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接下来的三章中将试图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共和党究竟是怎样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哪怕是最乐观的保守主义者也承认，过去50年中右派的崛起和发展，很难说是一帆风顺的。其间有过很大的起伏——仅以水门事件和比尔·克林顿的当政为例——也有过旷日持久的曲折。然而，在此过程中，有三个贯穿始终的不变因素在起作用，即人口统计学、基层战士和知识分子。

布什家族是到南方和西部寻找发财机会的美国大军中的一员。人口统计学上的革命性变化，既使美国这个国家得以重塑，也改变了共和党。阳光地带不仅以一种更质朴、更锐利的保守主义信条来挑战东北部的权势集团，而且也为右派带来了许多基层战士。可以粗略地把他们分成两大类：社会保守派活动分子和反制政府的保守派活动分子。前者中的许多人来自南方，他们所需要的是政治家们为上帝效力；后者中的许多人来自西部，他们只是希望摆脱华盛顿的干扰。如果说使南方保守派聚集到一起的旗帜是堕胎问题的话，那么西部反制政府大军的出发点则是税收问题和枪支问题。在使共和党发生改变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同基层战士一样居功甚伟。1952年，保守主义还是美国人生活中的边缘思想。到20世纪末，保守主义却成了一部真正的思想百科全书，内容从司法功能主义到流氓国家，可谓无所不包。

艾克 时代

1952年，普雷斯科特·布什到华盛顿任参议员的时候，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成为1928年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以来第一位共和党总统。艾克以55%对45%的明显优势击败了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并且带领共和党赢得国会两院的多数党地位——尽管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党地位有赖于副总统那打破僵局的一票。艾克有很高的个人声望，他率领盟军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然而，这个共和党的凯撒并不是保守派的党棍。艾克把所有的精力都耗在处理联邦政府的事务上，因此没有时间来形成激进的意识形态。将军有时候自称“进步的共和党人”，我们不妨称他为“保守派民主党人”更恰当。 事实上，1952年，民主党曾在他接受共和党的提名之前，恳请他代表民主党参选总统。1956年，艾森豪威尔再次轻松地战胜了史蒂文森，当时有个记者甚至宣扬这样一种主张，即由两党共同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只是因为个人关系而选择了共和党。新任民主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称赞艾森豪威尔的就职演说为“这20年来对民主党纲领的一个很好的声明”。

对外，艾克支持对红色威胁进行遏制，而不是将它击退；对内，他既不打算废除“新政”（the New Deal），也不打算减少税负。他宣称：“联邦政府的逐步扩大”是“以牺牲国家的快速增长为代价的”。 他写信给比自己更保守的兄弟埃德加时说：“如果有哪个党胆敢废除社会安全保障、劳动法和农业计划，那就别指望在政治史上再次听到它的声音。”他争辩道，支持这种政策的共和党人少之又少，并且这些政策“愚不可及”。 他向国会提交的首份施政报告是要求建立一个卫生、教育和福利部。 当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第一任部长奥维塔·卡尔普·霍比（Oveta Culp Hobby）公开她削减学校支出的计划时，艾森豪威尔的话却使她左右为难。他说：“我对削减教育经费的想法感到吃惊。所有自由派人士都不会同意这种做法，包括我自己。”

如果艾森豪威尔有自己的哲学，那就是他的管理主义哲学。他因在欧洲协调了盟军的关系而声名鹊起。他喜欢和商界打交道。他任命通用汽车公司主席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为国防部部长，从而引发人们讽刺他以汽车商（car dealers）代替了“新政”拥护者（New Dealers）。 人们看不出这些来自公司的官员有什么理由要捣乱。1928年赫伯特·胡佛当选总统以来，联邦政府雇员由63万人膨胀到250万人，而年度联邦预算则由39亿美元上升到662亿美元， 但汽车商似乎并不担心联邦政府人员和预算的增加。

艾森豪威尔也欢迎那些在民主党里供职过的自由派权势人物加入内阁。亨利·卡伯特·洛奇是“波士顿贵族社”（Boston Brahmin）的典型成员，他担任艾克的总统竞选主管，随后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一职。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对北约、外援和国际主义坚信不疑。

艾森豪威尔有资本怠慢右派，因为他并不担心右派的回击。在共和党内部，环绕艾克的“杜威式共和党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策略性地战胜了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领导的“塔夫脱式共和党人”。众所周知，塔夫脱喜欢别人叫他“共和党先生”，他一直毫不妥协地批评“新政”和北约。1949年，塔夫脱抱怨道：“我们已经悄然滑向了干涉他国事务的道路，并且不知不觉地倾向于认为我们是半个上帝和圣诞老人，可以解决世界上的种种问题。” 而得名于纽约的贵族州长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是温和派共和党人，对内接受了“新政”，对外则赞成国际主义。尽管塔夫脱在国会有其影响力，但在1940年至1960年间，杜威式共和党人还是赢得了本党所有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成为美国最大州（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控制了共和党主要的舆论机构，如《时代》周刊、《生活》周刊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共和党先生”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的第一年过世，温和派共和党人似乎赢得了彻底的胜利。

保守主义运动在国会没有产生太大影响，在知识界呼声更弱。自由主义者有8份杂志周刊供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与此相对，保守主义者只有一份创办于1944年的《人类事件》（Human Events），这份8页纸的时事通讯，读者只有127人。 美国的学术界整齐划一地成为自由主义的天下，以至于当时的一个保守派基金会——威廉·沃尔克基金会（William Volker Fund）——甚至要雇人去找学者，以劝说他们接受基金会的资助。 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有关英美保守主义创业史的作品《保守主义的心灵》（The Conservative Mind，1953）一书，最初的临时书名竟是《保守主义的溃败》（The Conservative Rout）。

相反，自由主义者认为世界是属于他们的。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自由主义的想象力》（The Liberal Imagination，1950）一书中评述道：“自由主义在美国，不仅是主导的知识传统，而且是唯一的知识传统。”特里林承认美国存在保守主义的冲动，但表达出来的并不是完整的思想，而是“狂躁不安的呓语”。 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1955）一书中的观点更加极端。他认为，封建贵族和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的缺乏，意味着美国是世界上最纯正的自由社会典范。美国自由主义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缺乏一个坚强勇敢的保守主义对手。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那时候还是自由主义阵营的坚定支持者，在《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1960）一书中，他认为左派与右派之间的激烈冲突已经让位于有关管理技术的冷静辩论。

由于缺乏内在连贯的保守主义运动，那些不幸饱受莱昂内尔·特里林讥讽的“保守主义的冲动”的美国人是相当软弱的群体。他们尤其容易成为偏执狂、怪癖性和怀旧症这三种心智失常的牺牲品。

右派偏执狂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利·詹姆斯·哈吉斯（Billy James Hargis）牧师一边乘着专用的灰狗巴士漫游全国，一边公然抨击共产主义和通敌叛国。美国保守主义协会（Conservative Society of America）的创始人肯特·考特尼（Kent Courtney）指责巴里·戈德华特“受到社会主义的毒害”。臭名昭著的重婚者、亿万富翁哈罗德·拉斐特·亨特（Harold Lafayette Hunt）是个石油商人，为右派的事业资助了大量资金。他认为人们的投票权应取决于他们的财富——因此他理应拥有大量选票。在其私人出版的《看不见的政府》（The Invisible Government）一书中，他警告说，有一个阴谋要“把美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使之成为单一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

杜鲁门担任总统时的一个戏剧性事件——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事件——使得这种妄想症有了极大的进展。这件事证明，保守派可以妄想很多东西。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一群人数不断增加的、理想幻灭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使得保守派的这一事业得到加强。尽管像作家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这样的改良派托洛茨基分子与哈吉斯、亨特之流大异其趣，但他们也十分关注美国在国内外的需要，以便更强硬地反击苏联的威胁。1948年，《时代》周刊高级编辑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一个愤怒的前共产党人——告诉众议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他在20世纪30年代接触过一名国务院的年轻官员，名叫阿尔杰·希斯。尽管这时候希斯刚从国务院卸任，但他是使华盛顿权势集团增光添彩的要角。他参加过雅尔塔会议，现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捐赠基金（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主席，是乔治敦大学餐会上的常客。希斯立即向法院起诉钱伯斯诽谤。美国的自由主义者齐心协力保护温文尔雅的希斯，以使他免受居心不良的钱伯斯的伤害。杜鲁门总统谴责这一事件是在“转移视听”。埃利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坚持认为，希斯一定是加利福尼亚州那个令人厌恶的年轻国会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发起的政治迫害的牺牲品。但随后，钱伯斯令整个国家吃惊不已，他提供文件证明希斯和他曾在20世纪30年代为苏联做过间谍。希斯因做伪证接受审判，于1950年1月被判5年监禁。

希斯事件加深了保守派对自由派权势集团的敌意。华盛顿的上流社会为什么要反对钱伯斯？为什么在希斯被宣判有罪以后，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还要说他不会对阿尔杰·希斯的事不闻不问？钱伯斯在他那本杀伤力巨大的《见证》（Witness，1952）一书中提出下面的观点，这一观点之后由几代保守派的“沉默的多数”支持者不断发展：

希斯案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产生了这个国家有历史记录以来最令人不安的裂痕，虽然这裂痕未被彻底揭露。这是那些朴素的男男女女，与那些假装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行而思而言的人之间的裂痕……这是那些有学识、有权势、大声嚷嚷支持那个思想开明者的人，与那些因受闭于支持希斯的精神异常状态中而撕裂自己心灵的普通人之间的裂痕……

希斯事件为20世纪50年代右派偏执狂的象征——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提供了舞台。麦卡锡绰号“死亡枪手乔”，从1950年2月他旅行到西弗吉尼亚州威林市（Wheeling）宣称掌握了国务院205个共产党间谍的名单，到1954年12月参议院以2∶1的多数票谴责他的行为，麦卡锡一直是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人物。1946年，就在他40岁生日前夕，麦卡锡当选威斯康星州的联邦参议员。他赢得了大批追随者，全国各地自发成立了众多麦卡锡俱乐部。1952年和1954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正是傲慢自大的自由主义的化身。他说共和党一半是艾森豪威尔的支持者，一半是麦卡锡的支持者。这话并不为过。

麦卡锡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在中西部的一个小农场长大，在密尔沃基（Milwaukee）一所名叫马凯特（Marquette）的天主教大学读书，喜欢拳击。他是憎恶自由派精英的民粹主义的化身。他的言谈像一个码头装卸工，穿着邋遢且贪杯。他替数百万像他一样的人表达了憎恶之情，谴责“享有特权、满是娘娘腔的国务院”，粗暴攻击迪安·艾奇逊是个手拿花边手绢、装腔作势地用英国腔说话、刻板而“徒有虚名的外交官”，指责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参与了一个惊天大阴谋、是历史上最声名狼藉的人”。他对一群记者说：“伙计，如果你反对麦卡锡，那你要么是共产党人，要么是浑蛋。” 难怪普雷斯科特·布什觉得有必要给他上上礼仪课。

麦卡锡的担心并非全无道理。国务院确实存在一些共产党人。但是他的不修边幅、恐吓举止和日益严重的酗酒行为，对他的事业无所裨益。甚至他的得力助手罗伊·科恩（Roy Cohn）也承认，由于他的“火暴脾气、单调而威胁人的话语、不苟言笑的神态以及下巴上永远刮不完的短须”，人们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到了1955年，麦卡锡已经使右派手中的王牌之一——反共——失去价值，自己也成了自由派长期打击的靶子。

偏执狂是右派最显著的失败，怪癖性则是右派更常见的病症。艾伯特·杰伊·诺克是战后右派为数不多的重要长者之一，但他却自称为贵族。他憎恶“我们的敌人——国家”（他的一篇文章就以此为标题），瞧不起普通老百姓，视自己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同人为脱离美国主流的“残渣”。而为了凸显自己脱离美国主流，他身披花里胡哨的斗篷，手拿拐杖，并把自传取名为《多余人的记忆》（Memoirs of a Superfluous Man，1943）。他指责自己的祖国奉行劫匪的道德准则，并认为全世界的理想社会存在于比利时。

另一位身披斗篷的十字军战士是安·兰德（Ayn Rand）。她是一个俄国流亡贵族，写过好几部赞美经济个人主义的小说，现在是一个受到右派尊敬的人物。她的两部小说《欲潮》（Fountainhead，1943）和《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1957）卖出了好几百万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一度是她的狂热爱好者，这也抬高了她的地位。但对许多当代人来说，围绕在她周围的一批信徒却显得有点古怪。她预言将出现一个纲领要求极低的国家——没有税收、没有任何传统，尤其是基督教传统。她身披飘逸的黑斗篷，由美元符号的金别针扣住，用浓重的俄国口音鼓吹她的“客观主义”哲学，力劝人们尽可能多地享受性高潮。她向《时代》周刊解释：“十字架是苦难的象征，我更喜欢美元符号，因为它是自由贸易的象征，因而也是自由心灵的象征。” 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的结尾，一个劫后余生的主人公得到天启后在空中追逐一个美元符号，以祝福荒无人烟的大地。兰德坚信，人们有吸烟的责任，因为吸烟代表了人类对火的驯服。出版商在《阿特拉斯耸耸肩》的封面上画了一支香烟，上面饰以浮雕式的小金叶美元符号。1982年，在她的悼念仪式上，人们把一个6英尺高的美元符号放在她棺盖打开的棺木旁，房间里萦绕着《通往提伯雷里的漫漫长路》（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那悠扬的乐声。

兰德至少还是着眼于未来，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保守主义的第三个特点则是怀旧症。理查德·韦弗（Richard Weaver）是个南方人，绰号“圣保罗的土地改革者”。他的大部分学术生涯是在芝加哥大学教授英国文学。他迷上了旧南方以及它的封建种植园世界、宗教忠诚和绅士派头的道德规范。在《港湾的南方传统》（The Southern Tradition at Bay）一书中（该书作为学术论文成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于他过世后的1968年），韦弗宣称，南方是“最后一片没有西方世界物质文明痕迹的净土”，是一个“没有认识到其正义性基础的正义社会”。他谴责内战使野蛮的自由市场契约准则流毒整个美国。他最有名的著作《思想产生结果》（Ideas Have Consequences，1948）开篇即大胆陈述：“这是关于西方分裂的又一部著作。”他认为，自从14世纪末人们放弃对先验价值的信仰，转而喜欢上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的唯名论 ，西方就走上了一条大错特错的道路。

美国最老牌的怀旧症人物要属拉塞尔·柯克，他企图为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重新阐释埃德蒙·伯克的思想。在《保守主义的心灵》（The Conservative Mind，1953）一书中，柯克认为，美国革命是一项以怀疑人性和崇敬传统为基础的保守主义事业。柯克的确得到了《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的热情评论，但有征兆表明，由于受到内心某种邪恶力量的驱使，他使自己从主流社会边缘化。他生活在密歇根州仅有200人的梅科斯塔村（Mecosta），称自己为“残缺不全的乡村里最后一个戴着软帽的地主”，并把汽车这一美国生活的标记描述成“机械雅各宾”。 对于柯克来说，资本主义就好像共产主义的幽灵，“洛克菲勒和马克思仅仅是同一股社会力量的两个不同代理而已”。人们只能在神意许可的固定社会等级里才能得救。无怪乎有批评家指责柯克，说他说话就像是“一个晚出生了150年并且生错了国家的人”。

是什么把这些古怪的乌合之众转变成保守主义革命的拥护者呢？在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有三股力量在表层下涌动：一是出现了一批知识型企业家；二是南方越来越对民主党失去耐心；三是美国的重心向西转移。巴里·戈德华特则把这三股力量拧到了一起。

思想开始的地方

一群信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崭露头角，证明右派的知识生活并不只是一场疯狂的闹剧。不过这些经济学家的灵感却来自于奥地利这个最不可能的地方。按照奥地利学派创始人之一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说法，该学派认为，“主要的问题是，人们是否应该放弃自由、私人的主动性和个人责任，是否应该屈从于人为设计的巨型装置——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制性和威胁性监护”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是米塞斯的学生，是他使美国人相信，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他们的战斗任务。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哈耶克对凯恩斯主义正统理论在经济学学术领域的主导地位发起了全面攻击，这种攻击有时也会令凯恩斯（Keynes）本人感到恼火。《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Road to Serfdom，1944）这本引发争论的书的缩写本，使之成为美国的畅销书，哈耶克在全美国进行演讲。他在书中认为，中央计划是极权主义的前哨征兆。哈耶克的一个早期皈依者是人到中年的好莱坞明星罗纳德·里根。1967年，保守主义运动主要的历史记录者李·爱德华兹（Lee Edwards）去拜访加利福尼亚州的新州长里根，发现罗纳德·里根书架上那些哈耶克和米塞斯的著作里有密密麻麻的注解和评论。

哈耶克还帮助右派建立了两个不朽的机构：自由市场热情支持者的朝圣山学会（the Mount Pelerin Society）和芝加哥学派（the Chicago School）。发人深省的是，朝圣山学会于1947年成立于瑞士而非美国。1950年，哈耶克移居芝加哥大学。尽管他在社会思想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而非经济系任教，但他还是使得芝加哥大学成为他反叛思想的指挥中心。芝加哥学派向“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引自《时代》周刊1965年的一期封面用语）以及“苏联经济证明……社会主义指令经济不仅能够运行而且能够繁荣兴旺”［引自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那时候的标准教科书］这样的观点提出了挑战。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则坚持认为，政府开支应仅限于数量有限的“公共事业”——尤其是国防——其他一切则由市场决定。

芝加哥学派年轻的经济学家们对大政府干预主义发出了轻蔑的声音。他们说，以房租控制为例，要想减少可租房产的总量，除了限制房东收益量，还有人能设计出更好的方法吗？像哈耶克一样，弗里德曼不仅向学界同仁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也向街头的普通人提问。他在《新闻周刊》上开辟了一个专栏，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论战，由此产生了他1962年的畅销书《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那时，右派已经开始聚集起一些思想阵地。20世纪50年代初，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困境不仅仅在于他们的怪癖性。这些自由市场倡导者，迫切需要像伯纳姆这样的改良派共产党人，以及像柯克这样的传统派保守主义者，他们同样迫切需要机构的重要影响——他们需要在可怕的“自由主义”大学墙外，有地方供他们聚会讨论自己的观点，有平台来提升他们的影响力。20世纪50年代中期，两个复兴的智库和一份杂志的出现使之成为可能。

华盛顿历史最悠久的保守主义智库，是于1943年由一群商人成立的，诞生时被命名为美国企业协会（the American Enterprise Association），这个机构完全不起眼，最多只是一家游说放宽战时价格调控以及偶尔雇用学者撰写报告的行业协会。美国企业协会根本无法与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这个立场中立得多的智库相匹敌。后者预算充盈，办公场所布置得雅致得体，并能使学术氛围与政治机构紧密结合起来。美国企业协会主席招募美国商会年轻的经济学家威廉·巴鲁迪（William Baroody）来管理这个机构，希望使这个组织摆脱困境。

巴鲁迪这个黎巴嫩贫困移民之子，证明了自己是很有才干的知识型企业家。他的目标是把美国企业研究所——这是他为美国企业协会重新起的名字——改造为保守主义的“智囊团”。他知道，没有保守主义理论，就不会有保守主义运动。他和哈佛大学培养的经济学家格伦·坎贝尔（Glenn Campbell）不知疲倦地工作，聚集了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并任命弗里德曼和来自伊利诺伊大学提倡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保罗·麦克拉肯（Paul McCracken）为学术顾问。他们的逻辑很清楚：既然在大学校园里要听到右派的声音这么难，那么右派就应该创立自己的保守主义机构。右派教授的是政治家，而不是学生。

与此同时，类似的事情也在美国另一端的胡佛研究所发生。1910年，赫伯特·胡佛在斯坦福大学成立了自己的智库，以存放他在欧洲担任赈灾官员时清理出的大量文件。1932年卸任总统后，他使得这个智库更趋保守。他要创立一个“免受左派分子玷污”的机构，并且担负着揭示“卡尔·马克思邪恶教条”的伟大使命。1960年，胡佛研究所任命巴鲁迪的合作伙伴格伦·坎贝尔为研究所所长，坎贝尔由此开始把胡佛研究所打造成自由主义学术海洋中的保守主义灯塔。

保守派最重要的思想阵地是《国民评论》。1955年，当威廉·F．巴克利决定创办《国民评论》杂志时，他赋予这个小小的保守派世界三个十分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极度自信。据传，巴克利在6岁时仓促地写了一封信给英国国王乔治五世，苛刻地建议国王偿还过期的美国战争债务。 耶鲁大学毕业时，他出版了一本颇有才气的书《上帝与耶鲁人》（God and Man at Yale，1951），抨击母校敌视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行为。第二个特点是他秘密地从父亲的石油业那里获得可观的收入。第三个特点是他极富幽默感，这使得他的信条显得更加通情达理。

巴克利在发行《国民评论》第一期时便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图：这份杂志是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在无人想做也无人有耐心容忍他人去做的时代，大叫一声停止”。他在《上帝与耶鲁人》一书中诊断，无神论和集体主义越来越流行，他要阻止其蔓延。他还要使保守主义从一种闹哄哄的地区性教义——南方保守主义、中西部保守主义等——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教义，这就是为什么该杂志取了《国民评论》这样一个名字。对可能的资助人，巴克利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新政”曾经得到过《国家》（Nation）和《新共和》（New Republic）两家杂志的帮助，为什么不资助一下承诺为保守主义摇旗呐喊的这本杂志呢？ 由于美国这份最赞成自由市场的出版物一开始就发育不良，他不得不经常老调重弹。杂志启动资金只有巴克利的父亲给的10万美元，依靠捐赠人的慷慨赞助而运转。然而，杂志最终确立了自己在美国人生活中存在的理由，发行量从1960年的3.4万份猛增到1964年的9万份。

《国民评论》成了右派辩论的阵地。巴克利成功避免让杂志成为反对派常见的虚张声势。他发表了一些公认的重量级人物的文章：詹姆斯·伯纳姆辟有一个尖刻的专栏，名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巴克利也挑选像琼·迪迪昂（Joan Didion）和加里·威尔斯（Gary Wills）这样年轻作家的作品发表，他们俩其时都正在经历保守主义阶段。这使得这一先前过于孤立和平庸的运动获得了一种世界主义的锐利锋芒。《国民评论》的矛头不仅仅指向左派，也抨击“不负责任的右派”，杰拉尔德·史密斯（Gerald Smith）和他的全国基督教十字军东征组织（National Christian Crusade）显然是被攻击的目标。但该杂志上早期发表的最出色的文章之一，是惠特克·钱伯斯把安·兰德的作品贬斥为异教徒矫揉造作的一堆胡言乱语。他说：“充斥《阿特拉斯耸耸肩》全书的，是一个实在令人痛苦的指令，‘去——到毒气室去’。” 兰德回击并谴责《国民评论》为美国最糟糕、最危险的杂志。

巴克利试图对20世纪50年代保守主义的三个独立内容——传统主义、自由意志论和反共——进行综合表达。他问道：共产主义难道不是西方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最大威胁吗？在促进传统道德标准方面，自由市场难道不是比政府更管用吗？巴克利还为襁褓中的保守主义增添了几分魅力。《国民评论》执行编辑威廉·拉舍（William Rusher）曾注意到，“20世纪50年代保守主义不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特别关注，并不只是因为它不值得关注” 。那时候，大多数保守主义者过于呆板乏味，根本不想费心去吸引知识分子，而巴克利则一点也不呆板乏味。忽然间，出现了这样一个保守主义者，他写书很快，能同自由主义者在电视上一较高下，随后又消失在夜店之中。1960年，他协助成立了“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这个青年运动像野火一样燃遍全国。仅1964年一年就吸收了5400名新成员，而此时它更有名的竞争对手“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the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总共才1500人。

南方的喧嚣

这些知识分子最终为右派提供了启示和灵感，但是基层战士的情形又如何呢？右派影响力不强，原因之一是它的支持者被分裂在两个政党之中。东北部和中西部的保守主义者自然把自己的家乡归为共和党的天下，而南方的保守主义者则属于民主党。

1950年，老大党中没有一个来自南方的参议员，而在105人组成的南方众议员代表团中，老大党只有两个席位。 以往50年里进行的2565场国会议员选举中，老大党总共赢得了80次胜利，其中50次胜利仅限于东田纳西州的两个选区。内战期间，共和党人疏远了南方，并且因大萧条而广受责难。1933年，萨姆·雷伯恩会见了一些华尔街的共和党人之后得出结论：“我一生中从未见到过这样糟糕的事情。” 对他们来说，民主党既为种族隔离辩护，又通过“新政”向南方投入大量资源，劝诱北方的纳税人为那些巨型水坝和公路买单。特伦特·洛特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密西西比州长大，他说他“那时从没遇到过一个有活力的共和党人” 。

然而在南方，老大党未来的参议员生长的地方，变化正在发生。战后美国出现了巨大的国内移民潮，黑人从南部乡村移居北方内陆城市，白人南下找工作、过退休生活。南方各州州长开始以慷慨的“经济开发”一揽子优惠政策，吸引公司到他们的州投资。空调则使得外地人更能够忍受南方的潮湿天气，郊区的发展开始侵蚀南方的一些封建关系。

如果没有民权运动，上面几个因素的作用都将无关宏旨。只要民主党这个全国性的政党继续对南方的种族隔离现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南方白人就会继续忠于民主党。但越来越多的北方民主党人觉得那桩交易难以接受。1948年的民主党大会上，北方代表强行获得了“根除所有的种族歧视﹑宗教歧视和经济歧视”的保证，时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的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离席而去。两周后，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一次聚会上，他协助成立了州权党——狄克西民主党。瑟蒙德和他的副总统候选人搭档﹑密西西比州州长菲尔丁·赖特（Fielding Wright）宣称：“我们支持种族隔离和每个种族的种族一致性。”也就是说，支持学校隔离﹑午餐餐桌隔离﹑澡堂隔离，支持吉姆·克罗（Jim Crow） 的一整套种族隔离机器。瑟蒙德宣称：“华盛顿的所有法律和军队的刺刀，都不能强行使那些黑人闯入我们的家园﹑学校和教堂。”挥舞邦联旗帜的听众群情激愤。由于这个州长已经同一名黑人女仆有了一个私生子，因此上述言论显得有些虚伪。但是，在194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瑟蒙德赢得了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罗来纳四个州的胜利，支持民主党的白人选票急剧减少。1944年，3/4的南方白人把票投给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4年后的1948年，只有大约一半的南方白人把票投给了杜鲁门。

瑟蒙德随后立即重新加入了民主党，但怀疑民主党背信弃义的种子已经在许多南方人的心中扎下了根。南方人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共和党的本质。毕竟，南方共和党人显然支持由黑人和白人按比例选举代表组成的代表团——黑人忠实地成群来参加共和党大会，而每次老大党赢得总统选举的胜利，黑人都会得到照顾。 用现代术语来说，共和党的种族态度很难说是进步的。总体上持温和立场的艾森豪威尔反对1948年杜鲁门废除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命令。他告诉厄尔·沃伦，他能够理解南方人为什么不希望他们“甜美的小姑娘”在上学时身边坐着“一个大块头的黑人”。 然而，整个20世纪50年代，在有关反私刑和其他公民因种族而遭起诉的法案投票中，共和党一直比民主党更具自由主义色彩。迟至1962年，当被问及哪个党会“就工作中的公平待遇帮助黑人”时，回答“是”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美国人分别为22.7％和21.3％，其他人则不置可否。

两年后这一比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64年底，66％的选民认为民主党会帮助黑人找到工作，而认为共和党会这样做的选民只有7％。 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有两个：1964年的《民权法案》和巴里·戈德华特。《民权法案》是一项里程碑式的社会立法，它使得南方确立的整个种族隔离体制——从学校到午餐餐桌——成为非法。这项法案实际上是约翰·F．肯尼迪于1963年6月提交的。肯尼迪遇刺后，尽管遭到同党的南方民主党人的激烈反对，约翰逊还是勇敢地推动了该法案在国会的通过。来自弗吉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威利斯·罗伯逊（Willis Robertson）［巧的是，他是电视福音传道者帕特·罗伯逊的父亲］在演说时，手中挥舞着一面小小的邦联旗帜。瑟蒙德已经受够了。与民主党权力核心的长期斗争失败后，他投入了早已张开双臂的共和党的怀抱。

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奇怪的选择。来自东北部洛克菲勒共和党人的坚定支持，意味着老大党比民主党会更加支持《民权法案》和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 但是瑟蒙德并没有加入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党，而是加入了巴里·戈德华特的党。

戈德华特的功绩

仅有8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反对《民权法案》，1964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就是其中之一。州权是戈德华特1964年总统竞选的中心议题。在南方，州权即意味着种族隔离。戈德华特的这次竞选结果在其他地方是灾难性的，但在南方却囊括了55％的白人选票，并在南方腹地的5个州获胜，在密西西比州，他更是令人吃惊地赢得了高达87.1％的选票。事实上，如果不是由于狄克西民主党，那次选举中戈德华特有可能只能在自己的出生地亚利桑那州获胜——他在该州勉强以4782票的微弱多数获胜。

奇怪的是，戈德华特的民权立场是其对右派做出贡献的缩影。短期而言，他反对黑人拥有平等权利，让人愈加觉得他是一个老顽固。南方以外的地区，绝大多数白人选民支持民权法；但长期而言，他却为共和党的南方战略准备好了条件，部分原因是他在州权问题上“恪守原则”的立场，更多则是因为民主党陷入滑坡状态。

这时候，在右派的圈子里，人们提到巴里·戈德华特时，就好像完全是在说苏格兰的邦尼·普林斯·查利（Bonnie Prince Charlie），后者是一个天生为王却被夺走王冠的好小伙。帕特·布坎南认为，戈德华特的总统竞选对许多保守派来说，感觉就像“初恋”一样，而戈德华特也确实有着敢想敢干的性格。他长相英俊，是“雷鸟”战斗机的驾驶员，一有时间就会驾机飞行。在旧金山牛宫（Cow Palace）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的大会期间，戈德华特驾机在城市上空交叉飞行。他的支持者（其中包括琼·迪迪昂和布坎南）认为，戈德华特有勇气挑战自己所处时代的自由主义正统，就像他喜欢说的一句话一样，给选民“一个选择机会，而不是对他们随声附和”。

然而，从任何传统的标准来看，戈德华特的总统竞选都是一场灾难。1963年，在一次谁可能成为竞选对手的讨论中，约翰·肯尼迪讥笑道：“如果是巴里的话，我甚至都用不着走出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了。” 那时候，戈德华特在第二年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希望显得微乎其微。普遍的看法是纳尔逊·洛克菲勒有机会承担这一使命。1964年，《纽约时报》甚至斗胆说，洛克菲勒陷入落选的危机就如同破产一样，是不可能的。有两件事情帮助戈德华特以微弱优势获胜。第一是洛克菲勒的私生活。1963年，他遗弃了相伴30年的结发妻子，随后立即同一个刚离婚的“快乐”女子结婚。这使得包括普雷斯科特·布什在内的许多刻板的共和党人心生反感，并且为戈德华特派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口号：“大家是要白宫情人还是白宫领袖？” 第二是组织因素。在前康奈尔大学政治学讲师F．克利夫顿·怀特（F．Clifton White）的一手导演下，戈德华特一伙静悄悄地接管了共和党在南方奄奄待毙的核心组织，并且在西部首创共和党的核心组织，从而使该派的代表潮水般地涌向旧金山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亨利·卡伯特·洛奇快速翻阅代表名单，大声叫道：“天知道共和党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

吓得目瞪口呆的洛克菲勒抱怨道：“共和党面临少数派颠覆的危险，这个少数派激进、财力充足、纪律严明。”戈德华特派“完全背离了适应共和党主流原则的中间大道” 。80多个艾森豪威尔时期的高级官员（其中7人是内阁成员）给本党的候选人写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函。 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州长埃德蒙·G．“帕特”·布朗（Edmund G.“Pat”Brown）闻到了空气中“法西斯主义的恶臭” 。在国外，戈德华特只得到南非赞成种族隔离者﹑西班牙王权主义者以及德国新纳粹分子的支持。支持他的报纸只有3份：《洛杉矶时报》（当时这份报纸与今天大不相同）、《芝加哥论坛报》和《辛辛那提问讯者报》。 有声誉的共和党《星期六晚邮报》就此发表社论：“戈德华特这个假冒的保守派是一出可笑的保守派滑稽戏。他是个野蛮人﹑浪子，是像乔·麦卡锡一样不讲原则的粗鲁的柔道手。”《时代》周刊讽刺道：“戈德华特做总统会怎样？结果不用说。”

戈德华特感觉自己是政治核心集团迫害的牺牲品，这并不令人吃惊。但正如伟大的美国政治编年史作家西奥多·H．怀特（TheodoreH．White）所说，控制戈德华特就像“在桶中捞鱼那样容易” 。对那个时代的大噩梦——核屠杀——戈德华特的解决之道是改善可用于实战的“小型干净核武器”，从而使这样的核战争变得更加可能。 他特别青睐那种名为“大卫·克罗克特”（Davy Crockett）的手提式核装置。 在加利福尼亚州初选中，当被问及如何封锁进入南越边界的共产党供应线时，他建议“使用低能核武器来使森林脱叶”。无怪乎民主党制作的广告短片《戴西》有着巨大的杀伤力。（短片中，一个小女孩在数着雏菊的花瓣，与此同时，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倒数核武器的发射。）

这不仅仅是一个极端主义的问题。戈德华特开开心心地打破了所有的基本政治规则。有时候，他列出所有并不指望会投票支持他的人，以此开始演讲。列在名单最前面的是那些“懒惰的、躺在失业救济金上吞食别人劳动果实的人”。他对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听众说，某个太空项目合同应该给西雅图的波音公司，而不是一家本地公司。他谴责约翰逊在非常贫困的西弗吉尼亚州实施的扶贫项目。 他还触碰了极具争议的“第三轨道”政治问题的禁忌，把社会保障蔑称为“免费退休”。有个粉丝给他拿出一瓶软饮料，名为“金水（Gold Water）——适合保守派口味的真正饮料”。出于明显的政治敏感性，这名候选人立即把喝进嘴里的饮料吐了出来，边吐边说：“这味道像尿一样，我才不会和着酒来喝它呢。”

戈德华特的选举结果是美国政治史上最大的失败。他获得了2700万张选票，而约翰逊获得的选票达4300万张；约翰逊以61％的选票和44个州的获胜赢得了选举，这一结果甚至超过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1936年创造的纪录。约翰逊之潮冲垮了共和党在全国所有历史悠久的中心堡垒——从中西部的工业州到新英格兰地区，从平原地区的各州到落基山脉地区。在众议院，民主党获得了1936年以来对共和党的最大优势；在参议院，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席分布为2∶1，而在州立法机关里，共和党只拥有50个州中的17个州长席位。 1940年，自我认同为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选民分别为38％和42％，1964年是戈德华特的灾难年，自我认同为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选民分别变成了25％和53％。

戈德华特的失败使人们对保守派避之唯恐不及。西奥多·H．怀特曾经讲过卡尔·海斯（Karl Hess）的一个著名的故事。海斯是戈德华特演讲稿的首席撰稿人。通常情况下，竞选失败后，首席撰稿人可以在党的核心机构里谋得一个安全的栖身之所，但海斯则没有这么幸运。 一开始，他想谋得一个为保守派参议员和众议员效力的职位，这些政客几个月前还在为他加油鼓劲。由于不被接受，他大大降低了自己的期许。是不是可以在参议院或众议院开开电梯呢？他还是没有这个福气。这个自由市场的倡导者沦为失业人员。他到夜校去读了一门焊接课，最后在一个机械厂找到了一份夜班活。

如果戈德华特只是把南方白人带进了共和党阵营，那么他还不能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但是，他把保守主义同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地区——欣欣向荣的西部——连接到了一起。直到20世纪50年代，共和党右派的主导力量还是像塔夫脱这样的中西部人。然而，戈德华特来自新兴的西部，这里正是老布什的谋生之地。 戈德华特的祖父是个贫穷的犹太移民，菲尼克斯最大的百货商店就是他开的。戈德华特目睹了这个沙漠城市由他孩提时期的3万人先后增加到1963年的81.6万人和20世纪80年代的200万人。戈德华特曾经说过：“在西部和中西部，我们并不常为担心可能发生的事情所困扰，这里确实有风险，但我们总是在冒险。” 他对新技术简直着了迷。在亚利桑那州他家的屋后面，高高竖起一根由光电机械控制的25英尺的旗杆。沙漠上的黎明来临时，旗杆的发动机在光的作用下使星条旗升起，黄昏时分，国旗又自动降下来。

这名参议员发现，一些最支持他的人来自欣欣向荣的西部地区。他们有的来自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城市，有的来自洛杉矶杂乱发展的大市郊地区，有的则是奥伦治县的伙夫厨娘。这些西部美国人，天性上就是个人主义者。他们住的是平房，而不是街区公寓；他们依靠的是私人小汽车，而不是公共交通——尽管“依靠”一词并不足以传达出那种近似于顶礼膜拜的生活态度。用戈德华特的话来说，他们每天见证着“个人的主动性怎样使沙漠变得繁荣”。他们评价一个人的标准不是出身，而是成就。

西部美国人的这种发自内心的个人主义与强烈反对“权势集团”的情绪融合到了一起。他们中的许多人搬到西部，是为了躲开操控东海岸商界的那些密不透风的小型俱乐部，主宰蓝领工人生活的工会核心机构以及控制市区政治的种族大佬。他们憎恨东海岸精英们继续享有过多的权力——在亚利桑那州掌握了超过40%的权力，在阿拉斯加州掌握了90%的权力。经济活力正迅速从以前的核心集团所在地外移：与1945年相比，1964年纽约拥有的金融资源，从占全国的25％下降到12.5％，减了一半。 同年，加利福尼亚州美国银行的规模变得与洛克菲勒的大通银行一样大。然而，东海岸精英依然对全国大部分地区视而不见。1964年竞选期间，爱达荷州的共和党州长罗伯特·E．斯迈利（Robert E．Smylie）说道：“国家的重心发生变化了，但东部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人们有一种‘一站飞过’的情结，以为从纽约艾德瓦德国际机场——现在的约翰·F．肯尼迪国际机场——起飞后的下一站就是洛杉矶。” 因此，当戈德华特痛斥大政府，或者宣称“如果告别东海岸，让它在海里随波逐流，美国将变得更加富足”时，人们对此当然是赞赏有加。

西部是各种各样右派团体的孕育之地。保守派开办“自由论坛”书店，这些书店里销售书名响亮的书籍，如《赤裸裸的共产主义者》（The Naked Communist）、《欺骗大师》（Masters of Deceit）、《你可以相信共产党人》（You Can Trust Communists）［又名《即将成为共产主义者》（To Be Communists）］等，这些书与《圣经》、美国国旗摆放在一起销售。他们竞选校董会，为共和党服务，参加各种私下播放《地图上的共产主义》（Communism on the Map）和《消除行动》（Operation Abolition）等影片的反共协会。他们纷纷去听右派演说家的演讲，如来自南加利福尼亚州的牧师罗伯特·舒勒（Robert Schuller）和来自澳大利亚的世俗传道者弗雷德·施瓦茨（Fred Schwarz）。舒勒是一个煽动家，他警告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意味着“彻底摧毁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真正的民主自由”。施瓦茨则在中途放弃了所从事的医学工作，全身心投入“基督教反共十字军”组织（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的管理工作中。施瓦茨还开办了一所“反共学校”，该校1961年春季一期吸引了多达7000名学生，其中许多学生是经当地校董会允许，放弃自己正常的课业而来到这里的。

西部保守派人人必读的一本书是《保守派的良心》。到1964年总统竞选时，这部戈德华特的个人宣言已经卖出了350万本。他写道：“我对使政府合理化或者提高政府效率不感兴趣，因为我的目的是要减小它的规模；我不想提高福利，因为我的建议是要扩展自由；我的目标不是通过法律，而是废除法律。”戈德华特对现代共和主义核心地区的政府机构膨胀怀抱的敌意比任何人都深。他很高兴地呼吁取消普通中产阶级的权利，并认为联邦政府用于国内项目的费用应该每年减少10％并实行统一税。这对于总统候选人来说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

这一切都在朝里根主义的方向发展。这个饰演过“吉普”的里根定期到施瓦茨的反共学校发表演讲。他在全国政治舞台的首次冒险，是在1964年的共和党旧金山大会上提名戈德华特为总统候选人。里根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正如乔治·威尔（George Will）曾讽刺的，戈德华特终于赢得了总统选举——那是在1980年。

右派是在戈德华特的旗帜下开始联合的——尽管肯定是少数派，但却纪律严明、意志坚定。1960年，尼克松的竞选吸引到的个人捐助者不足5万，1964年，戈德华特的竞选吸引到的个人捐助者达6.5万人。戈德华特的选举注定失败，但他的共和党志愿者却有390万，是约翰逊民主党志愿者人数的两倍。 在汽车保险杆上张贴支持戈德华特广告的人是支持约翰逊人数的10倍。支持戈德华特的人有时候会对高层进行审核，就像在1964年的共和党大会上把纳尔逊·洛克菲勒轰下台一样，但他们是毫不留情地使共和党向右转的核心活动的成员。戈德华特加强了保守派基层战士与保守派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戈德华特的《保守派的良心》是由威廉·巴克利的妹夫布伦特·博泽尔（Brent Bozell）捉笔代劳的。1964年，戈德华特在共和党大会上的演讲中声称“捍卫自由的极端主义噤声了”，而这次的演讲稿是由哈里·贾菲（Harry Jaffe）——列奥·斯特劳斯的首批信徒之一——撰写的，后者后来成了新保守派宠爱的哲学家。无论是《国民评论》，还是像拉塞尔·柯克和安·兰德这样大相径庭的保守派，都热情支持戈德华特成为候选人。威廉·巴鲁迪把美国企业研究所变成了戈德华特的智囊团，并说服保守派知识分子投入戈德华特阵营，这些人之中有米尔顿·弗里德曼﹑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以及名字预兆不祥的沃伦·纳特（Warren Nutter） 。

注定要失败的选举

这一切都不能阻止1964年11月选举灾难的发生。尽管戈德华特是一个沉闷的候选人，但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他本人的性格，问题出在右派的整个反叛核心。许多今天被尊为智慧巨人的人，那时普遍被视为小怪物。常春藤盟校的权势集团瞧不起那些“芝加哥小伙计”。当时受尊敬的罗伯特·莱卡赫曼（Robert Lekachman）唐突地认定，芝加哥学派不过是个“有点机灵的流派”。 一些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通过游说，成功地将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书从大学图书馆中清除出去。 那时候刚刚开始合伙从事新闻业的罗兰·埃文斯（Rowland Evans）和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概括出了受人尊敬的观点。他们写道，戈德华特的竞选是由这些人来进行的，他们是由“一小群毫无名气的学者和政治评论家，与一个华盛顿默默无闻的免税教育基金会组成的松散联盟，基金会的名字是美国公共政策企业研究所（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而即便是戈德华特最坦率的支持者，也对他治理国家的能力心怀疑虑。《时代》周刊当时问威廉·巴克利：“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会发生什么事情？”巴克利回答：“那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显而易见，保守主义运动中还有太多的怪异之人。如果说施瓦茨的反共学校是过分警觉，那么同样兴于加利福尼亚州奥伦治县的约翰·伯奇社团（John Birch Society），则比麦卡锡分子更为偏执。该组织由马萨诸塞州的退休糖果制造商罗伯特·韦尔奇（Robert Welch）于1958年创立，组织的名称起自一名军国主义新教传教士。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一次3天的讲课中，韦尔奇成立了这个组织，他用独裁者的铁腕政策统治组织。该组织确实有一个管理委员会，但它的唯一目的就是在“创始人”被共产党暗杀后，选择一个新的领导人。20世纪60年代初，该组织成员已经达到2.5万人，包括弗雷德·科克（Fred Koch）和哈里·布拉德利（Harry Bradley），这两名实业家是保守派运动的最大捐助者，还包括无数的城市官员以及约翰·鲁斯洛（John Rousselot）——共和党国会新议员干部会议主席。

阴谋论是约翰·伯奇社团赖以生存的根源。韦尔奇断定，艾森豪威尔是“为共产主义阴谋自觉献身的间谍”，并宣称这一论断是基于“累积起来的详细证据，这些罪证广泛而确凿，不容有任何理由对此怀疑”。其他的“阴谋分子”包括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乔治·马歇尔，似乎常常还包括半数的美国人。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否则怎么来解释美国失去了中国和朝鲜呢？或者说，阿尔杰·希斯为什么能升到这样的高位？又或者说，为什么要允许卡斯特罗领导古巴？又或者说，为什么政府在不断膨胀？民意调查显示，5％的美国人大体同意该组织的观点。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但是还不足以成为民众反叛的基础。

然而，保守主义运动的主要障碍，与其说是其极端主义者的胡言乱语，不如说是现状的成功。如果让戈德华特和弗里德曼或者巴克利同处一个讲台，少数人会同意他们的所有观点，但大部分听众只会摇头耸肩。美国的问题有这么严重吗？美国经济繁荣，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共产主义被挡在海外。数年之后当国家失控时，这种信念发生动摇了。另一个为现代保守主义助一臂之力的人，恰恰是在民意调查中把戈德华特打得一败涂地的人——林登·约翰逊。 vddPV7warEqVgFnDLV1YIBEikT/3xgYP4CV0N96J3sqILUsYXNsuN1o5BvbgO2v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