第八路军”，成为全中国军队的一部分，从形式上接受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但是国共之间其实仍然猜疑甚深，彼此很少接触。
共产党的八路军总部设在延安以东数百公里的山西，那里土地肥沃，部队可以得到充足的粮食补给，也更接近前线，能够通过游击战骚扰日军。
1937年，毛泽东任命他最得力的将军之一刘伯承为八路军主力部队第129师的师长。不久之后，1938年1月，就像其他单位一样，毛泽东又给刘伯承配了政委，就是邓小平。不过和其他政委不同的是，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这使邓小平享有更大的权力，包括有权对部队的战前政治准备和周围环境做出判断。刘伯承比邓小平高出一头，年龄比他大10岁，一只眼因作战负伤而失明。他们两人将在工作中密切配合。邓小平到达129师在太行山区的驻地后，立刻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因为刘伯承恰好短暂外出，邓小平在他不在时代理了他的职权。
从1937年到1949年，邓小平和刘伯承先是共同抗日，抗战结束后又在内战中一起打国民党，他们紧密配合，使“刘邓”成了一个固定的称呼。刘伯承有善待部下的名声，邓小平则对部下要求甚严，打起仗来勇往直前。在处决那些被怀疑给国民党做奸细的士兵时，刘伯承也要比邓小平更加慎重。
在抗战期间，129师为了躲避日本人，不断在太行山区变换驻地，但驻地总是设在骑马一天之内可以赶到八路军总部的地方，以方便领导人参加重要会议。不管他们驻扎在哪里，他们都不时对装备更好的日军开展游击战，集中兵力向那些为控制城市和交通干线而分散驻扎在各地的小股日军发动攻击。延安既是个足够大的根据地，又离敌人相当远，这使毛泽东既有时间研究党的理论和全局性战略，又有闲暇畅游于历史、哲学和诗词当中。相比之下，住在太行山区一个较小根据地的邓小平政委，更加接近日本人的前线，几乎没有时间研究理论。他得承担起实际责任，处理和当地居民有关的各种问题。实际上，邓小平在八年抗战时期成了山西太行山区的最高政治领导人，他要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为当地数万居民和部队提供足够的口粮，同时还要生产足够的经济作物，使当地简陋的工业能够生产布匹和其他日用品。邓小平还要为正规军征募兵员，评估军事行动的政治意义，这是他在广西时就已学会的本领。作为鼓励地方经济的举措之一，他设计了一种鼓励当地生产的税收制度。他写道：“向老百姓征税要根据当地最近几年的平均收成，超出这一平均数的部分完全归生产者所有。”
为了使支持正规军的当地民兵随时做好对日作战的准备，他还在这个地区秘密巡视。
邓小平在1939年第二次回到延安，并在那里与卓琳结婚。卓琳是延安聪明伶俐的革命三姐妹之一，她们是以制作云南火腿闻名的一位富商——他死于后来的土改——的女儿。在卓琳那个年龄的人中，能考入大学的百里挑一，受过教育的女性更是凤毛麟角，三姐妹却都念过大学，并在读书期间参加了革命，卓琳更是被竞争激烈的北京大学录取，在物理系就读。她曾经说，邓小平在大多数共产党干部中算是出类拔萃者，她认为他们大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
邓小平和比他小12岁的卓琳的简朴婚礼是在毛泽东的窑洞前举行的，到场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和其他几个人。邓小平和毛泽东在西北时见过多少次面，并无可靠的记录，但在邓小平结婚时他们两人显然已是至交。毛泽东后来曾以赞扬的语气，谈到邓小平在江西时受过的罪（指他是“毛派头子”）。他对邓小平无疑抱有好感，这不仅由于邓小平的能力和行动决心，还因为邓对毛泽东早期创建农村红色根据地的成就深怀敬意：邓小平本人也曾做过这方面的尝试，但是没有成功。
邓小平和卓琳育有三女（邓林、邓楠、邓榕）二子（邓朴方和邓质方）。除了邓在危险的环境中作战时两人不在一起，直到58年后邓小平去世以前，他们一直共同生活，是中共领导人中比较稳定的家庭之一。邓小平并不亲近自己的父亲，可是他的妻子儿女却是他面对繁重工作压力时的避风港。与家人的亲密关系并没有延伸到政治事务上。邓小平严守党纪，从不把党内高层的讨论告诉家人。
抗战之后，邓小平成了中共在晋冀鲁豫边区事实上的最高长官，这是一片有几百万人口、地跨数省——河北、山西、山东和河南——的边区。在这片远离国民党军队驻守的城市的山区，为了不可避免的国共内战，邓小平整军备战。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在年轻人中寻找和培养有前途的共产党组织人才，其中有两个人，赵紫阳和万里，在1978年以后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结束还不到一年，国共之间的内战爆发不久，刘伯承和邓小平便奉命率军进入华中大平原一侧的大别山。毛泽东这一调动的直接目的，是要把国民党军队赶出西北地区，因为它正威胁着延安的中共总部；但不止如此，毛还希望在华中平原附近建立一块根据地，因为纵观中国历史，那里一向是兵家决战之地。向大别山进军注定伤亡惨重，因为刘邓大军缺少御寒衣被等各种给养，而该地区的敌军又十分强大。
作为一个坚忍不拔、严守纪律的军人，尽管邓小平很清楚这会造成严重损失，仍然义无反顾地进军。刘邓大军中有很多人要么战死，要么死于饥寒交迫。幸存的士兵处境艰险，极易受到敌人攻击，或因缺少给养而遭受更大损失。尽管困难重重，刘邓余部和新补充的部队还是像毛泽东设想的那样，建立了一个鸟瞰华中平原的根据地。不同于抗战时期的游击战，在内战期间规模浩大的战役中，双方都投入了千军万马。这个根据地将在未来的淮海战役——国共内战中的三大关键战役之一——中发挥其作用。——实际上，挺进大别山，使刘邓部丢失大部辎重，战力严重衰退，甚至远逊于陈粟部。但是挺进大别山对于日后的淮海战役影响甚微。
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初打到1949年1月，是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国民党的参战军队大约为80万，由精明强干的将军指挥；中共投入的兵力大约为60万，此外中共还动员了100多万农民为部队运送粮草军需，征用了70多万头牲口作为运输工具。中共的战略是引诱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打一场歼灭战，以减少渡过宽阔的长江时可能遇到的抵抗。提出这个战略的人是华东野战军（后来的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副手、精明强干的粟裕将军。邓小平在淮海战役期间与延安保持着密切联系，不过毛泽东给地方的中共司令员自行决策留出的空间要远大于蒋介石给其将领的空间。此时蒋介石已经对中共军队的高昂士气深感忧虑，他们都是贫苦农民，盼着打了胜仗之后自己家里就能分到田地。淮海战役之前，蒋介石的军队在东北被中共的军队打败，也使他对内战的结局产生了悲观情绪。
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在人数上多于刘邓大军，在淮海战役初期的战斗中歼敌也比受到敌军重兵围困的刘邓大军更为成功。时称中原野战军的刘邓大军（不久后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在投入战斗后伤亡惨重，需要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及其炮兵前来增援。在淮海战役的最后阶段，毛泽东下令成立总前委，将60万中共军队纳入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的统一领导。
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的领导作用并非没有争议。刘伯承担心部队的安全，试图挖掘更多的战壕以抵御国民党军队的优势火力，邓小平却坚持进攻。后来有人批评邓小平说，他在战役初期把部队置于更大的危险之中，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也没有让部队挖更多的防御工事。
但是，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统一领导的60万中共大军，在战役的后期还是占了上风。这一场大战既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士气的胜利，此后蒋介石的军队便退居守势，共产党的军队则继续向南和向西推进。事实上，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已经难以集结大军抵抗共产党的进攻了。中共军队轻松击溃抵抗，渡过宽阔的长江，迅速地西进、南进。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在1984年问邓小平，他在一生中的什么时候感到最幸福，邓小平回答说，是他们克服兵力装备都不如对手的双重障碍，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那三年。他特别提到了横渡长江的壮举。
随着中共军队的节节胜利，攻取了一座又一座城市，一部分军队需要留在城市建立军管会，以便管理城市和开始政权过渡工作。中共军队攻占上海后，邓小平有几周的时间亲自负责接管上海市政府各个部门的军管会工作。过去一直不暴露身份的上海中共党员和支持中共的进步青年协助共产党接管了城市。邓小平会见当地各行各业的领袖，解释党的政策，选拔和任命下级部门的领导，以便在短暂的过渡期能够获得当地人民的支持。他还大力发展新党员，以扩大上海地区的领导力量。上海市民对国民党的腐败和恶性通货膨胀深恶痛绝，普遍欢迎共产党的到来。但是，中共还是用了数年时间，才克服了内战造成的破坏和混乱。在领导上海的政权过渡之后，邓小平离开上海返回自己的部队，开始向大西南进军。
从1947年夺取东北到1949年年底控制全国，中共只用了两年多时间。每占领一个大区，中共就会成立一个“局”，领导该大区。为了给这些大区的中共统治打下基础，毛泽东通常会挑选当地出身的人担任大区领导。刘伯承和邓小平都是四川人，四川则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省份。战时政委要服从司令员，和平时期则是司令员服从政委。因此邓小平便成了西南局——共产党收复的6个大区的最后一个，有一亿人口——的党委第一书记。邓小平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1952年，直到各大区主要领导人奉调回京，其职责也被转移到北京为止。
在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期间，邓小平要平定全区，把国民党的统治转变为共产党的领导；他要招募和训练党员，使之能够领导政府与社会；他要克服战时的混乱局面，领导整个大区的经济发展。
随着共产党在社会扎下根，他要承担起公共生活各方面的责任——治安、经济、工商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
平定西南农村地区的工作比其他地方更为困难，因为自抗战以来，国民党在这里拥有大量的支持者；并且，对于逃到这里或融入当地民众的国民党军人来说，这个地区是他们的最后防线。他们中间有些人继续或被动或主动地反抗中共统治。为了确保肃清这些麻烦制造者，平定该地区，第一野战军也从西北来到这里，以便加强刘伯承军队的力量。共产党最后控制的省区是西藏。1951年，邓小平从西南和西北军区抽调兵力控制了该地并建立了秩序。邓小平明白，从长远看，西南地区的成败取决于能否选拔和留住精明强干的部下。因此他重用二野那些在维持部队士气、处理军地关系方面富有经验的政委，但也允许留用很多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只要他们愿意跟共产党合作。他还监督部下招募和培养有能力的年轻人，以充实地方党政机关。
邓小平对争取当地人民的合作和拥护极为重视。在他的讲话和发表的文章中，邓小平向当地政府官员和民众解释共产党的统治。他还组织招募和培训干部，让他们开展消灭地主阶级、把土地归还农民的土改。华南局的叶剑英曾受到批评，说他对当地的地主手太软；与叶剑英不同，邓小平在土改中成绩斐然，他斗地主，处决了一些大地主，把田地分给农民，动员地方农民支持新的领导，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邓小平还大力推动成渝铁路的建设。他认为这个连接该地区两座最大城市的项目，对西南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这也是他父亲那一代人就曾设想过的事情。鉴于当时施工设备十分原始，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但是邓小平和工人们百折不挠。1952年，在离开西南局回京任职之前，邓小平自豪地参加了这条铁路的竣工仪式。
1952年，各大区的领导人奉调回到已经统治了全国的中央政府，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副总理。不久毛泽东又下达书面命令，指示凡提交党中央的政府文件首先要经邓小平过目。这反映了毛泽东对邓小平及其回京后协调各项工作的关键角色深表信任。1956年，邓小平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这是处理党的日常工作的关键职位——和政治局常委之一。先前，他和毛泽东一起参加会议，研究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把个体农业和小工商业集体化、把大工业进行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改造”方案。
1953年，财政部长薄一波丢掉了职务，毛任命邓小平接替了他。邓小平担任财政部长的一年，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他主导着与各省进行协商的政治过程，以确定各省上缴多少粮食和税，以及中央政府向各省分配多少。虽然最后拍板的不是他，但在国家依然很贫穷的时期，他必须做出有重大影响的判断，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各省完成粮食配额和上缴税收的能力。
当时，毛泽东经常和高级干部开会，邓小平每个月都要和他一起开好几次会。1953年底，邓小平和陈云向毛泽东密报了中共统治早期面临的最严重人事问题：高岗有分裂党的危险。毛泽东听取了他们的警告，邓小平和陈云在处理这一事件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邓小平在担任处理党内日常工作的主角时，得以亲身观察毛泽东如何判断国家面对的重大问题以及如何做出影响全国的决策。毛虽然在晚年犯下灾难性的错误，但他当时仍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领袖。此外，基辛格曾说周恩来总理是他遇到过的最伟大的政治领导人之一，在巴黎和上海时就与周恩来相识的邓小平，也能够观察这位大师如何处理外交事务，如何全面领导政府工作。通过和毛、周一起参加会议，邓小平得以学习他那一代人中这两位最伟大的领导人如何评估国家大事。此外，作为建立新组织的参与者，邓小平也有机会了解做出重大决定的理由，思考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大框架，这些经验对于他后来在1980年代重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都很有帮助。
1960年毛泽东与苏联决裂，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国家。不过，他也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如何对付列强。从1952年到1955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也要参与有关外交事务的讨论。从1956年到1966年担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则要处理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与非共产党国家无关），在这个时期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大多数国家都是共产党国家。例如，1956年2月他是赴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谴责了斯大林。与出席大会的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同志一样，邓小平也未被允许出席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会议，但第二天他便获准看了讲话稿。他马上敏锐地意识到，此事不但关系到苏联国内，而且会产生国际影响，他指派两名翻译连夜译出讲话，但在毛泽东决定如何做出反应之前他谨慎地避免谈论这篇讲话。回到北京后，他把讲话的内容向毛泽东做了汇报，由毛泽东决定如何应对。
邓小平很快就意识到，对斯大林的全面批判将殃及那些和斯大林一起工作的人，削弱苏共的权威。
在实现了农业和手工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之后，中共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945年内战前夕确定党的任务的七大之后，这是第一次召开党代会。大会做了全面而周密的准备，为一个负有统治一个大国责任的政党提供了远景规划：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五年计划已在实施，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已不复存在，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希望，党今后能够集中力量使工作步入正轨，推动经济的有序发展。
邓小平在八大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被提拔为总书记，作为政治局常委他是党的六名最高领导人之一（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之后）。他在1954年担任的秘书长一职有党内管家的性质，这使他能够深入参与所有重大决策过程。但是1956年当上总书记——他担任这一职务直到“文革”之前——以后，他成了负责党的日常工作的领导。他既要抓北京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还要同各省的领导打交道。在毛泽东的全面领导下，党的第一副主席刘少奇为政治局常委提供工作指导，由政治局做出决定，然后交邓小平执行。
当邓小平在1957年11月陪同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邓小平有理有据严辞反驳苏共的大理论家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令毛泽东大为激赏，会议结束时他指着邓小平说：“看见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前程远大。”
据赫鲁晓夫回忆，“毛泽东认为他是领导层中最有前途的成员”。
从1957年春开始，很多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的鼓舞下畅所欲言，批评的严重程度令毛泽东感到意外。他怒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资本家虽然已被消灭，但他们还是脱不掉自己的阶级本性。毛泽东在1957年夏发动“反右”运动，错误地打击了那些严厉批评中共的人。毛泽东吩咐邓小平具体操办这场运动，他本人则带头进行批判，把大约55万名知识分子划为右派。邓小平在“双百”运动中曾对党的地方干部说，要听得进批评意见，不要打击报复。可是在“反右”运动中，有的知识分子傲慢自大，不公正地批评那些为完成复杂繁重的任务而苦干的干部让他感到恼怒。
“反右”运动影响了中国大批科技人才，也使很多人疏远了中共。本来有可能阻止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批评者变得噤若寒蝉，毛头脑发热想出来的这种乌托邦式的“大跃进”，要以蛮干的方式在短短几年内彻底改造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大跃进”开始后，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不再像以前那样不时征求身边干部的意见，很多忠实于毛的人也变得沉默不语。
邓小平作为执行者，要比毛泽东这个哲学家、诗人和梦想家更加务实；毛泽东看重邓小平和林彪等人，也是因为他们既能直率地向他说出自己的看法，又很少公开去讲。邓小平像党内许多忠诚的干部一样，很清楚毛在“大跃进”期间不愿容忍不同意见，因此他也没有批评毛泽东。此外，他和另一些人都认为，毛泽东在内战和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做出的决策往往都被证明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宁愿把怀疑放在一边，一心执行毛的命令。邓小平后来对女儿说，他很后悔自己没有做出更多的努力，阻止毛泽东犯下这些严重错误。
走入歧途的“大跃进”在全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饥荒很快就蔓延开来。农民被组织成公社后，公社能够使更多的农民参加草率上马的建设项目或在田间干活，但是看到不干活的人跟别人吃得一样好，这让他们失去了劳动热情，结果导致严重减产，很多食堂也断了炊。
另一个问题是对环境的破坏。由于鼓励各地建“土高炉”，人们为了给炼铁找燃料而把当地的山林伐尽，尽力生产出了一些粗糙的铁块。大型新建工程用光了水泥，使计划更周全的项目无水泥可用；各地党委书记在压力之下，罔顾现实做出了粮食生产的承诺，来年只好动用库存兑现自己上缴更多粮食的承诺，而不顾当地百姓正在忍饥挨饿。据外国分析家估计，“大跃进”期间和此后数年间，全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了4000万。
1959年以前，邓小平在贯彻毛的“大跃进”计划时一直是个听话的干部。但是当乌托邦式试验的灾难性后果显露出来时，他却承担着不令人羡慕的任务，他向党的地方干部发出指示，让他们想方设法渡过难关。在邓小平每天的工作日程上，晚上一般是和家人在一起休息的时间，然而在“大跃进”的混乱时期他却无暇休息。“大跃进”进行了一年后的1959年夏天，邓小平在玩儿台球时不慎滑倒摔断了腿，医生的诊断是他几个月内难以恢复工作；有些知情人认为，邓小平这是有意避开会议，因为他知道自己会被要求拥护毛泽东继续搞“大跃进”的做法，他要避免陷入这种处境。
病假开始时，邓小平的观点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几个月后邓小平重新工作，他继续听从毛的命令，表达对毛的忠心。但是“大跃进”的灾难拉大了浪漫幻想家和务实的执行者之间的距离。邓小平仍在贯彻毛的指示，但他扩大了自己的回旋余地，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毛泽东唯命是从了。从1960年到1961年，邓小平积极参与了对工业、农业、教育和其他部门的务实的调整，以缓和“大跃进”的极端做法。当时毛泽东没有批评这些措施，可是他后来发牢骚说，他讲话时邓小平坐在房间最后面，对他的话充耳不闻。他抱怨手下的干部把他当成已经作古的人，虽然敬着他，却把他的话当耳旁风。
虽然在国内问题上革命浪漫派和务实的执行者之间的裂痕在1960年代初日益加剧，但毛泽东仍全力支持邓小平主持中苏论战。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分别于1960年8月和10月至11月两次前往苏联，为中国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争取更大的自由。他还主持了中共评苏共九封公开信的写作。1963年7月，毛泽东对邓小平与苏斯洛夫交锋的表现尤其印象深刻——这次激烈的交锋削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竟亲自前往北京机场迎接邓小平回国，给了邓小平罕见的荣誉。确实，毛在中苏论战中对邓小平的信任使两人的关系仍很牢固，尽管他们在国内政策上存在分歧。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他的同事在一次政变中赶下台之后，毛泽东就对那些没有对他言听计从的部下感到不放心，更多地谈到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也愈加坚定地要求对他个人的完全效忠。1965年2月，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引发批评，说党的干部没有完全拥护毛的革命路线。毛在1966年5月中旬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亲自带头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毛泽东看来，“走资派”就是那些我行我素、没有完全服从他领导的人。他动员红卫兵和造反派批斗当权派，同时依靠林彪控制军队，将一大批老干部轰下台，把他们下放劳动接受再教育。
对“大跃进”的普遍不满让毛怒气冲天。例如，刘少奇在1962年的7000人大会上指责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使毛泽东十分气愤。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之后继续和刘少奇一起密切工作，也让毛泽东感到不快。因此当1966年毛泽东批判刘少奇时，也把矛头指向邓小平，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
从1966年底开始的批判日复一日地持续了数月，报纸广播对刘邓的批判铺天盖地。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和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却得不到任何必要的治疗，与家人天各一方，在软禁中死于开封；他的妻子也被关进了监狱。
1967年，邓小平夫妻被软禁在中南海（紧邻天安门，是党的高层领导生活和办公的地方）的家中。子女被赶走以后，他们便同外界失去了联系，两年间不知孩子们的下落。他们把时间用于读报、看书和听广播，每天打扫门前的道路。他们的处境比很多挨批判的干部要好得多；在中南海里，他们得以免受红卫兵的批斗，并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厨师和一名警卫，还能够用节余的工资购买生活必需品。毛泽东既要给邓小平一点教训，也为日后重新起用他留了余地。
邓小平的子女并没有得到同样的保护。他们受到红卫兵的批斗，被迫交代父亲的罪行。大女儿邓林在艺术学院受到批斗，在北京大学念物理的长子邓朴方也在校内受到迫害。1967年，两个年龄较小的孩子邓榕和邓质方（和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一起）被赶到北京拥挤的工人宿舍，不许和父母见面。红卫兵经常不事先通知就闯入家门，强迫他们低头弯腰站着，搜查有关其父罪行的材料，向他们大声呵斥，在他们的墙上贴大字报，有时还摔东西。后来，三姐妹和邓质方都被下放农村参加劳动。
1968年，成立了一个调查邓小平“罪行”的“专案组”。他们向认识邓小平的人提问，调查他脱离红七军、与被毛泽东批判的彭德怀继续保持良好关系等罪行。作为调查的一部分，邓小平写了一份自己8岁以后的履历，一一罗列出他的全部个人交往。幸运的是，他早就养成了不留任何字迹的习惯，而他的工作也从未使他与国民党官员有密切接触。在1969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江青要求把邓小平开除出党，被毛泽东拒绝。毛继续保护邓小平，以防他受到激进派（radicals）的攻击。
1969年第一次中苏边境冲突后，10月毛泽东发出指示，要把一些高级干部疏散到地方去，以便苏联一旦入侵时他们可以在当地组织抵抗。朱德和董必武被派往广东，叶剑英去了湖南，聂荣臻和陈毅去了河南；陈云、王震和邓小平分别去了江西的不同地方。事实上，他们下放农村后，并没有在组织地方做好抵抗准备中发挥任何作用。一些敏锐的北京观察家认为，是林彪害怕潜在的对手，而以苏联进攻的危险为借口说服了毛泽东，把有可能威胁到其权力的北京高干流放到外地。确实，1971年林彪坠机身亡后，这些领导人纷纷获准从地方返回北京。
邓小平在去江西时已经深信，中国的问题不仅来自毛的错误，而且因为中国的体制有着深层缺陷，是它造就了毛泽东，导致了“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1949年中共掌权时，作为革命家的邓小平成了建设者，致力于建设新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当他动身去江西时，他已经开始思考中国需要进行哪些改革。此时，他已经在最高层积累了有关党政军各方面工作的不同寻常的深厚经验，熟知所有重大的内政外交问题，这构成了他反思中国如何进行改革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