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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5月7日，我乘广深铁路抵达深圳。
“牛仔”来车站接我。一辆破烂的日本轿车已经取代了国产的加重自行车。
轿车在坑坑洼洼的路基上颠簸着行驶，车门嘎吱嘎吱地晃荡，似乎随时可能掉下来。车门外，满目吊塔林立，头顶安全盔的施工队伍如同人龙；柴油发动机声震耳欲聋；土黄色的载重翻斗车一辆接一辆，烟尘滚滚遮天蔽日。鼻腔蒙上一层灰尘；舌头舔舔嘴唇，是涩涩的土腥味。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一股脑儿涌了出来，手心汗津津的，肾上腺素猛增。
三年之后再到皇岗村，一切都变了：村边北侧一片帐篷、铁皮房混杂区；稻田开挖成一溜鱼塘；村里路旁堆满了废旧轮胎、施工废弃的模板，水塘里漂浮着白色塑料发泡块、可口可乐瓶子；蒙上一层尘土的竹丛变成了土灰色；一辆巨大的翻斗车横在路的转角处，满身油泥的小伙子仰躺在底盘下面捣鼓着什么。“牛仔”告诉我，修理车的小伙子叫发仔，三年前去了香港打工，年初返回来开翻斗车。
“运输成了村里的主要收入来源？”我问。
“牛仔”指指路两边堆成小山似的旧轮胎：“香港收购这些，还有施工废弃的五合板，然后卖给北方买主，生意好得做不过来。你想做生意跟着一起做吧。”
我没心思倒腾破烂，但却强烈感受到这块尘土飞扬的大工地孕育着巨大的机会。我的突破口在哪儿呢？
婉言拒绝了“牛仔”的邀请，当晚返回市区，在深圳东门一家招待所住了下来。招待所设在一栋宿舍楼，2~5楼是客房，一楼是一家小型半导体收音机装配作坊，作坊有三十几位员工，由一位香港小老板投资经营。
来深圳之前，我已经打定主意，到深圳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区经济发展公司（简称特发）谋求发展。
这是一家特别的企业，其前身是深圳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在初期的引资中，许多项目都是管委会负责谈判并签合同具体实施，另一方面还行使特区政府职能。特区政府正式成立后，管委会撤销，其原班人马组建成特发公司，行使政府审批进出口业务的权利仍然保留，只是，其掌管的进出口审批红色章印上有个（2）字，简称政府（2）号章，以示区别政府的（1）号章。一家公司有审批进出口的权力，其权力之大可想而知。
我带着省外经委的介绍信找到了特发的掌舵人孙凯峰先生。孙先生到深圳前任广东省体工大队（相当于现在的体育局）党委书记，江苏人，微胖，气色红润，面带福相。
通过会面，达成了一个还算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作为省外经委派出的人员，同特发合作做生意，特发提供营业许可、银行账号，但不提供资金，赢利部分省外经委同特发五五分成。简单说，省外经委不提供资金，只提供一个人挂靠在深圳特发，赢利双方便可各拿一半。
翌日，我就到特发贸易部报到。同一天报到的还有一位名叫张西甫的转业军人，“文革”前他曾被选送到飞行航校学飞行，但“文革”时受父亲牵连转业当工人，父亲复出后他又穿回绿军装，现在是二次转业，自愿到特区闯荡。
接待我们两人的是特发贸易部总经理——陆润灵先生，瘦瘦的，客家人，东江纵队老战士，来深圳之前在韶关某报纸任总编。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陆总说起话来极具煽动性且言简意赅：“贸易部没有钱，但有‘三张皮’，那就是纸皮——批文，地皮——土地，牛皮——鼓吹改革的特区优惠。要走正路，一不做违法的事，二靠大树——依托北京各部委的资源，三傍大款——把国际财团吸引到特区……”
我和张西甫被分配到贸易一科，科长是单璇女士，北京人；业务员邱其浩，一位老大学生，大家叫他邱工；还有本地人蔡作幸和广州外语学院刚毕业的陈超等。
张西甫
贸易部没有现成的业务，全凭个人的关系或送上门的机会做进出口买卖。来自北京医药局的单科长跑北京的进口医疗器械单，来自七机部的邱工正忙着给七机部的研究院进口计算机需要的CPU（中央处理器），个子瘦高的小蔡忙着进口小额装修材料，张西甫一上班就把电话打到广州钢厂基建处，争取开门红……
我做什么呢？心里没一点数。
凡事总要先从了解和熟悉情况开始。在走访了深圳的几家进出口公司后，我发现深圳最畅销的进口产品竟然是台湾产的折叠伞和日本制造的味之素（味精），只要弄上几千打折叠伞或半吨味精的批文，就有需求方将钱打过来，这么做，转手赚几万、十几万块钱没有问题。但我既没有选择做折叠伞，也没有跟风去申请味精批文。我想，现在申请批文、订货，待交货时，说不定市场已过剩，供过于求。
一天，乘小巴去蛇口。从深南路拐进蛇口的丁字路口，望见路北一侧耸立着几个高大的白铁皮金属罐。在蛇口码头边也见到三座类似的金属罐。我好奇地向周围的人打听，得知是饲料厂的玉米储藏仓。位于丁字路口的是泰国正大集团、美国大陆谷物公司与深圳养鸡公司合资的饲料生产企业——正大康地；依托蛇口码头的饲料厂是新加坡远东集团投资的面粉加工以及饲料厂——蛇口远东金钱面粉饲料企业。
“玉米？广东不生产玉米啊，这些玉米哪来的？”
“从香港。”
“香港也不产玉米啊？”
再问，得知这些玉米来自美国、泰国和中国东北。
“为什么厂家不直接从东北采购？”我带着疑问找到正大康地。接待我的是卢达民先生，个子高高的，戴副眼镜，说话不紧不慢，潮州口音：“公司也想从东北直接采购，以降低原料成本，只是解决不了运输。”
“我解决运输工具，铁路、海运都没问题，组织来的玉米你们要吗？”
“要！马上就可以签合同！厂里正在试运转，设计能力为30万吨/年，70%的成分就是玉米，平均每个月的需求量在1.7万吨左右。”
乖乖，这一开始就是大生意！“正大康地能先开L/C（信用证）吗？”我小心翼翼地问。只要正大康地肯给卖方开信用证，我就可以背书开给真正的卖方，“空手套白狼”了。
“签合同之后就开出去。”卢先生应承得很爽快。
“付的是外汇吗？”
“对我们来讲，付外汇、人民币都一样。”
“货是外贸部门提供，我要求付外汇。”
“OK。”
我并不清楚东北到深圳的运输情况，但在巨大生意机会的驱动下，我必须硬着头皮往前闯。
首先，我找到赤湾码头询问航线情况。码头经理告诉我，刚建成的赤湾港目前只有从北欧进口的散装化肥货源，还没有开通各地的航线。
“能接受多大载重的货轮？”
“万吨轮没有问题。”
然后，我找到广州远洋公司询问有无开通大连——赤湾航线的可能。
回答是：近海的航线归广州海运局。探听到广州海运局总部设在沙面，我再次联系。
海运局回答：只要有货源，随时开通。
“每月至少两万吨的运输量。”我神气起来，胸有成竹：正大康地、远东金钱各一万吨。
玉米生意就这样开始了。
经陆总批准，成立了饲料贸易组，独立于贸易一科，王石任组长，独立核算。
现在的问题是要雇请个帮手了。
我想到了招待所楼下那座无线电器件装配车间，每天上下楼都会闻到一股硫酸味。找到监工，试探其能否推荐一名打工仔。瘦瘦的监工扭头冲着一个正端着喷灯吹化着锡条的工人，“就他行吗？”
看那模样又瘦又小，像个童工，我压制着心中的不满，嘴上却回答：“行！”
“多大年纪了？”我问。
“18岁。”就这样，邓奕权成为我聘请的第一位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