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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考试
一弯冷月在天，清光遍地。月光下一棵棵树的模样看得分明，虽然是光秃秃的，但是直刺天空的枝桠，倒也显出一丝不屈不挠的生气。
这是1924年3月初的一个夜晚。湖南长沙的3月，夜晚还有些凉意。当时的湖南，处于军阀赵锡恒的统治之下，赵锡恒尽管宣称推崇“联省自治”，但实际上仍依附于北洋军阀。在他的统治下，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无法进行公开活动，一切都是地下的。此时，在长沙清水塘一所看起来与周围没有什么不同的房子里，正在进行着一场特殊的秘密考试。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长沙清水塘区党部。正在摇曳的灯光下进行答题的是一个名叫蒋先云的青年。他是湖南心田人，时年22岁，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蒋先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也是湖南著名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领袖，曾与刘少奇等人一起领导过安源路矿工人罢工。
考试的题目只有一道，叫做“试述报考黄埔军校的志愿”。蒋先云略加思索，便将他如何想要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军阀的想法写了出来。原来这里进行的是一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的招考初试。自从孙中山决定成立军校之后，他便一面筹备建校事宜，一面开展招生工作。在1924年初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孙中山认为当时有了一个“难得的机会”，“革命党成，革命军起”。改组国民党后的孙中山成立革命军队的心情非常迫切，因此迫不及待地委托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回原籍替军校招生。当时除了广州之外，其他地方都不适合公开招生，故而多采用秘密招考的形式。招生的标准很高，程序也多。报考者一般要参加三次考试，先是全国19个省区分别进行的招生初试，初试合格后再参加第二轮考试，也就是大地区范围内的复试，最后是在广州进行的军校总复试。
军校还分配了在各省的录取名额：拟定招生名额为324人，其中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14省每省12人，共计168人；东北、热河、察哈尔共计50人；湘、粤、滇、豫、桂军5个军各15人，共计75人；国民党先烈家属20人；留有9个人的名额作为机动。另招备取生30人至50人。
蒋先云所在的湖南省，负责黄埔军校招生这一任务的是共产党员何叔衡。负责招生，实际上就是负责推荐和担保。要担保肯定要信得过，自从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之后，这种政治和个人倾向就成为重要的标准。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大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的力量，尤其在中部和北方还比较薄弱，因此很多共产党员担任了国民党的主要领导。像何叔衡，他是湖南宁乡人，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参加过中共一大，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国共合作后担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何叔衡在湖南秘密通知了党团成员和进步青年，分批到长沙清水塘进行秘密选拔考试，蒋先云就是其中一员。考试结束的几天后，何叔衡告诉蒋先云，他已经被录取了，需要到清水塘办手续、填表领路费。此次湖南录取的名额是正取15人，备取3人。领路费是为了去上海参加复试，为避人耳目，他们分批秘密乘船或乘火车到上海。
当时上海及周边临近各省通过黄埔军校初试的人都要到上海大学去办理报名、投考、复试等事宜。之所以到上海大学，是因为这里是一块“红色阵地”。上海大学是1922年10月由私立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扩建而成。该校名义上由于右任兼任校长，实际主持校务的是代理校长共产党员邵力子。1923年，共产党员邓中夏、瞿秋白分别到该校任校务长、教务长，还有一批共产党员在校内任职，是中共储备和培育人才的重要阵地。
1924年，毛泽东和恽代英在上海大学负责主持黄埔军校一期生的复试工作。蒋先云等人便是拿着公函、录取名单和介绍信找到了他们的湖南老乡毛泽东。毛泽东告诉他们，此次到上海参加复试的人非常多，全凭成绩高低录取，因此要抓紧复习。汇聚到上海来的，除了像蒋先云这样由各省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党员秘密选拔保举的考生之外，还有一些是自己来投考的。比如山西的徐象谦（即徐向前）便是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了黄埔军校的《招生简章》，于是悄悄约上几个同乡，从山西到上海赶考的。
复试是在普通入学考试的名义下进行的。考试分为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四门，国文考了两个题目：一是你为什么要投考黄埔军校，二是试述你的国防观。此外还进行了体检。从考生需要推荐保举以及考生的题目来看，黄埔军校从开始招录便十分重视学生的思想倾向和政治素质。这也是黄埔的一大特色。当然，并不是所有参加复试的人都能进入下一轮。像湖南的15人中，在复试之后进入下一轮的只有8人。
经过上海复试后，被录取的考生领到了证明和路费，又一路风尘仆仆地赶赴当时革命的大本营广州，接受最后一次总复试。
军校的筹建
三四月份的广州，已是春意盎然、鲜花怒放，一派南国之春的好风光。不过，自从1924年1月24日，“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成立以来，委员们就没有一天闲下来的日子，此时总复试、军校开学在即，他们更是无暇体会这好风光了。
创办军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何况这所“陆军军官学校”承载了如此多的期望却又创办得如此急切。在经费没有到位、尚未确定校址、缺乏教员与教材的情况下，军校就已经确定招生并于当年5月份开学。筹建军校的工作千头万绪，筹委会的委员们早已忙得焦头烂额。然而，在孙中山等人面前，困难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同志是否努力。
从1924年1月24日到2月8日，这短短两周的时间里，怀揣“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想法的孙中山等人马不停蹄、雷厉风行地迈出了第一步。这两周里，他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
委任王伯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等人为军校筹委会委员；
孙中山选定广州黄埔长洲岛作为校址，“黄埔军校”校名由此而来；
廖仲恺任大本营秘书长，协助筹划军校开办事宜；
委托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与会代表回原籍选拔革命青年报考军校；
邀请苏联4人军事顾问小组参加军校筹备工作；
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筹备处”，分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5部；
召开第一次校务筹备会；确定分配各省区招考学生名额……
随后，筹委会组织力量对黄埔长洲岛上原来的广东陆军学校与广东海军学校校舍进行大维修，修葺房屋、清除荒草，使校舍面目一新。
筹建工作有条不紊，事情好像在向着好的一面发展。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在努力，此时一个意外突然出现了：军校筹委会委员长蒋介石撂挑子不干、跑到上海逍遥去了。2月21日，蒋介石突然向孙中山提出辞去军校筹委会委员长职务并离开广州。得知消息的孙中山、廖仲恺赶紧采取了劝说措施：孙中山在蒋介石的辞职书上批复“不准辞职”，虽然已经于事无补——因为蒋介石已经离开——但是孙中山的批复表明了一种态度。蒋介石离职，但军校筹建工作不能停，于是孙中山委任廖仲恺兼理军校筹委会委员长。又过了一周，孙中山给蒋介石发电报，催促他回广东复职，并责问到：“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次日，廖仲恺也给蒋介石发电，催促他回广东，并且提醒他不要辜负了远道而来的考生，以致有损党的声誉。4天后，蒋介石才给廖仲恺回信，表示不相信国共始终合作，仍没有答应复职。3月21日，孙中山指定成立入学试验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表示他仍然信任并重用蒋介石，因为蒋介石辞职未归，因此暂由李济深代理。随后，廖仲恺多次电催蒋介石，让他决定是否回来复职，语气里逐渐有了最后通牒的味道。蒋介石又以担心经费不足为借口推脱，廖仲恺称经费不缺，请他回来安心办学。几个电报来回，军校的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后来，在孙中山派许崇智到蒋介石的老家劝说后，蒋于4月21日回到广州并谒见孙中山。孙中山仍任命他担任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还让他兼任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此时，军校已经万事俱备，只等正式开学了。蒋介石离职的两个月，正是军校筹创筚路蓝缕之时，他却到上海、回老家置身事外，回来后却又捡个现成，真是得了个“大便宜”。
蒋介石撂挑子的这段时间，筹委会进行的最主要工作是招考和挑选下级干部。3月24日军校举行了下级干部考试，参加考试的都是各方举荐的优秀人才。另外，军校又从一些讲武学堂毕业生以及警卫队中选拔各学生队分队长、副分队长。因为认识到这所军校的性质和将来的作用，警卫队的卫士们十分渴望到军校去，于是积极应考。有些卫士为了有更大的考取把握，不仅参加了军官考试，还同时参加了学生的考试，给自己上了双保险，以便在军官考试未通过时，能够以学生的身份进入军校学习。像孙中山的卫士侯又生便是如此。备考期间，侯又生还特地请在广东高师读书的叔叔帮助辅导、经常看《广州民国日报》。考试放榜的时候，他竟两边都考中了。而与他同去的30多名卫士中，只考中了3名。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到3月底，学校章程、校址校舍、教官、教材、训练装备等都已经基本完备，而最后一轮的总复试也已经近在眼前了。
总复试
1924年3月27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招考总复试正式开始。参加考试的除了已通过上海、重庆等大地区复试的考生外，还有广州当地的报考者，据当时广州的报纸报道，一共有700多人参加了考试。由于人数众多，军校以广东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为试场，连考3天才考完。考试先进行资格审查，然后是笔试。笔试的考题是参与筹建工作的共产党员张申府与苏联顾问商量制定的。第一门开考的是作文，题目是“论述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挽救之良策”，此外还有数学、历史、地理等科目的考察。
资格审查的主要内容已经在《招生简章》中有规定，比如年龄要在“18岁以上，25岁以内”，这倒不是问题，决定报考的人，如果年龄不够或超出，肯定已经在报名册上做了手脚。然后还要进行体检，比如身高、肺活量、视力、听力、体重等都要检查。体检首先就是身高检查。
听到要检查身高，考生们不敢怠慢，立刻按照要求排起了长长的一队，等待考官的检查。哪个不合格，考官就把他揪出来。在长长的队伍里，有个不足1.60米的小个子，比站在他前后的人都矮了一头还多。他不仅长得矮，身体也瘦弱，像一根豆芽菜似的。考官走到跟前，一把把他从队伍里拉了出来，毫不客气地说：“你根本不是当兵的材料。”这也就是说，他被取消了考试资格。
这个小个子，名叫胡宗南。
胡宗南，1896年出生于浙江宁波农村，其父在村里经营一家小药店。他自幼聪慧，小学、初中毕业时，成绩都在全县名列前三。后来因家境窘迫辍学，曾担任小学的国文、历史、地理教员。1921年夏，他游历北京、天津、山海关等地，凭借敏锐的洞察力，他预言10年后中日必有一战。看到黄埔军校的招生简章，他报名应征，在上海通过考试后，来到广州。
没想到体检一关就被挡在门外，一看自己失去了机会，胡宗南又急又悲，竟然“呜呜”地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见没人理他，胡宗南火冒三丈，要把事情闹大。生活中，有时候需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也有时候，需要小事化大。对此时的胡宗南而言，大事化小肯定意味着他失去机会，而将事情闹大，或许还有些转机。
上来脾气的胡宗南，冲到把他揪出来的考官面前，气势汹汹地冲着他大吼：“凭什么不让我参加国民革命？革命是每个年轻人的义务！个子矮怎么了？拿破仑的个子也不高！孙中山先生的个子也只有1.68米，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更矮嘛！国民革命怎能以个头取人呢？”连珠炮似的质问一下子把考官问住了，考官一时竟说不出什么。胡宗南越闹越凶，嗓门也越来越大，在考场上显得格外突出。
这吵闹声惊动了在房间里的廖仲恺。廖仲恺出门看了一会儿，明白了情况，对着胡宗南大喊：“这位同学，我批准你参加考试。”他回到房间里，专门写了一张字条：“国民革命，急需大批人才。只要成绩好，身体健康，个子矮一点也是应该录取的。”于是胡宗南乐滋滋地拿着这张字条参加了笔试。他也没有浪费机会，顺利通过了考试，以备取生的身份被录取。无论是廖仲恺、还是胡宗南，都没有想到，这次小事化大的风波，改变了胡宗南的一生，也造就了一位名将。
因为当时孙中山急于抓军队，急需办军校培养人才，所以对于到广州报考军校的热血青年，只要不是特别差，能录取的尽量录取。所以军校的总复试，并不是特别严格，因此在考试中发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
例如冒名的问题。在考中的一期生第二队里，有两个黄鳌，一真一假。真黄鳌是湖南临澧人，假黄鳌名叫郑洞国，是湖南石门人。原来，当郑洞国看到黄埔军校招生简章，赶到广州的时候，报名日期已经截止了。正在郑洞国郁闷时，他的同乡黄鳌给出了个主意。黄鳌初来广州时，担心一次考不上，先后报了两次名，不料他一考便中，于是空出了一个名额，他建议郑洞国顶替他的名字去应考。结果两人都考中了，还都分在了第二队，这就有意思了。有信件寄来时，发信人一喊黄鳌，两个人便争着上去领信；有时候别人对着郑洞国喊黄鳌的时候，他却反应不过来。后来教官点名，两人一起应声出列，教官去查，发现资料一模一样。这才搞清楚了来龙去脉，郑洞国得以恢复真名。
再如报名材料造假的事情。像前面说的胡宗南，报名时已经是29岁，超出了当时规定的“18—25岁”，于是他就将自己的年龄改小。除了改年龄，还有改籍贯的。因为当时报考的青年中以南方人居多，从北方来的青年较少。出于政治目的的考虑，军校在招生中特别注意招收来自北方的青年，从山西来的徐向前等10多名考生就全都录取了。得知这一内幕的考生，也就在这上面做文章。像周士第（1900—1979），籍贯本是广东省，报考的时候，他考虑到广东省的考生太多，不易录取，于是就将籍贯填成河南省，直到被录取之后，他才告诉身边人自己是广东人。
还有一些参加补考的。陕西的考生杜聿明、阎揆要（阎奎耀）、关麟徵、张耀明等人，从《新青年》杂志上看到黄埔军校招生简章后，急匆匆地从陕西赶到广州应考。但紧赶慢赶，到了广州的时候也已经过了考期。他们找到了陕西同乡、同盟会元老于右任，在于右任的推荐和担保下，这几人得到了补考的机会。并且他们受惠于军校特别重视招收北方青年的政策，全都被录取。
以上的这些例子说明了两个情况，一是当时的考试程序并不是特别严格，二是报考的青年们积极性非常高，也非常渴望能够进入军校。
渴望进入黄埔军校的，还有其他军校中的学生。像陈赓、宋希濂等人，他们原先报考的是大元帅府军政部部长程潜主办的“湘军讲武堂”。在1924年1月的时候，他们已经到广州入校学习。3月份，黄埔军校的招生布告贴满了广州的大街小巷，陈赓、宋希濂等在沿珠江长堤散步时看到了《招生简章》。尽管他们刚刚进入湘军讲武堂学习，但却对黄埔军校充满向往。当时，陈赓想，“革命青年不应分散力量，甚或为私欲者所利用，而应集中黄埔训练。”于是他们退出湘军讲武堂，报考黄埔并顺利考取。湘军讲武堂的其他学生发现了他们的行为之后，也想到黄埔军校学习，于是坚决要求转学到黄埔军校，因此半年后湘军讲武堂停办，150多名学生全部转到黄埔军校，其中就包括抗日名将左权。
考后一个月的4月28日，军校发榜，共录取正取生350人，备取生120人。此处需要额外交代一句，前面的主人公蒋先云顺利通过了总复试，以总分第一名成功考入黄埔军校，成为军校的一期生。在第一期录取生中，约有共产党员近60人，占学生总数的1/8。
5月5日，新生陆续入校编队，进行入伍教育。正取生编为三个队，备取生编为第4队。
入校的黄埔一期生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来源广，除了新疆、西藏、外蒙、吉林之外，全国各地都有。二是出身复杂，有些学生有军旅生涯，像范汉杰、李文亚已经当兵多年，甚至当过粤军支队司令和团长；有些学生是知识青年，从事过教育文化事业，像胡宗南就当过报社主任；有些学生参加过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是中共党员。三是学历不一，有留过洋的，如在日本读大学肄业归来的宣侠父；有各类专科学校的毕业生，有高中毕业生，也有小学毕业生，总体文化程度不高。这一批学生里有很多志向明确、目光敏锐的青年，因为他们一眼就看透了这所军校的与众不同，再加上在军校里的学习，黄埔一期中能将星闪耀，也就不足为奇了。至于以后的归宿各异，从黄埔一期生入校时的特点也能找到原因。
“跃马谈兵之地”
5月5日，随着黄埔一期正取生的三个队进入岛上，黄埔岛“一变而为跃马谈兵之地”。
一期生进驻黄埔岛的时候，军校的各种设施都不完善。比如学生的教室、宿舍，很多都是临时搭建的葵棚（一种用蒲葵、毛竹和芦席搭成的棚子）；再比如管理人员、教员、武器等，一时也都没有到位；各种规章制度，也没有完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有些军阀对新成立的军校虎视眈眈、既妒又恐，大有除之而后快的想法。为了以防万一，军校从一开始训练就采取了戒备措施，每天晚6点到第二天早6点都派一队士兵在江边巡逻；外出训练必须全副武装；节假日只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到广州，4小时内必须返回，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可以在本岛游玩，听到警报要立即返回，最后三分之一的人要留校看守，以防敌人突然袭击。
不过敌人想要突袭，也并不容易。因为军校的地址选得非常好。
要突袭军校，唯一的方法是乘船驶近黄埔岛。黄埔岛，原称长洲岛，在广州市东约15公里，位于珠江口的江心位置，它是一座孤岛，只有水路可以抵达。岛的面积不大，不足12平方公里。如果坐汽船的话，从广州市东郊码头到岛上，需要一个多小时。岛上环境很好，林木葱茏，环境清幽。这里在清朝中期就已成为一处军事要塞，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曾在这里修建炮台，清末，岛上曾设有陆军小学堂。
孙中山把黄埔岛选为军校的校址，是费了一番心思的。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这个地方比较安全。孙中山在心底对盘踞在广州的滇、桂军阀还是不信任的，万一他们哪天突袭军校，他的一番心血可就白费了。因此，军校选址第一要确保安全。黄埔岛位于市外，并且是一座孤岛，岛上还有炮台，易守难攻、适于讲武，是一个办军校的好地方。其次，岛上有以前军校的旧址，校舍、炮台仍在，稍加修葺就可以使用，这可以节省大笔资金。这对于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军校而言，无疑是一大优势。
驶近黄埔岛，能看见一个石码头，这是岛上与外界来往的唯一通道。下船上岛后，便能见到码头旁有一座木制牌坊，牌坊上面有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再往前走，是军校的正门。这是一座欧式大门，门并不宽，两根圆形门柱架起一座小门楼。门楼上写着“陆军军官学校”几个字。两旁的门柱上，也贴着对联，这个对联时常更换，如建校初是“嘉宾戾止，我武维扬”，孙中山逝世后改成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些对联，很容易让人热血沸腾，激发学生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怀。
学生们进入军校后第一次集体感受到热血沸腾是在6月16日，那天是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中国人自古就信奉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形式也是内容。所以开学典礼是一种形式，但更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义廉耻被称作“国之四维”。而“礼”是第一位的，礼的外化就是“仪式”。通过仪式，可以体现出差别，达到明尊卑、定秩序的效果。
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这一天，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的军政要员们起了个大早。凌晨6点，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就已经动身，随行的有胡汉民、汪精卫、谭延恺、林森、许崇智等党、政、军高级官员，还有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他们乘坐“江固”号军舰直驶黄埔岛，“江汉”军舰随同侧翼为护卫舰。7时40分，军舰抵达黄埔岛。此时，军校校长蒋介石、校党代表廖仲恺早已率领全体师生在校门前码头列队迎接。孙中山携宋庆龄下船上岸。那天孙中山穿着白色的中山服，戴一顶白色盔式帽，非常精神。而宋庆龄则是一袭黑裙，优雅地陪在孙中山旁边，美若天仙。许多年以后，很多学生回忆起此次见到宋庆龄时，还对她的气质和美貌赞不绝口。
孙中山在黄埔岛待了整整一天。登岛后，他略作休息，便在众人的陪同下到校长办公室查看并了解基本情况，比如教职员的情况，军校的教学计划等。随后他接见了全体教官和学生队长，然后巡视了军校教室及学生寝室等地。
上午9时30分，开学典礼在军校俱乐部的大礼堂举行，国共两党人士和军校师生500多人列队参加。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走上讲台，他看着台下一张张坚定而稚嫩的面孔，心中感慨万千。回顾中国革命，孙中山坦承以前的革命都是失败的，直到“今天也还是失败”，革命十几年来，“只得到一个空名”。现在这个官僚和军阀把持的民国，远不是自己心中理想的民国。而今天，终于有了一个崭新的起点，那就是要“重新创造”革命事业，成立革命军。而这一张张年轻而坚定的面孔，就是革命军的骨干，就是未来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他不断勉励学生们向先烈学习，要以一当百，不怕牺牲。他还号召学生“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救国救民的事业”。孙中山做如此号召是有依据的，辛亥革命后，当时的革命党人以为革命已成，于是纷纷辞去官位、归隐山林。已有论者指出，这是对辛苦得来的胜利果实拱手相让，是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
事实正如想象中那样，孙中山演讲后，会场上众人备受鼓舞、掌声雷动、口号震天。其中有一个口号是：“孙总理万岁！”这里需要讲一个传播广泛的故事。故事说辛亥功成、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一位老人到总统府见孙中山，纳头便拜，口称老爷，孙中山将其扶起，告诉他革命之后，就没有老爷、下人之分了，这些不平等的糟粕都要废除。不知“某某人万岁”是不是也在故事里所说的废除之列，还是故事就只是一个故事。“孙总理万岁”的口号始于何时，估计已不得而知；而孙总理对这个口号的态度，史籍中也没有记载。
11时半，全体师生在大操场集合，举行开学典礼仪式。这是最神圣的时刻。主席台很简陋，只有一张铺着白布的桌子。主席台正中央挂着校训“亲爱精诚”，两旁有一副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孙中山站在主席台上，旁边有夫人宋庆龄、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开学典礼仪式由党代表廖仲恺主持，全体人员先向党旗行三鞠躬礼，再向军校校旗行三鞠躬礼，后向孙中山行三鞠躬礼。然后由总参议胡汉民代表孙中山宣读总理训词，汪精卫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读贺词。整个过程显得庄严神圣。
不过对于有些学生来说，还是能从这种枯燥的庄严中找到乐子。据说，胡汉民宣读总理训词的时候，总是带着浓厚的广东客家官话口音。学生队伍中，很多人听不懂。来自陕西的杜聿明听到第一句就发懵了：“三味煮鸡，萝卜大葱”，于是悄悄问旁边的同学：“哎，台上那老汉儿说的是什么？要吃三味煮鸡、萝卜大葱？”但接着就被班长训斥。他一肚子狐疑，迷迷糊糊地进行完仪式，事后看到贴在墙上的训词，才恍然大悟。那不是“三味煮鸡，萝卜大葱”，而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这段子很快传开，有些人会相互调侃，“今天的菜是三味煮鸡，萝卜大葱”。这个段子成为学生们心目中对这次典礼最深刻的记忆之一，而很多庄严的东西，反而忘记了。
仪式礼毕后，孙中山在岛上与学生共进午餐。下午，孙中山又在操场上举行了阅兵式。检阅完毕，已经是下午5点多。尽管开学典礼还没有完成，但孙中山已经完成了该扮演的角色。剩下的活动，比如与学生喝酒联欢，孙中山反而不适宜出席。孙总理要维护形象，这种形象是一种精神象征。精神象征应该有神秘性、有威严，不宜与学生打成一片。就像是前朝的皇帝，在大臣们面前，他高高在上、威严端庄，但是在见惯了他吃喝拉撒的近侍眼里，皇帝就是普通人。吃吃喝喝的事情，有蒋介石、汪精卫他们在场就行了。于是，在师生们的列队欢送中，孙中山携宋庆龄乘军舰离开。
当天晚上，皓月当空、惠风和畅，珠江江面波光潋潋，黄埔岛上欢笑喧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广州市党部正在宴请黄埔军校教职员工及全体学生。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张继、谭延恺、林森、孙科、吴铁城、马超俊、邓演达等与学生一起开怀畅饮。宴会的地点就是军校后面的操场上，军校师生近600人，席地而坐，波涛阵阵、林木萧萧，旁边有师长、挚友相伴，大碗喝酒、酣畅淋漓，谈理想、谈未来。对这一帮渴望拿起枪支为国家民族做一番事业的热血青年来说，很有几分快意恩仇的酣畅淋漓。
席间气氛高涨，有汪精卫和孙科分别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广州市党部的致辞，也有学生的表态，他们高呼“三民主义万岁！孙总理万岁！中央执行委员会万岁！”，豪气冲天。
最后，校长蒋介石总结发言，他的发言沉重而又富有号召力。学生们尽管已有醉意，也能深深记住那几句振聋发聩的话：“汝等今日所饮之酒，不啻饮血，本党当此财府奇窘之际，一丝一粒，实不知费几许血汗得来，汝等切勿忘记”。“此后须以此身为本党作临阵之牺牲，方不负中央执行委员会广州市党部诸同志之厚望”。
喧嚣散去，日历翻过1924年6月16日。第二天一早，黄埔岛上响起这些稚嫩的青年训练时的喊杀声。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
这一群稚嫩的学子，在后来的25年里，深深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而黄埔军校，尤其是国共合作的1924到1927年间，成为无数进步青年的梦想所在。
“当时全国的青年有一个口号就是‘到黄埔去’。凡海内外的同胞，无论东西南北革命的青年，热血奔腾的时代青年，都喊出这一个口号，就是‘到黄埔去’。”黄埔军校成为当时青年人心里最热烈的向往。据黄埔六期生谢冰莹回忆，当他们百余名湖南青年男女通过长沙初试后，要乘火车到武汉参加复试。尽管那是一趟没有座位、没有车窗的货车，黑咕隆咚的，但黑暗和艰苦丝毫抵挡不了他们激动的心情。他们席地而坐，在黑暗中放声歌唱，“要庆祝新生命的开始，要庆祝光明灿烂的前途，每个人都像疯了似的在狂笑、在高歌、在跳跃！”一群群有信仰的热血青年，在歌声中奔向黄埔军校。
从1924年到1949年，黄埔军校一共招收23期学员，培养了30万名黄埔军人，其中包括一大批优秀的军事家和政治家。黄埔军校由此也成为了中国军事教育史中的一段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