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07年发布的世界GDP排名,中国GDP总量处于第4位,为32500.83亿美元,但人均GDP为2460.79美元,排名第106位。美国2007年GDP总量处于第1位,为138430.83亿美元,人均GDP为45845.48美元,排名第11位。中国GDP总量不到美国GDP总量的25%,人均GDP只有美国的5%左右。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到,我们和美国的生活水平差距仍然非常大,但差距为什么会如此之大?我们应该用什么来解释各国之间和不同时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这就引出了曼昆经济学原理之八: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曼昆对此差别的解释是:“几乎所有生活水平的变动都可以归因于各国生产率的差别——这就是一个工人在一小时所生产的物品与劳务的差别。”
生产率是用来表示产出与投入比率的术语。如果相同数量的投入生产了更多的产出,则表示生产率增长了,相反,如果相同数量的投入所带来的产出下降了,则表示生产率下降了。对于劳动者而言,其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用单位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的数量来表示,也可以用生产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表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反之,则越低;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反之,则越低。由此可见,劳动生产率的状况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
曼昆引用著名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例子来说明生产率的概念,如果克鲁索能够捕到更多的鱼,那么他的生活水平就会提高。这对于一个国家也是一样,一个国家只有能生产大量物品与劳务,它的成员才能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在那些单位时间内工人能生产大量物品与劳务的国家,大多数人能够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而在那些生产率水平较低的国家,大多数人却必须忍受贫困的生活。因此,一国生产率的增长率决定了它的人均收入的增长率。
我国和美国的生活水平之所以差距这么大,尤其是人均GDP水平差距如此之大,主要原因是我国的生产率低下,尤其是劳动生产率非常低。所以,要提高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就必须提高生产率。具体来说,决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种:
(1)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越高,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它包括劳动实际操作技术以及劳动者接受新技术的能力。
(2)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科学技术发展得越快,在生产中运用得越广泛,劳动生产率也就越高。
(3)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它主要包括劳动者的分工协作,以及工艺和经济管理方式。
(4)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率。它主要包括劳动工具的使用效率,原材料和动力燃料等的利用程度。
(5)自然条件。这是一个天然条件,它主要包括与生产有关的地质状态、资源分布、气候条件等。
将上面说的影响生产力水平的五要素综合起来,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不同国家之间的生产率状况,并进而对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之间的生活水平产生进一步的认识。
在考虑生产率的提高时,必然要涉及影响生产率的诸要素,这在上文已经提到。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生产率的提高,一定要在诸要素的共同作用下才能实现,而不能仅仅偏重其中一项。以IT为例,在今天,“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观念正在被广泛接受,IT的运用对于社会生产有着相当大的甚至是变革性的推动作用。但是,只有当商业实践、竞争以及制度发生更大的变化并与IT结合后,这种作用才会发生。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自1991年3月起持续增长112个月,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史上的奇迹。1996年12月30日,美国《商业周刊》率先提出了“新经济”的概念,认为其主要动力是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但是在这之前的80年代,人们对于IT对经济的促进,是持怀疑态度的。特别是1987年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提出了生产率悖论,他说:“到处都可以看到计算机时代,只有生产率统计除外”。在他看来,信息技术革命似乎只是在投入上轰轰烈烈,在产出绩效上并不显著。另据两位美国经济学家欧莱纳和西彻尔在2000年2月的报告中,计算机在90年代早期“只做出了相对较小的贡献”,“但是,这种贡献在90年代的后五年里突然一下就提升了”。据麦肯锡公司对20世纪90年代十年间生产率增长情况的研究发现,在生产率增长的行业中,尽管IT的应用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是“竞争的不断加剧”才是“最关键的催化剂”。换言之,商业竞争机制的改进,才使得IT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研究表明,对于一个企业而言,IT在大幅度提升企业的生产率方面需要花费多年时间,而企业的收益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还取决于相关的企业流程和组织创新。
通过上面的例子,生产率与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只有当商业实践、竞争以及制度发生更大的变化并与IT结合后,生产率的显著提高才会发生,单纯依赖IT,对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并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