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贾樟柯

贾樟柯简介：

生于山西汾阳，是中国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其第一部短片《小山回家》获得香港映像节大奖。1997年，其作品《小武》荣获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首奖等多个国际大奖。1999年，《站台》荣获2000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等多个国际大奖。2001年，其作品《任逍遥》入选当年戛纳电影节。2006年凭借《三峡好人》荣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及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外语片奖。2010年，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授予他终身成就金豹奖，成为有史以来获此殊荣最年轻的电影人。

导语：

从电影学院毕业后，贾樟柯留在北京居住。曾经在看《黄土地》的时候，贾樟柯说他以后也要拍电影。就是在亲人朋友眼里突然冒出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念头，就是这场普通的电影却改变了贾樟柯的命运。后来他从山西汾阳来到北京，实现了他的电影导演之梦；他的电影也从“地下”走向世界，站在国际的舞台，进入大众的视野内。贾樟柯作为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他所执导的电影亦代表着一种文化符号。

许戈辉： 你自己是生长在汾阳，对吧？你的三部片子当中的两部，就是《小武》和《站台》，都是反映汾阳地区的那些青年人，反映他们的成长，他们的生活。

贾樟柯： 对，这三部电影，我把它叫“故乡三部曲”。我觉得如果从顺序上来说，应该第一部是《站台》，它是从1979～1990年；第二部是《小武》，它是90年代中后期；最后一部是《任逍遥》，是2001年的故事。这三部电影连起来正好是我自己从七八岁到当下的成长经历，是对山西、对我故乡、对中国社会的一个印象。

我觉得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或者说导演，对流行文化都有一种非常天然的亲近性，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解放，它给我们那种粗糙的、荒漠一样的心灵带来了解放，我觉得那是很难忘的。我记得很真切：以前我们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后来我们唱《我们是80年代的新一辈》，突然听到邓丽君说“月亮代表我的心”，从“我们”变成了“我”，我觉得那种内心的激动是很难忘的。每个人都歌唱自己内心的情感，虽然那个时候对爱情可能还不太了解，但是对个体已经有一种萌动的体会了。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正好流行霹雳舞。有一部美国电影叫《霹雳舞》，我看了十来回，然后就琢磨、学习，后来就跟十来个喜欢霹雳舞的同学，组织了一个跳霹雳舞的队叫“害虫队”。为什么叫害虫队呀？那个时候有一个广告词就是“我们是害虫”。然后我们就到处跳，去各个中学、去师范学校——就汾阳那些学校里面去跳去切磋，因为学生喜欢这个。后来假期的时候，就跟这样一个流浪的草台班子去走穴，真的就像电影里拍的那样。

我们大部分是来自山西的各个县，有一个穴头，是他组织我们去演出的，但我们打的名字都是什么“广州白天鹅现代歌舞团”，或者“深圳太空柔姿霹雳舞团”，人家以为真的是广东来的。

许戈辉： 其实里面也混杂着像你这样的人？

贾樟柯： 都是这样的，不是混杂，都是像我这样的人。

许戈辉： 我这么一听，你在小时候一定是一个不安分的小孩子吧？不会是个特别遵纪守法的好学生吧？

贾樟柯： 反正老师挺烦我的。读初中的时候，我的那些朋友都是喜欢在街上闲逛的，我上学的时候，他们就在学校门口的两边蹲着等我，我放学一出来就跟他们一起玩。我们玩的东西也很奇怪，有时候跑到郊区边上去拣玻璃，拣了去卖，这是我们的游戏之一，也不是为了钱，是游戏。还有就是拣钱，很好玩。七八个同学在电影院门口，那儿有一个卖票的票房，票房前面是土地，虚的，我们就用脚去踢它，每次能踢出一块多钱的钢蹦来，很特别，我们日复一日都在干这件事情。有了钱以后就买烟，我很小就抽烟，也会站在街上打架。后来终于有了录像，有了录像厅，算是救了我们了。从此以后我们在街上除了看人之外还可以看录像了，就是说我们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了。

我这一生看的第一个录像是《广东好汉》，第二个是《独臂刀客》，第三个是《少林十八铜人阵》，我一直记得这三个。

许戈辉： 都是那种打打杀杀的？

贾樟柯： 都是打打杀杀的香港片，非常喜欢，看完之后，出来走在路上，看到同年龄的小孩就撞，就想挑衅、打架，然后就想象自己是武侠。

许戈辉： 真的打过吗？

贾樟柯： 真的打过，被人家打。那次特别有意思，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就是后来在《小武》里演那个发了财的大款的那个同学看完电影从电影院出来，迎面走过来一个小孩，我砰一撞，然后就开打，一打，那个小孩就喊：“七哥你快来。”我一听就糟了，他喊七哥，说明他有七个哥哥，很快他七个哥哥就都过来了，把我们俩打一顿。

我上初二时候，原来那个班主任调走了，来了一个年轻的，他就知道我很好动，上课经常跟同学说话什么的。有一天上课之前他拿了一摞书，他说：“贾樟柯，你不用听我讲，你就看这些书吧。”我记得其中有一本沈从文的小说集，就拿来翻翻，然后慢慢地，心就开始平静下来，就开始喜欢文学了。

也就是在我喜欢上文学的时候，我那些朋友的生活也开始有了特别巨大的变化。有一天，我正在上课，有人在外面敲门，说：“老师，我要叫贾樟柯出来。”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就出来了。找我的是我们另外一个朋友，他已经不上学了，他跟我说谁谁谁死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同龄人死了，他是我一个好朋友。一般小孩对死没有概念的，但当时我都惊呆了，我不相信，我说你别开玩笑了。他说我哪有拿这种事情开玩笑的？真的死了，我们应该去他家什么的。于是我们就去了他家，他真的死了。他是修摩托的，有一个客人送来一辆嘉陵轻骑，他父亲跟他一起修，修好之后他就骑出去试车，结果就跟汽车撞了。这件事情之后，我突然就有一种命运的感觉。原来我的生活是太具象了、太具体了，每天都是具体的，脑子里头都没有空间，脑子是满的，都是被具体的事情塞满了，下午两点有一场什么录像，几点要去谁家，明天谁要怎么样，都挤满了，没有更多的世界，突然脑子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垮下来一样，腾出一个大的空间，人被抽象掉了——原来就是一个混蛋，心里头什么都没有，现在就开始真的坐下来看书了。我特别喜欢路遥的《人生》，我特别喜欢那个小说里面高家林这个形象，他的整个悲剧就是因为他的户口问题，他想有一个县城的户口，他觉得他应该在县城生活，他有才华，他应该实现更大的自我价值，所有这些东西就开始让我觉得很多习以为常的东西原来是不合理的。

许戈辉：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应该是不同的？有没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在你还没有离开你那个生活环境的时候，你就预感到你是不同的？

贾樟柯： 我没有预感到我可以过不同的生活，但是我特别有一种强烈的离开这个土地的愿望。那时候费翔在西安开演唱会，我们有一个女同学就失踪了，全学校的人都在找她。后来她回来了，她说她偷偷地去西安看费翔的演唱会，而且看上了。那个时候我很崇拜她，因为我也想去，但我不敢去，没去，她一个女孩子却去了。那时候对外面的世界有很多憧憬。比如有一天，小城里突然有很多人在吹号，然后从那个坡上面走下来一队人，拉着老虎，化着那种小丑的妆，是一个马戏团来了。这些东西会让我非常地激动，我会跟着它跑一天，看一天。

那时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无穷的想象，我觉得我的生命只有走出这样一个封闭的地方，我才能够实现我的价值。

许戈辉： 你在什么时候算是真正地离开了汾阳？又是因为什么离开的呢？

贾樟柯： 1990年的时候。因为学画走出去的。我没考上大学，我高考的时候报考的是北方交大的新闻专业，但是没考上。我数学太差了，差到什么程度？就是解析几何跟立体几何我都分不清，一道题出来，我不知道这个题是解析几何的题还是立体几何的题，我们数学老师气得把我给轰出去了。那时我学一点画画，我父亲打听到考美术院校不用考数学，就说：“你去学画吧。”我说好，可以离开汾阳了。于是跟我父亲拿了一点学费和生活费就走了。1990年的时候到山西大学的一个美术考前班，然后就去了太原。

许戈辉： 你还记得你离开汾阳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

贾樟柯： 当时我记得刚过八月十五，应该是八月十六。八月十五是我母亲的生日，本来我应该是八月十四或者八月十五走，但我一定要给我母亲过生日，母亲生日过去之后第二天我就走了。我走的时候母亲去送我，我没有跟她说什么话，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我就走了。走的时候，我们在公路边截了一辆从陕西过来的长途客车，那辆客车特别高，车开动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些黑压压的房檐在视线里移走，很快就变成田野了，再往前开就是很陌生的地方了。有一种自由的感觉，也特别地失落，然后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从现在就走，不要再在这个地方了。”也是在太原，一场电影改变了我的命运。那时山西大学旁边有一个公路电影院，当时是山西省公路局的一个俱乐部，一般都是山西大学学生去那儿看电影。有一天下午我约了一个朋友玩，结果那个朋友失约了，我自己没地方去，正好那儿放《黄土地》，我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电影，反正是电影，就买个票进去了。《黄土地》是1984年的电影，那个时候应该是1991年，但我是第一次看，看了之后，我走出电影院就对自己说：“我要干这个！”

许戈辉： 但是在那之前，你也没有接触过任何关于电影理论的东西，而那部电影，我听不少人说，在那个年代，还是很有突破性的一个电影，一般的人应该是看着有点费劲。你一个从县城里出来的孩子，仅仅到了太原开始学画，你怎么能领会到那个电影里边的那些东西呢？

贾樟柯：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能领会到，反正就觉得特别震动。我一看黄乎乎的一片土地，那不就是我们家吗？我们家出门走几里路就是那种地貌，那不就是我们家吗？那不就是我大姨妈、二姨妈、我舅舅他们村里的情况吗？那个环境一下子就激发了我的亲近感。

许戈辉： 你那时候知道陈凯歌是谁吗？

贾樟柯： 知道，那个时候也已经知道张艺谋，但是作品都没看过，就知道他们是搞探索艺术的，也要学一学。看完《黄土地》之后，我觉得我就要干这个。

许戈辉： 那个时候你觉得他们离你有多远？

贾樟柯： 我觉得离我也非常远。那件事以后我就问和我一起学画的同学：“怎么能当导演？”人家说：“学张艺谋啊，考电影学院。”我就打电话给我父亲，我说：“爸，我不想考美术了，我要考电影学院。”我爸说：“是吗？”就挂电话了。第二天早上他就跟我妈来了，那么远从汾阳到了太原，他说：“你发疯了！那个是你干的事情吗？不可能的嘛！”他觉得我疯了。然后，我们所有的亲戚和邻居就说贾樟柯想当演员，要当明星，他要考电影学院。对我们那个环境来说，想考电影学院就是想当演员，要当周里京，艺术电影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概念。我考了两年，终于在1993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许戈辉： 你接到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贾樟柯： 我觉得年纪大了吧，23岁了，你说能有什么心情？就去吧。

许戈辉： 没有觉得特别兴奋吗？这毕竟是你的一个梦想，又经过你自己辛辛苦苦的奋斗。

贾樟柯： 我觉得不是特别兴奋。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我觉得就好像第一次离开汾阳去太原的时候一样，这个时候是要离开太原去北京了，反而是心里头空荡荡的，因为我觉得自己可能真的不会在这个土地上生活了。我们山西人最爱吃的一种饭叫“过油肉”。我一思乡就会想起那个。后来我到北京的时候在饭馆吃饭，我点了过油肉，那个服务员说：“我们北京的肉都过油。”我想我真的要离开山西了，可能再也吃不上过油肉了。

许戈辉： 那你到了北京上电影学院的时候，马上就适应北京的生活了吗？

贾樟柯： 开始慢慢地适应。我刚来时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你可能会笑我，但这是真的，我听不懂北京话。

许戈辉： 你在家乡的时候都说汾阳话？

贾樟柯： 不，我以为北京人都说普通话，但其实那个北京话很难懂，北京人也觉得北京话就是普通话，应该能听懂，但我听不懂。他们说得特别快，而且省略很多字，我经常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许戈辉： 你听不懂的时候怎么办呢？别人笑话你吗？

贾樟柯： 听不懂就问“您能再说一遍吗？”别人也烦我。再说一遍我还是不知道。

许戈辉： 你现在已经说得很顺了？

贾樟柯： 我现在当然都能听懂了。刚来的时候我真不适应，在公共汽车上听不懂报站名，那个站名，我对着牌子看都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站。

特别不可思议的是，我发现在北京骂人，比如说同学之间互相骂或者是街上的行人对骂，都说这个人是农民——“你真农民。”这种骂法1993年最流行，比如“你这个东西写得真农民”，“你真农民”。现在，10年过去了，已经没人这样骂了，我觉得这真是一种进步。当初，当我听到别人骂“你真农民”之类的时候，我就很受刺激，因为我们家大部分亲戚都是农民。我弄不懂为什么“农民”这个词能变成一个骂人的话。如果我是一个生长在城市里的孩子，那么当别人说我“真农民”的时候，我不会受到很大的刺激，我只知道这是在说我土，顶多是句开玩笑的话。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就特别受刺激。

许戈辉： 你觉得特受伤，是吧？

贾樟柯： 也不是受伤，而是有一种愤怒。我是农民怎么了？为什么要拿农民来骂人？我那些亲戚，我那些表哥、表弟，他们都是农民，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农民，我有一个农业的背景，而且我觉得它给了我很多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听人家骂农民，我真的不习惯。不过那样也让我开始跟这个环境有点隔离，它帮助我能够更客观地来看北京的生活，使我没有迷失。

许戈辉： 你那一段时间自卑过吗？

贾樟柯： 也没有自卑。

许戈辉： 怎么会呢？你看你来自的地方比别人都小，你的年纪比别人都大。人家一说到农民这个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受刺激，你从来没有觉得自卑？

贾樟柯： 我觉得这不是自卑。我觉得一个人自卑不自卑不是看他的出身，也不是看他的背景，而是看他能不能把握自己的生活。我那个时候23岁，我觉得我是一个能把握自己生活的人。

许戈辉： 你在那个时候就特别自信，觉得自己比别人要强吗？

贾樟柯： 也没有跟别人比较，看看自己是不是比别人强，但是我觉得我能够把握我自己，我能过我自己的生活。我母亲给了我一样东西，让我终身受用，也让很多人因此而烦我。因为我在电影这一行里特别幸运，我1997年拍第一个电影，从那时到现在，我拍电影从来没有因为资金的问题担忧过。从《小武》之后，整个运作都非常顺利。于是就有很多人说，贾樟柯这个人特别会运作，他特别会做这种事情。就是说我特别懂世故，通人情，城府很深。他们说：“别看他年纪小，这小孩城府太深，脑子太复杂。”就有很多负面的东西，但是我都不介意。因为我母亲教给我一样东西，她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的东西，但是那些东西是不属于你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两只手空空的，如果那个东西叫作幸福的话，它永远不会朝你走过来，你得朝它走过去，你得伸手拿。也就是说生活要主动。我觉得这个一直在鼓励着我——那个东西在那儿，但我知道它不属于我，然而我喜欢它，我要做成它，我要走过去，我要去拿。我觉得这是一种生命哲学，也是一种人生态度，这就是主动性。

许戈辉： 现在没有投资人给你投资一个大的电影工厂什么的吗？

贾樟柯： 没必要吧，因为我们拍摄的时候半年在外面嘛，除此之外就是前期和后期很短的时间，而且我也不用见客户，也不需要那种豪华的大办公室。大家总会有一个地方坐下来聊天，说事情。

许戈辉： 那你不希望有一个梦工厂之类的吗？

贾樟柯： 慢慢来吧。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最困扰我的还是我的电影不能公演，其实处理解决这个问题是我特别大的一个愿望，但是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我特别不擅长跟机构打交道。

去北京之前我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我一辈子都不要在单位里上班，哪怕将来开一个烟摊或者卖水果，我也不要去那儿上班。我有一个同学，他是中专毕业分配到太原，在一个单位里上班。他们那个处长特别喜欢打扑克，一打就打到晚上九十点钟，不回家。结果整个科室的人都不回家，都要陪着他打到九十点钟。然后我就问他：“你为什么非要陪着他？你回家，你出来玩儿多好，你干吗陪着他？”他说：“不行，我要是不陪着他打扑克就不是他的人了，我在这个单位就会有问题。”我想如果单位是这样的话，我真不要这样的生活。直到后来包括我拍《小山回家》这样的电影，就是所谓的独立电影，我觉得跟我成长过程里面对单位秩序所形成的印象有很大的关系。

那个时候我们同年级正好有一帮朋友都特别想拍电影，所以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小组，叫“青年实验电影小组”，于是大家开始打一些工。我在大学里主要的收入就是给人家写电视剧，当枪手，就是不署名写，写了很多，挣了一点钱；也有的同学拍广告，也挣了一点钱。于是我们决定把这个钱凑起来，拍一个短片。我说：“我写剧本，我当导演行吗？”他们同意了。于是我就写了一个有关河南民工的故事，叫《小山回家》。写完这个之后大家凑了一万块钱，就拍这个叫《小山回家》的短片。拍戏拍到后期就没钱了，今天有一点就做两天，明天没有就停了，一直断断续续地拍，拍到了差不多1996年的时候就做完了，然后我们自己还搞了一个首映式。

许戈辉： 在什么范围？

贾樟柯： 就是在我们宿舍。然后就放，很多同年级的同学都来看，在看的过程中人们就开始往外走，结果看完后就剩下两三个人了。大家都摇头，说：“贾樟柯，你就好好学你的理论吧，你不适合干这个。”这对我的打击特别大，让我怀疑自己的导演能力。这个事情大概过去了有两三个月，心里又开始不服气，觉得即使再差也还有一点可取的地方。当时的制片是管理系的一个同学，叫张涛，我就跟他说：“张涛，咱们能不能想办法去别的地方放？”张涛说：“行，我给你想办法。”他能力很强。那个时候正好北大有一个影视兴趣小组，也是看片子的小组，大概有两百多个会员，他们就联系上了。张涛说：“我们拍了个短片，能不能在你这儿放？”他们说：“行。”然后他们又说：“你们摄制组能不能来？”我们同意了，于是一群人就去了。先是放电影，放完之后，那天我在场。

许戈辉： 当时你的心情紧张吗？

贾樟柯： 紧张，心“怦怦怦”在跳，所以我自己不喜欢看我自己的电影，这也可能是从那个时候落下的毛病。我们先是看到没人走，这是第一步，看完之后还有人鼓掌，我们就上去了，非常像煞有介事地跟同学交流，还讨论得特别热闹，因为都是同龄人嘛。他们就刨除了电影技术上的那种困扰，在那方面我真是很糟糕，我们没有任何经验，所以电影学院同年级的同学看时，总觉得这儿怎么拍得这么暗？焦点怎么不实？那个地方光怎么会这样？所以他没兴趣看这个电影。但在北大不一样，他们被这个剧情所吸引，被人物关系、人际关系所吸引，所以就有热烈的讨论。

正好有一个比我们高几级的文学系同学，他分配到当时的《戏剧电影报》当记者——现在这个报已经没有了。他觉得我们这种方法特别有意思，就像公社一样，大家一起凑钱拍电影，也很新鲜，就写了一个很小的报道。那个报道就被香港《电影双周刊》的记者看到了，他就过来采访，我们就一起谈论了一些问题。他说：“香港在搞一个独立短片的比赛，你有没有兴趣参加？”我说有兴趣，就把片子送过去，然后就没有音信了。

后来到1996年的圣诞节之前，有一天突然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你能来香港吗？”我说：“不知道，我没出去过。”——那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然后那边就说：“你这个短片获奖了，你来领奖吧。”

那个短片得了1996年比赛的故事片金奖。在那个比赛上，我认识了后来的香港合作人，两个最重要的合作人，就是我的制片，叫李杰明，还有摄影师，叫余力为。

在《小山回家》之后，贾樟柯得到了香港制片的第一笔投资。他用20万元拍摄了他的处女作《小武》。

贾樟柯的电影不能公映，似乎并不妨碍他在民间的知名度。印有他名字的盗版DVD在青年人中广为流传并享有崇高地位。人们最早知道他也正是由于盗版VCD《小武》的流行。

贾樟柯： 回家过年之后突然就想拍《小武》。那年汾阳的变化非常大，回去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那条主街要拆掉了，说是要盖新区，然后在县城边上开了一个新开发区，全是歌厅，歌厅里面都是从东北、四川来的小姐，县城里的人都在谈论这些。更要命的是我那些同学结婚、生孩子以后，突然面临很多问题，有的朋友离婚了，不知道什么理由，有的跟父母分开住了，也闹矛盾。人际关系在1996年年底的时候突然变得特别纷繁复杂，我一下就被那种现实触动了，就写了《小武》的剧本。

小武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小偷，脸上总是带着似笑非笑的神情。他羞怯而孤独地生活在自己里。这部处女作为默默无闻的贾樟柯赢得了国际声誉。它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青年论坛首奖后，又在釜山电影节，法国南特三大洲等电影节获得多个奖项。

贾樟柯： 我觉得处女作跟一个人的关系特别有意思。以前都是拍录像，当我们第一次真的拿起摄影机去拍电影，而且是拍一个长片的时候，当时对电影的好奇、对电影的激动现在是再也找不回来了。

许戈辉： 实际上你会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觉，是吗？

贾樟柯： 战战兢兢，但充满了激情。那个时候我精力特别好，我们每天早上六点多起床开始拍，一直拍到晚上九十点钟，然后回去，还要跟摄影师喝酒，喝到两三点，每天睡三四个小时，没问题。在现场你感觉脑子“哗哗”在转。但是在拍《站台》的时候我就感觉脑子不是“哗哗”在转，而是正常地在转。原先那个时候是一种迸发，是所有的能力、精力、激情总体的一次爆发，拍得非常愉快，21天拍完，拍完那一天我们全喝多了，然后开一辆车在县城外面的公路上跑，一边开一边唱歌，就唱我们成长过程里面的歌，一首接一首，从最早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到《我的中国心》，再到《霍元甲》，甚至唱山口百惠的《血疑》，一直唱，一直唱，大家都疯掉了。当时我就想：大家就这么唱吧，这些音乐就是我下一个电影的音乐，我一定要拍《站台》。

《站台》是一部有着史诗般格局的长片，它讲述了小城文工团里的一群年轻人，讲述他们的成长和漂流的青春。在这部电影之后，贾樟柯成为中国新生代导演中的一面旗帜，被国际影评人称作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

贾樟柯： 我一下子觉得我真的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表达方法，能够把我的内心世界讲述出来。很多人也问我：“你拍电影是为了什么？是为观众拍还是为了别的？”对于我拍电影的目的有很多假想。我觉得我很单纯，我是为我的过去、为我的那些朋友们拍电影，因为他们都是没有表达能力的人，他们没有话语权，他们内心的世界表达不出来。

比如说在《站台》里面，有一个煤矿的片段，主人公的表弟是一个矿工，那是我亲表弟演的。

“生死合同：一，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本人自愿在高牙岗煤矿采煤，如遇万一与煤矿无任何关系……”

那一幕是发生在我跟他之间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他不认识字，所以他想让我去帮他看合同。那个合同就和电影里一模一样，连条款都没变。我问他：“你要不要签？”他说：“当然要签了，我需要钱。”他签好合同之后我们俩就一起回家，要翻过一座山。在那条路上，我情绪特别地复杂。因为我跟他有血缘的关系，我们这样亲近，小时候每天在一起玩儿，但是我的世界跟他的世界就相差得特别远。以后我就要看到这样一个亲密的亲人在生死线上挣扎，我说不清楚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我们俩沿着那条山路走，走着走着他突然蹲下了，蹲在那个山边看着远处。我以为他累了，就站在旁边，也不想说话，因为我情绪也不是很好。他把帽子摘下来，然后拿出一张相片给我看。我接过相片来一看，那上面是三四个小伙子和三四个女孩，一个合影，就是用那种傻瓜相机拍的那种灰糊糊的合影。他也不告诉我为什么要让我看这张照片，后来我明白了，就在这些女孩里面一定有一个是他喜欢的人。这些他都不会跟我说，而且他也一定没有跟这个女孩表达过他的感情，他只是珍藏着这张照片，这张集体的合影，一直在看。我看完就给他，他又放到帽子里戴上，然后一声不吭地接着走，我跟在他后面。那时候我真的有一种情感的涌动，真的想拍电影。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拍电影其实特别不好玩，除了体力的疲劳之外，对我来说它还是一种特别劳苦的精神活动。你要回忆那些往事，你要面对现实里面的事情，你要把自己的内心经历讲出来，把自己的经验讲出来。只要是在创作中，我就感觉自己每天都处在这种非常强烈的情感活动里面。它是一件劳苦的事情，是一件伤身体、伤精神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还要去做它？就是在这么混乱、这么复杂的众多的声音里面，我希望人家能听到我的声音，能注意我的声音，然后透过我的电影，能看到那样的生活，能看到我表弟是怎么生活的，能看到我那些朋友面临着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经历，他们有什么样的希望，他们有什么样的痛苦，因为我觉得那种生活是被隔绝的。

2006年9月10日，中国“第六代”导演领军人物贾樟柯，凭借电影《三峡好人》斩获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高荣誉——最佳影片金狮奖。由此，他也成为威尼斯电影节历史上最年轻的金狮奖得主。另一部与《三峡好人》套拍的纪录片《东》，在电影节颁奖典礼开始前三个小时获欧洲纪录片协会与欧洲艺术协会奖。

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的生命的喜悦或沉重。

——贾樟柯

许戈辉： 你把这个金狮带回去的时候，妈妈是什么样的反应？

贾樟柯： 我妈就是，就基本上是爱不释手吧。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起得比她晚一点，然后我起来穿衣服，看到我妈在拿布擦那个金狮。

许戈辉： 她把那个（金狮）摆在什么地方了？

贾樟柯： 摆在我父亲的书架上，旁边就是我父亲的像。其实，整个家庭今年还是大喜大悲吧。

2006年年初，就在电影《三峡好人》进入后期剪辑之时，贾樟柯的父亲却因癌症不幸去世。这对于平时与父亲甚少交流的贾樟柯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一度陷入对父亲的悲情之中。

贾樟柯： 2005年差不多这个时候，突然我姐给我打电话说我父亲生病了，我那时候正在上海，然后我还没有当回事。

许戈辉： 父亲身体一直挺好的，是吧？

贾樟柯： 一直特别好。他年轻时候打篮球。我父亲个子不高，但是他是我们县里面的篮球明星。与他同时代的那些叔叔阿姨跟我回忆起来，老说他打篮球打得怎么好，基本上不怎么生病，身体特别好。但可惜他就是一直抽烟，去年，我姐先说父亲生病了，然后又过几天，我还在上海办事儿，我姐打电话说，可能基本上确诊是肺癌。我整个人都傻了。其实就是，刚刚想尽孝，父亲已经生病了。因为有一个什么问题啊，我总觉得父母还没有老，总会有这种感觉，因为自己还没有到感觉到父母已经老了，需要自己去照顾的那个年纪。

“樟柯”二字取自父亲，樟是有香气的不生虫的木，柯是斧子的手柄，必需但不是最主要。

父亲在年轻的时候亲历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在山西的外景拍摄，这段使父亲激动的经历，一遍一遍地讲给自己的孩子。贾樟柯把自己导演职业的选择归于父亲的这段经历。

父亲平时话不多，父子之间也很少对他的电影做过交流。父亲只是在身后给他默默的支持。在完成《站台》的拍摄后，贾樟柯在片头写下了“献给我的父亲”。

贾樟柯： 那时候我刚拍完《三峡好人》，然后什么都不想做，就觉得人特别脆弱，就说你可以在某一个行业里面干得很好，可以克服很多困难，但是生命这个东西真是一下子让自己显得无能为力，特别脆弱。

我从十九岁离开家，一年跟我父亲母亲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十三天，基本上就是上学的时候，寒假回去过个年，暑假自己在外面疯。那时候我刚开始离开家是学画画嘛，暑假都在外面去写生啊，旅行啊，后来到了电影学院上学，出来拍电影，生活就更不规律了。所以陪他们的时间，特别陪我父亲的时间就太短了。而且父子之间的话并没有那么多，可能中国父子都那样吧，其实感情上特别亲近，但是就是在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特别后悔没有多跟他聊一聊，其实我觉得他特别想了解我。

有一年回家，那时候已经是拍了《世界》之后了，有一天我起床，看我父亲一个人在摆弄一个本，然后他见我出来，他就很自然地把它放起来，中午我又翻出来，是一个剪报夹，里面都是我们山西地方报纸，什么《山西晚报》、《山西广播电视报》上面关于我的所有剪报，他看完之后就剪下来贴在那儿。所以那一刹那，我觉得一直有一个目光在后面看着我，不管我做什么，走多远。我父亲过世之后，我突然觉得少了一个目光，我做事情都没有动力了，我觉得就是空空荡荡的，整个人是空空荡荡的一种感觉。

拍《站台》的时候，有一天在拍一场戏，是文工团排练合奏《姑苏行》，就是一个手风琴，一个笛子，那个音乐特别忧伤。他们穿着中山装，在马恩列斯毛的画像下面。我通过取景镜看的时候，突然就哭了，因为我觉得好像看到我父亲一样。我爸多才多艺，除了打篮球之外，他年轻时候也组织乐队，那时候是红宣队，他交响乐什么都会做，就是最早那种记忆都是从他那儿来的，所以我好像看到我爸一样。后来整个影片剪辑完成之后，我在片头打了一行字：献给我的父亲。

正因为生活里面那么多感慨，那么多你无法掌控的事情，那么多人的脆弱感，人的孤独感，这些生命里面无法回避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电影来抒发。比如说为什么电影的乐趣不仅在于拍摄的是一个无中生有一个过程，它的放映，一千个人、两百个人聚众，大家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面，一起去面对一段故事，面对一个生活的片段，那么这种聚集在一起的感觉，我觉得它也是消除人的那种孤独感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影片《三峡好人》讲的是普通人的普通故事。山西的一个普通煤矿工人，十六年前买回了一个四川媳妇，媳妇刚怀孕就被公安局解救回去了。十六年天各一方之后，煤矿工人去三峡地区寻找他的女儿，而因三峡工程的缘故，前妻家所在的县城早已被淹没在水底。前妻的家人对他不怎么友善，几次三番折腾之后，他终于见到了前妻，两人决定结婚。影片中另外一个寻找的故事，结局就没那么皆大欢喜。赵涛演的护士虽然找到了自己的丈夫，但心知感情不再，终于还是黯然分手。

2006年，《三峡好人》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荣获最高荣誉金狮奖。

许戈辉： 你还记得你当时，知道获奖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吗？

贾樟柯： 我是在现场知道的。因为我今年有两个片子在威尼斯，还有一个纪录片，我一直以为是纪录片得奖了，而金狮奖的颁奖在后，我都以为没戏了。

许戈辉： 那个时候是越来越惶恐，还是越来越欣喜？

贾樟柯： 我自己是有点茫然，我以为是搞错了，因为在威尼斯的过程就没有太多时间考虑得不得奖啊，评论怎么样，太紧张了。

许戈辉： 那时在干吗？

贾樟柯： 我整整四个月没做后期，因为父亲病了，我什么都不想做。父亲过世后，我回到北京，特别消极，然而我的制片人就鼓励我，他说你不能什么事情都不干。这么多人，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拍的电影，你应该把它尽快地做出来，那后来才逐渐地回到工作里面。当工作真的展开的时候，影展也快开幕了，所以一直在赶。我临上飞机的时候字幕还没做好，是我的副导演们把字幕做好，又晚了两天把拷贝带到威尼斯，接下来就是放映的活动，又有两部影片同时去。所以到颁奖那一天是筋疲力尽。

许戈辉： 所以你根本来不及对它产生任何期待，是吗？

贾樟柯： 对，没有空间，没有时间说坐在那儿发会儿呆，说，哎，今年我怎么样，能不能得奖，根本没那个时间，就整个事情都忙完了，坐到那儿，已经是颁奖典礼了。所以到最后就是一宣布，德纳芙宣布说《三峡好人》得金狮的时候，一刹那，就有一种特别释放的感觉。

领奖

十余年的电影生涯，从地下到地上，贾樟柯的镜头始终关注的是那些缺乏话语权的大多数人。他的电影更多地呈现出生活在社会边缘、有着各种人生困境的小人物。以个人的角度叙事，以个性化语言拍摄这个纷繁复杂变化万千的转型时代，他因此获得了大多数人的共鸣。

最早萌发拍摄《三峡好人》的念头是在四年前。那时，贾樟柯为了拍纪录片《东》而在三峡待了一个多礼拜。一天傍晚，突然而至的大雨向他袭来，一股从未有过的孤独如同三峡库区的雨水一样浸透他的全身，拍摄这部影片的想法也由此出现。只用了三天的时间，《三峡好人》剧本已经初步形成。

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评选贾樟柯为“青年领袖”之一，称赞他是当代中国最富洞察力的记叙者。

“我希望尽量客观地呈现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成长，他们的慌乱，他们的镇定和自尊。所以我选择用这种拍摄方法，我不想讨好任何人。”

贾樟柯： 我往台上走的时候，就变得特别从容，因为我觉得其实它不单单是说贾樟柯他们这一帮人做的电影受到了鼓励，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我觉得我电影里面的人，从《小武》到《三峡好人》，五部长故事片，十年的时间，我们拍的人群，我们关心的问题没有改变过。我觉得拿到金狮奖是对这些中国最普通的劳动者，最普通的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尊敬。

这部电影英文片名叫《静物》，所谓《静物》就是被忽略的现实。那么三峡，我觉得在2000～2004年特别热闹，全球差不多有一百多家媒体集中在那儿，现场直播那个变迁，移民啊，拆迁啊。但是当三峡工程作为一个新闻热点消退之后，又变成一块沉默的土地，那儿的人的生活怎么样，他们经过那样大的一个变动之后，他们要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它不是一些枯燥的数字说有一千或一百万人移民，这是没有实感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数字而已嘛。但是你看看，生离是什么样子，死别是什么样子，看看生离死别，看看具体的人，哪怕是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他饭碗里面的食物，他吃饭的姿势，他蹲在长江边的悬崖上，然后在那儿吃一碗饭，底下就是万丈深渊那样的一种感觉。还有走到街上，看到一个家庭回流，就是移民走了又回来，本来是本地人，走了一圈再回来的时候变成外地人了，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异乡，这种感受，我觉得通过电影表达出来之后，希望能给观众一种更加复杂的感情吧。

许戈辉： 我看到你在颁奖礼以后，就不止一次地表示过，说你在发言的时候有一句话没有被翻译出来，你觉得特别遗憾。你当时说，你觉得做电影是你寻找自由的一种方式。

贾樟柯： 对，因为我越来越觉得，其实我们的生活空间并不是那么宽阔，比如说我们生活里面有非常多的禁忌，那么电影是触摸这些禁忌的一种方法。

从学生时代的第一部实验短片《小山回家》，到第一部故事片《小武》，再到获得“金狮”的《三峡好人》，贾樟柯始终延续着他自己的电影传统——冷眼叙事、迷离彷徨。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多元社会背景下，他的作品抒发着那些游离于社会边缘的人们，对故乡、对都市、对爱情和对周围世界的独特感受。

贾樟柯： 也有人会怀疑说，贾樟柯，你一直拍不愉快的生活，拍那些困难的生活，你为什么不去拍别的东西。因为我们习惯生活在一个简单的感情里面，我们不去想那些麻烦事，不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但实际上我们逃不过去，它会对我们的生活有影响。

许戈辉： 但是恐怕直到今天，恐怕直到《三峡好人》，这种质疑你们拍电影的类型和动机的声音肯定还是存在。

贾樟柯： 到现在还有。

许戈辉： 他们认为，就是贾樟柯这一批人吧，包括以前的张艺谋啊，似乎都是在为外国人拍电影，是在贩卖一些中国的负面元素。

贾樟柯： 对，这个批评到最近还有。那么这里面我觉得最主要的东西还是一个文化信心的问题，也就是当一部中国电影能够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的时候，人们不去相信它是因为饱含着感情元素，和电影本身的那种创造力产生了这样的成绩和影响，而是觉得这是一种阴谋论，说正好是符合了外国人窥视中国落后的这样一个心态。

其实我们看这十几年里，就国际电影界对中国电影的这种接受和认识，你就能看到一个很大的变化。一开始能够被国际市场认可的中国电影，基本上都有一个东方的奇观和东方的想象，不管是丝绸也好，小妾也好，深宅大院也好，黄土地也好，它都有一个奇观在里面，就是有一个对东方的想象在里面。那么逐渐地日常生活进入到中国电影里面，逐渐地到我们这代导演被国际接受的时候，我们电影里面是现实的中国社会、现实的中国生活，也就是说西方在接受中国电影的时候，逐渐进入到中国的当下、进入到中国的当代，而不是停留在对中国的想象上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生活、今天的文化也是足以有一席之地，能够让整个国际文化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

《三峡好人》在国内的放映档期和张艺谋的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选在了同一时期，有关这两部影片放映的口水战也因此展开，甚至广电总局的官员也不得不出面干涉。

其实，《三峡好人》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奖之后，影片海外版权销售的丰厚回报早已经令贾樟柯不再担心票房问题。

虽然他第一部获得公映的电影《世界》在国内的票房不尽如人意，但贾樟柯自信《三峡好人》在国内的票房可以排进前三名。

许戈辉： 《三峡好人》是在这个贺岁档，在国内上映是吧？

贾樟柯： 对，现在初定是12月14号。就是跟张艺谋的“黄金甲”同一天，我觉得有趣，有挑战性。

许戈辉： 对，几乎已经毫无疑问地可以预见，到时候媒体可能会充斥着一个词，就叫“PK”，什么贾樟柯的小制作艺术片PK张艺谋的大成本商业片之类的。

贾樟柯： 对，所以我的问题就在于为什么要PK，不可以是联手？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次的放映，让人们知道这个共存，是一个联手，是一个多类型的共存，不是互相抵消。我们再也不要用一个斗争的哲学来考察一切问题，来对待一切问题。

“我能”广告同期：（贾樟柯为“全球通”拍的广告）

不管别人怎么看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去看世界，坚持自己的选择，做最好的自己，我能。

筹备了多年的电影《双雄会》，贾樟柯将力邀国际影后张曼玉饰演女主角，这与他前面作品对演员的选择截然不同。

许戈辉： 你这样说倒让我想起你给中国移动拍的广告，就是那个“我能”。我在看到那两个字——“我能”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是，我想问问贾樟柯，他觉得有什么他不能？

贾樟柯： 其实我一直在想，我不能。我觉得对导演来说，可以尝试很多东西，但问题在于，其实做导演的，他一定知道自己什么能，什么不能，所以不要妄图当一个全能的冠军。比如说周星驰的电影，我觉得他很有世俗文化的感觉，我觉得我做不了，因为我自己成长过程中，生活给我的压力感让我不可能嬉笑怒骂，让我不可能用那么后现代的方法，用一种游戏的方法去面对社会。比如说我不可能拍《花样年华》，因为王家卫的文化是文化的一种传承，是1949年之前中国流行文化没有中断的延续。你比如说《花样年华》这首歌本身，它就是旧上海的一个流行音乐，包括对女性化妆的认识、旗袍的认识，所有这些流行元素，都是从1949年之前上海文化延续过来的。但这种文化在1949年之后，在大陆是被中断的。我们是没有接触到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所以他可以拍《花样年华》，我不可能拍《花样年华》。这就是我们的局限。

许戈辉： 你要和张曼玉合作，但是我很难把张曼玉和贾樟柯这两个名字联想到一起，所以在我的脑海里，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贾樟柯： 其实它可能。

在《三峡好人》拍摄的过程中，贾樟柯就已经奔波在台湾和香港为他筹备多年的另一部电影《双雄会》做资料准备了。在这部讲述20世纪50年代中国香港的故事中，张曼玉出演片中一位不穿旗袍穿制服的空姐，而这也是贾樟柯电影历程中又一次全新的尝试。

贾樟柯： 这几年我对历史特别感兴趣，特别是对民国的历史、对1949年后这一段历史我非常感兴趣，因为它离咱们这么近，但实际上我们的认识是很片面的。有一年我在巴黎，一个人去密特朗中心看一个摄影展，那个摄影师是布勒松，他在1949年前后拍了大量中国的照片。然后我就看到一张照片，拍的是1947年一个国民党士兵的溃败。整个山坡上都是被打散的国民党士兵，毫无组织，一片狼藉，视觉的中心有一个将军或军官吧，下级军官，拿一个暖水瓶，那个暖水瓶外面用棉布做了一个封套，那个军官紧紧抱着它。我就一下觉得那个暖水瓶是那个时代特别珍贵的东西，如果是发生在今天，有可能是一个人抱一个笔记本电脑，因为那是他的家当，是他的希望。当你站在一个更全面的高度看这个国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们曾经发生过那么撕心裂肺的一种罹乱，其实它才过去几十年，五十年或者六十年。其实我们不那么了解它，这样的话，我就进入到这个题材的想象里面。

所以有些东西是会发展的，以前我对历史没那么多兴趣，现在除了对现实特别有兴趣之外，开始对民国的历史有很多想象。

《站台》拍完之后，就有法国片商要以5000万美元资助贾樟柯拍片，却被他婉言拒绝了。

他也多次表示过，不会为钱而拍摄自己不感兴趣的电影。

2007年年初开机的《刺青时代》，为贾樟柯开启了商业电影的大门。与前几部影片不同的是，这是一部描述一个黑帮由成长至衰败的影片。这部作品更多地要表现人的衰老及整个心理变化过程。

在2004年电影局“解禁”第六代电影人之前，贾樟柯经历了十年之久的“地下”生活。那时，他们被称为“独立电影人”，那时的“独立”，也许是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独立”。而今天，已经被体制接纳的贾樟柯，面对国内电影市场汹涌而至的“国产大片浪潮”，是否仍然会继续坚守着他那份“独立”呢？

贾樟柯： 我记得，2002年还是2003年，我去纽约的时候，去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剪辑室跟他聊天，那时候他正在剪辑《纽约黑帮》。那部电影有一亿多美元的投资，是他当时拍摄资本最大的影片，资方给他非常大的压力，包括片长，要生生剪掉二十五分钟。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是他最痛苦的时候，然后他就一直给我看，这是一个版本，这是另一个版本，他说，这是我喜欢的版本，这是他们要的版本。跟他聊完天，他送我坐电梯的时候，非常真诚非常意味深长地跟我说，要保持低成本，保持你的自由。那个话我一直记在心里面，所以我自己一直是这样做的。到《站台》之后，我有很多机会可以拿到很高的投资，但问题是目前我想拍的电影不需要那么多钱。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我为什么要说，今天我贾樟柯有能力，我花五千万，六千万，我要这个经历，那个没有用。有用的是你怎么样在这个资本的游戏里面一直保持你的独立性，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