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八××年巴黎的一个秋天。在一个刚刚进入暮色却大风不停的夜晚，圣·日耳曼区都诺街 33 号三楼，我与我的朋友舍瓦利埃·奥古斯特·杜宾正在一间非常小的图书室里享受着我们固有的阅读时刻。我们常常进行这样的阅读：一边进行冥想，一边叼着烟斗，或者彼此讨论一些都感兴趣的话题。可是这一次，我们两个人却谁都不说话，已经沉默了将近一个小时了。如果一个不了解其中情况的人看到我们这种状态，一定会以为我们两个简直是无聊透顶，不去想些实际的事，却只在这里吞云吐雾，弄得满屋子都是烟味，有什么意思？事实并非如此。那个时候我正在思考之前跟杜宾谈到的发生在莫格街的一桩命案和关于玛丽·罗杰之死的奇案，而正在我总结这两桩已经是很久之前发生的命案时，我们的房子大门突然被打开了。会是谁这么晚跑到巴黎郊区来拜访两个几乎是隐士的闲汉呢？原来竟然是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巴黎警察局局长 C 先生。当我想到自己刚才还在想有关刑事命案的问题，这会儿就来警察了，觉得真是有些滑稽，不自觉地失笑了。

我们两人都非常欢迎突然造访的局长先生。虽然局长先生确实有一些我们难以认同的缺点，但总的来说，他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朋友，而且我们总是能从他这里得到很多快乐。再说，自从玛丽·罗杰的案子告破之后，我们也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相见了。在我们的房间里并没有点大灯，整个房间看上去有些暗，杜宾见到局长先生来了本来是想将大灯点亮的，可是在听完局长先生此行的目的之后，他又干脆地回到了椅子上放弃了把大灯点上的打算。局长先生此行的主要目的还是缘于一件已经让警方非常伤脑筋的公事，他希望能够从我们这里得到一点意见，或者听听杜宾对其的分析。

“局长先生要是想听我们的分析的话，”杜宾在听完了局长先生的来意之后，停下了自己准备点燃灯芯的动作，他说，“那我建议我们还是就在这黑暗中进行我们的谈话吧，因为我们在这种环境里进行思考会更加敏锐。”

“你这人毛病还真多啊，还真没见过像你这么古怪的人。”局长先生说。所有的问题只要是局长先生认为自己无法理解的，或者是和他的思维角度不同的，他都会称这些为“古怪”。我想，在局长先生的日常工作生活中，一定会有很多非常“古怪”的事。

“您恭维我了，其实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杜宾对于局长先生的评价完全没有在意，同时又递给了局长先生一支烟，然后将一把非常舒服的椅子让给局长，请局长坐下详细说说让他感到麻烦的事件的始末。

“您大概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这次又有什么让您为难的事？”我问局长先生，“不会又碰到了没有头绪的无头命案吧？”

“你倒是很了解我，不过这次和命案没有关系，”局长先生向我们说道，“其实呢，这本来并不是一件麻烦事，本来应该没有什么复杂的，我们自己应该是有能力将这件事解决好的。但是，我觉得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你们的消息了，所以突然想听听你们这两位推理大师的意见。杜宾，我是很看重你的，我想你会对这件事很有兴趣的，因为这可是一件非常古怪、充满蹊跷的事。”

“您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件非常简单却十分古怪的事？”杜宾总结了一下，向局长先生问道。

“嗯，我想是这样，可又不完全是这样，”局长先生边思考边回答说，“我想应该这么说，从理论上说，这件事应该是非常简单，处理起来不会有什么麻烦的，可在实际上，它却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让我们为此挠破了头。”

“那么会不会是因为你们把这件事看得简单了？”杜宾问。

“那怎么可能！你可不能在我这儿胡说，哈哈……”局长先生说，然后大笑起来。

“我想您有些误会我的意思，我是说，可能正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你们却把它想得太复杂了，所以才会有所困扰。”杜宾解释了一下自己刚才想要表达的意思。

“噢？还有这种说法？”局长先生笑着问杜宾。

“我的表达就这么差吗？这不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吗？您觉得这很难懂？”杜宾开始认真起来。

“是！我跟你开玩笑了！哈哈哈……”局长先生看来很满意杜宾的解释，因此显得很开心，“你就喜欢在我面前故弄玄虚，说实在的，这点我可是很有意见的！”

“局长先生，您还是先给我们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吧！”我知道局长先生是一个爱跟人闲扯的人，所以赶紧把他拉回到了正题上。

“别着急，我马上就会说到的，”局长先生说，然后他不再笑了，让自己安静了一下，深呼吸了一口气，又扭动了一下自己的坐姿，显然是一种正襟危坐的架势，然后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道，“关于这件事的整个经过，我就简单扼要地给你们介绍一下，不过在向你们介绍这件事之前，我想让你们首先明白，我们讨论的这件事可是属于最高机密的，不管发生了什么，你们都不能将今晚我们所说的话泄露出去，不然，我的麻烦就来了。”

“这个您请放心，我们不是那种随便说话的人！”我向局长保证道。

“您多虑了，如果您觉得我们是那种不可靠的人，您完全可以不跟我们讨论这件事。”杜宾的回应则与他一贯的风格一样，说话基本上不给对方留情面。这一点，局长先生当然非常清楚，因此也不以为意。

“好，这件事情的情况是这样的，”局长先生开始讲述这件事的始末，“这是一个身处高位的人跟我说的。他告诉我，在我国皇宫中被人盗走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目前的情况是，已经基本上确定了盗走这份文件的人，也基本上知道目前这份文件是在此人的手中。”

“那么你们又是如何知道这份文件仍然掌握在小偷手上的？”杜宾插话问道。

“关于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局长先生说，“如果这份文件已经被这个小偷流传到外面了，那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可是，从总的情况上来看，至少到现在，一切都是正常的，还没有出现我们预料的情况，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必须尽快将这份文件拿回来，不然，如果耽误了时间的话，受到影响的将是我们的皇室。”

“您能不能再把这个情况解释得更详细一点。”我向局长先生提出请求。

“不如这么说，”局长似乎还是在绕圈子，“如果外面的人掌握了这份文件，那么他就能够获得相当大的权力，而且这项权力足可以掌控现在的政治局势。”似乎，局长先生依然没有向我们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还是用那些他非常熟练的官方辞令向我们隐瞒实情。

“您所告诉我们的信息还是无法让我们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杜宾说。

“还没有懂？好吧，这样解释吧，假如此文件被某人拿到了，实在对不起，这个人的名字我没有权力向你们透露。”局长先生稍微进行了停顿，“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另外一个在我国有着十分崇高地位的大人物声名狼藉。换句话说，这份文件就是一个不可告人的把柄，如果被某人得到这个把柄，那么这位大人物将会有很大的麻烦，不仅是名声的问题，还关系到他的地位、健康，等等。”

“如果像您说的这样的话，这份文件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一个要挟工具，”我插话分析道，“那么偷走这份文件的人也应该得让失主知道这份文件已经被他偷走了，不然他是无法充分发挥这份文件的要挟功能的。另外，敢这么做的人真是大胆啊，竟然敢偷……”

“敢这么做的人一定就是 D 大臣，”局长先生将我的话打断，“因为只有他是一个做事不计后果和手段的人，就算是再难堪、再卑鄙的手段，他也使得出来。而且成功将这份文件偷走，实在让人没有想到他竟然还有如此巧妙、大胆的手法。其实，这份文件就是一封信，它的收信人正是我们这位有着崇高地位的大人物，而当时得到这封信时，她正在皇宫中，且周围根本没有其他任何人。可是就在她将信读到一半的时候，另一位大人物闯进了皇宫，赶巧的是，收到这封信的大人物根本不想让刚刚进来的这位大人物知道这封信的存在。在这种比较尴尬但很紧张的时刻，她已经没有时间将这封信藏在抽屉中，幸亏她聪明绝顶，她急中生智，干脆就将这封信平摊在了面前的桌子上。而很幸运的，此信只露出一点最上方的地址，所以闯进来的那位大人物并没有在意这封信。巧合的是，此时 D 大臣也前后脚地来到了皇宫中，他与刚才闯进来的那位大人物，一个站在信件主人左侧，一个站在右侧。此时，目光敏锐的 D 大臣一下子就从仅仅露出地址的一点字迹上认出了写信人的笔迹，因此他是知道写这封信的人的。而且， D 大臣也发现了，信的主人，也就是我们的那位大人物，此时不论是言行，还是举止，都是有些慌张的，所以他已经断定在这封秘密信件中有信主人不想被别人知道的秘密。 D 大臣就跟往常一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向我们的大人物将公务报告完毕，之后，他拿出一封与大人物试图隐藏的那封信非常像的一封信，并将这封信打开，假装阅读，并在读完之后将他手中的这封信放到了桌上那封信的旁边。在紧接着的 15 分钟内， D 大臣又和两位大人物谈论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公事，在其最后准备离开时，便虚伪地错拿了桌上大人物并不想让人知道存在的那封信。而信的主人虽然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可是她不能声张，眼看着 D 大臣就这样将这封信调了包，因为在她的旁边还有另外一位她想对其隐瞒这封信的大人物。而 D 大臣则在那位大人物的注视下，肆无忌惮地盗取了那封信，从容不迫地离开了皇宫。”

“你刚才所说的要挟就是这个了，”杜宾转过头对我说，“局长先生刚才的这番讲述已经把 D 大臣是如何让失主知道是他盗走了这封信进而达到要挟失主的目的的整个过程，讲得非常清楚了，现在你也明白了吧？”

“杜宾说得非常对， D 大臣已经非常公开地向我们的大人物宣示了他已经掌握了大人物的把柄，”局长先生又补充了杜宾对我说的话，“在刚刚过去的这段时间中， D 大臣靠着自己掌握着大人物的把柄而不断对大人物进行要挟，并在这把保护伞的保护下弄出了很多不法的事。因此，大人物已经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把柄拿回来，当然，所有这些事都必须秘密进行，不能公开处理。在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这个大人物将这件事才交给了我来办。”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如果大人物一定要选择一个委托人，那么第一人选除了您之外，不会有第二人。”杜宾好像非常悠闲地吐了一个完美形状的烟圈儿，然后接着说，“我想，在国内，除了您之外，恐怕再没有这样聪明和睿智的警探了。”

“这话你可说大了！”局长先生虽然表面上推辞，内心却听得心花怒放，他继续说道，“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大人物既然选择了由我来办这件事，肯定是很早就注意到了我的聪明才智吧！”

“像您这么说，”我试着分析 D 大臣在拿到这封信之后的心态，“现在已经能够确定目前掌握这封信的就是 D 大臣，而且这封信仍然在 D 大臣的手上。可是 D 大臣至今仍然没有将这封信公布出来，那说明 D 大臣所认为的公布这封信的最佳时机还没有来到，他仍然在等待一个最好时机。所以，现在他一定已经将这封信给收好了，因为他现在最怕的就是这封能够成为把柄的信件会不翼而飞。”

“是这样的，”局长先生说，“我与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因此，在此之前，我一直在想办法在最小的影响范围内将他的住所进行一次彻底搜查，以找到这封信。”

“这不是您最擅长的吗？”我说，“以您的职位和权力找这样一个借口应该不是很难吧？”

“当然，这也是我自信的地方，所以我并没有太多担心，”局长先生继续进行解释，“另外，我还得知 D 大臣平日的作息规律也是非常利于我搜查他的府邸的。他这个人常常夜不归宿，而且他的住所中除了很少的几个仆人之外，也没有其他什么麻烦的人。那些仆人基本上都是意大利那边的那不勒斯人，他们除了很会喝酒之外，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别的优点。另外，我还侦察到这些仆人休息的睡房离 D 大臣的住所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你们很清楚，所有巴黎房间中的密室钥匙都在我的手上，所以进行一次大搜查并不是什么难事。最近这三个月，我几乎天天晚上都亲自去 D 大臣的住所进行详细的搜查，因为我接受的这项任务可不仅仅和我个人的名誉有关，如果能够办好这件事，就一定能够得到大人物的垂青，赏金肯定不会少拿。这也是我为什么没有放弃搜查的动力所在，可是直到现在，我都一无所获。我真是觉得 D 大臣是一个狡猾的家伙，他的住所已经不知道被我翻过多少遍了，可是上上下下、边边角角，每一个地方我都仔细搜过，始终没有发现这封信，我真是认输了！”

“那么会不会存在这种可能，”我猜测着说，“ D 大臣根本就没有把这封信藏在自己的住所，而是早早地藏在了其他的地方？”

“这种可能性并不大，”杜宾接过我的话，“据我所知，现在皇宫中的情势扑朔迷离。而且我听说，其中不少阴谋 D 大臣本人也参与其中了，如果这些并非传闻而是实有其事，那么他必然要把这封能够当作把柄的信安置在一个自己可以随时拿到手的地方，只有这样它才能随时被派上用场，扭转不利的局面。我是说，这封信他一定就放在伸手可得的地方，以便不知什么时候就显示它的作用，要不然，这封信对他来说根本没有意义。”

“那么你说的‘随时被派上用场，扭转不利的局面’具体是指什么呢？”我问杜宾。

“我想 D 大臣除了将信公布出来以便使大人物的名誉受损这个选择之外，完全还可能有另外一个选择，即在某些紧急时刻，他可以将这封信销毁而求自保什么的！”杜宾说。

“嗯，你这个说法也很有道理，”我说，“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封信很可能并不在 D 大臣的住处，而是他一直随身携带着。”

“对啊，”局长先生说，“可是我曾经秘密安排过两次详细策划的行动，对 D 大臣进行突袭，并让人假装对其进行抢劫。在这两次行动中，我们对其进行了很彻底的搜查，可是搜遍了他的全身上下，仍然没发现这封信。”

“你们还是少费这劲吧！”杜宾说，“难道 D 大臣就是一个笨蛋吗？以他的资历和智慧难道会想不到你们会安排这种假突袭真搜查的手段？”

“他确实不是笨蛋，”局长先生用非常轻蔑的口气说，“我想你们可能还不知道， D 大臣还算是个诗人，不过，我一向认为，诗人和笨蛋区别不是很大。”

“您说得不错，在我眼里，诗人和笨蛋也是一线之隔而已，”杜宾深吸了一口自己的烟斗，吐了一个大烟圈，继续说道，“其实我也常常写几句并不是很入流而总是被人讥讽的诗，所以我还算不上什么诗人，不然的话，我也成了一个笨蛋了。”

“局长先生，您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之前去搜查 D 大臣住所的详细情况？”我问局长先生。

“好的，其实在之前的搜查工作上，我们用了大量的时间，非常细致地对他的住所的所有地方进行了检查。你们应该也有所耳闻，我们巴黎警察十分擅长那种地毯式的搜索工作，在这方面我们经验十足。在那整整一星期的 7 个夜晚中，我们对所有的房间都进行了非常仔细的搜查。具体地说，从进入房间开始，首先是房间中的各种家具或者橱柜，包括每一个抽屉，我们都进行了搜查，我们的警察都是经过非常严格的专门训练的，因此如果在抽屉的夹层中有什么秘密的话，我们一定可以发现。所以，假如这封信件被 D 大臣藏在了抽屉的秘密夹层中的话，那它是不可能被藏住的，抱着这种想法的人一定不了解我们的能力。至于我们是怎样识破抽屉夹层中的秘密的，其实说起来也并不复杂。所有的柜子都有自己的体积，这也就意味着它有自己的空间，所以我们准备了十分精确的规尺，通过对柜子的测量来推测柜子是不是存在一个秘密的夹层，就算只是非常微小的数据差值，我们也不会轻易放过，而正是这种细致，所以大部分夹层都能被我们识破。我敢说，至少在巴黎，想通过设计一个抽屉夹层而隐藏什么秘密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在检查完所有的抽屉之后，我们继续进行的是对座椅的检查，特别是厚厚的软坐垫，我们检查得尤其仔细。一般来说，我们将选择一根又细又长的针刺进坐垫，寻找里面是否存在异物。而对桌子的检查则要麻烦一点，我们会将桌面掀开……”局长先生将他们进行搜查的所有细节都告诉了我们，并对一些特别问题进行了说明。

“可是把桌面掀开是为了什么呢？”我不太理解他们的这一措施，因此有些好奇。

“这个你就不明白了，”局长先生回答着我的问题，“你要知道，有不少狡猾者会将一些重要的东西隐藏在桌子腿里面。他们会先将桌面弄开，然后将实心的桌子腿凿成空的，用这个办法来藏匿一些精小而重要的东西，最后再将桌面按照原样装回去，这样藏东西一般是很难被发现的。不仅是桌子可以这么藏东西，包括床架或者床腿也能进行这样的利用，所以对这些类似的家具，我们都进行了细致的搜索。”

“那么还可能直接从桌腿的某一部分进行这种凿空藏物呀，再说，鉴别桌腿里面是不是空的可以听一听敲打它时发出的声音即能判断。”我说。

“那不一样，只有将桌面移开，我们才能弄清楚里面的一切，”局长先生显然并不完全认同我的建议，“你要知道，如果是在桌腿内部藏东西，那么是不会只放入所藏的东西的，他一定还会将周围塞满诸如棉花之类的东西隔音，同时这些东西也能保护所藏的物品不至于产生异状。另外，在对于 D 大臣住所的搜查问题上，我们进行得非常隐秘，所以要尽量避免制造一些不必要的声音，以防惊动他人！”

“但如果像您所说的这种搜查方法，”我继续自己的质疑，“那么要想将所有的家具都进行一次这样的搜查恐怕是不太可能的吧？而且仅仅只是一封信而已，它可以被卷成很细的如一根粗毛衣针一样，这样藏起来的话，是非常不好寻找的。而且假如它被藏在椅子腿里面，难道你们还要将整把椅子全部拆开检查吗？”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们也有考虑，这种情况下我们自然不会将整把椅子全部拆开检查，”局长先生仍然充满自信，“我们选择的是比这更为精密和有效的检查方法，特别是对一些家具中的死角处。对这些地方的检查，我们一般用的是高倍放大镜进行查看，凡是任何比较新的痕迹，都能通过这种检查而发现。很多家具在被镂空的过程中会留下一些可疑的痕迹或者碎屑，用高倍的放大镜基本上都能将这些痕迹找出来，特别是一些新近人为制造的粘合的痕迹、接合处的裂缝等，根本无法不被我们发现。”

“是这样啊！那我想你们肯定也对镜子进行了检查吧？”我问，“因为镜面的玻璃与镜框之间的木板也必然存在着缝隙，按照你们的那种地毯式的搜索自然也会注意到这些地方吧？”

“这个是肯定的，只要是在房间中的所有家具、装潢和摆设，不管它有多么复杂，也不管它有多么简单，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进行了十分仔细的检查。”局长先生说，“除此之外，房子结构本身我们也进行了搜查。我们先将整个建筑分成几个部分，然后对其分别编号，目的就是不漏掉任何一处，然后对各个部分进行地毯式搜索，我们甚至将左右两处紧邻的建筑物也纳入了我们搜查的范围。”

“连相邻的建筑物也进行了搜查？”我对此感到惊讶，“那你们所花费的时间肯定不少！”

“正像你说的，这让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局长先生说，“但是没办法啊，我们对这个任务十分重视，就算排除万难也得把它办好！”

“那么房子周围的地面你们是否也进行了搜索？”我问局长。

“当然不会放过，但是相对来说这个部分还是比较简单的，”局长先生回答着我的问题，“因为那里的地面全是用石砖铺成的，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看一看在两块石砖之间是不是存在着青苔或者其他被破坏的痕迹就好了。”

“是不是也已经搜查过 D 大臣家中存放的资料文件，或者书房中的藏书之类的？”我问道。

“这是我们重点搜查的部分，所有文件，每一包、每一捆，都由我们专业的人员进行了检查。”局长先生说，“而且我们没有像普通的搜查一样，一到检查书籍时，就把书拿出来简单地打开或者抖一抖就行了，我们基本上是每页都翻过的。一些书的封面，我们也都进行了非常精确的测量和观察，如果发现其厚度异常或者有新近粘合的痕迹，那就专门挑出来进行进一步的检查，一些值得怀疑的书页也是通过这个办法进行检测的。”

“地毯下面的地板呢，有没有进行搜查？”我问。

“这也是不会漏掉的，”局长先生非常仔细地向我们进行着描述，“我们先将地毯移开，然后通过高倍的放大镜一一查看，寻找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看上去奇怪的地方。”

“壁纸呢？”我问。

“也搜查过了，不仅是壁纸，墙壁本身我们也进行了检查。”局长先生说。

“有没有地下室？那里也没有检查出什么线索吗？”我忽然想到了一个我们常常忽视的地方，因此问道。

“是的，检查过了。”局长先生说。

“既然房间里的所有地方你们都进行了检查，却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我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说了出来，“那么我想，可能是你们在推理上出现了错误，那封信根本就没有藏在 D 大臣的住处。”

“对啊，我觉得你说的可能是对的，”局长先生苦恼地说道，“也就是因为如此，我实在没有什么办法了所以才到你们这边来，想听听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能不能给我提出一些好的建议。”

“如果您让我提建议，那我就建议你们再次彻底搜查一遍那栋房子。”杜宾一直保持沉默，却忽然冒出了这么一句非常离谱儿的话。

“你这个建议我觉得很没有必要，”局长先生并不认同杜宾刚刚说的建议，“经过我七天的搜查，我现在基本上断定那封信并不在 D 大臣所居住的房子中。”

“其实我的建议就是这个，除此之外恐怕很难再向您提什么更好的建议，”杜宾继续自己的话，“另外，我想你肯定是了解这封信的具体形式和内容的吧？”

“你说得不错，我确实了解有关这封信的各种细节。”局长先生掏出一个小笔记本，然后用非常大的声音把信里面的内容念给我们听，并且向我们讲述了这封信件与众不同的地方。当他把这些都告诉完我们之后，就走了。局长离开的时候让我觉得他当时非常沮丧，这还是我头一次见到他这个人竟然会沮丧。

将近一个月之后，我们又迎来了局长先生。像你以前看到的一样，我们仍旧是在到处是烟雾的书房里彼此沉默着、思考着，一个又一个的烟圈中不时有智慧碰撞出的火花。局长入乡随俗，也拿出自己的烟斗，很自然地找了一把椅子坐下来，和我们聊了起来。

“找到那封被盗走的信件了吗？”我对这个问题仍然念念不忘，“照我猜测，以 D 大臣的机智，你们可能还是没有找到吧？”

“你说对了，我简直被这个家伙给弄疯了，他实在狡猾到家了。”局长先生说，“我从你们这儿回去之后，虽然仍然不抱什么希望，可是还是听从了杜宾的建议，再一次仔仔细细地将 D 大臣的房子进行了一次全面搜查，结果，当然又是一无所得。”

“噢，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您，我很想知道大人物给您许诺了多少赏金？”杜宾问道。

“呃，赏金当然是非常丰厚的，不过具体的数字，我实在不方便向你们透露。”局长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充满顾虑，“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有人帮助我找到这一信件，我可以给他五万法郎作为回报。从如今的情态发展来看，这封信已经越来越重要了，找到它已经是刻不容缓了，当然，关于这件事的赏金如今也上涨了一倍之多。只是，现在的我很悲观地认为，就算是赏金比现在还要高一倍，我想我也无法找到这封信件！”

“我想，局长先生，在这件事上……”杜宾将自己的烟斗放在嘴边，深吸了一口，用一种非常悠长的语调说，“您的思路应该换一个角度。”

“你能具体说说吗，我到底该从什么地方入手？”局长先生很急切地问道。

“嗯，关于这个……”杜宾吐了一个烟圈，好像已经想好了所有的问题，“如果您觉得我的意见是可取的，那您就先耐心听我说一件与这封信件的丢失关联不大的事情。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清楚有关阿布尼西医生的事？”

“这个，我倒是真没有什么了解，阿布尼西医生是什么人？”局长先生说。

“您不知道也不算什么意外，因为本来这就是一个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故事，”杜宾依然语调悠长地说着，“我听说，距今很长时间之前，一个腰缠万贯但十分吝啬的有钱人，有一次得了一场大病，可是他根本不想为自己的病花费一点金钱，于是他就想出了一个可以满足他吝啬的看病办法。他约了阿布尼西医生进行聊天，然后在聊天中将自己的病情说成是他的一个朋友的症状，希望通过这个办法而从医生嘴里套出医治这种病的方法。这个守财奴跟医生说：‘如果我的朋友是什么什么症状，那么请问医生，他应该怎样做呢？’可是守财奴没有想到阿布尼西医生的回答更加精妙，医生对他说：‘如果像您所说的这种情况，那我就建议他，马上去请一个医生为他进行诊断。’”

“噢，我明白杜宾的意思了。”局长先生立刻敏感地知道了杜宾想要说的意思，只是似乎有点难为情，他说，“杜宾你也不用这么委婉地说这件事，我个人非常希望接受高人的指点，假如他能够帮我将这封信拿回来，我肯定会将奖金支付给他。”

“局长先生既然这么说，”杜宾说话的同时，拉开了自己身前的一个抽屉，从中取出了支票本，并说道，“那您可以在支票本上为我们填一张五万法郎的支票，一旦您将自己的大名签到上面，我就立刻告诉您这封信到底在哪里。”

我实在没有想到杜宾竟然还藏着这么一招，心中感到震惊的同时还隐约替他担心，他真的已经知道信件在什么地方了？当然，我们的老朋友局长先生，此时的表情就如被雷击了一样，震惊中还带着木然，在接着的大约几分钟时间里，局长先生都没有缓过神儿来。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不认识杜宾一样地看着眼前这个令人难以捉摸又如此市侩嗜财的老朋友。当局长的大脑又重新回到现实的时候，他仍然看上去有些不适，可是并没有怎么犹豫就拿起了一支笔，将五万法郎的数字填到了支票上，并将自己的名字签到上面之后递给满脸透出诡异的杜宾。杜宾接过支票，对其进行了一番仔细检查，在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之后，将支票放到了他随身携带的一本小册子中。然后，他朝局长先生很诡异地一笑，用十分细致的动作打开了一个被锁着的抽屉，从中拿出了一封信件，他看了一眼之后，便将这封信件递给了局长先生。局长先生显然是觉得被杜宾耍了，但是仍然难掩自己的兴奋，在接过杜宾递过来的信之后，他双手都颤抖起来。在打开此信之后，用充满欲望的眼睛迅速扫了一遍信件，之后，没有留下任何话，便显得有些狼狈地站起身来急忙离开了。

当局长先生离开之后，杜宾才开始向对这一切都不了解的我进行了一番解释，杜宾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我：“我们不能不承认，巴黎警方是有着很多优点的，最起码他们在办案的时候是非常认真的，而且也足够聪明，除此之外，他们也非常熟悉办案方法的使用，知道什么案子该选择什么方法。所以，在局长先生把所有搜查的细节都告诉给我们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他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已经对 D 大臣的住所进行了不能再仔细的搜查了。”

“你说的‘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已经对 D 大臣的住所进行了不能再仔细的搜查了’是什么意思？似乎还有什么别的意思啊？”我问杜宾。

“对。可以说，警方在 D 大臣的住所中进行的搜查已经将搜查的方法用到了极致，这的确是非常巧妙且完美的侦破手法。”杜宾语速很慢地说，“而且，他们能够非常坚决地执行这些方法。如果信件确实藏在警方已经搜查过的范围中，那么在警方这样细致的工作中，信件是一定能够找到的，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怀疑这一点。”

我对杜宾的话仍然不很明白，只是想到杜宾整局长的那一幕和他刚才对警方的肯定实在反差太大，于是竟然笑了起来，但是我更想知道杜宾是怎样找到这封信件的。可是杜宾没有直奔主题而是用非常认真的神情在表扬警方，只听杜宾继续说道：“不过，警方虽然在搜查 D 大臣住所时所用的手法非常巧妙，并且也能够很完善地执行这些方法，可是他们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他们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案子中，他们的对手是一个非常狡猾、有着高智商的人，面对这样的对手，他们的细致手法从根本上就不对。我是说，如果想将这封信找回来，就不能用这种方法。非常可惜的是，局长先生像平常一样完全不反思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将问题的归根之处弄明白，就想通过以往的经验，企图靠搜查物证的办法找到他想要的东西，说起来局长先生还真是一个顽固又不知变通的人。我们两个应该都很清楚，局长先生并不了解思维训练的意义，所以在思考方式上他当然不会像我们这样能够收放自如，他的思维总会有一些局限。所以，像局长先生这样的人总会出现两个问题，要么将一个普通的案子想得过于复杂，要么将一个复杂的案子想得过于简单。虽然局长先生人很正直，可是从思维上来说，你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死脑筋。请原谅我说话太过火了，我有时觉得一个小学生的头脑灵活度恐怕也好过局长先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一种‘猜弹珠’的游戏，我经常和一个八岁的小男孩玩这个游戏。在玩的两个人手中各放一些弹珠，一方可以在每个回合中自由地变换其手中的弹珠数，然后让另一方去猜在自己手中一共有几颗弹珠：其数量是奇数还是偶数。如果猜的人猜对了，就能赢对方一颗弹珠，猜错了，就输给对方一颗弹珠。经常和我玩的那个小男孩，虽然才八岁，可是却能够将他周围所有小朋友的弹珠赢光！我曾经研究过他为什么总能在游戏中获胜，后来我发现他赢得游戏的原因是他自己有一套‘猜测逻辑’。其实这也不是什么高深的逻辑，其本质就是通过在游戏中的观察和猜测，评估一下自己的对手到底有多聪明，然后根据对手的聪明程度让他们上‘自以为是’的钩，最终被自己的聪明误导，从而让自己获利。举个例子，假如和这个男孩玩的是一个有些笨的人，那么这个小男孩就会开始自己预谋好的策略。在游戏刚开始的时候，笨男孩让小男孩猜手中的弹珠是奇数还是偶数，如果男孩回答‘奇数’时回答错了。那么在第二回合的时候，男孩心中就想：‘第一回合中我猜奇数输了，那么他就会认为我第二回合会猜偶数，但是他不会让我赢，所以其手里的弹珠数量肯定会是奇数，那我这次就继续猜奇数。’结果果然像小男孩想的一样，他用逆向思考猜中了对手的心态，赢了游戏中的第二回合。假如他的对手是一个稍微机灵一些的小朋友，那么他还会根据第一回合的输赢情况深入分析第二回合及其以后的思维逻辑，然后进行自己的猜测。到游戏的第二回合时，小男孩会想：‘这是一个更为机灵的对手，我的对手肯定会想，我第一回合猜奇数错了，那么第二回合中我可能会再猜偶数试试，可是这样一来我就觉得太简单了，因此我可能会猜想他这回还是奇数，所以我在第二回合的时候很可能还猜奇数。基于这个想法为了不让我赢，他这次会准备一个偶数，那我这次就猜偶数。’结果又被他算准了。这个小男孩就是靠这种逻辑分析，总比对手多思考一步，所以，他才成了他同龄玩伴中的大赢家。表面上看，虽然只是奇数偶数的简单答案，可背后却是已经很复杂的逻辑分析和思维分析了，如果不然，完全靠运气，他怎么会赢得这个游戏呢？”

“你说得对，”当我听杜宾讲完这个故事，也将自己的意见说了一下，“这个游戏其实就是考验双方看谁思考得更深一步，看谁才能将对方的思路进行正确的把握。”

“是的，”杜宾说，“我还真问过这个小男孩，是怎样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他的答案让我非常吃惊，他告诉我，在弄清楚对方到底是一个较迟钝的人还是一个较机灵的人之后，然后通过这么一个办法来判断对方到底在想什么，这个办法就是将自己的表情，尽量调整得与对方的一样，然后，再想想那时的自己在脑海或心里到底想什么就知道对方的想法了。我们不能说这种方法是科学的，可这个孩子能够想到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我想就算是福柯、马基雅维利也未必一定比这个男孩的天分高很多吧！”

“你是说，”我似乎也为小男孩而感到震惊，“要想在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游戏中获胜，首先还得了解对方到底是个什么状态！我的意思是，要先弄明白对方到底是多聪明，聪明到了什么程度之类的问题，然后再进行对对方思路或思考逻辑的分析与推测？”

“没错儿，不然怎样赢对手？”杜宾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局长先生和巴黎警察真该好好向这个小男孩学习一下。他们为什么常常遇到难以破解的案子？除了案子本身或许很复杂之外，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是，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嫌疑人的思考逻辑，对于这一点，他们甚至是根本没有任何了解；二是，完全没有弄清楚嫌疑人的聪明程度，或者虽然想到了这一点，却错估对手。总之，他们办案的时候更多的是从自己习惯的思考逻辑着手，然后用自己的想法去推测对手的想法或目的，而不去了解对手到底在想什么，只靠这样当然会遇到一些根本无法解决的案子。比如这个案子中关于信件失窃的问题，我就很奇怪警察们为什么没有仔细研究一下他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偷，是一个聪明的人还是一个笨蛋？完全就是在凭着自己的想法，盲目自信地觉得对手既然偷走了东西就一定会把东西藏在某个地方，所以，只要进行严密的搜查就能够找到被盗取的信件，达到完成任务的目的，可是这种普通的手法和以前太为人熟悉的办案的经验对于特别的对手来说实在很难达到目的。”

杜宾说：“说起来，巴黎警方用的是跟普通大众差不多的思维方式，所以，一旦碰上那种稍微狡猾一些的罪犯，就很可能让他们自己陷入思维的困境，而难以将案子侦破。警察总是对于罪犯的智商估计不足，要么以为罪犯太狡猾而把自己吓得不知所措，要么就以为罪犯是些蠢蛋，太轻视他们。在他们侦破案件的过程中，总是缺少不可缺少的变通。所以，光是提高赏金根本就无济于事，只要是一些不太寻常的案子就容易把警察的思路搞晕，因为他们太相信自己过去的经验，所以总是抱着旧的思考方式、旧的侦破手法不放，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只能在狭隘的思维逻辑中转圈。这一点，我们从这个重要信件的失窃案件中就能看出来。在这个案子里，警察实在没有什么灵活的变通手段，他们基本上没有考虑他们的对手 D 大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没有在意对手的聪明和才智，而只是企图从一些先进的工具上，比如放大镜侦查、地毯式搜索之类的技术手段上取得案件侦查的突破。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警察的思维太有限，基本上和普通大众的思维角度没什么区别。其实，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局长先生对于侦破这一案件的心情非常急切，他并不是不努力，也不是不想侦破这个案子，可是他破案的手段又是什么呢？只不过是陈旧的多年积累的办案经验而已。也就是说，从思维的角度来看，其方式方法都只是一套路子。你也清楚，假如是一个一般人，在隐藏一些东西而不欲被他人发现时，肯定会找一些看上去不可能的地方，比如被凿空的桌子腿，或者很难发现的密穴或密室。你想这些地方是最普通的地方，你我都能想到，我们尊敬的局长先生却也相信从这些地方中就能找到他想要找到的东西。可是，他的对手是位居高位，在复杂的官场中历练多年，并且能够接触到大人物的一等一的精英人士，以局长先生这种寻常的思维怎么可能找到 D 大臣藏的东西？我相信警方之所以如此迷信自己的思路，一定是基于其以往的成功经验，或许在之前一段时间中，他们曾经成功侦破过类似这种物件遗失的案件。可是这些成功不具有代表性，也无法证明这是凭借他们的心智思维而将案件侦破的，他们之所以用这种普通办法还能将案子侦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那种极其认真、努力和细致的办法态度，因为他们的坚定和耐心而将案子侦破了。可是，破案的前提是罪犯并不是一个杰出的、有着高智商的人物。刚才我也说了，警察总是太迷信自己的方式，从来不知道从自己的思维方面进行一些变通，就算是破案的赏金提高，案子的重要性非常突出，他们也一样十分坚定地用自己的方法。这虽然听起来很可笑，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达到了警察想达到的耐心和坚定的效果。”

杜宾接着说到了本案的问题：“我一直在向局长先生强调，那封信应该就在 D 大臣的住所中。换句话说，那封信其实没有出局长先生和警方的搜查范围！我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我想告诉局长先生，必须先弄明白 D 大臣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然后你才能知道 D 大臣到底将这封信藏在了什么地方，知道了这些你当然就能够把那封信找到了，难道思路不该是这样吗？但是，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局长先生已经完全在自己的思维陷阱中被困住了。他明明知道 D 大臣是一个足以称为诗人的博学多才之士，却轻蔑地认为 D 大臣是一个笨蛋——虽然局长先生从没有说过，可是我敢断定在他的眼里，他肯定把所有的诗人都当成是笨蛋，也正是因为这种看法，他内心中是完全将 D 大臣的聪明才智置之不顾的。”

“可是， D 大臣到底算不算一个诗人呢？”我对于这个说法一直有些疑问，“虽然，我确实听说过与 D 大臣有着密切关系的他们家族的另外两人都已经是文坛中非常有名气的人，可是还没有什么证据证明 D 大臣就是人们常说的其中一位啊！当然，我知道 D 大臣好像在以前写过一篇数学领域的和‘微分学’有关的论文，那最多只能算是一个数学家啊，怎么说也不见得是个诗人！”

“其实你的问题不应该纠结于是不是诗人，关键是我们应该从各种资料中了解 D 大臣并非一个笨蛋，而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另外，我得告诉你，”杜宾说，“有关 D 大臣，我已经注意他很久了，他确实对于数学方面很有兴趣，可是，同时他也算得上一个诗人！所以，一个拥有丰富的数学知识和写诗才情的人，必然有着非常不凡的推理能力。假如他只是一个数学方面的专家，那对我们来说倒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这种只有单一学科知识的人可能无法拥有太高超的推理能力。遗憾的是，我们面对的这个对手正是一个难缠的对手，他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不堪，他是一个非常聪明且非常可怕的对手。”

“照你这么说，我倒真有些害怕了，”我有些惊讶地对杜宾说，“在我眼里，数学家的推理能力应该是各种学科中最为优秀的，可是你竟然不同意这个意见。甚至你认为数学家还比不上一个诗人，我想恐怕没有人会同意你的这个说法吧？毕竟我相信，像我这种观念在现在，甚至不仅是现在，历来人们就是这种观念！你说，一般人的心目中难道不是认为一个精通数学的人是非常善于推理的吗？”

杜宾此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引用了一段法国剧作家尚福尔的话作为对我的疑问的回应：“‘其实，无须怀疑的，凡是被一般人都认同的或者某些类似约定俗成的观念，没有一个不是肤浅和愚蠢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大部分普通人并没有什么杰出的智慧。’这是尚福尔的一段话。所以，你的这个说法，我其实非常理解。数学家其实是最会制造自己非常‘善于推理思考’假象的人！说他们是假象，是因为他们总是将视听混淆，把一些与事实有关的真相和推理所涉及的本质统统模糊掉。你或许不信服我的说法，那就让我告诉你数学家们是如何制造假象的。说到底，他们玩的是一种辞令的技巧，更具体一点说，即他们将‘分析’放到了‘代数’里面，然后，给普通人造成的印象就是这些人有着非凡的分析推理能力。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代数运算的能力而已，人们却把它与分析推理画上等号。我可以告诉你，法国人是非常善于制造这种假象的，而且可以说法国人就是这一假象的始作俑者。一个道理是我们都清楚的，如果在不同的语言中一个字汇或者语词发生的演变所代表的含义能够被广泛接受，那么得到人们认同的必然是这个词语的重要性和价值性，而绝非仅仅将这个词死板地带进一种新的语言系统中。也就是说，仅仅把‘分析’这个词套进‘代数’这门语言是远远不够的。让我以几个现在英语中的词汇为例吧，这几个词都是由拉丁文演变而来的，但是这种演变绝对不是仅仅将几个拉丁文词汇放进英语语言系统中，而是还包含着很多文化意义，比如： ambitus 是拉丁文中的一个词，其原本的意思是：宽广的、能够在四处看到的，这个词后来演变成了英文的 ambition ，其意思是：野心、抱负；而拉丁文 religio ，原本的意思是：宗教，英文由此演变的 religion ，其意思同样是：宗教；拉丁文中 homines honesti 表示：一些值得尊敬的人，英文则是 a set of honorable men ，其意思同样是：一些值得尊敬的人。”

“在你这么一解释之后，确实观点跟普通人理解的不太一样，”我说，“我想，如果你把自己的这个观点公开，全巴黎的数学家们一定会视你为仇人，跟你没完没了地争论一番。”

“这个当然，我想只有抽象的逻辑的训练是个例外，”杜宾接着说，“除此之外，我觉得其他任何推理分析能力都不是从某些特别的学科中训练出来的，就算可以通过某些学科的知识使自己的推理能力得到提高，我也对这种说法保留自己的意见，这其中我觉得最可疑的就是因为数学而培养出了推理分析的能力。其实数学只是一种规定好了各种特定形式和数量运算的学问，所以，对于数学的熟练掌握并不代表着推理能力的提高，从数学中我们能够提高的能力是一种对形式的观察和对数量变化的感知能力，但是这些与真正的推理分析能力其实还相差万里。不少人对于数学崇拜过度，认为从这门非常抽象的学问中能够解释世界所有的真相，好像它就是唯一可信的一切事物的真理一样。这一点，我个人是非常想不通的。我觉得这个复杂的世界是任何单一的学科都无法进行完全解释的，所以我觉得抱有这种想法的人非常荒谬和无知，难道不是吗？当然，在数学运算进行的时候，一个命题或公理确实让你得到了绝对准确的答案，可是这并不能说明这个命题或公理就可以无限使用，成为解释世界的真理。让我遗憾的是，不少从事推理的人竟然也和普通大众一样，总是犯这种错误，认为一个角度就可以运用到整个事件中。”

杜宾解释说：“我之所以说这么多和这个案子无关的话题，其实只是想让你知道：就算是数学这类几乎无法反驳的学科，也并不能完全取代诸如伦理学、形而上学之类的学科的价值，任何运算都不能代替人的思考——这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我们的真理在于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大脑和心灵，而绝非是通过工具的运算。所以，就算是数学称得上所有科学的基础学科，可是它的适用范畴就在数学，而不是当成一种真理延伸到所有事物中。当然，这一点数学家们是没有想明白的，他们觉得数学可以解释一切。更让我觉得有些滑稽的是，竟然还有很多与数学研究无关的人相信这一点，且对此没有任何怀疑。”

杜宾说：“我想你或许已经读过布莱恩特的《神话学》，这是一本写得非常好的巨著。在这本著作中，作者也曾谈到了像这样的认知误区，如果我记得不错，它的原文是这么说的：‘那些和异教徒关系非常密切的寓言和神话本来是没有什么可以信以为真的。遗憾的是，我们总是把这个前提忘得一干二净，反而大费周折地从中对各种传疑进行推断和考证，认为这些神话所讲的或许并非空中楼阁。’在我眼里，一些偏执的‘数学家们’就如同布莱恩特所说的‘异教徒’，他们没有把自己的眼光放到整个学问中间，而只是盯着数学领域不放，把这些领域中一些‘寓言神话’信以为真，然后便花费大量甚至是一生的精力来证明和推广或许根本不存在的‘神话’。我肯定这些数学家没有看到布莱恩特的话，所以将自己的一生耗在了毫无意义的事情上，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样被浪费，在我看来是很可惜的。总之，到目前为止，我确实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数学家同时还具备了让我钦佩的推理分析能力，说句可能过分的话，他们在我眼中只不过是一群非常善于运算的人而已。”

显然杜宾对于数学的不满是长时间积累下来的，所以在这个话题上他不但振振有词而且慷慨激昂。虽然他说的未必没道理，可我还是保留了自己对数学和数学家的那份尊敬，因此对他的长篇大论我只是微笑，完全没有表示更多的意见。好在，他在发泄完对数学家的不满之后便又回到了案子本身上，他说：“我唠唠叨叨地讲了这么多，其实只是要证明，假如 D 大臣只是一个懂运算的人而并非同时是一个诗人的话，我想他的心智推理能力恐怕是很有限的，如果是这样，那封信也可能早就被局长先生那种地毯式的搜索给发现了。但是我们的 D 大臣却是一个心智能力绝对不可小觑的人，正是他的机智让我们死板的局长最终没有识破他的秘密，也正是因为这样，局长先生才肯没有什么犹豫地立刻给我开支票，因为他已经被 D 大臣彻底打败了，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了。你肯定觉得奇怪，我是怎么知道 D 大臣的思维方式的？其实，仅仅是因为他的身份——既是诗人又是数学家，就无法让我把这个对手等同于一般人。另外，我也借鉴了那个教我玩游戏的小男孩的办法，即将自己设想成 D 大臣，站在 D 大臣的角度上看看他会有什么思路。我推理 D 大臣的思路应该是：‘我自己应该算得上一个十分大胆的奸臣了，有关巴黎警察那些通常的办案手法我当然非常熟悉。所以，他们故意设计在大街上对我进行的两次突击搜查，完全在我预料之中；至于他们惯用的私闯民宅，更不会对我例外，趁我不在的时候到我的住所进行地毯式的搜索，一定是会发生的。既然他们这么愿意不辞辛劳地搜，我就让他们搜个够，我可以每天都夜不归宿，把所有的空间都留给这些警察。再说正好让他们辛辛苦苦多找几回，反正他们也找不到，这反而能让他们确信这封信根本就没有藏在我的住所中。我非常清楚巴黎的警察就这么点本事，除了平庸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案思路。因此，一般人通常会隐藏东西的地方我是不能选择的，因为巴黎警察对这方面的搜查还是很有水准的；除此之外，这封信也不能隐藏在秘密夹层或者凹龛中，因为我非常清楚警方可以通过一些仪器将这种隐藏探测出来。那么，这封信应该藏在什么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呢？我觉得应该选择一种十分简单的办法，因为这些警察们已经将我设想得太过复杂了，而且他们还动用了各种精密仪器来进行搜查，那么只要我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一种简单到令他们无法想象的办法，就一定可以躲过他们那复杂细致的搜查。俗话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这是 D 大臣的思维逻辑。我想你肯定还记得在局长先生第一次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我在一开始的时候便跟他说——‘可能正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而你们却把它想得太复杂了，所以才会有所困扰。’可是局长先生并没有理会我的话，认为我是在卖关子，准备看他的好看。”

“你说得对，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说，“而且当时我记得局长先生还非常夸张地笑了起来！”

杜宾继续分析这个案子：“我们接下来应该解决的就是有关这个案子的本质的问题，不过在谈它的‘本质’时我想说点别的东西。我要说的是，其实在这个宇宙中，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一个所谓的虚拟的世界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对它们进行一个仔细的观察，就会发现在这两者之间还有非常之多的相似之处存在，而且它们之间彼此能够进行互相的借鉴。在这里是一个案子的问题，在其他地方还可能是另外一件事情的本质问题，但在往往大多数事件中，本质的问题都会被很多表面无关的辞令而掩盖住了，或者是暗喻的掩盖或者是明喻的掩盖，其所起的作用只是将事物进行了美化。当这些东西一一呈现在你的眼前时，很多看上去没有问题却远离事物本质的观点，便可能进入你的视线，混淆你的视听，将事物的本质完全模糊，这就牵涉到一个怎样将事物的本质发现出来的问题。我的观点是按照‘惯性’进行探索，其实‘惯性’并非只是事物在物理运动时产生的，在一些虚幻的、形而上的思维理念上同样存在一种‘惯性’，而这种‘惯性’则表明‘本质’在真实和虚拟世界中分别呈现的各种景况。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在自己下决心准备实施一件事之后，往往要比一个才智更为逊色的人更加深思熟虑，同时在他一旦付出实施之后，也不会轻易就放弃自己的行动。当然他更不会有什么轻举妄动的行为，甚至当行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或许还会显得有些犹豫。这就是一种思维的‘惯性’，它不是自己就能控制得了的，而是一种起源于事件发生之后的必然的规律。对了，我正想问你，在你上街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哪块招牌是最吸引你的？”

“这种事我还真是没有关注过。”我略微回忆了一下自己上街时的情况，对杜宾说。

杜宾接着说：“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一种和猜谜有关的游戏，这个游戏叫地图猜谜，先把一张颜色复杂的地图摆放在玩家面前，然后说出一个词让玩家在地图上把这个词代表的地名找出来。一个刚刚玩这个游戏的人往往会让他的对手找一些字体非常小的词汇，因为他觉得这样找起来更难；但如果是一个非常熟悉这种游戏的玩家，一般都会选择那些很大字体的词，是那种铺满地图的地名。这就是重点，以我们普通的思维来看，选择一些较大字体的字岂不是更好辨认，更好找出来？我刚才问你是不是注意过大街上的广告牌，其实你只要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越是字体印得很大的广告牌，往往因为它的字体太大、太显眼反而不被街上的人注意。在这个地图猜谜的游戏中道理也是一样的，字体印得很大、很明显的，往往正是一些新手不太注意的，所以他们往往输掉游戏。这是一个人们思维的误区，在很多事情上都会出现类似这个游戏中出现的情况。越是一些线索非常明显的事情，越可能被很多人忽视，而且这些人常常会把一些简单的事想成格外复杂的事，这就是所谓的被自己的聪明给误导了的道理。”

杜宾说：“我之所以要给你讲清楚这些，就是想让你明白人们常常因为一些思维的惯性定律而使思维产生一种误区，特别是在侦破一件案子中，这种情况经常出现。那些聪明的罪犯便会利用这种误区让自己变得更为安全，而那些执著的人则往往陷入自己思维的误区难以自拔。像在这个案子中，局长先生便犯了这样的错误，他所抱的心态与猜谜游戏中的新手的心态非常类似。其实局长先生太主观了，他完全没有考虑 D 大臣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善于伪装并且很擅长深思熟虑的人，而这件案子 D 大臣正是利用了局长先生的思维惯性，用非常简单的本质制造了一个看上去难以破解的非常复杂的表面。我非常肯定局长先生一定根本没有想到他千辛万苦寻找的东西自始至终就在他的眼前，只是这是一个被人认为太过冒险和显眼而不可能的地方，但是没有人想到这反而是最为保险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每个人的思维惯性，人们以为谁都能想到的地方对手肯定也会想到了，所以这样的地方基本上就是不用考虑的。在这个案子中，局长预计的正是如此，但是 D 大臣并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他不仅聪明而且敢于冒险，他算准了警方的思维误区，所以将信件放到了最为危险同时又是最安全的地方。”

杜宾对 D 大臣如何进行信件藏匿也进行了分析，他说：“当我在设想 D 大臣是如何藏匿信件时，我觉得以他那种远比常人聪明的才智和本身的大胆以及一向都很洒脱的性格，他一定有着十分精妙的藏匿手法，而且选择也一定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猜，他或许从来就没打算将这封信藏匿起来，因为我认为他的素质，其思维必然已经跳过了‘把信藏起来然后再被找到’的层面。而且如果他没有藏起这封信，对他来说，除了警方不会想到这一点之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随时拿到这封信并及时地利用它。因此， D 大臣的选择只是将信随意搁在一个警方思维误区中的地方，实际上这是没有任何风险的，这一点绝对超出了警方之前的各种假设。”

杜宾此时才向我说明自己去拜访 D 大臣的事，这一点我万万没有想到，他把其中的经过告诉了我：“当我确信了刚才所说的那些想法之后，我便戴了一副绿色镜片的眼镜，在一个大好天气的清晨，去拜访了一下 D 大臣。我径直去了他的住所， D 大臣果然在家，而且如我预料的一样，他看上去有些疲惫，我想这是他再次夜不归宿造成的。从表面上看， D 大臣是一副非常无聊的样子，这自然是他装出来给我看的。我肯定，他一定会在他人面前凭借自己的演技伪装、掩饰自己，这样才不容易被人看出他内心的想法；但是我也很清楚，他其实是一个活力十足、非常机警的人。”

杜宾向我讲述了他与 D 大臣的见面过程：“ D 大臣既然在我面前装傻，那我也像他一样把自己伪装起来。我说自己这些天来眼睛实在很不舒服，所以才失礼，不能摘下眼镜。其实，我之所以要戴着这副眼镜只是不想让 D 大臣看清我仔细观察他的眼神，我用非常热烈的情绪和他聊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但我的根本目的却是借此近距离地观察他以便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杜宾谈到了他在 D 大臣家中的收获：“在他家中，我发现了就在 D 大臣身边的那张书桌。这是一张堆满了各种信件和文件的书桌，在桌子上面还有一些乐器和书籍。我借故仔细检查了这张书桌上的东西，但是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物件。”

杜宾又说到了他的另外发现：“除了书桌之外，我又仔细观察了房间中其他可能存放信件的地方。这时，我发现了一个颜色很俗，样子却颇有特色小架子。这是一个卡片分类纸盒的架子，卡片纸盒是悬挂在上面的，在盒子的上头有一条蓝色丝带，但这条蓝丝带已经很脏了，它连着盒子挂在壁炉下边的一个黄铜把手上。就在这纸盒中，有很随意扔在里面的几张卡片，另外还有一封信。而那封信表面上看同样很脏，好像完全就是一封一直想扔掉却总忘掉扔的信。这封信好像是从中间撕开的，看上去几乎就被撕成了两半。在这封信上有一个非常大的黑色印章图案，其中的第一个字母是 D ——这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而收信人也是 D 大臣的名字，其中的字迹很纤细，似乎是一个女人的笔迹。信就胡乱扔在了纸盒架子的最上方，给人的感觉就是那是一封完全不重要的普通信件。”

杜宾进一步描述了发现这封信之后的情况：“对于这封信，我看到后立刻确定这就是宫廷失窃的那封重要信件。首先，这封信与局长先生之前的描述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局长对我们说的是在这封信上有一个非常小的红色印文图案，其中有 S 家族所专用的公爵徽章，可是这封信上却是一个非常大的黑色印章图案，而且其中的开头字母是 D ，且这封信上所写的收信人是 D 大臣的名字，而且字迹是如同女人笔迹的十分纤细的字。如果我没记错，局长告诉我们的是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宫廷中的一位大人物，且写信人的笔迹是十分刚硬的。表面上看所发现的这封信除了在信件尺寸上符合局长先生所说的情况之外，其他方面都与局长先生所描述的情况有所差距。另外，这封信看上去非常脏非常皱，好像是被随意扔进纸盒架中的。要知道 D 大臣可是一个办事非常细致的人，他一向对生活的要求很高，基本上不可能出现这种随意的情况。之所以是我所看到的情况，那只有一种可能，即他在故意制造这封信看上去无关紧要的观感。可是，这正是欲盖弥彰的失策，更容易引起敏感人的怀疑。”

杜宾向我说明了他当时的心态：“我个人是十分想亲自查看一下这封信的。因此，我便想尽办法与 D 大臣聊一些他十分有兴趣的话题，这样就能够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思考怎样拿到这封信。在与 D 大臣聊天的过程中，我尽自己所有的努力将这封信的各种特征全部记到了心里，除此之外，我甚至发现了其他的新线索，而也正是这些线索让我心中困惑了很久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些新线索就是这封信的边缘被磨损的地方看上去和正常情况下出现的不一样，按理说只有信纸的纸质比较硬才会出现这种磨损，而且造成这种磨损应该是反复折叠过多次。但我发现的情况与这个推理是不符合的，这封信呈现在众人面前的其实只是把信封翻转过来之后又重新将收信人姓名填好再盖上封印的。当我观察好了所有情况之后，便向 D 大臣告辞了。当然，我不能就这样走掉，而是故意把自己的一只黄金鼻烟壶假装遗忘在他那里。”

杜宾继续讲述他的探险之路，他说：“第二天早上，我再次来到 D 大臣家，我的理由水到渠成，那就是取回我昨天落在 D 大臣那里的鼻烟壶。虚与委蛇地聊了一些无聊的话题之后，突然从窗外传来一声很大的爆炸声，之后又是一连串的惊叫声和不少人的尖叫声，这显然不是 D 大臣意料之中要发生的事。于是，他迅速跑到窗边，急切地推开了自己的窗户，试图看清楚外面到底出现了什么变故。这是我绝好的机会，我毫不犹豫，立刻走到那个壁炉纸盒架旁边，将那封信迅速扔进自己的口袋，然后迅速拿一封在外观上和原来的信件几乎一样的赝品放在那封信原来所在的位置。这封赝品信件是我头一天从 D 大臣家离开之后准备的，我确信我的模仿是惟妙惟肖的，很难被认出来。”

杜宾接着讲到了自己是如何脱身的：“原来在街上发生了一件持枪男子胡乱朝街上行人射击的暴力事件，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骚动，但这个疯子很快就被巴黎警察制服了。 D 大臣也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间中和我身上，他非常敏感地向我问道刚才我在做些什么，我说我就待在他的身边，一起查看窗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的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了，多待在这里就多一份危险，所以，很快我便向 D 大臣告辞离开了。你可能会问我怎么有这么好的运气，恰好在关键的时刻出现了骚乱这个意外？那我要告诉你，好运气只会为有准备的人而准备，街上那名制造混乱的持枪疯子，是我事先花钱雇人假扮的。”

“那你怎么不在第一天去 D 大臣家的时候，”我问杜宾，“便将那封信拿走？为什么还要多花时间和找什么制造混乱的人这么麻烦，再去冒一次险？”

“这个当然有我的理由，”杜宾解释说，“其实 D 大臣是一个表面温文尔雅，但实际上非常疯狂的人，他什么事情都敢做出来。另外，他的手下也都不是吃闲饭的。如果我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草率行事，那我告诉你，我是不是能从他家中活着走出来都成一个问题。当然，我这么做的原因也不完全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我还有其他的打算。你很清楚在这件事上我是站在‘女大人物’的一边的。而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里， D 大臣总是凭借这封重要信件迫使大人物就范，从而让自己不少的目的都顺利实现。如果我们成功地拿回了这封能够要挟大人物的信，让大人物再次占据主动，而我们聪明大胆的 D 大臣却一直还蒙在鼓里，用一封假信件去继续要挟大人物，那么成竹在胸的大人物就可以反告 D 大臣的诬告之罪，从而一举将 D 大臣的政治势力以一个合理的理由清除掉，这岂不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吗？要知道 D 大臣确实是一个聪明绝顶、富有才情的优秀人才，可他也确是一个十足的坏蛋。再说，假如我没有成功逃脱，完全可以突然拿出这封真信件，让仍然毫不知情的 D 大臣措手不及，同样也是能够保护自己的最重要，当然也是最后的手段。”

“难道在你制造的那封假信里你还留下了什么其他的话吗？”我问杜宾。

“你说得不错，如果我不在假造的信中写点什么，”杜宾回答说，“岂不是太浪费这次大好的机会？有件事你肯定不知道，在维也纳的时候 D 大臣曾经对我进行过一次羞辱，但当时我实在没有能力还击，因此只好看上去很有风度地对 D 大臣说：‘没有关系，但我会永远记得今天所发生的事的。’我的话，恐怕早被位高权重的 D 大臣给忘记了。可是既然我自己没有忘记，而且又碰上了这次绝佳的报复机会，我当然不会放过。 D 大臣可是一个十分喜欢思考和推理的高手，他必然希望能够找出自己失算的所在，既然如此，我何不在这封少有机会给他写的信中给他一些侦查的线索提示？我想，凭借他的聪明和睿智，必然能够推断出这封信是谁写的。至于我给他写了什么，那是一句来自克雷比荣一部和复仇有关的剧本《阿特留斯》中的一句话。”

这句话是：

这个足以导致毁灭的复仇计划，在阿特留斯眼中或许根本不值得，但是对希斯特斯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z4Mh3dQ84g7lw1YKZSWAjsdbE6rAetHev4CikWhXTmBZF+GhKQ6POMXycFa7xDy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