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当温斯顿把手放到门把手上的时候，他看到日记本摊开在桌子上。上面写满了“打倒老大哥”的字样，字体几乎大到隔着房间也能清晰可辨。这简直太愚蠢了。但他意识到，即便在惊慌中，他也不愿意在墨迹未干的时候就合上日记本而弄脏那么乳白的纸。

他吸了一口气，打开了门。顿时全身感到一股暖流，如释重负。门口站着一个面色枯黄、形容憔悴的女人，头发稀疏，满脸皱纹。

“哦，同志，”她以一种凄凉的声音开了口，“我想我听到您进门了。您能不能过来帮我看一看我们厨房的水池？它好像堵住了——”

是帕森斯太太，同一层楼一个邻居的妻子（“太太”这个词在党内是禁止使用的，你应该称呼每个人为“同志”，但对一些女人，你仍是本能地称她们“太太”）。她年约三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她会令你产生这样一种印象，那便是她脸上的皱纹里都积满了灰尘。温斯顿跟着她向过道另一头走去。这种业余修理工作几乎成了烦扰人的日常例行公事。胜利大厦是栋老公寓，建于一九三○年左右，现在已经摇摇欲坠了。灰泥不时从墙上和天花板上剥落，霜冻的时候水管都会爆裂，一下雪，屋顶就会漏水，如果供暖系统没有因为节约运动而完全关闭的话，就只开一半的蒸汽。至于修理工作，除非你自己动手，否则就得等着高高在上的委员会批准，他们竟然连修理一扇窗户玻璃这样的事情都要拖两年。

“当然只是因为汤姆不在家。”帕森斯太太嘟哝道。

帕森斯太太的公寓比温斯顿的大，呈现出另一种脏乱的景象。每一样东西都是一副被反复捶打践踏过的样子，就好像这个地方被什么猛兽蹂躏了一番。地板上满是体育用品——曲棍球棍、拳击手套、一只爆了的足球、一条汗迹斑斑且向外翻着的短裤——桌子上则是一堆脏碗碟和折角的练习簿。墙上有青年团与侦察队的鲜红旗帜，还有一张老大哥的巨幅宣传画。房间里同整栋大厦一样，弥漫着一股煮卷心菜的气味，但还是掩盖不住一股刺鼻的汗味，那汗味——你一闻便知，虽然说不出为什么——属于这会儿并不在场的某个人的气味。另一个房间里，一个人正拿着一个梳子和一片手纸吹着，想尽力跟上从电屏幕里传来的军乐声。

“那是孩子们，”帕森斯太太说道，有点儿忧虑地朝门口看了看，“他们今天没有出去。当然——”

她有个习惯，便是话说到一半便停顿一下。厨房水池里发绿的脏水快要溢出来了，那气味比卷心菜的气味还难闻。温斯顿跪下来，检查了一下弯管的接合处。他很不愿意动手做这些事情，也很不愿意弯下身子，因为这样做老是引起咳嗽。帕森斯太太无助地看着他。

“当然，如果汤姆在家，他一会儿就能修好。”她说道，“他喜欢干这些事。他的手总是很灵巧的，真的。”

帕森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长得有点儿胖，是个头脑愚蠢的活跃分子，空有一腔盲目的热情——是那种唯命是从、忠心卖苦力的走卒，党的稳定统治依赖他们更甚于依赖思想警察。三十五岁时，他才恋恋不舍地脱离了青年团，而在升到青年团之前，他想尽办法超龄在少年侦察队里多待了一年。在部里他担任一个不怎么需要智力的低级职位，但另一方面，他是运动协会与其他一切组织集体远足、自发游行、节约运动与义务劳动的委员会的重要人物。他会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平静而自豪地告诉你，过去四年每天晚上他都到社区活动中心参加活动。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带着那股浓烈的汗味，那成了他精力充沛的生活一个无意而为之的佐证，即使他走开，那股气味也会经久不散。

“你有扳手吗？”温斯顿问道，摸着弯管接合处的螺帽。

“扳手，”帕森斯太太说道，瞬间变得瘫软，“我不知道，我不确定。或许孩子们——”

随着一阵靴子踢踏声以及一阵吹梳子的声音，孩子们冲进了起居室。帕森斯太太拿来扳手。温斯顿放掉了脏水，厌恶地拿掉了那团堵住水管的头发。他在自来水龙头下用冷水洗干净手，回到另一个房间。

“举起手来！”一个凶恶的声音叫道。

一个五官英俊却面目凶恶的九岁小男孩从桌子后面跳出来，用一只玩具自动手枪对准他，而旁边大约小他两岁的妹妹也拿着一块木头做着同样的动作。他们都穿着蓝色的短裤、灰色的衬衣，系着红领巾，那是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把手举过头顶，心里闪过一丝不安，那个男孩的表情凶狠得完全不像是在玩游戏。

“你是个叛徒！”那个男孩叫嚷道，“你是个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间谍！我要毙了你，我要蒸发了你，我要送你去盐矿！”

突然，他们开始围着他蹦跳，叫着：“叛徒！”“思想犯！”那个小女孩的一举一动都在模仿她的哥哥。他们就像那些很快会长成吃人猛兽的小虎崽子一样嬉闹，不知为什么，看起来有点儿令人心悸。那个小男孩的眼里有一种冷漠的残忍，流露出一种相当明显的对温斯顿又踢又打的欲望，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大到可以那么做。幸亏他手里握的不是真枪，温斯顿想。

帕森斯太太的目光不安地在温斯顿与孩子们之间游移。在起居室明亮的灯光下，他饶有兴致地发现她脸上的皱纹里面真的有灰尘。

“他们真是太吵了。”她说，“他们很失望，因为不能去看绞刑，就是这样。我太忙了，没有时间带他们去，汤姆也因为工作不能准时回来。”

“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看绞刑？”那个男孩扯着大嗓门叫嚷道。

“要去看绞刑！要去看绞刑！”那个小女孩叫喊道，依旧在蹦蹦跳跳。

温斯顿想起来了，当晚几个犯了战争罪的欧亚国俘虏将在公园被处以绞刑。这种事情大概一个月发生一次，相当受欢迎。孩子们总是吵着要家长带他们去看。他向帕森斯太太告辞，朝门口走去。但在过道上还没走上六步，他就被什么东西狠狠地砸中了脖子后面，疼痛难忍，感觉就像一根烧红的铁丝刺进了肉里。他转过身去，刚好看到帕森斯太太把她的儿子拖进门去，那孩子正把一个弹弓揣进兜里。

“戈德斯坦！”那个男孩子在房门被关上的时候吼了一嗓子。但让温斯顿更为骇然的是那个女人发灰的脸上的无助与惊恐。

回到公寓后，他快步走过电屏幕，在桌子前重新坐下来，继续揉着脖子。电屏幕里面的音乐声停止了。一个干脆利落的军方声音传了出来，带着种残忍的津津有味，读着一篇关于新式水上浮堡的武器的描述，这个水上浮堡刚刚在冰岛与法罗群岛之间抛锚。

他想，有这样的孩子，那个可怜的女人一定过得提心吊胆。再过一两年，他们就会日日夜夜监视她，以期发现异端思想的征兆。如今，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变得很可怕。最糟糕的是，通过类似侦察队这样的组织，他们都被系统地训练成了放肆的小野人，却不会令他们产生任何反对党的纪律的倾向。恰恰相反，他们崇拜党和与之相关的一切。歌唱、游行、旗帜、远足、手持木枪操练、高喊口号、崇拜老大哥——对他们而言这些都是光荣的趣事。他们的凶残是对外的，指向国家公敌、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以及思想犯。年逾三十的人都惧怕自己的孩子，这几乎成了常事。这不无理由，因为每个星期《泰晤士报》都会有一段描述某个偷听父母讲话的小密探——一般称作“少年英雄”——如何偷听到父母的一些比较危险的言论，并向思想警察告发他们。

弹弓带来的痛楚已经消退。他心不在焉地拿起笔，想着如何才能找到更多可以写在日记中的事，突然，他又想起了奥布赖恩。

几年前——多久了？一定有七年了——他梦到他正在穿过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一个坐在他旁边的人在他经过时说：“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会面。”这话说得很平静，就像是随意说的——是个陈述句，而不是命令。他没有停留，继续前行。奇怪的是那时候，在梦里，这句话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只是到了后来，这句话的意义才逐渐显现出来。他现在已经不记得第一次遇到奥布赖恩是在做这个梦之前还是之后，他也不记得什么时候才辨认出这是奥布赖恩的声音。但不管怎样，他的确辨认出来了，那个在黑暗中跟他讲话的就是奥布赖恩。

温斯顿从来没办法确信——即使在今天早晨那个目光交会后，他依然无法确信奥布赖恩是朋友还是敌人。这其实无关紧要。他们之间有一种理解的纽带，比友爱或者党派之谊更加重要。“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会面。”他说道。温斯顿不懂这意味着什么，只知道它会以某种方式变成现实。

电屏幕上的声音停顿了一会儿。凝滞的空气中响起了一阵清脆动听的号声。那声音继续刺耳地响着：“注意！请注意！现在插播一份从马拉巴尔海岸前线来的急电。我军在南印度打了一个胜仗。我有权宣布，我们现在播报的胜利将大大推动战争结束的进程。急电如下——”

坏消息来了，温斯顿想。果不其然，接下来是一段关于欧亚国军队被歼灭的血腥场面的描述，报告了被击毙、俘虏的惊人数字，随后是一条通知，从下星期起，巧克力的定量供应从三十克减到二十克。

温斯顿又打了一个嗝。杜松子酒的酒劲儿过去了，留给人一种泄气的感觉。电屏幕——或许为了庆祝胜利，也许为了要盖过人们对巧克力减量供应的印象——雄壮地奏响了《为了你，大洋国》。照理应该立正，但处在他目前的位置，电屏幕是看不见他的。

《为了你，大洋国》让位于轻音乐。温斯顿走向窗户，背对着电屏幕。天气依旧寒冷。远处某个地方，一枚火箭弹爆炸了，沉闷的爆炸声在空中回响着。目前，伦敦每星期要挨二三十枚这样的火箭弹。

下面的街道上，冷风刮起那张已经破损的海报，“英社”两个字时隐时现。英社。英社的神圣原则。新话，双重思想，变幻无常的过去。他觉得自己好像在海底丛林中游荡，迷失在一个可怕的世界里，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他孑然一身。过去已经死去，未来无法想象。他怎么确信一个活人站在他这边呢？他又有什么办法知道党的统治不会持久呢？真理部白色墙面上的三条标语，就像答案一样出现在他眼前：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二角五分的硬币来。那里以纤小清晰的字体同样刻着这三句口号，硬币的另一面则是老大哥的头像。即使在这枚硬币上，那双眼睛也盯着你不放。硬币上、邮票上、书籍的封面上、旗帜上、海报上、烟盒上——无处不在。那双眼睛总是盯着你，声音也总是在你耳边回响。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工作还是吃饭，屋里还是屋外，在洗澡还是在床上——无处躲藏。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的，除了你脑壳里的几立方厘米。

太阳已经西斜，真理部那无数扇窗户没有了阳光的照射，看上去像堡垒上的枪眼一样阴森可怖。在这金字塔般的庞然大物前，他的心里一阵惶恐。它太强大了，它坚不可摧。哪怕是一千枚火箭弹也无法摧毁它。他又开始琢磨这日记到底是为谁而写的。为将来，为过去——为那个子虚乌有的时代。在前面等待他的不是死亡，而是毁灭。日记将会化成灰烬，而他也会被蒸发掉。只有思想警察会读他写的这些，而后把它销毁，从记忆中抹杀。当你自己甚至那片纸上涂抹的一个未知的字都不留一丝痕迹时，你怎么能够向未来疾呼呢？

电屏幕里钟响了十四下。他必须在十分钟内离开。他得在十四点三十分前赶回去工作。

奇怪的是，钟声似乎令他换了另一种心境。他如孤魂野鬼一般，讲述着一个谁也不会理会的事实。但只要他说出来了，那种连贯性就以某种难以言状的方式得以保存了。不是靠被别人听到，而是靠保持清醒，才得以将人类的传统传承下去。他重新坐回桌前，蘸了下笔，写道：

致将来或者致过去，致那个思想自由的时代，致那个求同存异、毫不孤独的时代——致那个真理尚存、历史无法被抹杀的时代：

从一个千篇一律的时代，从一个孤独的时代，从老大哥的时代，从一个双重思想的时代——向您致敬！

他想，他已经死了。对他来说，好像只有现在，在他梳理思绪的时候，他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每一个行为的结果都包含于行为本身。他写道：

思想罪并不导致死亡：思想罪就是死亡。

既然现在他意识到自己是个已死之人，尽可能活得长久一些就变得尤为重要。他右手的两根手指沾上了墨水。这种细节非常可能暴露你。部里某个好打听的狂热分子（也许是个女人，就像那个浅棕色头发的女人或者小说司的黑发女孩）可能开始怀疑他为什么在午餐的时候写东西，为什么他用老式的笔，他到底写了些什么——然后给有关部门一个暗示。他走进浴室，用一块粗糙的深褐色肥皂小心地洗去了墨迹，那种肥皂就像砂纸一样摩擦着皮肤，正好洗净墨迹。

他把日记放回抽屉。想着把它藏起来是毫无意义的，他至少要确信它的存在是否被人发现。在本子里夹一根头发太明显了。他用指尖蘸起一粒依旧可辨的白色尘土放到封皮的角上，如果有人动了这本日记的话，它一定会被抖落。 xyUvbXCT7Pr3MyAcJd2+gyGqTeNVQkXtz1tjnTLDSSlY1YzpgD9UCOsK+aUOdqf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