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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M.沃尔特在《联盟的起源》一书中提到：“在任何竞争性的体系中，能够争取到盟友都是一种极其有价值的资源。相反，引起其他方联合起来反对自己者，则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团队在做好了自身的内部管理之后，要想进一步地做大做强，就应该利用外部的资源和伙伴，采用“合纵连横”的策略来有效地分担和降低参与市场竞争的风险。但联盟虽有利，也要意识到现实隐患的存在。与外部附属团队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要把握“度”，既强调“众生平等”，又合理地融入“亲疏有别”。对外部附属团队不能随便地建立起高度的信任，因为风险很大，而应该通过不断的考验以确定其可以信任和合作的层次，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
刺杀董卓失败后，曹操冒险逃回家乡，募集义军讨伐董卓。曹操打的是忠义的牌。大家深恐远离这一块招牌，便会被说成反忠义，所以前来响应的各路人马，无不争先恐后，热烈参与。既然组成联合阵线，当然需要盟主，以别于乌合之众。大家聚集在一起，总该有人担任这一个职务，来统一步调，指挥全体的行动，并作出必要的决策。
曹操那时刺杀董卓未成，只剩下这一条路可走，哪里敢自告奋勇担任盟主？就算真的有意，大家也不会赞成。因为在场的人物论年资、论势力、论身份，都轮不到曹操。他提名袁绍，说袁绍是汉朝名将的后裔，应该担任盟主。袁绍当然很高兴，打心里喜欢当这个盟主。但是，按照道理，依据惯例，他必须再三推辞表示礼让，然后大家都认为非他莫属，这才勉强答应。袁绍因此当众宣示“绍虽不才，既承公等推为盟主，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接着指派袁术总督粮草，同意长沙太守孙坚担任先锋，杀向汜水关。
现代的选举方式，产生了很多弊端和笑话。其实，中国古代的推举方式更为方便而有效。因为它不致由于选举而造成派系，又能在和谐中产生领袖。大家都有面子，岂不是更好？如果加上良好的配套，应该可以成为现代选举的另一种方式，值得大家考虑和运用。
袁绍四世三公，出身世家。家庭有势力，兄弟加起来更有力。曹操是聪明人，知道自己不够分量，不敢妄想，却也明白顺水人情的重要性。反正袁绍一定会当选，为什么不争取做第一个推荐他的人呢？所以曹操不等其他人发言，立即推举袁绍。
袁绍如果不孚众望，大家就会另行推举他人，甚至怀疑曹操虚情假意，认为他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才出面把袁绍推举出来。当然，曹操心里有数，在场的人里以袁绍最为适当，但是袁绍并不是理想的领导人。所以在袁绍宣誓就职之后，曹操马上借着喝酒装疯的机会，向袁绍进言“同扶国家，勿以强弱计较”。因为曹操和袁绍是老同事，深知袁绍为人矜骄自负，并无真才实学，不脱富家子弟的习气。袁绍在何进要清除宦官，不被何太后同意的时候，建议何进召董卓入朝那件事情，就做得十分不妥当。
但因为联盟里没有合适的人才，百般无奈，也只好推举袁绍，至少这样，在袁绍心中，曹操可以占有更大的分量。将来曹操提建议，应该更容易被采纳。果然大家热烈响应，可能也都是别无选择。
乌合之众，如果首领再有私心，加上缺乏实力，结果会如何？可想而知。这一次大同盟，由袁绍担任盟主，已经看出没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各路人马聚集在一起，使董卓更加猖狂，如此而已！但也正因为这样，才会造成董卓的凄惨结局。所以不论成败，也都对破除董卓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几次失败之后，把对手推到最高峰，让他居高而危，掉落下来，这也是一种策略。
曹操逃出去以后，就开始招兵买马，联络各路诸侯一起清除董卓的势力，推举袁绍当了联军统帅。这是他非常聪明的地方，更证明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如果他自己当统帅，年纪轻轻，实力又单薄，大家凭什么要听命于他？很可能谁也不服他。让袁绍当盟主是曹操以退为进的一种策略，袁绍当了盟主，对推举他的曹操十分信任，曹操自然占据了最有利的位置。曹操表面上推举袁绍，实际上他知道袁绍迟早会失败，到时候得利的人还是自己。只不过，无奈当时自己处于劣势地位，只得委曲求全。
世界就是这么现实，优势的人不先说，劣势的人只好说；优势的人不做，劣势的人不得不做；优势的人希望行动，劣势的人就会行动；优势的人不用指示你要尽力，劣势的人必然尽力。中国人主张：形势比人强。领导不用权，却应该努力创造有利的形势，使自己能够及时占据好位置，使员工自动自发，在不知不觉中尊重领导者的权力。
领导者喜欢用权，员工一心等待授权，结果都很不愉快。其实我们都知道，人很难改变别人，也很不容易改变自己。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知己知彼。知彼不易，知己更难。知了之后还要进一步建立有利的形势。形势随时在改变，所以领导者的形态也应该因时制宜，不可执一不变，这便是孔子所说的：无可无不可。
既然如此，处于劣势的时候不妨像曹操一样，根据形势做一些让步。但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放过任何机会，要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位置，然后作出最有利的行动。也就是说势单力薄的时候你可以做发起人，但不要当头儿。
历史告诉我们，只要领导得好，中国人非常合作；如果领导得不好，就会四分五裂。中国人的个性就是这样，合起来合得很牢固，分开来也分得很彻底。
曹操的远程目标是平天下。这是我国历史上，有远大志向的人士所共同拥有的愿望。曹操自官渡之战以寡胜众以来，声势日益壮大。荀攸见刘备投奔江夏，唯恐他与东吴联盟，建议曹操邀约孙权共擒刘备，平分荆州。曹操大喜，一面遣使赴东吴；一面点齐马步水军八十三万，诈称一百万，水陆并进，直奔东吴而来。
孙权接受鲁肃的意见，以吊丧为名，向刘备打听军情。鲁肃与诸葛亮见面，力邀其过江向孙权表明联合抗曹的决心。
鲁肃，字子敬，早年丧父，侍母至孝。他的家产丰厚，经常散财济贫。周瑜有一次缺粮，听说鲁肃家存米六千斛，前往求助，鲁肃一口气答应把一半借给他，慷慨之至。他平生喜好击剑骑射，又善于策划。孙权继承父兄大业时，周瑜郑重地把他推荐给孙权。孙权和他商谈军国大事，到了晚上还同榻抵足而卧，问鲁肃，今后要怎么做。鲁肃认为汉室不可能复兴，曹操也不可能完全被消灭，最好是先剿除黄祖，进伐刘表，据守长江险要，以图天下。孙权大喜，一切照他的计划而行。鲁肃接着推荐博学多才的诸葛瑾，也就是诸葛亮的兄长，孙权拜之为上宾。这样孙权就组成了坚强的核心团队，得以与曹操争天下，建立帝业。
鲁肃和诸葛亮，具有北定中原的共同理想，所以一见如故，十分投机。两人也有不同之处，鲁肃料定曹操必然篡位，汉室不保，所以鼓励孙权自己称帝，以统一天下。诸葛亮则心存汉室，因此看重刘备的皇亲血统，希望他以荆、益两州为基地，北伐中原。两人的观念大同小异，却又一个牢不可破的共同点，便是双方联合抗曹。
诸葛亮来到东吴，不免与群儒舌战一番。因为文人相轻，武将更是永不认输，对诸葛亮如此盛名，当然心中不服。诸葛亮面对众人，有问必答，而且声势惊人。他事前对各人已有深入了解，自然能够应付自如。
诸葛亮针对孙权爱面子的个性，不顾鲁肃的劝阻，夸大曹军的阵容。一方面建议孙权归顺曹操，一方面却坚定刘备不降的决心。孙权很不高兴，向鲁肃抱怨“孔明欺吾太甚”。鲁肃说诸葛亮是故意以言词相激，实际上有良好的策略，孙权赶快再请诸葛亮叙话，虚心请教。诸葛亮用同样的态度来刺激周瑜，促使周瑜主战，加强孙权的信心。
诸葛亮联吴制曹的策略获得孙权的支持，当然是刘备当时最有利的方式。周瑜知道诸葛亮的大才，请诸葛瑾劝告兄弟，离开刘备，到东吴共同效力。诸葛亮不肯，周瑜心生恨意，存心要杀诸葛亮。嫉妒心的可怕，在周瑜身上表现得格外强烈。孙权受到周瑜的影响，势必不利于刘备和诸葛亮。
所谓联盟，说的就是合作，只有大家一起协同合作，组织上才能更有力量。在一个行业内，如果只是依靠一个企业自身的力量将行业链条上游、中游、下游的事情全部做完是不太现实的，这样的做大不仅对资源和管理能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同时也易造成顾此失彼的状况。所以要大带中、中带小，分中有合，表面上是分，本质上是合。
有人曾经大力主张，中小企业要设法加以合并，组成大企业，以增强竞争力。然而，事实证明，面临21世纪快速变化的环境，企业规模大，应变力反而较小，对于适应环境所做的调整，其弹性远不如中小企业那么灵活，加上合并前后的种种问题很不容易克服，因而，合并不如合作。
西方人一直以来都桎梏于“二分法”，而中国人则对“分”与“合”有着独到的理解和认识。作为中国式团队的领导者，不应该把自己企业里面的人才视为“内人”，把企业以外的都叫“外人”，这始终是“分”的观念。实际上，应该通过内部的外人以及外部的一些内人来实现内外的沟通，形式上虽然是不同的企业，实际上是同一个团队，随时可分，随时可合，这样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既保持灵活性又便于调整。
联盟合作的对象，就算理念十分相近，毕竟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苦衷，难免有不协调、不配合的现象。从某种角度来说，“求全”便是“合作”，一个个体能力有限，无法求全，必须多个个体同心协力，同理合作才能求全。大家为了利益走到一起，谋求的就是实现自我强大的目的。假如大家可以善用中国人的“以让代争”，柔中带刚，彼此为实现共同目标，各自机动调整，权宜应变，自然会获得整体的配合。
诸葛亮过江来到东吴寻求合作，周瑜心怀嫉妒，决意杀了诸葛亮，以绝后患。他故意问诸葛亮，水路交兵，以哪一种兵器为优先。诸葛亮心中有数，装得一本正经：“以弓箭为先。”周瑜趁机表示，军中急需十万支箭，请先生监制。诸葛亮还是装得很像，拜问何时要用。周瑜说十天之内，诸葛亮居然满口答应。鲁肃是老实人，急得要命。诸葛亮要他救命，鲁肃居然骂他自取其祸，真是可爱！
诸葛亮对天文地理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知道不日之内必有浓雾。曹操人生地不熟，又不熟悉水性，不敢在浓雾中出战。诸葛亮如果以船只逼近，伪装进攻，曹操必定箭如雨发，不敢停息。于是不用费力，便能够借得十万支箭。但是，这样一来，周瑜必然更加气愤，也更为嫉妒，很可能不择手段，非置诸葛亮于死地不可。诸葛亮并不是故意卖弄才华，使自己陷入险境。只是周瑜这样的人，不能让他看不起，否则无法合作。这才不得不承担风险，采取如此措施来换取共同的利益。应该做的事，绝对不推辞；不应该做的事，再有利也不能做，这才是做人的基本条件。
工作有很多人会做，不一定样样都要自己亲自去做。让别人做，并不代表自己偷懒。诸葛亮借箭，说明一个问题可以有好几种解决方案。自己做十万支箭，费时费力又费神。不如向有箭的人借，一下子就凑齐了。问题是怎么借，向谁借，什么时候借，有没有把握，这些才是我们要学的。
我们不可否认诸葛亮是个奇才，年轻而精明能干、头脑清晰、效率极高的奇才。这样的奇才并不多见。由于奇才表现出色，使得组织人人自危，从奇才身上所得到的往往无法弥补其他同人所失去的。
在孙刘联盟上诸葛亮和周瑜绝对都是功不可没的，但由于是各为其主，思路必然不在一个轨道上。即便在同一组织内，大家的想法也很不一致。各人有一套主张，而且都言之有理。这种情况，对于喜欢讲道理、怎样讲都有理的中国人，更是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意见相当有分歧，非常不容易整合。尽管他们二人总是各说各的话，但是心里却都很清楚彼此的真实意思。
从合作的角度来说，双方完全可以同心协力、一致对外，这就是组织的力量。现在很多企业存在的问题是有组织，但却没有组织力。其实有没有组织力完全是领导的问题，因为中国人绝对可以团结、绝对可以一致对外、绝对可以和而不同，也绝对可以成全。但往往在合作中双方会出现互出难题的情况。
诸葛亮草船借箭显示了自己的才华，让心生嫉妒的周瑜更加记恨他。但他必须冒这个险，以实现合作，获取共同利益的目标。面对周瑜十天造十万支箭的刁难，诸葛亮“以小敬大”，万事退让一步，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思考，将心比心，以设身处地的态度好好商量，达到了长久合作的目的。其实合作就是为了求全，以此来赚得属于自己的利益。彼此为实现共同目标，各自机动调整，权衡应变，才能最终获得整体的配合，在这一点上诸葛亮做的是没有错误的。
周瑜，字公瑾，由于智勇兼备，二十四岁时便出任建威中郎将。当时程普是江东资格最老的武将，大家尊称其为程公，相对地便称周瑜为周郎。孙策取荆州，以周瑜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孙策和周瑜成为乔玄的女婿，在当时传为佳话。周瑜精通音律，每听唱歌奏乐，都能听出错误的地方。他的《长河吟》，被诸葛亮弹得幽雅深刻，令他十分不安，决心要和诸葛亮一决生死。
其实，周瑜的内心，并不是妒忌诸葛亮的才华。鲁肃原来是袁术的部属，因为得不到重用而萌生去意。周瑜打听到鲁肃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赶快把鲁肃的母亲接过来，然后全力说动鲁肃来归附。他不但为孙权增添了一位贤才，而且在临终时，还极力推荐鲁肃。孙权接受他的建议，让鲁肃继任都督。
他大肚能容鲁肃，却千方百计要迫害诸葛亮，这是什么道理？我们从他初次和诸葛亮见面，便请诸葛亮的兄长，同在东吴任职的诸葛瑾前来商议“令弟诸葛亮有王佐之才，如何屈身事刘备”来看，相信诸葛亮若是和鲁肃一样，能够弃刘备而事东吴，他也会像对待鲁肃那样，善待诸葛亮，说不定向孙权推荐，以诸葛亮为都督，也很有可能。
周瑜最大的错误，在于不懂得对方安稳自己才能安稳的道理，以为东吴可以独力抗拒曹操，而不需要外力的帮助。倘若他和诸葛亮一样，知道只有两家联合在一起，才有足够的力量来抗曹，相信他对诸葛亮的态度就会比较理性，不致如此偏激。包容、厚待诸葛亮，对东吴和周瑜本人，都有好处。
诸葛亮为了联吴抗曹，抬高刘备集团的声势，必须和周瑜打交道。因为孙权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东吴的军事，周瑜的作用可以说举足轻重。诸葛亮知道他年轻气盛，采取请将不如激将的策略，果然激得周瑜勃然大怒，被孙权封为大都督，并亲授佩剑，誓与曹操决一死战。
有一些话，按照交浅不言深的道理，诸葛亮原本不应该说的。现在因为共同的利害，加上时间十分紧急，不得不说出来，以致引起周瑜的疑虑。心想诸葛亮这么厉害，为刘备所用，将来必为江东大患，几次都动脑筋要杀诸葛亮。
当然，从长远看，孙权和刘备迟早要一争高下，这一点孙权心里十分明白。他和诸葛亮都知道：曹操不喜欢的人里吕布、刘表、袁绍、袁术，都已经灭亡，只剩下刘备和孙权，曹操不可能放过他们。不过两人联合抗曹，恐怕也是权宜之计，将来两雄相争，看来也避免不了。周瑜大概就是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才急于除掉诸葛亮。
实际上凡事都需要有个过程，许多事情真的是欲速则不达，急不来的。周瑜如果作出阶段性的计划，先和诸葛亮合作，以后再做其他的盘算，他们的关系是不是会缓和一些？我相信他也想到了这一点。只是一向十分顺利的人，往往不会顾虑那么多，而是认为事不宜迟，不如当机立断，在刘备还没有站稳之前，杀掉诸葛亮，以免刘备势大，诸葛亮更难以应付，于是想做就做，甚至不和孙权商量，便决定下毒手。他一定没有想到，自己反而被活活气死。
周瑜和诸葛亮二人立场不同，有一定的差异性。实际上，人与人之间，难免会有彼此不同的“差异性”，我们把它叫作“分别差异”。差异就是不同，君子和而不同，善于管理的人，能够把“不同”的心和力结合在一起，产生“和”的力量。小人同而不和，不善于管理的人，只在表面上要求大家服从，似乎“同”到没有意见上的差异，却始终发挥不出“和”的实力，应该视为“不和”。
烹调的时候，用水来煮水，煮来煮去，还是开水。弹琴的时候，总是重复一个音调，听起来必然单调乏味。同样的“人”群集在一起，如果大家一模一样，丝毫没有差异，我们识别起来，势必十分困难。反之，用水煮蛋，可能煮出可口的蛋花汤；配合各种不同的音调，可能弹奏出动听的乐曲；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才有可能“和”成一个整体。
《荀子·王制篇》指出：“人何以能群？曰：分。”人的力量没有牛那么大，行走起来不像马那样快，而牛马反为人所用，主要是因为人能够合群，有“组织”的概念，而牛马则无。但是人为什么能够合群呢？答案是人有“分”的念头，知道彼此“不同”，而非完全相同。
管理的历程，着重在“同中求异，异中求同”，也就是“有矛盾时加以调和，没有矛盾时制造若干矛盾”，使相同的产生某些差异，而让差异的趋于相同。
周瑜并不知道自己和诸葛亮的关系是合则有利，分即有害。我们认为周瑜遇见诸葛亮，唯一的办法就是和他诚心合作，暗地里像鲁肃那样，多向诸葛亮学习，以增进自己的实力。至少在可见的未来，双方合作的必要性很大，还不至于翻脸无情。
假如大家都能够退让一步，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思考，凡事将心比心，以设身处地的态度好好商量，就能最终达到长久合作的安定局面。别人安定了，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在安定和强大自己。希望组织同人同心协力，领导必须使大家对整体目标相当关心。而要使大家关心整体目标，又非让大家彼此交心不可。要求大家交心，第一步则是设法使大家开心。这样来说，安人的历程，便是“由开心而交心，借交心而共同关心，然后产生同心”的一连串“心”的变化，所以对中国人来说，管理是“心连心”的过程，而安人则是“心连心”的结果，应无疑义。
赤壁一战，曹操败逃。诸葛亮安排了几路人马拦截曹操，在最后一关华容道上关羽念及旧情放过了曹操。说曹操命不该绝，完全是站在无形无迹的立场来看的。若是采取有形有迹的观点，那就是这个时候还不能让曹操死掉。因为在这种曹军惨败、孙吴得意扬扬的关键时刻，让曹操死在关羽手中，曹操的部属一定会把矛头对准刘备，说不定会和孙权联合起来，那样，刘备就完了。
因此，站在刘备的立场，绝对不能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杀死曹操。诸葛亮故意不派赵云或张飞去守华容道，因为曹操要是落在这两位大将手中非死不可，那就不妙了。
曹操在关羽得知刘备下落后坚决要离他而去的时候，心里也着实挣扎了一阵子。他反复思索，不让关羽离开，以关羽的神勇，简直做不到；让关羽离开，又实在不情愿。所以他避不见面，故意不给关羽发通行证，使关羽只能过五关斩六将，欠下曹操很大的人情。最后曹操还指派张辽劝退了夏侯惇，送一个大人情给关羽。曹操何尝不知道，按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自己难免有一天要栽在关羽手中，所以趁早让关羽欠下自己一大堆人情，将来必要时，说不定能够救自己一命。曹操和诸葛亮对关羽都十分了解。可以说两人合演了一出华容道大戏，使关羽有情有义地表现一番。
关羽当然要放走曹操，否则大家对他的忠义就不会那么推崇。对刘备忠心是一回事，还曹操人情，也是合乎义理的表现。何况如果关羽一刀砍下曹操的首级，接下来诸葛亮就必须承担刘备败亡的重大责任。“三国”演义，势必提早结束。刘备的壮志，诸葛亮下山，都将会毫无意义。无论有形迹、无形迹，关羽这一次放走曹操，都合乎道义。
许多人看到这里，都替关羽惋惜，认为他失去了灭曹的大好时机。其实，就因为他放过了曹操，他才很了不起，这绝不是妇人之仁，而是从大局出发——曹操杀不得。站在刘备的立场，绝对不能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杀死曹操。如果那时把曹操杀了，刘备也就没有前途了，孙权会把曹操的人马收编过来，顺便把刘备也灭掉。所以，那个时候，是不能让曹操死的。有时候，适当培养几个敌人，才是生存之道。
竞争对手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领导的老师，领导应该善于向敌人学习。领导要是承认自己不如人家，就达到了海阔天空的境界，总想着“我一定要把你干掉”，很可能是最后对方没有死，领导就先死了。
所以很多事情要从大局来衡量，不要只看眼前利益。现在很多人只能看到眼前利益，看不见大局，不知相互制衡才能彼此生存的道理，是多么的危险。
孙权受周瑜的影响，非要把诸葛亮制伏不可。听说刘备没了甘夫人后，两人商议，假意将孙权妹妹许配给刘备，把他骗过江东来，看诸葛亮如何回应。他们的目标是让诸葛亮以荆州换回刘备。诸葛亮见东吴特使吕范到来，便已识破来意。建议刘备将计就计，既要得孙权的妹妹，又要保住荆州。刘备觉得太过冒险，犹疑不决。诸葛亮叫孙乾与吕范同往江东，传达两府合婚的意愿，并且预先定下三条计策，要赵云陪同刘备，一起过江完成婚事。
刘备与赵云、孙乾取快船十只，随行五百人，依计而行。首先拜访乔国老，使国太出面，逼使孙权弄假成真，真把妹妹嫁给刘备，完成了一桩政治婚姻。
孙权妹妹自幼习武，婚后常与刘备舞剑为乐。刘备毕竟是男人，有名有利有势之后，最难过的便是美人关。与孙权妹妹成婚后，竟然把荆州大事忘得一干二净。孙权接受周瑜意见，拨款修整东府，广栽花木，请刘备与妹妹居住。又增侍女数十人，并赠送金玉锦绮好玩的东西。刘备果然被声色所迷，完全不想回荆州。幸好赵云遵照诸葛亮的锦囊妙计，虚报荆州危急，刘备才和夫人返回荆州。
孙权和周瑜听说刘备夫妇要回荆州，气急败坏。屡次加派追兵，无论如何也要把他们追回来。赵云依照第三计，恳请孙夫人亲自抵挡追兵。刘备吃尽苦头才返回荆州。周瑜不死心，亲自赶到江边。诸葛亮前来接应刘备，喝令军士大叫：“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把周瑜气得大叫一声，倒在船上，不省人事。
政治人物，常常喜欢借着结成亲家，以增强实力，或交换利益。这一桩婚事，原本是一场骗局。孙权事先连母亲都没有禀报，认为把刘备骗过江东，神不知鬼不觉地结束他的生命就行了，当然不需要让国太知道。诸葛亮算准了这一招，第一计就是上岸后，随行五百军士全部披红挂彩，到处传播刘备入赘东吴的消息，使城中人们纷纷口耳相传。并且拜访乔国老，赠送名贵礼品。乔国老是孙策和周瑜的岳丈，和孙府交情甚深。心想如此大事，自己竟然完全不知，还是从刘备口中得到的消息，实在没有面子。于是专程求见孙权母亲吴国太，一方面贺喜，一方面抱怨不通知他老人家，想不到吴国太竟然也不知道。诸葛亮这一招完全是抓住人性的弱点。乔国老没面子，必然会找国太，自己的女儿要出嫁，做母亲的竟然不知道，吴国太恼羞成怒，立即把孙权喊来，大骂孙权。一连串的演变，俱在诸葛亮的掌握之中。对孙权和周瑜来讲，却是样样生意外的变化，弄得手忙脚乱，完全乱了阵法。结果自然是诸葛亮妙计比周瑜高明。果真周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气死也是活该。把领导者的妹妹当作工具，大施美人计，也亏周瑜想得出来。而孙权身为兄长，也配合行使这个计策，难怪吴国太气愤至极，反而促成这一桩原本虚假的婚事。
如果真的结成亲家，对孙刘联盟有助益那也不错，偏偏周瑜不甘受辱，一再设法破坏双方的合作。
按照常理，周瑜不敢以孙权的妹妹为赌注，诸葛亮也不应该要刘备冒这么大的危险。但是，孙权和刘备的战略高度，毕竟不如周瑜和诸葛亮。孙权只知道联盟，周瑜指出困住刘备的大好时机，他也把握不住。刘备不了解彼此的矛盾，身入险地而不自知。幸亏诸葛亮及时挽救，才得以脱离险境。周瑜的建议，孙权欣然接受，却由于事先家人的协调工作没有做好，而功亏一篑。诸葛亮原先谏阻刘备答应这门亲事，刘备不听，诸葛亮不得已才提出三个锦囊之计，要赵云依计行事。当时刘备对诸葛亮的意见已经有一些不尊重。君臣之间，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投缘。五分钟热度，看来到处都是这样。
权力使人腐化，对孙权和刘备来说，都是难以避免的事实。周瑜和诸葛亮表现得愈好，孙权和刘备的内心，不见得愈愉快。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关系充满了矛盾。以周瑜和诸葛亮这样的智慧与才能，好不容易才遇上孙权和刘备这样的好领导，表面上看十分和谐，实际内心不见得没有一点矛盾。
古人的话，千真万确，有根有据，但是不能全信。中华文化本身充满了矛盾，一方面说礼让为先，一方面说当仁不让，那到底要不要让？答案只有一个，你自己看着办。中国人最厉害的是同时讲两句互相矛盾的话，人心不同，各如其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东西总是摸不透，现在连中国人自己都不能洞悉。
所以中国人在讲东的时候，想到西；当讲到西的时候，想到东。只有将正反两方面整合起来、兼容并蓄，才可以找到合力点。中国人说“事无不可对人言”，又说“逢人只说三分话”。这非常矛盾，需要在坦白和保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对张三保留七分，只讲三分；对李四保留三分，要讲七分。随时随地因人而异，这是高度的艺术。
作为一个领导者，虽然嘴巴里讲要对内外企业一视同仁，大家团结一致共谋利益，心里却要始终想着差别对待。这就要求核心领导在刚开始管理外部企业时要一视同仁，但在一视同仁的同时，考验每一个员工，要差别对待。至于如何差别对待，不是领导主观决定的，而是要经过多方面的考量。表现好的可以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表现不好的就要督促其改善；有异心的，要对其多加防范。
孙刘两家联姻表面上是为了巩固合作关系，实际上也是各怀心机，充满了矛盾。孙权把亲妹妹嫁给刘备，实际上是他自己的主张，目的在于加强孙刘联盟。周瑜只是趁刘备迎亲时，建议囚禁刘备，使之与关羽、张飞分离，以便分别击破。刘备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层，自己身陷险地而浑然不觉。幸亏诸葛亮及时挽救他，他才得以脱离险境，回到荆州。两个团队，由于人员层次不同，心机也是各不一样，其中的复杂关系是不言而喻的。由此看来，不管是领导与员工之间还是领导与领导之间，大概除了忠诚和关爱之外，更需要一些技巧，才有办法长期相处而彼此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并非科学，而是高度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