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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领导都不会穿衣，要么不讲究，要么太奢华。
除了少数“表哥”式样的人物，大部分领导干部都倾向于低调、中庸，不愿意张扬奢侈。
这和我们的传统有关。艰苦朴素、厉行节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翻开我们党的历史画卷，回顾60年来的官员变迁史，关于“艰苦朴素、厉行节约”的形象比比皆是。
头上包着白毛巾，脸庞黝黑，笑起来时露出一口白牙，黑色对襟上衣，自家做的当地农民穿的裤子，胸前挂着一个旱烟袋，脚上一双土布鞋。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黄土高坡上最常见的农民形象。身为大寨党支部书记、没有上过学的陈永贵亦如此。
后来，陈永贵在“农业学大寨”出了名，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仕途也一路亨通，但他的装扮并未因此而改变。在官方报道中，他的形象依然保持了一个农民干部的本色，“每天和社员一样劳动，和社员一样记工分”。
和他同时期的官员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是另一个典型。他在带领兰考县人民“治三害”期间，穿着打着补丁的旧大衣，“背着干粮、拿起雨伞，和大家一起日夜奔波”。
艰苦朴素、自力更生，是那个年代的官员们被赋予的一个整体形象——因为穷，因为弱。所以，陈永贵和焦裕禄们才会被树为榜样，大江南北广为宣传。
当时身为中国最高层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可见的报道中，也都是“衣服坏了，舍不得扔，会连续缝补多次，直到烂得再也穿不了”。虽然有“红都”这样的专门为最高领导人制衣的部门，但是定制频率很低。毛泽东有一块瑞士产的欧米茄手表，是郭沫若送给他的，他戴着这块手表直到临终。
所以刘青山、张子善这种奢侈、挥霍性的官员在当时出现，几乎是无法容忍的。《人民日报》1952年1月4日的一篇报道称，刘青山这位经历过战争洗礼的老革命，“着一身毛料西装，足蹬明晃晃的黑皮鞋，俨然一副绅士派头”，而他的住处，有钢丝床、大衣镜和沙发，地板亮得能照见人影。
回顾毛泽东时代的官员，一个最大的共性就是生活不富裕，所以在物质上没有太多追求；而人们的欲望也都被禁锢在集体主义和最基本的日常生活要素上，所以也没那么多时间和空间去张扬个性。
改革开放之后，这一切慢慢有了改观，除了一些已明显落后于时代的禁忌被打破，一些极具个性的官员也相继出现。
198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深圳。在一次讲话中，他注意到所有的干部都穿着深色的四口袋干部装。“你们穿的衣服怎么还是老样子？我赞成你们穿西装，跟外商打交道。”他说道。
当时的中国人，服装颜色亦很单调，只有蓝和灰、黑这些，有西方记者描述他们印象中的中国，“那里的人们都像一个个刚从蓝墨水中洗澡出来似的，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穿得都差不多。”因为过分注重着装打扮，会被认为是“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当时的老百姓穿的衣服是以部队军装为式样的军便服，而干部们，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以传统的中山装为主。
胡耀邦试图尽快改变这种现状。他在1977年初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时，就带头穿西装，成为中共高级领导中第一个穿西装的人。在他看来，服饰是培养国人改革开放意识和向世界展示中国新形象的最直接体现。
在他的推动下，被赋予重要使命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也开始西装革履地出入各种社交场所。
外在的服装改变进而带动了官员内心的变革。激情、向上、求新，充满想象力，成了那个时代官员的一个集体标签。
不管是毛时代，还是邓时代，官员形象更多的是一种本色呈现，鲜有刻意去进行包装。
但在进入新的世纪之后，官员的外形、穿戴开始成为一门显学。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时代的进步。
现在，内地领导人的媒介形象问题已经普遍受到注意，提升到议事层面上来。曾应邀给访华的美国总统布什化妆的中央电视台高级化妆师徐女士，在一次访谈中也表示，现在内地许多重要部委都请她去讲课，介绍礼仪及化妆之道。
中国外交部前新闻发言人、驻法大使吴建民也表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中国的领导人需要形象顾问。这是一门学问。跟外界交流，一个眼神、什么样的手势，都有讲究”。他还援引了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竞选作为例子，他说，“希拉克过去几次竞选总统竞选不上。女儿给他提意见，说你把戴的这个黑眼镜去掉，这个眼镜给人看了太严肃了，戴一个隐形眼镜，然后讲话应当怎样怎样，这个很有效。”
看来，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环境来看，这个时代，外在的包装必不可少。这是领导魅力的放大器。研究领导的行为举止、仪表、语言对其形象的影响，是形象塑造必不可少的内容。希望我们的领导干部能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好好为时代梳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