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经济学的起源

经济学的历史很短，只有两百多年，说起现代经济学的起源，不能不提到一个跨时代的巨人，那就是亚当·斯密。1776年，他所撰写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震动，这本俗称为《国富论》的书，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学之母。该书是第一本试图阐述欧洲产业增长和商业发展历史的著作，也是现代经济学科的先驱，该书提供了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最为重要的论述基础之一，极大地影响了后代的经济学家。所以，亚当·斯密是当之无愧的经济学鼻祖。

1723年，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的寇克卡迪。亚当·斯密的父亲也叫亚当·斯密，是律师、也是苏格兰的军法官和寇克卡迪的海关监督，在亚当·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去世；他母亲玛格丽特是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大地主约翰·道格拉斯的女儿，亚当·斯密一生与母亲相依为命，终身未娶。

亚当·斯密常想事情想得出神、丝毫不受外物干扰；有时也因此误事，例如：亚当·斯密担任海关专员时，有次因独自出神将自己公文上的签名不自觉写成前一个签名者的名字。亚当·斯密在陌生环境发表文章或演说时，刚开始会因害羞频频口吃，一旦熟悉后便恢复辩才无碍的气势，侃侃而谈；而且亚当·斯密对喜爱的学问研究起来相当专注、热情，甚至废寝忘食。

1723～1740年间，亚当·斯密在家乡苏格兰求学，在格拉斯哥大学时期他完成了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等课程；1740～1746年间，赴牛津大学求学，但在牛津并未获得良好的教育，唯一收获是大量阅读许多格拉斯哥大学缺乏的书籍。1750年后，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不仅担任过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还兼负责学校行政事务，一直到1764年离开为止；这时期中，亚当·斯密于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获得学术界极高评价。而后于1768年开始着手著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1773年时《国富论》已基本完成，但亚当·斯密多花三年时间润饰此书，1776年3月此书出版后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影响所及除了英国本地，连欧洲大陆和美洲也为之疯狂，因此世人尊称亚当·斯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

1778～1790年间亚当·斯密与母亲和阿姨在爱丁堡定居，1787年他被选为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校长，同时被任命为苏格兰的海关和盐税专员。1784年斯密出席格拉斯哥大学校长任命仪式，因亚当·斯密之母于1754年5月去世，所以迟未上任；直到1787年才担任校长职位至1789年。亚当·斯密在去世前将自己的手稿全数销毁，于1790年7月17日与世长辞，享年67岁。

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英国可以说是欧洲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国，而且是领先其他国家的工业国。18世纪前期欧洲大陆的法国和的德国，尚停留在幼稚的封建的家庭工业，或独立手工业的阶段，仍然以这种方式来支配生产。但英国却不然，已经走入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工场手工业已在国内各大都市发展起来。这位举世闻名的古典派经济学的巨匠亚当·斯密，生当工厂制手工业和机械制大工业的过渡时期。他的功绩就是把当时零星片断的经济学学说，经过有体系的整理，使之成为一门分门别类独立于哲学的大学问。他并不是经济学说的最早开拓者，他最著名的思想中有许多也并非新颖独特，但是他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为该领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完全可以说《国富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国富论》讲述了这样几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是分工理论。斯密认为，分工的起源是由于人的才能具有自然差异，导致人类独有的交换与易货倾向，交换及易货系属私利行为，其利益决定于分工，假定个人乐于专业化及提高生产力，经由剩余产品之交换行为，促使个人增加财富，此等过程将扩大社会生产，促进社会繁荣，并达私利与公益之协调。

他在书中列举制针业来说明。“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连这数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制造不出来。”

分工有利于促进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分工使得劳动者的技巧因专业而日进；劳动者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需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此外，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发明，只有在分工的基础上方才可能。

第二是货币理论。金钱的首要功能是流通手段，持有人持有货币是为了购买其他物品。当物物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后，商品的价值就用货币来衡量。这时，便产生了货币的另一功能——价值尺度。亚当·斯密也谈到货币的储藏功能、支付功能。但是，他特别强调货币的流通功能。

从前，当货币没有出现的时候，人们是用一种物品来换另一种物品。比如，两头绵羊能够换一柄石斧，一口铁锅能够换三只母鸡等。如果人们要交换的东西比较多，麻烦就出来了，一个人有两只绵羊，但是他想要铁锅；而一个人有石斧，他又想换母鸡。这时候，他必须先用自己的一柄石斧去换三只母鸡，再用三只母鸡去换一口铁锅，然后再用铁锅去换绵羊。这样的过程无疑是复杂而浪费时间与精力的。直到货币出现了，使得大家都用钱来统一衡量自己所要卖出的东西的价值。

这一点我们是最好理解的了，因为我们现在无论买什么东西都要用钱来定价、来购买，货币的出现，极大地便利了人的生活。所以，促进流通，是货币最大的功能。

第三是价值论。提及价值问题，亚当·斯密指出，价值涵盖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前者表示特定财货之效用，也就是我们能够用这种东西来做什么，比如绵羊不仅可以用来挤奶，还可以剪羊毛、吃羊肉。交换价值则表示拥有此一财货取另一财货的购买力，也就是说值多少的问题。他进一步指出，具有最大使用价值之财货，往往不具交换价值，水及空气是其著名的例子。比如我们整天呼吸，却没有人说要付费才可以呼吸空气，可是我们一刻都离不开空气。

第四是分配理论。亚当·斯密的分配论，是即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及土地地租自然率之决定理论。亚当·斯密指出，尽管雇主拥有抑低工资的力量，工资仍有其最低水平，此一最低水平是劳动者必须能够维持基本生活，假定社会工人需求增加或工资基金提高，工资将高于最低水平。就另一角度言之，一国国富、资本或所得增加，将促使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则促进人口增加。通俗点说，谁不希望工资涨得越多越好呢？工资多了，连说话的口气都壮了，也敢花钱了，自然社会便发展起来了。

资本利润之高低如同劳动工资，决定于社会财富之增减，资本增加固可促使工资上涨，却使利润为之下降。亚当·斯密指出，假定商人投资同一事业，因为彼此相互竞争，自然致使利润率降低。现实生活中，一个人有头脑先干点什么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能赚大钱，但是一旦许多人跟风也干起同样的事情来，往往导致降价等行为，大家就没办法像刚开始那样获得高利润了。

地租指对土地使用所支付的价格。亚当·斯密认为，地租高低与土地肥沃程度及市场远近有关。这点在农业社会最明显，古人都说“近地”是家中三宝之一，要是土地的地点好，那么租出去就能获得更多的地租。

第五是资本积累理论。资本累积是大量进行分工必备的另一要素。分工的扩张与生产效率的提高跟资本的总额成正比。资本的累积必须在分工之前进行，因为分工需要使用许多特殊的设备与机械，这些都需要以资本来购取。分工愈细，工具的需要愈多，资本愈显得重要。透过分工过程，可增加劳动生产量，提高国民所得，增强国民储蓄意愿与能力。只有资本积累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才能做更多有利于社会的事情。

第六是赋税理论。亚当·斯密提出四大赋税原则，即公平、确定、便利、经济。公平是指一国国民应尽可能按其能力以支持政府，亦即国民应按其在政府保护下所享有的利得比例纳税。确定是指各国民应当缴纳的税捐，须确定并不得随意变更，缴纳时期、缴纳方法、应付税额，都应对纳税人清楚宣示。便利是指一切税捐，都应在最适合于纳税人的时间与方法收之。经济是指每一税捐都应善加设计，务使公民缴付国库以外，在他的财力上受到最少可能的损失。

以上就是《国富论》的主要内容。国富论中的哲学基础说明要获得协助，不能只依赖他人的同情心或利他主义，还要靠激起他人的利己心来实现。“请给我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换言之，在经济生活中，一切行为的原动力主要是利己心而不是同情心或利他主义。那么，既然利己心是人的天性，是自然赋予的，追求个人利益就成了自然之理，对追求个人利益的活动就不应限制，亚当·斯密认为私利与公益似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一步一步趋向和谐与均衡，这就是自然秩序的本质。

该书的伟大成就之一是摒弃了许多过去的错误概念。亚当·斯密驳斥了旧的重商主义学说。这种学说片面强调国家贮备大量金币的重要性。他否决了重农主义者的土地是价值的主要来源的观点，提出了劳动的基本重要性。亚当·斯密重点强调劳动分工会引起生产的大量增长，抨击了阻碍工业发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断的政治限制。因此，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是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书籍，亚当·斯密也就成了“经济学之父”。此后，经济学登堂入室，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历久不衰，甚至被称为所有社会科学的“皇后”。 OYJtlSsRM3srRFfvVqwp66zKSSMiHUYAeKbADzS85iNlAIQj11B7+nv7hgsCMM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