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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贬到筠州监酒税，其实就是掌管官方酒务和盐务。因为一些地方政府禁止民间私自酿酒贩盐，所以开设公营酒监榷场。这差事可不像听起来那么轻松，盐酒由官方转输过来，得依靠车马运回公仓。筠州地处偏僻，酒监没多少人手，苏辙只好跟女婿王适像民夫似的把一袋袋盐、一坛坛酒卸下来。盐酒收入得造册登记，以备上级长官随时查阅勘验，所以事无巨细，苏辙都得亲自做，每天忙得如同街铺里的掌柜。
这一日清晨，天刚蒙蒙亮，苏辙与王适已在搬运盐酒了。苏辙年纪大了，力气不济，搬一会儿就气喘吁吁。王适忙拦着苏辙说：“岳父歇会儿吧，我来搬。”说着就驮起一大袋盐搬进屋去。苏辙坐在一边，喘着气说：“这些年来，多亏贤婿在我身边相助。老夫算了一笔账，日运盐酒两千斤，五年下来，你我共运三百六十五万斤。账怕细算，若堆于面前，尤似一座山哪！五年背了一座山，再用这双手把三百六十五万斤一点点地卖给筠州的百姓，真了不起。”王适搬完最后一袋盐，拍拍身上的尘土，憨厚地笑着说：“读书人干活十不顶一，可习惯了，同样顶个壮劳力。就是一座山，也能搬走。”说完搓着长满老茧的手又去搬酒坛子。
苏辙也过来帮忙，笑着说：“所言甚合吾意。或许，命中就该背这样一座山吧，所谓磨难，大抵如是。”王适擦着汗说：“好在这种日子快过去了，伯父内徙汝州，就是个信号。”
苏辙点点头，若有所思。他早已得信获知哥哥要来，心中激动不已，但又不知哥哥他们到哪里了。王适安慰他说：“伯父身遭大磨难，身处大逆境，但却造就了大境界。伯父的‘大江东去’一词和《赤壁赋》，真是妙绝千古啊，读着干活也有劲儿了。”苏辙自嘲道：“大手笔从大悲大欢、大磨大难中来。然而我却锈住了，这座盐山酒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还要和人计较秤高秤低，成了货真价实的贩夫走卒。”王适笑道：“愚公移山，最后靠感动神仙遂其夙愿；岳父搬山，皆靠自己一双手，山已去，道自出。岳父还是休息吧，伯父不知何时就要到了。这里有我看着就行了。”苏辙点点头，跟酒监里告了假，回家吩咐史云准备饭菜，又到官道上去悬望等候。
终于盼到了！两兄弟一见面就泪流满面，有说不完的话。还是巢谷提醒着，苏辙这才把苏轼一家人请到他在筠州的住宅东轩之中。苏辙刚到筠州时，洪水冲坏了酒监的官舍，苏辙就向长官租了现在的住宅，修补了损坏的墙垣，周围种上了树木，在此安家，如同苏轼在黄州亲手修筑雪堂一样。史云见了王闰之，好不亲热，拉着手说话，许久才想起倒把饭菜都忘了，忙叫女儿把酒菜摆上，一家人围着说话。
苏轼举着酒杯动情地说：“子由，为兄就要北移汝州了，汝州离京城一步之遥；而你却还要留在这江南偏远之地！”苏辙淡然一笑：“哥哥不必为我担忧，只要圣上宽宥了你，小弟更无他望。”苏轼接着说：“奉旨北徙汝州，依然是团练副使，依然是不得签署公文，只是给了点活动自由。令人费解的是，此次诏书乃圣上亲笔下诏。”
苏辙很快就猜到了其中的情由，担心地说：“哥哥，这正说明，圣上多次想重用你，但王珪、蔡确、张璪、李定一伙人从中作梗，圣上不得已而亲手下诏。之所以尚未得重用，实是圣上怕王珪等人再次掀起波澜。对了，朝廷还特意授迈儿德兴县尉之职，恐怕也有深意。”
苏轼饮酒不语，他自然顾虑到朝中奸邪从中作梗，但王命难违，要不然倒真愿意归老田园，不再去过问世事纷争了。苏辙劝酒道：“小弟以为，朝中小人固然可气可恨，然与兄长过去恃才傲物、口无遮拦、罪及他人也有关系。还望兄长自此慎言慎行，免得祸从口出。”
苏轼听了这话，十分不悦，说：“逢小人不行君子之礼，遇大恶不弃人子之责。让我充耳不闻，听之任之，实在做不到。如果这样，我做了宰相又有何用。”苏辙见哥哥的率直性格还是没变，又劝道：“哥哥，你若做宰相，是为国为民，怎会没用呢？君子秉承阳刚之道，也应该知道韬晦之计。江河委婉而进，山有谷而存，像哥哥这般刚直不弯，一定还会吃大亏。”
史云和王闰之见两兄弟争论起来，也不便过来劝解，悄悄地拉着子侄们到里屋去了。苏轼听了苏辙的话，心中梗塞未开，负气地说：“大丈夫生于天地间，怎么能如此俗气！”
苏辙也有些激动，大声说：“哥哥在黄州五年，原来还是这么天真！”
苏轼说：“子由，不是我天真，是你太过世故了！”
苏辙说：“君子闻过则喜，哥哥不纳忠言，一味固执，实可悲矣。”
苏轼发怒道：“子由，你既这么说，从此，我誓为哑巴！”
苏辙苦口婆心地劝道：“哥，你听我一句好不好？这个世上，也就是为弟愿为你尽句忠言。”
苏轼手指着紧闭的嘴巴，哑然不语。苏辙也气急了，无奈地饮了一口酒。巢谷进来见两兄弟各自赌气，正奇怪呢，刚才还和和气气地喝酒，怎么一转眼就吵架了？史云忙过来拉着巢谷到里屋。苏辙又喝了一杯酒，轻声说：“小弟在酒监里还有公务，哥哥你早些歇着吧。”说完头也不回地出去了。
苏轼觉得很气恼，本来很好的心绪被弄得极坏。他素来脾气急，遇事不折，而子由性子温和，处事要沉稳一些。他知道子由是为自己着想的，但他觉得自己应该坚持的原则说什么也不能改变，若事事忍让韬晦，在黄州的历练岂不是白费了？苏轼想到这里，愈觉闷闷不乐，一口气把大半壶酒都喝下去了。
由于苏迈的任期在即，苏轼一家只能在筠州逗留几日，就要离去。临走之时。苏辙因为酒监里公务繁忙，不能来相送。苏轼叹了口气，忧伤地对巢谷说：“那一场争吵，是我们兄弟二人平生以来的第一次。都怪我，我不该说子由世故，子由被贬官，都是受我的牵连。”巢谷说：“子瞻兄，子由是为你好，才说那些话。”苏轼痛心地说：“我怎会不知道他是为我好呢？正因如此，我才尤为愧疚。”巢谷安慰道：“子瞻兄不必愧疚，我想子由不会怪你的。”苏轼这才稍稍宽慰些。
到了洪州，苏迈要东去德兴上任，一家人在江边为他送行。王闰之舍不得他离开，哭得跟泪人似的，两个弟弟也含泪相送。苏轼一边劝慰他们，一边准备登回九江。
船刚开到江中，忽然苏辙、史云和王适风尘仆仆地赶到码头。苏辙朝着江中大喊：“哥哥，弟弟来送你了，要保重啊！”苏轼激动不已，挥泪喊道：“子由，保重！你放心！我会记住你的话！”
这样，两兄弟又再次分别，隔着江水遥遥挥手，直到再也看不见对方。
苏轼回到九江，跟陈慥等人洒泪分别，一路扬帆顺流，直往江宁而去。
船就快到江宁了。苏轼站在船头，远远眺望，任江风把衣襟吹得飘动。巢谷过来说：“子瞻兄，听说王安石罢相后就住在江宁……”苏轼知道巢谷要说什么，笑着说：“是啊，我与介甫公也很久没有见面了，这回路过江宁，一定要去拜访他。”
巢谷说：“王相国现在被封为荆国公，天下人都知道子瞻兄与他不合，为什么还要去拜访他呢？”苏轼摆摆手说：“世人囿于成见，以为我们政见不合就势同水火，其实这是外人的看法。荆公可以说是我的良师益友。当初我们惺惺相惜，引以为知己，如今发生这么多事，我们仍然是好朋友。”巢谷点点头。
王安石自罢相之后，隐居于江宁半山园，每日骑着驴子走在乡野小径上，遇着农人便和气地与他们打招呼，没有人知道他就是主持国家变法的宰相。如今往事已如云烟过眼，不必重提。他也觉得自己一天天衰老下去，便常到佛寺中去听经说禅，渐渐心中的波澜也平息了。吕惠卿主持新法，每每歪曲王安石的本意。王安石想起他对自己的背叛，有时不免怒形于色，但很快就平静下来，如今已无法再说什么了。金陵自古是帝王都，历史遗迹无数，随手折一枝杨柳，也能翻检出六朝的盛衰兴亡。王安石就这样每日默默游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把平淡的心情和悠远的沉思都写进小诗里。
这日他骑着小驴，悠悠来到码头，看着江船来往争利，青山亘古常青，吟道：
“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
绕水恣行游，上尽层楼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正在这时，苏轼一袭便衣，从舱中跳到岸上，拱手施礼道：“黄州农夫苏轼今日特来拜会大丞相！”王安石喜出望外，赶忙回礼说：“哎呀，终于把子瞻给盼来了。”一面抓着苏轼的臂膀上下打量：“老了，当年的青年才俊如今也老了呀！”苏轼笑道：“荆公也不似当年了！听说不久前荆公染疾，不知道好些了吗？”王安石笑说：“偶有眼疾，时下已痊愈了。岁月相摧，焉得不老，只是子瞻，让你受苦了。不久前误听子瞻仙逝，可让老夫心痛了。”苏轼说：“苏某一介农夫，不过耕田种地有筋骨之劳罢了。荆公忧劳国事，才是真苦。然而除了功名利禄，甜酸苦辣咸都是与生俱来的，且挥之不去，奈何奈何！”
王安石指着苏轼大笑：“子瞻就是子瞻哪！老脾气还是一点没变。与聪明人谈话，总会有妙策应对。”苏轼自嘲地说：“聪明反被聪明误，苦辣酸甜自古多。莫道乌台风雨过，写诗怕想苏东坡。”王安石开玩笑说：“汴京有个举人，因酷爱子瞻之诗，昼夜研读，冷落了妻子，结果被妻子休了。”苏轼哭笑不得：“竟有这等事？那他应该娶一个像闰之一样的人来做妻子。”王安石大笑，苏轼忙将家眷引出来与王安石相见。王安石拉着驴子，盛情邀请苏轼一家到半山园歇脚洗尘，苏轼也不推辞，跟着往半山而来。
吴夫人拉着王闰之坐在里屋说话，见苏迨、苏过两个长得俊秀伶俐，不禁想起自己早亡的儿子王雱来，心中伤感。王闰之看出吴夫人的心中之痛，安慰道：“夫人不必为此伤怀。人有悲欢，月有圆缺，此事自古难全呀。”吴夫人于是说起自己常唱苏子瞻的《水调歌头》来排遣忧郁，王闰之淡然一笑。吴夫人拉着王闰之到庭院中赏花谈心，苏轼和王安石则边走边聊，往半山的小径上走去。
历史就是这么奇怪和充满偶然性。北宋后期政坛和文坛的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在经历政治风波和个人磨难后，竟又重逢了。一个是罢相，一个是罪臣，重逢时却语及平生，亲如知己。他们谈旧事、论时政，涉及新法和个人恩怨也直言不讳，有时开起玩笑互相讥讽，或是放纵聪明互相比试，最后都大笑释之。他们心中装着社稷苍生，言语碰撞的却是生命智慧。
半山上杂花满树，一片绚丽。已风霜满面、历尽沧桑的两人在花下漫步，似乎重新焕发了少年精神。王安石说起了“乌台诗案”——这件本朝以来最大的文字冤狱。当年，苏轼还在杭州通判任上时，到两浙巡察灾情的沈括向苏轼索要诗集，苏轼想都没想就给了他。沈括回京后，摘抄诗中言语，除夕夜就写好弹劾苏轼的奏章。时任宰相的王安石当即把奏章扣下了。后来天下大旱，华山崩裂，王安石自请离开相位，挂职江宁，沈括又上了第二本奏章，直接送到皇上手里。神宗当时一心悬于天灾人祸，对他的奏章并未在意，要不然，“乌台诗案”恐怕要早几年发生了。
苏轼心中深感意外，对王安石秉公无私之举十分感激，这才是君子的境界，与那些小人行径有天壤之别。
王安石又讲到变法，这桩他付诸毕生心血的宏图伟业，已使天下发生了很多变化，他很想知道曾经作为反对派的苏轼的看法。苏轼拱手直言道：“荆公勇于任事，体恤显隐，锐意兴革，足可道哉。然而，小人追随王公，却以变法谋私，荆公搭台，小人唱戏，公做了冤大头，我做了阶下囚，天下百姓就可想而知了。”
王安石点头称许。他是不拘小节之人，自然不会介意苏轼直言。倘若苏轼心有顾虑，言有虚饰，那他也不是苏轼了。王安石深知变法艰难，朝廷颁令与地方施行，总会有实践过程中的偏差。加上人事任用，小人作祟，常常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要不然他也不会两次罢相，对变法遥遥观望而无能为力了。他又问：“这次变法，功过如何？”苏轼答道：“问心无愧即可，莫论功过。”
王安石想起当日在朝堂上与苏轼争辩变法，言犹在耳。苏轼强调变法须徐行徐立，急则易蹶，现在看来，是被他言中了。王安石感叹道：“老夫岂不知要取徐立徐行之策啊，此事，老夫也有难言之隐哪。圣上急欲建功立业，不是老夫能左右的，包括用人，皆由圣上说了算。有功皆归人主，有过皆因安石，老夫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不过，也有例外，比如子瞻你，对圣上有微词，便直言奏明。谁是谁非，概不掩饰。所以，吕惠卿他们见我对你屡屡迁就，大惑不解，可天下谁又能理解君子之交呢？”
苏轼忧虑地说：“荆公啊，此次变法，成则为大宋之幸；反之，大宋命运就不敢说了。”王安石惊讶地问：“子瞻此言有弦外之音啊！”苏轼直言道：“成则大宋兴，不成则动摇国本。何以如此呢？贬人太多，奸臣弄权者太多，谁也不能保证熙丰之法将成为几十年的不变之法。一旦有个反复，则党争日炽，一旦如此，我大宋危矣！”
王安石听罢，垂首不语。他何尝不愿新法长久施行下去呢？只是人事难为，天命难测，世事大概便是如此了吧。苏轼又说：“荆公是君子，行大道，为国事，对这小人之争，未曾在意，可往往千里之堤就溃于蚁穴。好比这《青苗法》，运行得当，也是百姓的幸事，到最后却成了小人邀功晋升的台阶，所以百姓怨声载道啊。”
王安石想起自己用人之失，痛心疾首，见苏轼公正直言，不由得心中佩服，感叹道：“都怪我刚愎自用，不听子瞻之忠告。”苏轼安慰道：“荆公不必自责，不历后事，哪知前事之失啊，如此也好为后来变法者留前车之鉴。”
王安石自嘲说：“只怕老夫从此要成为天下话柄了。有些人会拿祸国殃民的帽子扣在老夫头上。”苏轼说：“功过自有后人评说，然荆公真君子，足以千古流芳啊。”王安石大笑：“刚直敢言如子瞻也会恭维人了。”苏轼淡然一笑：“苏某说真心话，荆公心中了然。”
两人继续往上走，一路绿荫遍地，鸟声悠然。王安石问：“你说这下坡路好走呢还是上坡路好走呢？”苏轼答道：“上山容易下山难是俗人的看法。依我看来，上山费力，下山费神，只要能上能下，能走能动，就不难。真正难的是既不能下也不能上。”
听聪明人的谈话总是令人惬意，像这样随意简单的谈话，两位智者却能讲出别样的道理来。王安石明白苏轼所指的是新法的实施，如今既难裨补国政，又无法完全适用民生，正处在上下两难的境地。只是自己告老隐居，置身事外，新法已交给后来的新党人物主持，他再也无力插手，笑说：“正所谓人老步步难哪！”说着，拄杖迈动着老腿。
苏轼过来扶了一把，慢慢陪他走上一级级石阶，说：“人一生下来，面临的第一件事是学会走路，到老来，走不动了，面临的第一件大事还是走路。人生始终在走路啊。”王安石针锋相对地反问：“然则，人生有一半睡于床上，不知有道路乎？”苏轼笑着说：“守财者梦游于被追杀，求仕者梦游于赶考之路，风流者梦游于追欢逐笑，农人梦游于田间地头，商人梦失于道路，岂非无路可走乎？”王安石进一步说：“未梦者则不游。”苏轼诙谐地说：“未梦者称为睡死，又称小死，死者焉能游乎？”王安石大笑。
苏轼是出了名的机智诙谐，遇着王安石更是当仁不让。他笑说：“荆公啊，我听说你正著《字说》一书？”王安石兴致勃勃地说：“是啊，老夫研究汉字，颇觉有趣，比如这‘波’字，乃水之皮也。”
苏轼马上反唇相讥：“如此说来，‘滑’者，岂非水之骨也？”
玩笑总是机智敏捷，但绝不带半点恶意。王安石是心中通脱之人，自然也不会计较。他有点尴尬地说：“你休讥笑，也并非没有道理。只是这斑鸠的鸠字，何以旁数为九呢？”苏轼马上回答说：“荆公不记得《诗经》上说，‘鳲鸠在桑，其子七兮’？”王安石皱眉不解：“即使这样也只有七只，何来九呢？”苏轼笑着说：“加上它爹它娘，正好是九了。”王安石哈哈大笑：“好个子瞻，原来你在讥讽老夫！”苏轼忙说：“岂敢岂敢。以竹鞭马是为笃，以竹鞭犬，不知有何可笑？”两人会心大笑。
两人继续拾级而上，来到半山上一处荒废的宅院前。王安石见旧屋向东倾斜，戏言道：“子瞻，老夫出个上联。墙歪上东坡。”
苏轼看着屋下突兀的岩石，对道：“屋斜下安石。”
王安石兴致来了，大悦道：“对得妙！墙歪上东坡，坡上鸟自多。”
苏轼脱口而出：“屋斜下安石，石下虫不直。”
王安石大笑不已，又出一联：“半山非半山，一山飞峙大江边。”
苏轼立即说：“满月不满月，缺月高悬银河畔。没有绝联，你难不住我。”
苏轼自信满满，斗文斗智最能令他心神愉悦，更何况遇着王安石呢？王安石笑着说：“子瞻果然才思敏捷。你且出个对子难住老夫吧！”苏轼说：“我有一副绝对，得之于西湖之上，至今未能对上。携锡壶，游西湖，锡壶掉进西湖里，惜乎锡壶。”
王安石沉吟半晌，顿时犯了难：“此联乃绝联，老夫对不上，恐怕后人也对不上。”苏轼见王安石雄心未减，大笑赞叹。
两人来到半山佛堂，堂上匾额题曰“保宁禅院”。原来王安石退居江宁后，曾大病一场，病愈后舍宅为寺，潜心学佛，神宗得知，亲书题匾赐予王安石，算作优礼相待。可是对于一个信佛的人来说，这些厚赐又有什么用呢！王安石问苏轼：“子瞻信佛吗？”苏轼笑道：“信，又不信。我给荆公讲则故事。有一座庙，香火不旺了。这天来了个汉子，推倒神像，将神座料石扛走，回家砌了猪圈。第二个汉子烧香来了，见此甚为惊慌，搬来自己家中的料石，扶神归位。小神对大神说，第一个汉子应该严惩，第二个汉子应该给他好处。大神说，你错了，第一个汉子不信神，我又怎能奈何于他呢？”
宋代读书人大多学佛参禅，这是时代风气。但学佛又不离弃世俗，这是讲究精致生活的宋人对学佛的巧妙转化。苏轼是积极学佛的。在黄州时，他就常常到佛寺去听经念佛，排解现实的苦闷，最终以自己的智慧为主，以佛禅为辅，挣脱出来。他曾跟友人说，自己学佛好比吃猪肉，不但味美，还能饱肚，不像有些人，空学禅义，如吃龙肉，纯粹是诈唬人。苏轼对王安石说：“对于少数人来说，佛是一种哲境；对于多数人而言，佛是一种安慰。有大安慰，小安慰。大安慰是悟自然之道，小安慰就只能满足一时之需。”
王安石不同意他的说法，反驳道：“你所说的自然之道乃道家之言，非佛家之语。”苏轼说：“佛家的四大皆空，并非真空。开大法眼，三教殊途同归，皆为道也。”王安石大喜，欣喜地说：“子瞻，你何不来江宁买一宅院，与我同住，我二人天天谈玄论道，岂不妙哉？”苏轼拱手笑道：“能与荆公同住，是求不来的福气，只怕身不由己，事与愿违啊。”
其实苏轼何尝不想归老田园，与王安石比邻而居呢？自从接到圣上量移汝州的诏书，苏轼犹豫了好久，不知道该不该上书请求留居黄州。但最终圣意难违，他上了谢表，表示愿意到汝州继续思过待罪。他一路东下，行程迟缓，沿途又不断上书，希望朝廷能恩准他买田归老，可是批文迟迟没有下来，苏轼只好一步步走下去。如今王安石的盛情邀请，又触动了他归隐的念头，可是登上半山，遥望茫茫江水，身不由己的无奈又袭扰心头。他当即写了首诗赠给王安石：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感叹道：“老夫无缘与子瞻比邻而居，实乃憾事啊！子瞻此去，当大有作为。将来国事要交付给子瞻了！”王安石此意，是料想神宗必定重用苏轼，将来新法的纠正补救，还仰赖他从中施行了。
可王安石哪里料得到以后政局的急剧变化呢？他已无法亲眼看到日后新旧党轮番上台，政治斗争激烈残酷的情景了，而苏轼将深陷在这旋涡里。
苏轼一家在半山园逗留了几日后，又去拜扫了采莲表姑的坟墓，即准备告辞。在短短数天里，苏轼与王安石携手出游，纵横谈论，实在是大快平生，留下一段文人交往的佳话。王安石与吴夫人送苏轼一家到码头，目送他们离去。王安石感叹地说：“世上不知更几百年，才出如此人物啊！”
苏轼拜别王安石，对身边的巢谷说：“荆公是真君子，可举世不能识之。苏某能从游数日，已是莫大的缘分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啊！”这是二人最后一次见面，大约两年后，王安石便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