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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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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动物精神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
An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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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l Spirits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经济的运行机制和经济中的动物精神，还必须了解经济的阴暗面，即反社会行为的倾向，以及摧毁它的各种崩溃和失败。这种摧毁一般间隔时间较长，且不易觉察，但会让经济动荡不安。经济波动部分归因于公然腐败的显著程度和可接受程度在不同时期发生的变化，尤为重要的是，欺诈（即技术上合法但心术不正的经济行为）的普遍程度也随时间而变化。
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们对资本主义提供的商品大加颂扬。
资本主义能够生产出任何可以带来利润的东西。因此，城市学家简·雅各布斯从城市风光的多样性和激情中看到了建筑的诗意，而这些风光正是无数私人企业家创造的成果。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时代，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的知识遗产的继承人加里·贝克尔向莫斯科人介绍了电话黄页。电话黄页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物产丰富的象征，它们提供的信息都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我们的一位朋友觉得，资本主义生产的是巧克力牛奶，而莫斯科的苏维埃委员们永远不会屈尊来生产这样的东西。
但是，资本主义的物产丰富至少有一个缺陷——它并不是自动地生产人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而是生产人们认为有需要且愿意为此付钱的东西。如果人们愿意为药品付钱，资本主义就生产药品；而如果人们还愿意为包治百病的假药付钱，资本主义就会生产假药。19世纪的美国也的确有一个专门生产假专利药的行业。举个例子，约翰·洛克菲勒的父亲威廉·洛克菲勒就曾是一名流动商贩，他驾着双轮马车进城，分发传单，雇用叫卖者通报他的到来，在城市广场上发表演说宣扬他的药品有神奇功效，然后在一家宾馆的套间里接待顾客。老洛克菲勒似乎天生就有忽悠人的本事，他的儿子把这种遗传的天赋转变成了某种更具建设性的东西，尽管这么说可能会引起很多争论，但情况就是这样。
因此，保护消费者权益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但也有种种理由表明，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要害。消费者十分精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会胡乱买东西。他们的大多数购买行为都是重复进行的，如果一种产品没有效果，他们很快就会发现。零售商店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会对它们出售的商品提供保证。此外还有政府的保护措施，在消费者不能轻易分辨产品质量的领域，政府保护是特别重要的。许多产品都有安全要求，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例如，建筑标准保护房主免遭隐藏在墙壁背后的劣质工程之害。
但是，还有一个特别需要保护消费者同时又特别难以提供保护的领域，它就是代表着人们为未来进行储蓄的有价证券领域。据说（可能并不是真的）在很久以前，这种保护是不需要的，因为储蓄者和投资者的目标是一致的。渴望在未来获得收入的农场主会在自己的农场上投资，他比其他任何人都能更好地权衡他今天所付出的劳动和明天产出的提高。但是，今天的大多数工人并不是为自己工作，而且对他们而言，为将来打算的一种主要方式就是购买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退休基金和人寿保险等。从本质来看，这些资产证券都是纸上财富：它们只不过是一些隐含着未来支付承诺的纸片罢了。
在现代经济中，绝大部分这样的储蓄来源都包含一个固有的特性，即价值的不可知性。由于规模经济，资本主义企业已发展得相当大，而且十分复杂。如果这些投资还承担着偿还企业债务的跌价风险，人们就不愿意投资此类企业。因此，资本主义创造了一项发明：有限责任。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最大损失就是他们已投入的股本。
这种有限责任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一方面，它保护股东，这促使他们一开始就投资有风险的事业；另一方面，它也允许股东向他人出售股票，不过后者将不得不承担跌价风险。你可能会认为，所有者的有限责任可能会打击企业的债权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打击是相当轻的。为什么？因为债权人只有在企业破产的极端情况下，才会面临回收贷款的问题。如果股东已经投入了足够的权益资本，那么债权人的风险就相当小，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风险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还有一些精确的指标，可以让人清楚地看到企业离破产有多远，这些指标包括资产和负债以及当期利润等会计指标。
有一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些指标有助于保护债权人和股东。如果计算正确的话，资产减去负债就代表企业偿还贷款后剩余的资产净值。利润减去红利则代表净资产存量的增加额或减少额。前者表示企业离破产边缘有多远，后者表示它以多快的速率趋近或远离破产边缘。
但是，如果企业做假账，销售资产就同销售假药类似。正如声称假药具有某些根本不具有的疗效就可以沿街兜售一样，通过会计造假，企业就有可能兜售股票、债券或信用。由于会计造假，依赖会计数据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评估并购买股票的公众就会为股东的股份多花钱。此外，他们还可能人为地高估未来利润。于是，股东和股票期权的所有者就能从那些愚蠢地相信假账的人手中套现。
一些基础理论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企业生产假药划算，什么时候不划算。假设有一家打算连续支付股利的企业。经济学家会说，在竞争性的市场上，股票的价格是这些未来回报的价值之和，鉴于回报是在将来发生的，而且包含着一定的风险，所以需要对这些回报进行适当的时间贴现和风险贴现。在一家企业正常运营的过程中，如果股票市场的套利活动是有效率的，而且企业所有者让企业继续运营并继续持有企业的股票，那么股票的价格就反映了企业的价值。
但是，有时候还有其他策略比持有股票并维持企业运营的策略更有利可图。如果企业在会计报表上做手脚，让所有者能够获得高于未来利润贴现值的回报，那么对所有者来说，这样做就比只持有股票更有利可图。获取这种高收益的方法之一是虚增股票价值，然后出售股票，让新的股东垫背。不过，这只是利用会计手段作假的其中一种方法。
另一种方法是出售信用，然后算出如何从债权人投入的资金中搂钱。搂钱有许多种方法，包括工资、奖金、私下交易、裙带关系、高股利和期权等（这些方法本身就会产生价值，因为会计核算让企业看起来比它的实际业绩要好）。
证明资本主义运行良好的一个普遍做法是，找一个积极进取、敢于承担风险的CEO。杰克·韦尔奇在短短5年内将通用电气的雇员规模从411000人裁减至299000人，人们借用中子弹爆炸戏称他为“中子杰克”。杰克·韦尔奇并没有因此感到愧疚，根据资本主义的信条，他也无须如此。相反，他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让通用电气的利润最大化。但是，正因为有了这样的CEO，他们毫无愧意地为自己赚钱，为其所在的公司赚钱，所以需要有一种抵消性的力量，以确保所有这样的赚钱劲头不会蜕变为欺诈。这种力量就是会计师，他们因其可靠的人格和操守而闻名。对会计师人格的一项心理学研究发现，他们是以“事实和细节”为导向的，他们持“批评和怀疑的态度”，喜欢“以稳定有序的方式工作”。他们也是资本主义的英雄，是对抗狂野西部的冷血的“执法官”。
美国最近三次经济衰退分别是1990年7月至1991年3月的衰退、2001年3月至2001年11月的衰退以及自2007年12月开始的经济衰退。这三次衰退都牵扯到了腐败丑闻，而且腐败丑闻还加剧了衰退的严重程度。因此，让我们逐个案例地分析腐败及腐败的小伙计——欺诈在这三次衰退中所起的作用。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到，不管在哪里，腐败在衰退中都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实际上，在我们看来，美国的腐败问题要比一般国家少得多。
腐败丑闻总是相当复杂的，但也是相当简单的。说复杂，是因为参与人总是设法用复杂的手段来掩盖他们的违规之举；说简单，是因为它们总是违背一些基本的、有关合理合法挣钱的会计原则。
所有的上市公司实际上都在从事管理他人钱财的工作，因此，公司管理人员总是有机会中饱私囊，然后逃之夭夭。但是，这种机会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当机会大时，我们就能观察到它给整个经济带来的后果。储贷协会危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虽然它不一定是导致1990～1991年美国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前后的油价高涨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一个因素），但也是诱因之一。
在美国，储贷协会像银行一样主要提供抵押贷款。1982年的《高恩-圣杰曼储蓄机构法》对储贷协会放松监管之后，储贷危机开始显现。该法律允许储贷协会大肆发放贷款，同时让政府为储贷协会吸纳的存款作担保。如果有人发放有问题的贷款，灾难就不可避免。放松监管为腐败创造了机会，某些储贷协会很快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它们发放了许多不良贷款，随后破产。由此引发的危机最终导致重组信托公司的创建，该公司成立于1989年8月，专门处理破产的储贷协会。
会计造假的可能性总是存在，因为低资本金企业的所有者或管理人员发现，通过私下交易抽走资金，比继续经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某种产品或提供服务更加有利可图。储贷协会就是一个特别容易滋生会计造假的对象，因为政府把自己搞成了替罪羊。由于政府发起成立了存款保险，储贷协会的债权人（即存款人）无须关心这些机构的信誉。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政府会背黑锅。政府也确实背了高达1400亿美元的黑锅。
20世纪80年代，此类勾当拥有了风行的条件。原因相当简单，储贷协会在80年代以固定利率发放了大量抵押贷款。但是，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在上升，而且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利率也普遍上升了。这意味着，获得资金的成本已经高出储贷协会从抵押贷款中获得的收益。若使用正确的会计准则，这些储贷协会就会破产。
但是，对政府而言，承认储贷协会破产是一件尴尬的事，如果这样做，就必须马上对这些机构进行紧急救助。因此，为了使储贷协会继续维持下去，就得聪明地利用会计核算。但是，拖到最后，绝大多数储贷协会只能以很低的价格出售，因为它们的资产净值几乎荡然无存，而且更多时候是负值。
既然有了这样的做法，各种形式的丑闻接踵而至也就不足为怪了。从持续经营的角度来看，储贷协会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但是，对于它们的所有者从事私下交易来说，这些机构可是价值连城。这些私下交易有的和房地产有关（储贷协会从房地产开发商那里拿回扣），有的与购买高风险高回报的资产有关。最有创造性地利用储贷协会进行私下交易的是垃圾债券大王迈克尔·米尔肯。
截至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中的主流观点是：进行一笔有利可图的恶意接管活动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相当难的。如果企业的价值在竞购之前被低估了，那么竞购本身就会导致股价上涨。到交易完成时，竞购者的盈余将不足以支付收购的交易成本。
但是，米尔肯发现了一个可大幅降低接管成本的办法。他用别人的钱以闪电般的速度完成竞购。这笔钱直接来自储贷协会购买米尔肯的垃圾债券的资金。如果米尔肯或一家与米尔肯有关系的企业对某公司发起恶意竞购，那么，销售垃圾债券就可以帮助他获得收购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储贷协会本身并不需要获得补偿，但它们的所有者可以从购买垃圾债券中获得某些“私人好处”，以保证垃圾债券的销售能顺利地持续进行。例如，储贷协会的所有者可以获得某种被称为认股权证的期权，根据这份期权，他们有权按某一确定价格购买股票。大家也都知道，在这些交易中，米尔肯经常给自己分配大量的认股权证。
公司高管发现，他们可以将自己的企业私有化，只要发行大量债券（例如垃圾债券）来偿付股东就行了。如果已被私有化了的企业能够用垃圾债券偿付，那么高管就会获得极高的报酬。不久之后，高管报酬的整个标准就会提高。高管薪酬方面的顶尖顾问格拉夫·克里斯塔尔对这种变化甚感震惊，他写了一本书——《追求无节制的高薪》。一个有着新标准的新不平等时代到来了。
米尔肯的损人肥私和新的不平等同时出现可能是巧合。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为总统，带来了新的执政理念。米尔肯的行径可能只是注定要发生的历史性变化的第一个先兆。
但是，垃圾债券、恶意接管以及高管薪酬大幅增加的同时出现，的确凸显了资本主义的脆弱性。少数私下交易使经济学家们（他们设想金融家只会墨守成规）几年前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这种脆弱性在得克萨斯州表现得尤为明显，那里的储贷丑闻也特别猖獗。在那里，房地产价格狂涨。那些依法经营房地产的人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他们面临的困境是：在知道房地产价格暴涨之后，他们应该就此停手，还是应该继续开展业务？我们知道，对于正直的建筑商和开发商而言，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对于1990～1991年衰退期间的经济乱象丛生和经济局势动荡不安，以及随后发生的经济复苏进展缓慢，一直拖到1993年，储贷危机难辞其咎。重组信托公司在储贷危机的一片狼藉中寻找幸存者的场景，以及重组融资公司为融资而拍卖债券时面临的重重困难，充斥报端。1990年，美国总审计署署长告诉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我十分确信现在我们的银行体系并没有多少自信。”当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寻求联邦资金继续救助破产的银行时，公众信心受到进一步打击。危机也影响了房地产价格，从1989年最后一个季度的高峰跌至1993年第一季度的低谷，房地产的实际价格下跌了13%。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又进一步波及建筑业和其他行业。危机还影响了股票市场，影响了人们对整个金融业的信任。危机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影响了人们从事各方面经济活动的意愿。而这一切均肇始于腐败活动的猖獗。
2001年的经济衰退通常被归咎于20世纪90年代股票市场的暴涨。但是，此次衰退有多方面的原因，股票市场暴涨及随后的市场下跌也有多种原因，其中就包括几起臭名昭著的公司腐败案，而最著名的莫过于安然公司案。
对安然事件的研究，对会计准则如何被滥用的研究，本身就可以作为基础，开一门完整的会计准则课。但抛开夹杂其间的人身攻击、贪婪、野心、派别争斗、各种冒险之举以及投机取巧的精明人，我们还是可以简短地将该事件作一个概述。
曾任麦肯锡咨询顾问的杰弗里·斯基林发现了一种能让安然在短期获得巨额利润的办法。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新规定（大体上是应安然自身的要求），销售和购买天然气的长期合同应该采用按市值计价的会计核算法。也就是说，在记录这些合同时，企业可以将合同有效期内的未来预期收益流作为当期利润（当然，会根据未来收到这些收益的日期进行恰当的贴现）。只要略加思索就可以知道，这样的规定会怎样被系统性地滥用。在这些合同中，天然气的未来售价是固定的或者接近于固定的。要想高估当期利润，安然只需要低估未来的收购价格便可。而且，安然的企业文化给这样的行为提供了所有可能的便利和激励。那些从事获利交易的人，则获得了期权和其他丰厚的回报。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安然公司还有另一个非常不同于贸易部的业务部门，该部门也采用类似的会计手法，存在类似的不当激励。除了能源交易之外，安然还有一个在发展中国家从事燃气电厂建设的部门，掌管这个业务部门的是能干且极富魅力的丽贝卡·马克女士。这些项目涉及在境外与许多不同的人合作，而且使用的是一种昂贵燃料，因此很难入账。这些项目中最著名的是印度达博尔电厂（Dabhol），它承诺解决马哈拉施特拉邦未来数十年的发电问题（但对该电厂的客户而言，成本极高）。
即使入账后，像达博尔电厂这样的项目还将面临进一步的困难：它们不可能以合理的成本发电。但是，安然的会计操作并不理会这一点。它利用按市值计价的会计准则，根据合同签署时设定的预设成本来核算这些项目的利润。只要这些项目还在账上，就可以录入预期利润。尽管项目可能遭受重创，而且，即便按照最乐观的预期，正式发电尚需数年，但参与这些项目建设的人都相应得到了报酬。这些项目入账的金额巨大，安然从中录入了巨额的当期利润。当安然公司无法在会计报表上处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利润时，令人奇怪的是，安然公司非但没有设法修正超额的利润，相反，它仍然利用虚增利润的策略，延续利润神话，这终于引起了华尔街的注意。
虚增利润的合法手段很快就用光了，随后，安然转向了非法的会计操纵，这种会计操纵相当于一部创造利润的永动机。安然的首席财务官安德鲁·法斯托意识到，如果他能设立一家控股公司，让它以高价购买安然公司的资产的话，安然就可以把资产出售价同资产账面价之间的差额记为利润。
那么你会怎样做呢？你会把高估的安然股票卖给这家控股公司。同时，你让安然为这家影子公司的债权提供担保，以弥补可能发生的任何损失。这样，你就可以掩盖安然分类账中的利润损失。的确，通过这种操作手段，你想要多少利润就可以有多少利润，因为资产购买价由你说了算。债权人并不担心，因为他们手里攥着安然的担保。影子公司的股东身兼两职：他们不仅为影子公司工作，而且为安然工作。他们的报酬并不取决于他们把影子公司经营得多好，而是取决于他们把安然经营得多好。股东以安然股票期权的形式拿到某些利润，由于采用欺诈手段，股票价格是上涨的。而且，他们的报酬远不只为了把影子公司的账目从母公司的报表中拿掉而被要求持有的公司价值的3%。
那些负责向影子公司提供贷款的人也在干着类似安然公司高管干过的那些勾当。他们从贷款和提供给安然的顾问服务中获得大量酬金。他们或许也担心安然会在某一天倒闭，因为这样的话，高回报的把戏就会结束，但毕竟承担损失的是其他人。为安然提供会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也不会告发安然，他们担心，如果揭发了安然的勾当，就会丢掉安然提供给他们的报酬丰厚的顾问合同。这是另一笔私下交易。
经济学家可能会把这种情况描述为一种均衡，即每个人都寻求自身利益，但是，公众花了钱，却买了假冒伪劣的产品。这种均衡对所有相关者来说，决不是互利的。2001年的这场经济衰退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在股票市场崩溃之后，衰退就开始了。而股票市场的崩溃使公众日益认识到，许多企业特别是所谓的网络公司（dot.com）的确在欺骗公众。
人们开始普遍讨厌金融市场，而且，这种态度对经济的抑制作用比你想象到的其他外部因素的作用要大得多。从1989年开始，卡尔·凯斯和本书作者之一希勒定期向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发放调查问卷，从收回的问卷中可以发现，人们对金融市场中的腐败和欺诈深恶痛绝，因此打算退出金融市场，转而选择其他投资渠道（如房地产）。在2001年，投资者明确地告诉我们，会计丑闻是他们撤出股票市场的一个主要因素，也是他们转而对房地产市场抱以信心的原因。在房地产市场上，他们并不需要依赖会计师。
在本章着笔之时，美国面临着另一个泡沫和另一轮丑闻。我们再次看到，相同的原理同样适用。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006年，美国的房价暴涨，特别是在波士顿、拉斯韦加斯、洛杉矶、迈阿密和华盛顿特区。这个房价泡沫一直伴随着次级抵押贷款的大幅增加而膨胀，次级抵押贷款从占抵押贷款市场的区区5%上升到接近20%，达到6250亿美元。
次级抵押贷款变成了一个规模庞大但并未受到恰当监管的新行业。它们取代了政府向低收入借款人提供贷款的计划，而政府负责此计划的是联邦住房管理局和退伍军人管理局。在里根时代尊崇私人市场作用的理念影响下，为保护房主利益而受到高度监管的政府计划逐渐萎缩，而以高利率或可调整利率提供类似服务的私人公司则蓬勃发展。
不幸的是，许多次级贷款人发放了并不适合借款人的抵押贷款。他们大张旗鼓地宣传其较低的初始月供，掩盖了房主在将来难以支付较高利率的事实。贷款人成功地向那些财务状况最脆弱、受教育程度最低、消息最不灵通的人发放贷款。尽管这种放贷行为本来可能并不违法，但我们认为，一些更恶名昭彰的放贷行为绝对称得上腐败。
这些抵押贷款发起人一般并不相信他们自己的产品，都想尽可能快地将它们处理掉。这就使抵押贷款的发放和持有发生某些巨大变动成为可能。在过去，抵押贷款发起人，例如储贷协会，也是抵押贷款的持有人。但是，市场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无论是抵押贷款经纪人、银行还是其他储蓄机构，只有很少的抵押贷款发起人会持有抵押贷款。相反，抵押贷款会被出售，而且它们的收益经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再打包。作为这种再打包的组成部分，不同等级的抵押贷款的收益被捆在一起，再切成许多块出售。金融市场发现，抵押贷款是有可能分块出售的，正如聪明的杂货店主发现，他们把鸡切块卖可以赚更多钱一样。这些抵押贷款的最终持有人并不是抵押贷款的发起人，通常，这些持有人并不会去调查投资组合中任何单笔抵押贷款的质量。他们同数量众多的其他买家分享收益，共担风险。
但是，如果抵押贷款，或者至少是高风险的次级抵押贷款，具有很高的风险，人们自然就会产生疑问：谁会买它们呢？事实表明，一旦抵押贷款被打包，金融奇迹就会发生。它们被拿给评级机构，评级机构通常会为其大开绿灯。次级抵押贷款包被给予十分高的评级：80%为AAA级，95%为A或A以上的评级。事实上，由于获得的评级很高，这些资产包会被银行控股公司、货币市场基金、保险公司甚至是以前从不单独接触任何这类抵押贷款的托管银行买走。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查尔斯·卡洛米里斯的观点，评级机构要完成这种帽子戏法，需要两种手段。第一，它们设法把预期违约损失发生率调得很低，大约为6%。这一违约概率是根据最近的数据统计出来的，而在此期间，房价一直在快速上涨。第二，评级机构预计，即便真的出现违约，预期的违约损失大约为实际损失的10%～20%，这个数字并不大。
这些被高估了的资产包的买家也没有兴趣去仔细研究这堆破烂，他们只想把买次贷获得的较高收益体现在他们的当期利润中。
况且，质疑AAA评级需要相当多的经验，非一般人能做。而那些将破烂资产打包的人想的自然也是他们的佣金。在整个游戏中，没有人会负责任地检举揭发。如果一家证券评级机构给出较低的评级，打包者就会把生意给别人做。因此，从购房人到抵押贷款发起人、抵押贷款证券化机构、评级机构，最后到抵押支持债券购买者，这条完整的链条达成了一种经济均衡，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动机。但是，那些位于链条两端的人，即那些买不起房的贷款人和这些债权的最终持有人，事实上是在购买现代版骗人的“万灵油”。
本书付梓之时正值经济低迷，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对冲基金的情况怎么样？典型的对冲基金合同给对冲基金管理人的激励存在很大问题。对冲基金通常的薪酬体系是，管理者可以收取运营资本的某一固定比率（通常是2%）作为管理费，此外还可以获得年收益的20%。这样，对冲基金的所有人就有强烈的动机尽可能地使其持有的资产杆杠化，并进行高风险的投资。但令人奇怪的是，大多数对冲基金似乎并没有大量投资在次贷资产包上。
卡洛米里斯声称，作为老练的投资者，他们不至于那么笨。但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溃败（我们将在第七章详细论述）告诉我们，杆杠化运作的对冲基金也会在非常时期（在其对冲模型的范围之外）倒闭。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大型对冲基金的倒闭是会成为这次危机中另一只即将落地的靴子，还是真的就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他们极少冒险，只不过是在过高或过低的资产价格差（或收益率差）上下注。尚不清楚的是，它们的策略是否只在正常的时候起作用，而在资产市场变幻莫测的危机时期则会失效。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掠夺行为的性质变化同最近三次衰退（即1990～1991年的衰退、2001年的衰退以及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开始的这次衰退）有关。这些例子表明，商业周期是同个人保持良好操守的责任感的变化以及掠夺行为的变化（与掠夺活动机会的变动有关）联系在一起的。
为什么新型的腐败或欺诈行为总是不时出现？答案部分在于，对这种行为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人们的认知总随时间而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关政府重大反腐行动的记忆逐渐模糊。在腐败活动猖獗时期，许多人可能认为逃脱惩罚是很容易的。他们认为，其他所有人也都这么做，而且似乎没有人因此受到惩罚。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再严格坚持操守绝对是理智的选择。在某些时候，降低操守可能也是社会潜移默化作用的体现。正如拉杰·沙赫所证明的那样，与因为犯罪受到惩罚的概率的相关信息，会通过熟人间的网络进行传播。这一传播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普遍，而让腐败滋生的情况更加复杂，也更加多变。
随着各种金融创新的出现以及金融监管对这一创新的放开，腐败或欺诈就会获得新的滋生机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腐败或欺诈的程度随时间而变化。刚开始的时候，公众可能并不了解这些创新。腐败和欺诈的程度还会因文化而变化，它和害怕惩罚或技术变化毫不相关。这些变化显然是属于动物精神范畴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化也会发生变化，从而推动或抑制激烈竞争和掠夺性的活动。由于这些文化变化难以量化，且不属于经济学范畴，所以经济学家很少将它们同经济波动联系起来。事实上，他们不应该这么做。
在20世纪20年代（即“兴旺的20年代”）的美国，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公然违反法律到地下酒吧喝酒和赌博，而官方又疏于惩戒，所以那时就成了法治不彰的年代。警察对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变得似乎只有傻瓜才会遵守法律的规定。蔑视法律的现象俯拾皆是，人们对有关惩罚概率的信息视而不见。文学作品，包括1925年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都对经济掠夺者大加颂扬。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金融掠夺横行的年代，它导致公众在随后几年里对这些行为都深恶痛绝；也正是因为这些掠夺行为，1929年之后及更晚一些时候，美国通过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
包括1933年的《证券法》、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1939年的《信托契约法》以及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
20年代之后的文化变化也体现在其他方面，例如休闲活动。在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20年代末期开始兴起的定约桥牌风靡一时。1941年大萧条结束时，美国扑克牌制造商协会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定约桥牌已经变成了最流行的扑克游戏，有大约44%的美国家庭在玩这种游戏。定约桥牌是一种需要搭档的游戏，搭档间必须互相配合。自诞生伊始，它就是一种备受推崇的社交游戏，可用于交友甚至找情人。它也被公认为一种学习处事技巧的有效手段（尽管玩牌偶尔也会导致友情破裂或离婚）。但是，定约桥牌很少用于赌博。
不过，在21世纪头10年，定约桥牌已经没落。在人们眼里，它已经变成一种老掉牙的游戏，很少有年轻人喜欢它。不过，近些年来，扑克游戏，尤其是21世纪的新扑克游戏——得克萨斯扑克逐渐风行。这类游戏都是让玩家单打独斗，而且经常用来赌钱，虚张声势或“不动声色”等骗术在这类游戏中特别重要。
当然，我们知道，在牌桌上发生的事情与经济中发生的事情可能没有联系。但是，如果欺骗行为在数百万人在玩的扑克游戏中都可以有一席之地，我们还能天真地认为这种伎俩不会出现在商业领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