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遇到了复仇者，这个出生于婴儿潮一代、富有魅力的人来自阿肯色州。毫不夸张地说，比尔·克林顿曾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人物。1991年10月，我们两个作者其中一人在洛杉矶比尔特摩酒店（Biltmore Hotel）举行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秋季大会上碰到过他。坦率地说，那次会议只是一项例行工作。那天天气炎热，尽管有可能见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却叫人提不起神来。经济并不景气，但乔治·H．W．布什——这位“沙漠风暴”（Desert Storm）行动的胜利者——不可避免将凯旋而归。那种“必然性”成为民主党知名人士马里奥·科莫（Mario Cuomo）未能现身洛杉矶的原因之一。两个南方记者吃着低热量的自助餐挥汗如雨，却很好地体现了比尔特摩当时的气氛。那个胖些的记者说：“厌烦透了，我们给希拉里打电话吧。”

房间里，各小组配备的书记员尽职地同未来的总统候选人交谈，有一个小组吸引的人数比其他小组多得多——随着交谈继续，人数还在不断增加。只要同克林顿待上一小会儿，你就会发现他是个天才。他那《风起云涌》（Primary Colors） 式的长时间握手坚定有力，立马给人一种亲密感。此外，他非常了解自己的才干。从奥兰治县幼儿园的日托到明尼苏达州的福利改革﹑德国的治安管制，这个人对社会政策有一种百科全书式的了解。而随着他的想法不断涌现，人们意识到，他不是那种老式的自由主义者。克林顿不想扩大福利面，他只想改变它。他坚定地支持自由贸易，外交政策强硬，赞成死刑。美国中产阶级终于有了一名可以支持的民主党人——或者更应该说是一名新民主党人。

乔治·H．W．布什这位冷酷无情的斗士，属于他的冷战已经结束了，如果不是因为他看似一位贵族，他连一杯咖啡都叫不到。因此，当一个充满思想的年轻人出现的时候，其耀眼光芒是很难被遮住的。但这并不是克林顿的主要特点。比尔特摩酒店中的这个新民主党人，就像一台能够摧毁保守主义的机器——这是美国自由派所能催生的最厉害的一台机器。南方口音和中立派观点使克林顿成为同龄人中最好的传播员。对保守派来说，他立刻成了魔鬼的化身——不仅因为他有种种罪恶，而且因为他特别善于搞政治。纽特·金里奇有一次看过克林顿发表国情咨文后想道：“我们完了。我们没有办法打败这个家伙。” 尽管克林顿在个人问题和政治上都做了一连串荒唐的蠢事，但离职时他还是成为自约翰·F．肯尼迪以来工作最为人好评的总统。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并不是美国右派面临的唯一挑战。事实上，要不是美国保守派如此畏惧上帝，他们一定会停下来想想，为什么在短短的12年间，上帝要使他们的事业遭受如此之多的晴天霹雳。共产主义阵营虽然解体了，但保守主义运动也失去了如影相随的动力。乔治·H．W．布什在自相残杀中结束总统任期。保守派曾在1968年和1980年两度幻想他们永远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却发现美国依然是一个“一分为二的国家”。这是一个开着旅行车带着孩子参加体育运动的妈妈们停车投票的年代，人们谈论的都是独立选举人以及像布坎南、佩罗和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这样打破权势核心的人物。

但这个10年对保守主义运动来说，真的是一场灾难吗？20世纪90年代是这样结束的：白宫出现了一个更加保守的布什，国会两院都由共和党控制，尽管优势不明显。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90年代显示了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尽管美国左派拥有它的祈祷者希望它拥有的一切——一代人中最有才干的政治家、长时间的和平繁荣、共和党一系列的失策——但美国政治的议程却是由右派来制定的。克林顿在福利改革、平衡预算、股市繁荣、减少35万联邦雇员等方面的成就，定会使罗纳德·里根感到高兴。克林顿一想左转——军队中的同性恋问题和医疗保险问题——就被粗暴抵制。而当克林顿的指定继承人阿尔·戈尔企图重燃自由派的民粹主义时，他输掉了一场十拿九稳的选举。

过于收敛的布什先生

1988年和2000年，乔治·H．W．布什（老布什）和他的儿子乔治·W．布什（小布什）父子两代竞选总统，这12年上演了一出令人惊讶的音乐剧：保守派4年行事过于收敛（老布什总统任期），自由派2年行事过于张扬（比尔·克林顿任期的头两年）；保守派2年过于张扬（“金里奇革命”），然后是自由派4年过于收敛（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

可以以两种不同的方式看待老布什总统的任期。一种是把他看作对公共服务忠于职守的典范。他是一个不走极端的实用主义者，带领大西洋联盟克服冷战结束带来的伤痛，动员联合国惩罚萨达姆·侯赛因，缓和里根时代的过度做法，通过制定不受欢迎的决策为克林顿时期的繁荣打下了基础。大多数美国人和欧洲人都接受这一观点， 而且在他离职以后，民众对他的认可率已经稳步上升了，但那绝对不会是保守主义运动的观点。

随着2001年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入主白宫，人们很容易忘记右派曾多么憎恨小布什的父亲。在1988年的初选中，老布什副总统面临宗教右派领袖帕特·罗伯逊和主张减税的理想主义者皮特·杜邦（Pete DuPont）、杰克·肯普等人的强大挑战。1992年，老布什败选以后，许多保守派谈论着“布什－克林顿时代”，似乎他俩是可怕的同类。1995年，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迪克·阿米（Dick Armey）回顾那段历史时曾经写道：

1989年1月20日罗纳德·里根离开白宫去加利福尼亚州，他给乔治·布什留下了比历史上任何总统都多的资产——蓬勃的经济、世界对新自由的觉醒……看到自由主义处于死亡的剧痛之中，选民转向了乔治·H．W．布什，并说：“让自由主义完蛋！”结果他们得到的却是对里根革命的反动。

对于阿米及其盟友来说，1988年的竞选清楚地表明老布什不是罗纳德·里根。《新闻周刊》在封面上谴责老布什是懦夫，深夜脱口秀节目唾弃老布什是“每个女人的第一丈夫”，这些自由派媒体只不过是说出了许多保守派私下的怨言而已。迈克尔·杜卡基斯一度似乎能够从中受益。

如果说比尔特摩酒店的克林顿是完美的“终结者”，那么杜卡基斯则是早期的半机器人——一个被重新设计的有着致命缺陷的民主党人。1984年，他竞选总统时是一个并未得到改造的“新政”的支持者，但他肯定与沃尔特·蒙代尔拉开了距离。杜卡基斯利用了加里·哈特（Gary Hart）1984年所拥护的“新自由主义”技术统治思想，如果不是因为在名为“见不得人的勾当”（Monkey Business）的船上同一名女演员寻欢作乐时被人逮住，1988年他还会再次尝试推广这一思想。新自由主义的信条主要针对郊区选民，它放弃了经济问题上的左派立场（杜卡基斯建议不要增加新税），但在诸如枪支控制、环境和死刑等文化问题上仍然坚持“文明的”欧洲方法。这个看似高效率的马萨诸塞州州长在春天大大往前跨了一步。当反税收活动家格罗弗·诺奎斯特出现在哈佛大学校友联欢会上的时候，杜卡基斯的自由派同道嘲讽地告诉他，布什落后了17个百分点。

老布什的竞选主管李·阿特沃特以一种全然非美国式的欧洲竞选方法瞄准蓝领选民进行竞选，削弱了杜卡基斯的优势。老布什的竞选班子叫嚷道：“杜卡基斯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正式成员。”他让威利·霍顿（Willie Horton）这样的黑人强奸犯提前出狱，制造更多的谋杀案，他在国防方面软弱无力（这一点通过杜卡基斯懒散呆笨地坐在坦克上的一幅照片而得到强化）。里根的旧联盟适时地重整旗鼓，老布什赢得了87％的福音派基督徒的支持——这比里根获得的支持率还高——以及各收入阶层白人男性选民的多数支持。

作为候选人的老布什像个南方乡巴佬一样去战斗，作为总统的他，统治方式更像专制家长式的托利党人。（他谈论阿特沃特的古怪动作时说：“那是历史。”）玛格丽特·撒切尔曾在一次著名的谈话中对老布什说：“乔治，您现在不会对我（的思想观点）三心二意了。”但她立即发现，他是“一个走中间道路的政治家”——一个有名的实用主义者。对于他来说，好政府比意识形态更重要。突然间，政府不再是问题了。在白宫草坪举行的首次讲话中，老布什告诉一群高级官员，他们是他演讲的重要受众，“我们大家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有一种信念，认为为公众服务是最高尚的职业” 。想到里根的继承人竟然会如此颂赞公职，那些真实信徒真是深恶痛绝。

老布什还有其他的离经叛道之举。“一个更仁慈﹑温和的美国”，这样的颂词是什么意思？那肯定是支持自由派将20世纪80年代诽谤为贪婪的10年。 许诺做一个关注环境的总统，这又是什么意思？那无异于是中伤里根，说他毁坏了野地。而在国外，至少在新保守派看来，老布什不是在加速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而是更乐于减缓它的解体——即使敌人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街区，老布什也把它当合法政府来对待。在国内，右派认为老布什把国内政策看作民主党控制范围内的事情，最好放手不管［1991年，老布什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苏努努（John Sununu）一度建议国会“聚会、休会，然后离开”，因为白宫没有任何法案要送到国会山表决］，或是理性地妥协。 《清洁空气法》和《美国残疾人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激怒了右派，不仅因为他扩大了政府的权力，而且因为这些事件显示了老布什对那种“远见卓识”（vision thing）的蔑视。老布什政府的某位高官对《华盛顿邮报》说：“我们没有意识形态，有的只是义务约束。”

这种超越原则的实用主义信条，尤其强烈地体现在用人上。一小批保守派聚集起来，尤其在欧文·克里斯托尔之子比尔负责管理的副总统办公室和杰克·肯普负责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但总的来说，老布什试图用忠于布什王朝的人取代那些因共同信仰而聚在一起的人，因此重要的是你与总统是什么样的关系？有时候挺滑稽。南希·黄（Nancy Huang）是老布什政府的内阁部长之一，她是总统最喜欢的休斯敦一家中餐馆老板的女儿。 20世纪60年代中期，蔡斯·昂特迈耶（Chase Untermeyer）是老布什在国会办公室的实习生，他的职责就是清除里根派的人，以布什派取而代之。求职者填写表格时被要求注明是否有过“布什经历”。 因此，为《华尔街日报》社论版增光添彩的保守派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对老布什非常严厉，也就不足为怪了。

基层战士也备受冷落。总统竞选期间，老布什拼命取悦右派，他允诺不增税，在福音派基督教聚会上发表讲话并谈论自己的宗教信念。但赢得总统选举后，他就把这一切抛到了九霄云外。里根时期，白宫设立了一个公共联络办公室，以招揽保守派活动家。苏努努却马上把这个办公室纳入他的白宫办公厅属下，并且把办公室与保守派打交道的官员减少到只有1人。同时，他把该办公室的接触对象范围扩展到所有的利益集团，而不仅仅局限于共和党利益集团。 到1992年春天苏努努去职时，保守派争相诉说被无礼相待的事情。当美国商会会长理查德·莱舍（Richard Lesher）在电视上批评1990年的一揽子预算协议时，苏努努对他尖叫道：“我要用链锯把你那两腿间的家伙割掉。”

老布什没有回报保守派，而对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则过于彬彬有礼。作为前国会议员，他对国会的评价很高，并且经常表现得像位英国首相，而不是美国总统。候任总统时他说：“我不会想到‘命令’这个词，我想同国会协力决定人民的意志。”从右派的观点来看，国会过于勤快地为老布什的总统任期设定议事日程，而总统对民主党同僚则太过宽容迁就——尽管在保守派的眼中，从泰德·肯尼迪卷入棕榈滩的强奸案，到众议院邮局的洗钱丑闻，老布什都有大量可以攻击的靶子。

右派有其道理。老布什不同民主党人发生冲突，证明了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短期获益，长期则是灾难。1991年春天从海湾归来的部队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经过他时，民众对他的认可率达到了91％，但他第二个总统任期的机会却被两个新的政治巨兽给毁了：一是国会中新出现的党派性极高的共和党人，另一个是在这个国家新出现的中间派民主党人。这两种类型以两个出生于婴儿潮的早熟的年轻人为典型代表——他们俩都绝顶聪明，都来自破碎的家庭，都对性很着迷——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将支配美国政治。

纽特和比尔

1984年5月，纽特·金里奇遭到长期担任众议院议长的蒂普·奥尼尔的愤然抨击，从而声名大振。在早期的午夜演讲中，这个年轻的佐治亚州国会议员嘲讽过几名民主党人，指责他们“对共产主义视而不见”，并要他们做出回应。而在那时候，C－SPAN电台的摄像机只被允许对准讲话的议员，因此观众并不知道金里奇所指责的那几个人没有一个在场。奥尼尔愤怒地说：“这是我在国会32年里见到过的最卑劣的事情。”但奥尼尔的举止打破了国会的礼仪规则，他说的话不得不从国会记录中删除——这是自1798年以来众议院议长从未受到过的侮辱。

对金里奇来说，奥尼尔受辱表示他应该加倍努力。6年前，这个理想主义的前大学教授闯进了国会，他的最低目标是把众议院从民主党手中夺过来，并推翻“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对金里奇来说，动力就是一切。1985年，他解释：“我有巨大的个人抱负，我要移动整个地球，我正在这样做。” 金里奇以惊人的速度抛出各种思想、备忘录和录像带。他甚至喜欢每天早上6点半给里根政府的一名官员打电话，因为他相信，这样能够在一整天里影响白宫的想法。

在金里奇的世界里，民主党不仅犯了错误，且贪腐成性。他打破国会的友善规则，称对手为“笨蛋”和“缺德鬼”。 金里奇邀集保守派机会协会（the Conservative Opportunity Society）的一帮同道攻击手，利用有线电视中C－SPAN这一媒体——由于该台当时的收视率不高，故为多数国会议员所忽视——就像那次激怒奥尼尔一样，对民主党人进行了一系列简短而锐利的无情攻击。1987年，奥尼尔放弃众议院议长一职后，金里奇集中精力揭露新议长吉姆·赖特（Jim Wright）的罪行，但说得好听一些，他指控赖特的证据微不足道（赖特最严重的罪行似乎只是在一份著书合同上进行了特殊的交易）。许多共和党人敦促金里奇别再去挖证据，但是1989年众议院道德委员会以5项罪状指控众议院议长，宣称他违反了49条众议院规则。赖特最终被迫辞职。这使温和派共和党人感到尴尬，却使金里奇的激进派欢呼雀跃。

金里奇象征的是一个激烈的党派之争的新时期，强调政党不再是便于区分彼此的标签，而是意识形态的标签。1972年至1986年间，根据美国保守派联盟有关两党平均投票记录率评估，两党在众议院的分裂度从31％上升到55％（参见附录）。在里根时代，民主党人不顾司法任命中所有旧有的礼貌规则，他们猛烈地抨击保守派知识分子罗伯特·博克，里根于1987年提名后者为最高法院法官。泰德·肯尼迪不顾礼貌，咆哮着对博克说，他带来的将是地下堕胎行为。作为总统，老布什试图以绅士作风阻止更多“博克式事件的发生”，但不管用。他提名的第一位国防部部长候选人约翰·托尔参议员，在一阵蜂拥而来的、新闻媒体上惯见的夸大其词的胡乱猜测中，被他先前在国会的同事们指责有一连串的个人不当行为。 1991年，老布什提名黑人保守派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同克拉伦斯·托马斯的斗争，使得政治上对个人的毁灭性打击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在年轻的法学教授阿妮塔·希尔（Anita Hill）指控托马斯对她有不当之词后。民主党人透露托马斯法官租用色情录像带的细节，而保守派则在著作书和专栏中公开诽谤希尔。《美国观察者》（The American Spectator）杂志1992年3月份的一篇文章声称希尔这个托马斯法官的原告“有点疯狂﹑有点鲁莽”，但文章的作者戴维·布罗克（David Brock）后来承认，该文是基于不实信息写成的。

但老布什面临的问题不仅来自金里奇式的共和党人，也来自民主党人。20世纪80年代，美国共和党不断向两个阵营分化，一边是像鲍勃·多尔（Bob Dole）这样的实用主义参议员，打算增税以减少赤字；另一边是死硬的减税派。老布什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从谴责1980年里根竞选时的“巫术经济学”，到1988年的竞选诺言“看清楚我的嘴形，不增税”。作为总统，老布什选择了持实用主义立场的学者，如理查德·达曼（Richard Darman）和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 Brady）为自己的经济顾问。他们使老布什相信，重振经济的唯一方法就是削减赤字。

1990年6月26日清晨，一项看似例行公事的声明钉在白宫的告示牌上。该声明是白宫与国会民主党领袖谈判的产物，它发出了双方同意就赤字项目进行改革的信号，其中包括“增加税收收入”。 当天下午，大约90个共和党国会众议员联名写信给老布什，发誓要否决任何这样的一揽子协议。白宫打赌金里奇及其同道会失败，他们将看到在未来5年中征收1300亿美元新税收的一揽子计划。但是，105名金里奇派的众议员和要求进行更多收入再分配的左派民主党人，合力将这个一揽子计划给否决了。由于金里奇不肯妥协，可怜的老布什为了使法案获得通过，只好以提高税收——包括将最高收入税率由28％提高到31％——来吸引更多的民主党人支持这一法案。总统对金里奇感到十分愤怒，但许多保守派基层战士则将老布什在税收上的退步看成是一种背叛。由于经济不断恶化，他们纷纷聚集到帕特·布坎南的旗下，这个保守派评论家对乔治王朝开始进行激烈的反抗。

布坎南代表的是正在快速分裂的右派联盟中另一股日渐增强的力量——旧保守派。对于内政，这些传统主义者要求税收更低，在文化战上立场更强硬；对于外交，这个激情四溢的前演讲撰稿人提出回归塔夫脱式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美国至上主义。他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需要从帝国式的纠缠中脱身。谈论海湾战争时他说：“有许多事情值得我们为之而战，但绝不是为了一加仑汽油那额外的10美分。” 在与新保守派战斗的时候，布坎南把战争归罪于“以色列国防部及其在美国的支持者” 。这种言论招致了反犹主义的指控，但是布坎南这种愤怒的本土论，为保守派怒对老布什政府提供了便利的栖身之所。1992年1月，布坎南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获得了40％的选票，奠定了老布什11月败选的基础。

如果民主党没有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值得信任的对象，那么老布什的失败还有可能避免。1985年，年轻聪明的国会助手阿尔·弗罗姆（Al From）创立了民主党领导委员会（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以使该党脱离代表激进利益集团的“彩虹联盟”（Rainbow Coalition），弗罗姆戏称这些利益集团是“民主党的新大佬” 。弗罗姆有意地以保守派团体如传统基金会为榜样，创立他的民主党领导委员会。1989年，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发展出了自己的智库——进步政策研究所（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动力来自西部和南方那些杰出的年轻的民主党人，由于它过于具有白人的色彩，过于理性，过于亲工商界，因此一开始的时候人们都回避它。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尖刻地称其为“为有闲阶级服务的民主党人”。但由于它的分析绝对清晰透彻，因而影响力不断上升。

在文化问题上，民主党领导委员会所持立场不同于杜卡基斯这样的新自由派。其成员在国防问题上是鹰派，在社会政策问题上也很强硬。对那些要求黑人单身妈妈对孩子承担更多责任的人，民主党还要继续指责他们为“种族主义者”吗？民主党只是一个教师工会党或教育党吗？进步政策研究所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就反对更高的最低工资，并赞成更高的劳动收入抵税金额（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在选举期，弗罗姆关注的不是开着旅行车带着孩子参加体育运动的妈妈们，而是里根式的民主党人，特别是那些“铁锈地带”（the Rust Belt） 的白人蓝领工人，就连民主党自己的民意调查也显示，自由派企图取悦少数民族的做法激怒了这些人。

包括阿尔·戈尔在内的各种民主党人，都曾经是民主党领导委员会思想的传声筒，但是克林顿从1990年成为该组织领导的那一刻起，成了最会兜售思想的人。克林顿坚持不懈地对民主党说：“在全国性选举中，中产阶级选民并不相信我们会在国外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会在国内把他们的价值注入社会政策，并有原则地使用他们缴纳的税款。” 自从1972年尼克松把选举说成是“保守的美国对抗激进的美国”后，民主党就一直陷在“激进的美国”的标签之中。很难说吹奏萨克斯风的克林顿是一个保守的人，但也不能认为他是一个杜卡基斯分子。他攻击老布什对中国太软弱，攻击黑人活动家索佳大姐（Sister Souljah） 是种族主义者。

等到老布什把克林顿作为对手来严肃对待时，已经晚了，这显示他缺少政治嗅觉。他有次指着椭圆形办公室里的座椅，对欢笑不已的助手说：“你们能够想象比尔·克林顿坐在那位置上吗？” 有趣的是，有个人完全清楚克林顿的潜力，他恰恰就是李·阿特沃特。1990年，他酝酿出一个计划，让阿肯色州的国会议员汤米·鲁滨孙（Tommy Robinson）出马，与克林顿争夺该州州长席位。（据传他曾说：“我们竭尽全力往他身上泼脏水——毒品﹑女人——无论什么，只要管用。我们可能会赢，也可能赢不了，但我们将彻底把他搞臭，这样他就有好几年不能再参加竞选了。” ）由于鲁滨孙没能获得共和党的提名，因此计划出了岔子。但许多保守派认为，如果阿特沃特没有在1991年3月去世，他就是那个能够阻止克林顿在1992年入主白宫的人。

共和党当然也曾试图这样做。在整个大选期间，克林顿被指责为逃避兵役者、奸夫、不诚实的房地产投资商、好斗的女权主义者的丈夫。但这一切都不管用。克林顿坚持以经济为中心，而老布什则对此缺乏主张。克林顿和金里奇对1992年4月的洛杉矶暴乱提出了大量建议，但白宫却不见动静。在海湾战争和休斯敦共和党全国大会期间，公众对老布什的认可率下滑了57个百分点。那次大会完全是一场灾难——选民见到的是偏执的共和党右派狂呼乱叫，布坎南敦促人民自己武装起来应对即将到来的文化战，帕特·罗伯逊痛骂克林顿越轨的生活方式。大选临近时，本书作者之一曾近距离接触过在盐湖城一部动作片中初露头角的一群外表清秀的小伙子。当被问及会投谁的票时，他们迟疑了一下。最后有个参加过海湾战争的老兵回答：“布什，可能吧。”如果一位在位的共和党总统连喜欢史蒂文·西格尔（Steven Seagal） 电影的摩门教老兵的激情都激发不起来，那他就有麻烦了。老布什以168张选举人团票对克林顿的370张选举人团票，正式成为选票丢失第四多的在位总统。

这一选举结果不仅激起了小石城的欢呼——克林顿正在那里和着摇滚组合弗利特伍德·迈克乐队（Fleetwood Mac）《别停下，想想明天》（Don't Stop，Thinking about Tomorrow）的乐曲跳舞——在拥有许多美国保守派的地方也是如此。老布什的总统任期结束时，乔治·威尔和保罗·吉戈特（Paul Gigot）等保守派作家，差不多都欢迎共和党的失败。“哦，是的，真是太棒了。”来自得克萨斯州休格兰（Sugarland）的强硬派国会议员汤姆·迪莱回顾道，他原本担心还得再忍受“痛苦的四年” 。在传统基金会，一群被称为“第三代”的年轻保守派举行了一个奇异的部落仪式：厅里满是志同道合的人，他们扛着装有血红色绉纸的大盆，上面放着这位去职总统的塑料头像。

老布什真的把一切都给毁了吗？民意调查数字显示，他失败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经济。在最近各位总统的任期中，老布什任期内的经济增长最慢。但这很难说是他的过错。用橄榄球的术语来说，里根给了老布什“一个歪传球”（a hospital pass） 老布什接任总统时，正赶上经济低迷期。事实上，老布什处理赤字的许多做法是相当明智的。第二个原因是得克萨斯州商人罗思·佩罗。他对布什家族满怀嫉恨，对赤字耿耿于怀。1992年，这个得克萨斯州小个子赢得了1900万张选票，是1912年以来表现最出色的第三党候选人。

选后民意测验还隐含着另外一个教训。虽然投佩罗票的选民对民意测验专家说，他们喜欢克林顿胜于老布什，但使他们背离共和党的却不是克林顿，而是佩罗。而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如财政上的精打细算和对政府的不信任，却都是保守派关注的问题。克林顿得到的选民票只有43％，与表现平平的杜卡基斯所得选票比例一样。尽管克林顿试图延揽蓝领选民，但他当选是因为他紧紧抓住了自己的基本选民支持者，而佩罗则使得里根联盟分裂了。正如罗纳德·布朗斯坦（Ronald Brownstein）和丹·鲍尔茨（Dan Balz）在1996年所著的《猛攻大门》（Storming the Gates）一书中所述，1992年克林顿的获胜有点类似于1968年尼克松的获胜，那时候乔治·华莱士使民主党的基础分裂了。要使他的胜利持久，克林顿现在必须以尼克松为榜样，把佩罗的选民支持者罗致到自己的联盟中来。

克林顿：过于张扬的自由主义者

对民主党来说，不幸的是，这位新总统一开始却反其道而行之。由于缺乏经验和疲惫不堪（他拒绝在选举和就职期间进行短暂的休息调理），获胜数日之后，克林顿掉进了三大陷阱。

11月11日，这位总统当选人被问及是否会履行自己的竞选诺言——让同性恋者公开在军中服役。尽管克林顿是美国政治中最善于推诿躲闪的高手之一，但他却令人吃惊地、毫不拐弯抹角地做出了直接肯定的回答。结果上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下至普通士兵，几乎每一名美国在役人员都对此猛烈批评。克林顿最终妥协并接受了“不问，不说”政策。但是伤害已经造成。除了拿着标牌到传统制造业地区的保龄球馆和酒吧到处转悠，宣称自己是“喜欢同性恋者的逃兵役者”，克林顿无比清楚地向蓝领选民传达出，他实际上是一个伪装的杜卡基斯分子。

克林顿犯下的第二个错误——越来越荒谬地探求建立一个政治正确的内阁——强化了他秘密自由派的身份。新民主党人明显表示出要招募一些共和党人的姿态。相反，希拉里·克林顿监督着一项左派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争夺，她特别重视寻找一名女性司法部部长。头两个候选人当然被怀恨在心的共和党人以“对待博克的方式给否决了”。司法部部长珍妮特·雷诺（Janet Reno）是克林顿夫妇的负担。连克林顿派的人也承认，雷诺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主要是因为她的性别。

克林顿的最后一个错误是讨好国会中越来越不受欢迎的民主党人。克林顿没有设法吸引共和党温和派（他们中可能有10个参议员和大约40个众议员等着克林顿去罗致），而是执迷于使民主党团结一致，这就意味着他的立场明显更具自由派色彩。这个非常圆滑的现代化者如今身上背负很多老旧的行李。有个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成员拿赛马的比喻哀叹道：“我们控制了秘书处，却给他套上了一张重犁。”

更糟糕的是，共和党人群情激愤，准备战斗。在参议院，鲍勃·多尔宣布自己代表那57％未投克林顿票的选民，并且立刻组织起来，成功阻止了克林顿经济刺激计划的通过。在众议院，共和党的领导权名义上还是由温和的守旧派罗伯特·米歇尔（Robert Michel）掌握，但金里奇势头更盛。选举刚刚结束，他就召集团队开了一个研讨会，会上用挂图展示了他的雄心：

金里奇——主要使命。

文明的倡导者。

文明的定义者。

文明规则的教导者。

文明狂热者的唤醒者。

赞成文明活动的组织者。

文明力量的（可能）领导者。

一项普遍而非最理想的使命。

金里奇同共和党新任主席黑利·巴伯（Haley Barbour）一道，将1993年共和党的中心内容集中于使人们厌恶华盛顿。巴伯使共和党的直邮活动增加了3倍，他很快发现，募集钱款的最好办法就是妖魔化克林顿夫妇。

克林顿激起了自麦卡锡时代以来美国右派未曾有过的仇恨感。总统每天收到罗伯特·巴特利一伙在《华尔街日报》社论版的攻击，这和莫林·多德（Maureen Dowd）在《纽约时报》上对老布什的揶揄嘲笑可大不相同。但《华尔街日报》的攻击比起电台脱口秀节目或者《美国观察者》杂志的内容，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理查德·梅隆·斯凯夫出资在《美国观察者》杂志上刊载了一系列半真半假的文章，涉及克林顿的性生活和欺骗性的商业交易。1993年7月，就在《华尔街日报》刊出一篇暗示其舞弊的社论后不久，文斯·福斯特（Vince Foster）自杀了。福斯特是白宫的法律顾问，也是希拉里的密友，他的死使得情况变得失控。杰里·福尔韦尔兜售了15万册《克林顿编年史》（Clinton Chronicles），该书宣称克林顿已下令谋杀那些可能揭露他走私可卡因的人。

这是保守主义运动最丑陋的时刻。事实上，情形太可怕了，以至于克林顿的辩护者匆匆站出来说，他的总统职位被敌人劫持了，“巨大的右派阴谋”（希拉里·克林顿语）使国家的新闻媒体误入歧途，纷纷追猎“子虚乌有的丑闻”［克林顿总统那个经常有点滑稽的忠实助手悉尼·布卢门撒尔（Sidney Blumenthal），依然坚持把追猎“子虚乌有的丑闻”的做法称为胆大妄为之举］。 那当然不是媒体的光彩，但总体来看，“劫持理论”站不住脚，原因有二。第一，那些较大的新闻事件背后，总有一些涉及法律正当性的肮脏和狡诈行为。出售林肯总统套间过夜权是一个总统该做的事吗？1993年拒绝《华盛顿邮报》查看白水事件（Whitewater）文件的要求明智吗？这宗地产交易涉及克林顿夫妇同阿肯色州暗中操纵的合伙人，以看似优厚的条件（后被证明其实不然）购得土地。克林顿的助手请求他把土地移交出去，但第一夫人不答应，因而大惊小怪的事也在不断发生。 第二，如果总统的治理工作做得不错的话——而他任职的前两年基本上没有做到——那些肮脏的事情也不会有太大的关系。因此，很难把克林顿总统任职上的各种问题归罪于斯凯夫之流。

每当克林顿向中间靠拢，他还是总能取得真正的成功。他的经济政策扎根于减少赤字（这取悦了债券市场），为后来的经济繁荣和预算盈余打下了基础。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问题上，克林顿与共和党打成一片。1993年，他邀集4位前总统站在白宫外为该协定辩护。听过克林顿推销有术的话后，老布什有风度地承认：“他是由里往外看，而我则是由外朝里看，我现在知道原因了。” 还有一些成绩，从量变产生了质变。例如，克林顿强行通过的劳动收入抵税金额，使得出去工作而不是待在家里的美国穷人大大获益。

然而，克林顿给人留下的总印象是自由主义行事过于张扬——而且是带来混乱的张扬。1994年，克林顿似乎没有办法使那些法案获得国会通过。竞选财务改革失败了，一项犯罪法案最后获得通过，但白宫的代价是遭受一次蒙羞受辱的失败并落入陷阱。蒙羞受辱的失败来自于美国步枪协会，而掉落陷阱则与国会黑人干部会议的争执有关，争执围绕着是否给予死囚区的少数民族罪犯对自己的判决提出异议的权利。不过这些都不如他在医疗保险问题上的张扬更具象征性。

医疗保险改革被认为极好地体现了新自由主义。他们想解决医疗保险费不断上升以及使工人换工作更容易的问题。与此同时，他们还想解决美国社会中一个令人瞠目的不公正问题——4000多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正如“新政”为罗斯福式的自由主义带来了永久的选民支持区，医疗保险改革也将为克林顿式的政府行动主义带来永久的选民支持区。

但那只是理论而已。现实却是“希拉里保险计划”。即使是最迟钝的华盛顿人也没见过那样的事：到第一夫人和艾拉·马加齐纳（Ira Magaziner）领导的医疗保险计划特遣队提交报告的时候，无论以什么尺度来衡量，特遣队的规模都超过了此前所有的委员会：规模（它不仅有500名全职工作人员，还有数不清的攀附权贵者）；复杂程度（拥有15个“团组群”和34个工作组）；严格程度（工作小组负责人的工作要由“审计员”和“反对派”来重新评估）；以及野心。这份长达1367页的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建议迫使各类企业为其雇员提供由政府管理的医疗保险。在小企业主和保险业的怂恿下，保守派不久就给“希拉里保险计划”贴上苏联式计划的标签，试图使国家经济的1/7受政府控制。讽刺的是，最接近新民主党人富于想象力的解决方案却是由共和党人约翰·查菲（John Chafee）提出来的。他建议给予个人医疗保险抵税金额，类似于抵用券。但民主党人并不让步，“希拉里保险计划”无疾而终。

上帝的立法助手和拉什的应声虫

到1994年中期选举时，克林顿几乎没能通过一项自由派的立法。他只是试了试，就足以激怒保守派，并激活保守主义运动。许多共和党的基层战士都属于偏执者——克林顿最终将学会利用这一点——但他们组织得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得多。而在一个大家都愿意投票的国家，其意义自不待言。

有时，这些基层战士是新招募的。例如，“希拉里保险计划”就带来了一个新的保守派机构——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es），它是一个代表60万家小企业的行业协会。20世纪90年代，小企业是创造新工作岗位的地方，民主党曾想给共和党贴上代表大企业政党的标签，以此向小企业献殷勤。相反，由于“希拉里保险计划”将迫使所有企业为工人买保险，因而完全把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推向了保守派阵营一边。它成为了反规制、反税收联盟中的狂热分子。其具体目标是侵权制（tort system），矛头自然指向白宫这对律师夫妇。在1995年的某个时期，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曾在一星期内向白宫写了26.5万封信，以支持一项试图限制私人诉讼的法案。

克林顿恐惧症也使一些更有地位的右派团组获得了新的力量。人们可能会想，对于美国步枪协会来说，发生“科伦拜恩校园枪击案”（the Columbine school shootings） 和韦科之围事件（the Waco siege） 的20世纪90年代，是多舛的10年，但在其内部却没有这种感觉。1991年，该组织的控制权由沃伦·卡西迪（Warren Cassidy）手中转到了韦恩·拉皮埃尔手中。前者尝试与提倡枪支控制者谈判，而后者则是一个头脑冷静的理论家。拉皮埃尔继而向人们证明，取得政治成功的最佳手段就是坚持拥有枪支。拉皮埃尔花钱如流水，鼓动协会成员，并重组了该协会针对国会山的游说机构。1994年的犯罪议案对美国步枪协会的刺激尤为强烈，它使得该组织充满了兰博式的狂热，通过抨击性传真和电台脱口秀节目散布美国步枪协会的观点，使人们认为这一议案已经充满了政治恩惠。该协会很聪明地使对方的标准立场——“枪支不杀人，而是人会杀人”——改变为关注财政廉洁。美国步枪协会确保从代表众议院的乡村民主党处获得了足够多的支持票数，从而在1994年8月击败了这一议案。克林顿依然使一项限制攻击性武器销售的议案获得通过，但那只会让美国步枪协会在当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更卖力地为赞成持枪权的候选人而战——当时，美国步枪协会为那些有针对性的竞选花费了340万美元。

在那次选举中，枪支持有者10人中有7人把票投给了共和党。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步枪协会加紧与共和党调情的10年。美国步枪协会的国会竞选资助资金流向共和党的比例，由1990年的61％上升为2000年的92％。这种支持经常使共和党人陷于尴尬的境地。1995年，老布什辞去了美国步枪协会终身会员资格，以回应拉皮埃尔的主张：“有警徽，就等于得到政府的准许，可以骚扰、恐吓甚至谋杀守法公民。”但是，当这个组织进军选区，鼓励人们团结一致支持保守主义事业时，它展示出来的勇气仅略逊色于基督教右派。

20世纪90年代，基督教右派又能够发出声音了。在1989年老布什的就职宴会上，帕特·罗伯逊发现同桌的人中间有个年轻人，他长着一张唱诗班少年的脸，但却具有李·阿特沃特的政治直觉。 拉尔夫·里德是以“大学共和党人”组织常务理事的身份，于1983年来到华盛顿的。他接替了资格相当老的格罗弗·诺奎斯特在“大学共和党人”组织的职务。诺奎斯特称里德是一个一丝不苟的组织者，他甚至教年轻的共和党人如何正确地焚烧苏联的国旗。 里德是一个坚定的基督徒，但在人们眼里他更是一个坚定的政治家。闲聊时他谈得更多的是民意测验而非色情问题的告诫。华盛顿的共和党领袖适时地戏称他为“上帝的立法会议”（立法助手）。但是，里德的真正才干在于组织草根阶层。1989年，他说服罗伯逊，说他有能力将基督教福音派在总统竞争中的余力，转变为远超过几乎已失去势头的“道德多数”组织的强劲势道。基督教联盟组织诞生了。

里德和妻子乔·安（Jo Ann）以及一些志愿者，通过在教堂组织分会并让志同道合者签名，从基层建立起了这个组织。比起传统谴责诅咒的内容，他也强调议程应更广泛，“赞成家庭运动必须为一般选民关注的事情发声，如税收、犯罪、政府浪费、医疗保险和金融安全” 。与此相契合，联盟的出发点往往是学校：它使家长相信，不仅他们的子女上课学的是自由主义的反常东西，左派也正在降低学术水准。该联盟通过抗议“以成果为导向的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锁定了一些特定的学校分布区展开选举攻势。里德有些愚蠢地沉湎于秘密行动的成功：“晚上我把脸涂抹一番出去夜行，而敌手直到自己被塞入装尸袋才知道游戏已经玩完，敌手直到选举夜才回过神来。”

1990年末，基督教联盟已经有125个分会，5.7万会员，这充分显示出里德的组织才能。到1997年，该联盟已经有2000个分会，190万会员。在1994年的选举中，里德的子弟兵帮共和党人打电话，带人去投票，组织登记注册运动，告诉游离选民有关克林顿夫妇不敬神的习性（唯有在美国，总统每周日上教堂，同副总统进行每周一次的午餐时祷告，会被认为是无宗教信仰的行为）。1994年，该联盟散发了3300万份选民指导，而在该联盟关注过的120次实力相当的选举中，共和党赢得了大多数。1994年的选后测验显示，88％上教堂的基督教福音派白人把“家庭价值”当作影响投票决定主要因素。

这些基层战士中，相当多的人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消息渠道——广为人知的拉什电台。直到20世纪90年代，保守派圈内一直认为他们的信念无法被人了解。自由派权势集团完全控制了电视网和多数大城市的报纸，只有可敬的《华尔街日报》是个例外。为应对这一局面，1991年4月，保罗·韦里奇创办了美国全国授权电视台（National Empowerment Television）——一个保守主义类型的《反斗智多星》（Wayne's World） 电视台。节目从他的办公室播出，电视台工作人员由他在自由国会基金会的雇员充当。当电视台的立场不再独立，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不过这家电视台还是给人相当陈旧的感觉——既有卡托论坛有关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又有家庭研究委员会（the Family Research Council）对家庭的看法，还有美国步枪协会有关枪支的观点。

大的突破不是来自电视节目，而是来自电台脱口秀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的节目。林博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密苏里州共和党人，在得到堪萨斯城市电台一份播报新闻的工作之前，他在生活中成就平平。1984年，萨克拉门托电台刚刚解雇了它的电台名嘴，林博被雇用，这使他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林博尝试出新，他的节目中并没有客串嘉宾，而是由他一个人神侃。不久他就展示出自己具有P．J．奥罗克（P．J．O'Rourke）般的罕见才能：一个逗人发笑的右派成员。但那并不是说林博可以没有限度。把12岁的切尔西·克林顿（Chelsea Clinton）称为“白宫的小狗” ，那一点也不会叫人觉得有趣。他独有的滑稽是展现一个普通人被疯狂的制度弄得目瞪口呆。我们为什么要纳税来支持那种把十字架浸在尿里的所谓艺术家？为什么把钱给大学教授开会，让他们指责所有人都是强奸犯？拉什的追随者强烈认同他的观点，以至于他们自称为“应声虫”。拉什为这些人提供的最强大的政治资源之一是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是单兵作战。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每周拥有660家电台的2000万听众。

思匪夷所思

如果说林博为金里奇革命提供了配音，那么乐曲则是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卡托研究所和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谱写的。迪克·阿米在其1995年所著的《自由革命》（The Freedom Revolution）一书中将金里奇革命简练归纳为一个思想，即“市场是理性的，而政府是愚蠢的”。这会淡化右派思想的复杂性和愤怒色彩。

左倾的监察组织美国国家响应公益慈善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sponsive Philanthropy）计算过，在20世纪90年代，保守派智库花费了10亿美元来推广其思想。打前锋的是美国企业研究所，克里斯·德穆思（Chris DeMuth）使这一组织得到了新的动力。他是一名积极进取的保守派，具有像美国企业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巴鲁迪那样的组织才干。在纽约，曼哈顿研究所为鲁迪·朱利亚尼（Rudy Giuliani）这个严肃认真的市长提供了许多思想。在得克萨斯州，小布什在竞选州长时利用了马文·奥拉斯基（Marvin Olasky）和迈伦·马格尼特（Myron Magnet）的“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思想。奥拉斯基是一个以得克萨斯州为基地的“福音派基督徒”（他最初是一个纽约的犹太马克思主义分子）。马格尼特是一名留着鬓角的曼哈顿研究所学者。新一代极端活跃的新保守派登场了，他们中许多人都是第一代新保守派的后代（迈克尔·林德把他们称为“迷你型保守派”）。例如，比尔·克里斯托尔离开老布什的白宫以后效力于布拉德利基金会，对右派进行了短暂的考察。之后，他创立了一个小型智库——“为了共和党的未来”（the Project for the Republican Future），他因顽固地反对“希拉里保险计划”而扬名（这位前第一夫人在她的传记中指出，克里斯托尔就是那个使她的高尚计划变成党派之争的人）。 他还于1995年创办了杂志《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并于1997年创建了另一个倾向于外交政策的小型智库——“新美国世纪计划”（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我们暂且打住，在本书的第六章再来重点讨论这些组织。但有一项内容却不能就此停下，那就是福利改革。广义地说，从住房补贴到食品券，福利无所不包。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在帮助有需要的人的各类计划上花费了2300亿美元，其中有差不多一半用作医疗保险的补贴。 但引起政客们喋喋不休的是“对有子女的家庭补助计划”（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这一计划中的125亿美元几乎全部以现金的形式发放给了单身妈妈。1994年，该计划涵盖了500万个家庭的1400万人。在美国，几乎每10个孩子中就有一人依靠福利生活，且黑人和拉丁裔所占比例特别高，分别为40％和20％。

福利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右派津津乐道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里根曾经反对1935年建立的照顾寡妇的制度被那些“福利王后”所利用。里根和老布什都曾试图使福利接受者去找工作，但力度不是很大。福利改革事业因而留待共和党的各州州长去完成，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威斯康星州州长汤米·汤普森（Tommy Thompson）进行的福利改革。他削减福利开支，进行各种实验，例如惩罚那些靠福利生活的同时再生孩子的妈妈。1992年，克林顿借用了其中的一个思想，提出福利支付时限的主张。名单上领取福利的妈妈，两年后必须去工作——如果必要的话，国家可以为她们提供工作。

但在共和党圈内，流传着远为咄咄逼人的想法。有两部杰作谴责20世纪60年代是罪恶之源：迈伦·马格尼特所著的《梦想与梦魇》（The Dream and the Nightmare）和马文·奥拉斯基所著的《美国同情心的悲剧》（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老布什的反毒品大王比尔·贝内特（Bill Bennett）则在1992年写出了《美国贬值：为我们的文化和孩子而战》（The De-Valuing of America：The Fight for Our Culture and Our Children）一书，且在1993年推出了畅销书《美德书》（The Book of Virtues）——虽然后来他被爆出不光彩地把部分收益贡献给了老虎机。朱利亚尼在纽约实施的“零宽容执法”政策（zero-tolerance policing），集中防范墙上涂鸦和行窃之类的轻罪，因为他相信这些轻罪会鼓励人们犯更多的重罪。朱利亚尼的这项政策极大地利用了最初由乔治·凯林（George Kelling）和詹姆斯·Q．威尔逊（James Q．Wilson）勾勒的“破窗效应” 战略。

然而，对福利改革争论产生最强烈影响的人，是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他最为人所知的是于1994年创作的畅销书《钟曲线》（The Bell Curve）。该书认为，标准化测试中不同种族群体的得分不同，是由遗传因素造成的。但他首次为人所知，则是作为贫穷问题专家。他在1984年所著的《脱离实际：美国1950—1980年的社会政策》（Losing Ground）一书中认为，政府正在使问题变得更糟，并建议，作为一种“思想试验”，干脆取消为劳动年龄人口而建立的福利制度。1993年10月，在他发表于《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著名的文章《即将来临的白人下层社会》（The Coming White Underclass）中，默里将他的思想试验演变成政策建议——政府应干脆停止为那些有私生子的妇女付款。 既然单亲家庭在经济上无力养活孩子，那为什么还要鼓励他们呢？尽管默里明智地在文章中将矛头直指白人，但他还是很快激起了一场愤怒的风暴。这种对“伟大社会计划”的攻击，比起当初新保守派的反叛来说，给人的印象要深刻得多。最先使人们关注黑人家庭破裂问题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仍然认为政府的帮助才是解决之道。默里认为，政府的社会项目不仅是无效的，而且完全是残忍和不道德的。问题在于，美国公众是否真的准备好了面对此类事情。

金里奇：过于张扬的共和党人

1995年，美国第104届国会开会选举一个新的众议院议长。在就职典礼上，当金里奇的名字被宣布时，他大步走进众议院，像帝王般地登上了讲坛。有人大声呼喊：“这是一个纽特的世界。”

共和党已经有40年没有控制众议院了。金里奇不知使用什么魔法取得了这一胜利。1994年11月，包括众议院议长汤姆·福利（Tom Foley）在内的52个民主党人失去了众议院的席位；另有10个民主党人失去了参议院的席位，从而将参议院的控制权拱手相让给共和党。这是一次建立在保守主义宣言基础上的保守主义的彻底胜利。国会共和党人制定的《与美国签约》（Contract With America）是一个非同凡响的文件，其中列举的10项政策建议，得到了老大党300多个候选人的支持。文件末尾许诺：“如果我们违背协议，就把我们赶出去” 。这一协议概括了反制政府的保守主义内容，包括平衡预算修正案、任期限制和福利改革。金里奇坚持的“60％议题”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多数支持，从而排除了堕胎和学校祈祷等更具争议性的社会问题。基督教右派得到的最大好处是，每个孩子有500美元的抵税金额，以帮助困难家庭。

至此，金里奇把自己看作一名共和党首相——他不仅是该党下议院强有力的领袖，而且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共和党人认为，国会恢复了美国宪法制定者计划赋予它的角色——制定国内政策。这一届国会的头三个月里，共和党当然可以这样认为。那时候，金里奇每天举行新闻吹风会，很快地使议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甚至还在4月迫使克林顿胆怯地认定，总统只是“与此相关”而已。

然而，金里奇太不自量力了。这一次不是有关背叛诺言的问题——与克林顿不同，金里奇当然是遵照自己的诺言进行统治。问题是他误解了自己的权力。1994年11月，多数美国民众投票反对比尔·克林顿并非是因为支持保守派的激进主义，而是反对他每次理发要花费180美元，反对他妻子是个社会主义者。此后两年，金里奇锐气大挫，很多方面就像是克林顿在1992年至1994年间失败的翻版——陷入国会的程序性挑战之中，面临人们对他个人道德的质疑，因他的极端主义而受到嘲讽，还被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以策略取胜。

当权的金里奇所作所为就像城门打开时的游击队首领——已经在丛林中以坚果和浆果果腹为生多年了。他曾经因为一本书的交易而讽刺过吉姆·赖特，但他却丝毫不认为在他的传记还未出版时就收取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400万美元有什么错——尽管最后因为人们的强烈抗议，什么协议也没有签。金里奇的口头用语不利索——他把他的计划、思想以及管理行话都一股脑地弄成VSTP［见解（vision）、战略（strategy）、战术（tactics）和计划（projects）］——缺少政府中政治家式的辞令。当时有本书名为《叫纽特把嘴闭上》（Tell Newt to Shut Up，1996）。 但这一点适用于他的许多追随者。迪克·阿米在电台里把国会议员、同性恋者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叫成了“巴尼基佬”（Barney Fag），并且告诉希拉里·克林顿：“有关你魅力的报道太夸张了。”虽然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设法通过了他们签约内容的90％，只有任期限制没有获得通过，但是这些通过的议案在金里奇的宿敌鲍勃·多尔控制下的参议院被暂缓了。参议院拒绝了平衡预算修正法案，虽然只有一票的优势。参议院还抛出一些计划，把学校午餐之类问题的控制权下放给各州。当众议院共和党人计划降低联邦医疗保险计划的增幅时，民主党人有点不公平地谴责他们要“削减”这一项目，而与总统就有关预算的协商也陷入僵局。

在进攻上，比尔·克林顿作为一位自由派总统失败了，但他却重新发现了自己在政治防御上的才能。转折点是1995年4月19日，那一天有个右派极端分子在俄克拉何马城扔了一枚炸弹，炸死了168个人。头一天克林顿还在以请求的口吻说，总统依然与那些问题“有关”。5月4日克林顿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毕业典礼发表讲话，抨击了“民兵组织和那些相信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来自政府的人”。在其中一段有可能是针对众议院共和党的讲话中，克林顿警告道：“对于一个仇视自己国家或者假装爱国却蔑视政府的人，是没有丝毫爱国主义可言的。”

克林顿在新顾问迪克·莫里斯（Dick Morris）的帮助下，改走中间路线，遵循一种强调自己既独立于共和党又独立于民主党的“三角化”战略。 例如在预算问题上，克林顿说他赞成削减开支和平衡预算——这一点与他那挥霍无度的政党不同，但也坚决表示要为维护联邦医疗保险计划而斗争——这一点又与那些铁石心肠的共和党人不一样。1995年夏，所有人都以为预算问题只是一个细节梳理的问题了，但几个月过去了，人们还在争论不休。10月，政府因为没钱只好关门，12月，故事重演。

金里奇及其团队愚蠢地以为他们将从中渔利（毕竟，克林顿已经否决了一个本可使政府继续运转的预算方案）。然而，在金里奇对政府穷追猛打12个月后，大多数美国人怪罪的却是这位无处不在的众议院议长。克林顿的政治声呐——概括地道出美国人民之所想——又回到了他的身上。在政府关门的那天夜里，克林顿突然责骂阿米：“如果你的预算通过的话，数以千计的美国穷人将因为你对联邦医疗补贴计划的削减而受苦受难。我绝对不会签署你的削减案。哪怕在民意调查中我的支持率掉到5％我也不管。”虽然从联邦医疗保险计划转到联邦医疗补贴计划有点使诈，但在场的每个人都被打动了，尤其是阿尔·戈尔。他喃喃低语，该如何表明即使克林顿的支持率降到零，他们也不会对此屈服。克林顿答道：“抱歉阿尔，如果掉到4％，我们就要屈服了。”

无论金里奇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政治声呐，现在都不管用了。11月，他向新闻界抱怨，自己在参加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葬礼的回程途中被塞在了空军一号的尾部。因此，《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花了一个版面把他描绘成爱哭的孩子。在第二年圣迭戈举行的共和党大会上，金里奇的重要性降低到仅就玩沙滩排球的乐趣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

“三角化”战略的最大考验是福利改革。由于前两个福利法案附属于克林顿不喜欢的对联邦医疗补贴计划的削减，因此他把国会这两个法案给否决了。1996年8月，共和党向总统提交了一个纯粹的福利改革法案，并激他签署这一法案。如果他就此退缩，那就会给鲍勃·多尔低迷的总统竞选增添力量。这是一个比克林顿期待的要强硬得多的法案。 该法案甚至要求政府对贫困单身妈妈的支持帮助设定时限。包括总统夫人在内的白宫自由派援引证据证明，100万儿童将因此挨饿受冻，故而反对他签署这一法案。但包括戈尔在内的民主党领导委员会一伙人则持相反立场。克林顿签署了这一法案，从而确定了他总统任期中的一大保守主义成就。到2000年时，美国靠福利生活的人不足750万。

即使克林顿否决了福利改革，也挽救不了多尔在1996年11月总统竞选中的命运。经济对总统有利，克林顿早就开始募集经费和花销打点（因此在初选中不会有任何棘手的挑战出现）。多尔在初选中举步维艰。罗思·佩罗再次冒出来，分裂了反制政府的选票。而且，就像4年前的老布什一样，多尔显得太老迈了。多尔是在罗伯特·塔夫脱时期进入堪萨斯州的政治生活的。他说话直爽、语速很快，私下里是一个很能逗人乐的人。早10年或晚10年，他的战争履历可能会对他很有帮助。比起老布什，尽管保守主义运动对多尔的忠诚比对克林顿多那么一点点，但也仅是忠诚而已，并不是激情。克林顿坚持中间主义信条，佐以一系列诸如为大学学费减税这样的小承诺，并同国会中的民主党人保持适当的距离，轻轻松松地赢得了选举，所得选举人团票达379张，比1992年还多了9张。

对自由主义来说，1996年的选举结果很难说是一次大胜。比尔·克林顿重新当选赢得的选民票是49％，比尼克松和里根二次当选总统所得的选民票少了10个百分点。在参议院，共和党又多斩获了两个席位，从而以55席对民主党的45席成为多数党。克林顿刚刚当政时，民主党在参议院可是拥有58席的，如今这一比例十分令人惊异。在众议院，尽管民主党夺回了几个席位，但共和党的多数党地位不可撼动。正如迈克尔·巴龙（Michael Barone）在《美国政治年鉴》（Almanac of American Politics）两年一次的选举评论中归纳的那样，1996年只是再次强化了1992年和1994年的教训——新民主党人可以在总统层面上击败旧共和党人，而新共和党人则可以在众议院层面上击败旧民主党人。

此外，就意识形态而言，比起克林顿来，金里奇这两年行事过于张扬，更具煽动性。1994年至1996年间，可自由支配的美国个人开支自1969年以来首次减少。 当然还有福利改革。就像马尔科姆·格拉德韦尔（Malcolm Gladwell）在《华盛顿邮报》上指出的那样，民主党人只是为“新政”的一个中心内容在做勉强抵抗：“针对穷人的旧行动主义的捍卫者们自动投降了，那些不再相信捍卫者们能够代表什么的人们，则耸肩摇头、漠不关心。” 在知识层面上，右派势头依然强劲。

德怀特·克林顿

在1993年中的预算之战中，克林顿大声叫嚷道，他不希望以“艾森豪威尔式的共和党人”而被人记住。 在他的第二个任期里，他恰恰完全成了这样的“共和党人”——总的来说，美国人对此实在是高兴不已。

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政治极端混乱的10年——1992年，老布什因为老大党的内部压力失败，从而使该党拥有的选民票比例落到了80年里的最低点。两年后，克林顿主持民主党，使其成为几乎是半个世纪里表现得最糟糕的在位政党。克林顿因为许诺建立一个更加积极有为的政府，使老布什大败；金里奇则因为许诺建立一个规模受到限制的政府，从而使克林顿溃败。 尽管有这样的混乱，但平分秋色的美国最终重新找回了平衡——一位以新民主党人形式出现的总统，被共和党国会团团围住。与其说这是“托利党人用辉格党的办法在统治”——本杰明·迪斯雷利理想政府的公式——还不如说这是民主党人用共和党的办法在统治。

有两个原因使得克林顿的第二任期显得如此脆弱。第一个原因是，这一任期鲜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新法律。克林顿的主要遗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福利改革、减少赤字——那时已经全部到位，他只要监管一下，和平繁荣就将随之相伴。当然有更多的小事要忙，克林顿开始为自己争得一个新的次要角色——一位外交政策总统。他要给巴尔干半岛、中东和北爱尔兰带来和平。

人们可能会认为，克林顿那些小成就——劳动收入抵税金额、枪支销售限制﹑环保惯例等——终会积成大事业。乔·克莱因（Joe Klein）就是这样在杂志《自然》（The Natural）上优雅地做到了这一点。但无论这一大事业是什么样子，都不会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大事业。这有点像艾森豪威尔——微笑就是他的哲学——克林顿本质上成了一个人们希望他成为的人。在“第三条道路”上，克林顿为自己找到了合适的宏大信念空间。1998年身陷莱温斯基风暴中的时候，克林顿用下面的话详细说明他在总统任职上的作为：

我们已经走过了那些毫无结果的辩论——有人说政府是大敌，有人说政府是救世主。我的美国同胞们，我们已经找到了第三条道路。我们的政府是35年中规模最小的，但却是最进步的。我们的政府规模更小了，但国家却更强大了。

对这段话的理解，要视强调的不同方面而定。自由派可能会挑出“进步的”这个词，而保守派则可能会挑出“更强大”和“小”这样的字眼。然而，看看争论的内容，就会发现保守派赢得了多数争论。赤字本可以消失，由国防经费减少而可得的和平时期公共事业经费，本来也最终会被支用。但克林顿并没有把这些盈余用在自由主义新的大计划上，相反，他把这些盈余归入国库。“干预”规章当然有所增加，克林顿的托拉斯惩处者开始处理微软公司，但他们对20世纪90年代末的狂热兼并听之任之。等了一代人才等到的这首位连任总统的民主党人，他的主要行政遗产就是使联邦政府的收支重新正常有序，这一点似乎令人感到快乐。这将会使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林登·B．约翰逊惊诧不已，更不用说留满胡须的麦戈文（1972年，他从耶鲁大学南下到奥斯汀，为“伟大社会计划”而战斗）会有什么反应。

另一个使克林顿在第二任期显得脆弱的原因，当然是莫妮卡·莱温斯基。用不着我们在这里详述，已经有足够的笔墨浪费在克林顿与他的实习生那档子事上面，还有他拒不认账以及共和党企图弹劾总统而未得逞。事情起因是这样的：克林顿刚刚拒绝《华盛顿邮报》索取文件的要求，就任命了一名独立检察官调查白水事件。第一个检察官是罗伯特·菲斯克（Robert Fiske），他于1994年6月公布了一份初步报告，报告为克林顿开脱了一些无法无天的指控，但他被狂热得多的肯尼思·斯塔尔（Kenneth Starr）取代了。克林顿的忠实支持者正确地指出，斯塔尔与各种保守派团体关系密切，他把调查远远地从出发点本题引开了。对克林顿在阿肯色州一宗地产交易的调查，结果却是讨论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发生的一系列虽然肮脏，但却肯定是私人的性接触。整个调查花费大约5000万美元，却不能证明克林顿有任何违法行为。但保守派反驳道，斯塔尔逮住了总统在我们这个时代撒下的最无耻的谎言（“我没有同那个女人做爱”），而克林顿不说真话，导致斯塔尔被禁止在阿肯色州开律师事务所。

长期而言，莱温斯基案的可笑之处恰是双方做得过头的缩影。在比尔·克林顿的这个例子中，他认为自己可以再次侥幸逃脱［他在总统任期内的最后一天对马克·里奇（Marc Rich） 哗众取宠的赦免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在这件事上，他显然错了。美国人来帮他，主要是因为他们更不信任共和党人。克林顿总的来说是一位成功的总统，但最为人们记住的——至少在深夜的脱口秀节目中是如此——却是关于雪茄的笑料和重新定义何为“真相”（is）的笑料。他也对阿尔·戈尔造成了伤害——2000年，投票模式将会紧跟人民对克林顿的认可率，而小布什也会大谈把尊严带回白宫，引起众人共鸣。

然而，如果说克林顿做得过头了，保守派也毫不逊色。共和党坚持家庭价值一翼的极端主义观点，使民主党人团结一致地支持克林顿的事业，并激怒了许多独立派人士。对克林顿的弹劾企图，真的是基于宪法要求惩处重大罪行和坏事吗？还是仅仅出于自以为是的右派的政治野心？许多美国人发现，共和党人伪善的清教主义比克林顿的所作所为更令人恶心。纽特·金里奇、亨利·海德（Henry Hyde）、鲍勃·利文斯顿（Bob Livingston），这些人在生活中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干吗要克林顿走人？

共和党人已经变得太过偏执——太具南方色彩和福音派色彩，而弹劾听证会更加深了这一恐惧。独立派人士喜欢他们的保守主义阳光一翼站起来，走里根式的道路。1992年和1996年两次灾难性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上，人们只记住了自以为是的基督教右派和装腔作势的帕特·布坎南。《与美国签约》的部分成功，是由于它避开了宗教因素，但宗教因素很快又重新浮现。1995年5月，基督教联盟主办了一个名为“与美国家庭签约”的会议，共和党的衮衮诸公与会。在会上，拉尔夫·里德吹嘘道：“我们终于得到了自己总在追求的东西——参与谈判协商的地位、合法感以及在我们称之为民主的对话中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这类谈话当然激励了一些保守派，尤其是在南方，但也吓跑了独立派人士，尤其是投票支持佩罗的那些反政府的同道。尽管里德尽可能地调和罗伯逊谈话的信息，但还是受到了一个人的控制，这个人在一封资金募集活动的信中说，女权主义者鼓励妇女“离开自己的丈夫，杀死自己的孩子，施行魔法巫术，摧毁资本主义，变成同性恋”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保守派在堕胎问题上变得更加好斗。当1996年科林·鲍威尔正被苦苦哀求成为共和党可能的救世主（以参加总统竞选）的时候，他却因为赞成堕胎合法化而被保守派责难。1993年，同样的民意测验显示，投票支持佩罗的选民既不信任华盛顿和大政府，也支持堕胎的选择权。 共和党因为偏执而使其声誉付出最昂贵代价的地方，莫过于里根政治生涯开始的那个州。

与阳光地带分道扬镳

在尼克松和里根这两个加州人的领导下，共和党组成了一个十分成功的联盟。在对联邦政府心怀不满——对西部不满是因为经济，对南方不满是因为种族——这一共识的基础上，南方和西部迅猛发展的各州结成了“阳光地带联盟”（Sun Belt Coalition）。这是一个基于对各自的歧见视而不见的同盟。例如，迫不得已时，里根会以南方卫道士式的口吻说话，但却过着好莱坞明星式的生活。在里根州长于1968年签署《加利福尼亚州的自由堕胎法》至他当选美国总统的12年间，该州进行了1444778次合法堕胎。 但是，对这样的事情视而不见是有其政治功用的。20世纪90年代，由于共和党这个全国性政党太偏向南方的道德主义而忽视了西部的个人主义，加利福尼亚州脱离了共和党阳光地带的其他地区。

共和党人发现，在南方玩得得心应手的两张牌——种族牌和宗教牌——放在“金州” 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奇怪的是，被指责操弄种族牌的却是一名危机四伏的温和派。1991年夏，就在克林顿于洛杉矶比尔特摩酒店向人们施展自己的魅力之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皮特·威尔逊（Pete Wilson）去萨克拉门托参加了一个慈善烧烤晚宴。州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罗斯·约翰逊（Ross Johnson）为他的一些同事——奥伦治县那些顽固的穴居人 ——缺席而道歉。约翰逊向州长解释：“他们正在外面用AK－47打斑点猫头鹰，在杉木火上烤鹰肉味道更美。” 至此，威尔逊这个典型的共和党实用主义者，不可避免地同他所在党的右翼爆发了全面战争——不仅仅是在环境问题上。由于威尔逊在任联邦参议员时曾支持堕胎选择权，穴居人已经不信任他了。1990年，成为州长的威尔逊发现预算糟糕得令人震惊，决定增税，穴居人激烈地反对他。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团结在州财政部部长凯瑟琳·布朗（Kathleen Brown）的身后。她引以为荣的是自己的名字（她是杰里·布朗的妹妹，埃德蒙·G．布朗的女儿） ，政治上的中间主义道路以及自己那类似于情景剧中妈妈式的好外貌。那时候，加利福尼亚州一片混乱——1991年中央河谷地区闹洪灾，1992年洛杉矶发生暴乱。到1993年，布朗在民意测验中大大领先，以至于传言威尔逊用不着参选州长了。

不过，威尔逊进行了毫不退让的坚决抵抗，主要在死刑和移民两个问题上采取行动。威尔逊一直抱怨州政府把太多的钱花在非法移民身上，他尤其支持《187号提案》（Proposition 187）——一项寻求取消外侨福利金的提案。结果是短暂的胜利，尽管与法院相抵触，但白人选民还是通过了《187号提案》，而威尔逊在1994年也愉快地再次当选州长。1/4的拉丁裔加利福尼亚州人支持了这一提案。但长期而言，共和党赞同在加利福尼亚州这样一个文化多样性的地方实行《187号提案》的代价是巨大的。两年后，与里根1984年在该州获得45％拉丁裔的支持相比，鲍勃·多尔好不容易才获得了6％的支持。

如此明显地支持《187号提案》是没有必要的。到1994年，加利福尼亚州正处于较好的恢复期，而布朗则被证明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候选人——她甚至在死刑问题上都下不了决心。本书作者之一还曾经不明智地出钱打赌，说布朗会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在得克萨斯州这个兼具南方和西部色彩的州，共和党在一个名叫布什的年轻州长的领导下，此时正在取悦拉丁裔，而不是中伤他们。

由于不满意糟糕的种族牌，共和党人打出了更臭的道德牌。20世纪90年代，福音派基督徒在该州的共和党内变得更加显要。1994年，内幕杂志《竞选与选举》（Campaigns & Elections）把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列为受基督教右派组织控制的18个州的共和党之一。很难想象在一个州里会有比这更糟糕的情况。威尔逊同时当选为联邦参议员和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原因之一，在于他支持堕胎选择权；共和党人理查德·赖尔登（Richard Riordan）1993年当选洛杉矶市市长，原因同样如此。拉尔夫·里德通过一次秘密偷袭，帮助保守派的福音派基督徒来负责维斯塔地区的学校学董会，随后，关于小学生正在被灌输创世论的争论迅速爆发。1994年，选民用选票赶走了鬼鬼祟祟的福音派基督徒。

在加利福尼亚这样一个懒散的州里，共和党的“迪克西化”（Dixification）产生了可怕的选举后果。只要看看两颗更耀眼的年轻共和党之星丹·伦格伦（Dan Lungren）和詹姆斯·罗根（James Rogan）的命运即可。伦格伦在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中有深厚的根基（他父亲是尼克松的私人医生）。他有过昙花一现的国会议员经历，帮助起草了《与美国签约》，并在当时被选为加利福尼亚州州司法部部长。他在任时最拿手的就是监禁别人，并为持枪权辩护，加之他反对堕胎，使他在1998年的州长初选中胜出。但在决选中，民主党候选人格雷·戴维斯（Gray Davis）在三个“南方性的”议题（堕胎、环境和手枪）上，将这个医生的儿子妖魔化。伦格伦以落后20个百分点败北。

詹姆斯·罗根比伦格伦更具魅力。他是酒吧女郎和男招待的私生子，回到母亲身边之前，他在旧金山艰苦的地区由许多亲戚带大（他母亲和她的酒鬼丈夫现有三个孩子）。他辍学后干各种零活，还做过3天的色情影院看门人。他以美国式的风格奋力进取，扭转了自己的生活，成为一名成功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代表南加利福尼亚州圣加布里埃尔山脉附近第27选区。人们本以为他有宽容他人不当行为的心智。但是在国会里，他与共和党南方一翼搅到了一起。他是试图弹劾克林顿的众议院委员之一，这使他成为全国共和党人心目中的英雄。2000年他再次竞选国会议员，全国各地潮水般的资金和志愿者涌入他的竞选活动中。但这件事却使他在自己的后院成了一个魔鬼。梦工厂、迪士尼和华纳兄弟等公司的总部都在他所在的选区，这些公司的员工认为，支持弹劾证明他是一个心智错乱的人。好莱坞名人戴维·格芬（David Geffen）花巨资反对他当选。据称，在2000年11月7日夜里，克林顿得知罗根失去了国会议员席位后特别高兴。

意料之外的总统

然而，那天夜里并没有更多的事情值得克林顿高兴。戈尔在2000年选举中的败北是美国自由派的可怕遭遇之一。之所以这样说，并不仅仅因为这次美国历史上最接近的选举结果是由佛罗里达州的重新计票决定的——许多自由派依然强烈认为计票受到了操纵；也不是因为戈尔尽管得到了更多的选民票，却因选举人团票不够而遭淘汰；而是因为即使考虑了上述种种情况，戈尔本应轻而易举获胜。

克林顿的反复无常当然使得戈尔地位脆弱。但是，正如克林顿在2000年民主党大会的告别演说中夸耀的那样，在他的总统任期内，美国增加了2200万个工作岗位，经历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增长期。 戈尔是保卫克林顿政治遗产的不二人选。作为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早期支持者，他曾出力使克林顿改变了在预算赤字和福利问题上的想法，并在一场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辩论中赢了罗思·佩罗。他的环境事业使他在汽车生产州失分，但却赢得了左派的信任。然而，戈尔却在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两年里把手上最好的牌给扔了。在环境问题上，他滑向右派，从而给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以环保候选人的身份参选总统留下了空间。在其他几乎所有事情上，他却滑向了左派，以反抗强者的人民斗士身份参加竞选。这种民粹主义从来就不适合“艾伯特王子”（Prince Albert）。作为参议员的儿子，戈尔成长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华盛顿一个漂亮的宾馆中度过的，周围是年长的政客和低声下气的侍者。他曾在参议院的池子里玩玩具潜艇，坐在掌控国会的副总统尼克松的膝头。戈尔似乎总是在向公众展示另外一个阿尔·戈尔——在代表工人家庭与大企业斗争的“民粹派戈尔”身边，还有腰间别着黑莓手机的“互联网戈尔”，垂涎吃掉对手的“阿尔法戈尔”，或者许诺“好戏还在后头”的“繁荣的戈尔”。

然而，就算在他的民粹主义躯壳里，戈尔也不希望退回到林登·B．约翰逊的大政府自由主义。在选举前的两周，他宣布：“我从未希望见到另一个大政府时代。说到两个候选人，我是坚信有限政府的人，并且远在民主党内大谈这一话题之前，我就已经坚信不疑了。我不相信哪个政府能够包治百病。我不相信哪个政府救济项目能够取代父母的责任、家庭的勤勉或产业创新。”

如果戈尔一开始就坚持这个信条，他还会是一个克林顿式的艾森豪威尔共和党主义者。但他没有这样做。相反，右派州勉强够数的选民把赌注压在了小布什的身上。小布什不是一个完美的候选人，尽管花钱无数，并且得到保守主义运动的祝福，但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惨败于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手下，几乎失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然而，他的言辞不清以及他那副惊恐的傻笑样，却有助于掩盖他是一个熟练的政治家的真相。在竞选中，小布什自始至终坚持他关注的5个主题——税收问题、教育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导弹防御问题和联邦医疗保险计划问题。戈尔虽然懂得很多事情，但小布什看起来似乎对自己的那一套驾轻就熟。

在悬挂式（hanging chads） 选票和争吵不休的律师中，小布什当然显得像一位“意料之外的总统”——至少《经济学人》杂志这样称呼他。但是他充满活力的保守主义哲学却一点不令人意外。这比美国人最近见过的意识形态具有多得多的宽容。这是一名具有里根式随和天性的候选人，他避开堕胎的话题，兜售自己“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思想，在（共和党）费城大会上，他使基督教右派那些满脸不高兴的白人老年人退居次要地位。相反，共和党人呈现出来的是文化多样性的斑斓色彩。帕特·布坎南把这次大会怒斥为“我们的世界大会”。但是，佩罗派的独立选民又感到可以放心投共和党的票了。

比尔·克林顿得到的最后欢呼，是他向洛杉矶的民主党大会发表的演讲。演讲开始时，会议大厦的圆形剧场里的照相机围绕着他咔咔作响，好像他是一个摇滚明星。演讲结尾部分，克林顿赞美这个国家，赞美它馈赠给这个“年轻寡妇在南方小镇狂风暴雨之夜生下的白人穷孩子”太多太多。在我们身后坐着一个黑人老妇，她低语道：“亲爱的主啊，我会想念那个人的。”从各个方面来看，她是对的。美国自由派有过自己的机会。克林顿、冷战的结束、互联网经济，美国自由派把最好的牌都打出来了——但得到的只是一种“浅色的保守主义”。现在，美国将有一位保守派总统了，他会怎样做呢？ KI3HyDIW4BPSBS5I74hXucSzL/W53yN1/UwdHODCUjT3vr4grgLp8+TI05ET2NJ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