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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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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动物精神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
An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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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l Spirits
艾伯特·里斯是一位有见识的聪明人，事业有成。他生于1921年，大学就读于奥伯林学院，后赴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此后由于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他在学校里逐级提升，从助教、副教授到教授，最后做到系主任。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劳动经济学，并写作出版了一部力作——《工会经济学》。1996年，他离开芝加哥去了普林斯顿大学，不久之后开始担任高级行政职务。福特总统任命他为工资与物价稳定委员会主席。其后，他重返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务长，最后出任艾尔弗雷德·斯隆基金会主席。
在去世之前，里斯为一场研讨会（此前3年，里斯也曾被邀请参加一场类似的研讨会）撰写了一篇纪念老朋友雅各布·明瑟（芝加哥学派另一位著名的劳动经济学家）的文章。他利用这个机会回顾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前半生，并坦率地承认：他从后半生主要从事管理工作的经历中发现，自己早年所作的分析研究里存在致命的疏漏。作为一名管理者，他必须不断地判断什么是公平的，什么是不公平的；而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这一概念从未在他的分析中出现过。
以下是他的原话：
我讲授了30年的新古典工资决定理论，并试图在我写作的教科书中给出解释，可是这个理论完全没有提到公平……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我开始担任各种与工资制定和管理有关的职位，其中包括在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的三个工资稳定机构中任职，担任两家公司的董事、一所私立大学的教务长、一家基金的主席以及一家文科院校的理事。在其中一家公司我还做过薪酬委员会主席。
在担任这些职务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教了这么多年的理论对实际工资的制定几乎没什么作用。在现实世界里，制定工资所涉及的因素似乎与新古典理论中所说的那些因素迥然不同。在现实世界里，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似乎就是公平。
在某种意义上，里斯的上述言论夸大了经济学家忽略公平问题的程度。同其他人一样，经济学家也知道人们把公平看得有多重要。作为父母，他们也都见识过孩子们为了抢一个好座位而激烈争吵的情景。经济学家也知道《圣经》里记载的争夺故事：约瑟怎么颇受父亲的偏爱，父亲怎么给了他一件彩衣，而他那些眼红的兄弟们又作何反应。兄弟们都嫉恨约瑟，先是把他扔进一个深坑里，想饿死他，后来觉得还是把他卖给前往埃及的奴隶贩子更好。
关于公平问题，经济学家已经撰写了大量论文，一位名叫厄恩斯特·费尔的经济学家甚至就这一主题写了一套丛书。
但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里斯的感悟不仅对他自己，而且对整个经济学而言都是正确的。不管在公平方面有多少文章，也不管经济学家认为它有多么重要，在经济学的思维模式中，它一直备受冷落。看看教科书吧，尽管有些教科书的确提及公平是一种动机，但它们仍将公平置于章节的结尾，作为章后的阅读材料。学生为了应付考试可以跳过这些章节，而指定教科书的教授则确保了教科书无所不包，甚至包括公平问题。
但是，公平可能与其他被认为最重要的经济动机同等重要。人们对公平有关问题的思考，是否达到甚至超过人们对其他那些重点关注的经济问题的思考呢？对公平因素或社会期望的考量带来的结果，不亚于大家集中关注的经济动机产生的后果吗？这些问题的提出将改变公平受冷落的地位。
当然，教科书之所以不涉及这些问题，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只和经济学相关，而与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或者其他任何有关公平问题的学科无关。那些指定经济学教科书的人，想讲授他们的特殊专长。在大量应用中，纯经济学理论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因此，经济学教授自然就会倾向于注重那些重要理论，即便它并不适用于其他同样重要的应用。运用理性理论来分析问题可以得出简洁精致的表述。如果有人指出，正统经济学之外的其他因素是某些重大经济现象的根本原因，他就违背了经济学教科书的规范。这就好比在高级晚宴上大声打嗝，没有人愿意这样做。
对公平的研究确实表明，对公平的关注很可能超过对理性经济动机带来的影响的关注。我们感兴趣的一项研究来自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两名经济学家杰克·尼奇及理查德·塞勒组成的一个小组，该研究调查受访人对许多情境的反应：在这些情境中发生的行为哪些是可接受的，哪些是不公平的？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暴风雪后的雪铲价格，它说明了研究的方法和答案。根据研究人员设定的情景，某地下了一场暴风雪，当地的五金店提高了雪铲的价格，这种提价行为是可接受的呢，还是不公平的？根据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这样的区别是无关紧要的：人们现在不得不铲除车道和人行道上的积雪，因此，需求的增加必然导致价格的提高。但是，82%的受访人认为，在暴风雪后，将雪铲价格从15美元提高到20美元是不公平的。五金店是在发顾客的灾难财，因为它购进雪铲的成本并没有增加。在1992年安德鲁飓风过后，家得宝公司似乎考虑到了人们的这种情感，它在出售胶合板时并没有漫天要价，而是自己承担了大部分的新增成本。
卡尼曼、尼奇和塞勒设计了另一个情境，受访者对此的反应进一步说明，公平因素比经济动机更重要。
在一个大热天，你躺在沙滩上，唯一能喝到的饮料是冰水。你已经想了个把小时，想要美美地喝上一瓶冰镇啤酒，而且是自己喜欢的牌子。你的同伴起身打电话查询以后，提出从附近仅有的卖啤酒的地方（一家高级度假酒店、一家生意清淡的杂货店）买一瓶回来。他说啤酒可能很贵，因此问你愿意出多少钱。他说如果啤酒的价格等于或低于你说的价格就买一瓶，如果高于你说的价格就不买。你相信你的朋友，而且你没有机会和酒吧招待或杂货店店主讨价还价。那么，你会说个什么价格呢？
一般来说，对来自豪华酒店的啤酒和来自生意清淡的杂货店的啤酒，受访人有不同的底价，对前者的底价要比对后者的高。通常来说，他们愿意为前者多支付75%。
这样的情景可能非常普通。但是，人们对它的反应则有着深刻的含义。这些反应表明，公平因素的重要性不亚于理性的经济动机。如果受访人只考虑啤酒给他们躺在沙滩上增加了多少快乐，他们就会为它支付等同的金额，而不论它是来自酒店还是杂货店。如果杂货店的要价“高得离谱”，那么，这种额外的快乐就会荡然无存。杂货店的酒不能那么贵，因为他们不愿意花额外的钱从杂货店买酒。他们宁愿把钱花在酒店的酒吧。结果也必定如此，因为他们认为，杂货店索要的价格高过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是不公平的。
经济实验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公平因素的作用。这样的实验有很多，且各不相同，但我们最喜欢的是厄恩斯特·费尔和西蒙·加士德的实验。他们将一个实验室里常用的，再普通不过的游戏进行了创新，来检验实验对象的合作行为和相互之间的信任。在这个游戏中，实验对象可以将一些钱放入“储钱罐”，这样钱就会增加，然后，再同集体中的其他人分享罐中的钱。如果每个人都合作，那么，整个集体的收益最大。但是，人又有自私自利的动机：如果其他人都把钱放入罐中（钱先增加再被分掉），而我则只顾自己（不放钱），那么，我就会得到对我而言最好的结果。
关于这类游戏的结果，有一个标准观点：实验对象开始玩这类游戏时都会有某种程度的合作，但是，如果重复地玩这个游戏，他们便逐渐认识到某些玩家会作弊，因而也会逐渐选择作弊。在多次重复之后，所有玩家都自私起来。这种行为模式源于一种本性：从对猴子玩这个游戏的记录来看，它们同人类完全一样。
但是，费尔和加士德想了个主意。他们对游戏稍作改动，以确定如果玩家可以惩罚那些不合作者，将会发生什么。他们猜测，实验对象会采取惩罚行动，即便这样做不得不付出代价。而实验结果也确实如此：实验对象愿意花钱惩罚那些自私的人，即使个人需要为实施惩罚负担一定成本。有趣的是，他们还发现，惩罚的可能性会极大地减少自私行为。即便多次重复玩这个游戏，许多玩家仍然会将钱放入储钱罐中。
当然，实验对象愿意为实施惩罚支付一定的费用表明，实验对象关心公平问题。当其他实验对象自私时，他们会愤怒。对于另一组实验对象，费尔请他们玩类似的游戏，同时用扫描装置对他们的脑部进行扫描。结果表明，参与这样的惩罚似乎使实验对象兴奋，它激活了脑部的背纹体（dorsal striatum），当预期有多种不同奖赏时，这个区域就会有反应。
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是交换理论，它描述谁拿什么东西在什么市场上跟什么人交易。但是，关于交换还有一个社会学理论。它和经济学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公平在交换中发挥核心作用。换言之，社会学的交换理论依赖对公平和不公平的看法。
社会学家关于交换的定义要比经济学家的定义宽泛得多，因此社会学需要一个不同的交换理论。他们不仅想解释市场交易，还想解释企业之间、朋友之间、熟人之间以及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非市场交换。社会学家认为，如果交换是不公平的，那么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就会愤怒，由愤怒激发的冲动会迫使交易趋向公平。
社会学的交换理论被称为公平理论。该理论认为，对交换的任何一方来说，投入应该等于产出。当然，这似乎在任何市场上都会发生，例如，超市卖给你商品，你为商品付钱。因此，社会学家说他们的理论受到了经济学家的启发（不过，经济学家也许并不认为这很光彩）。
但是，这两种理论还是有区别的，因为经济学家所认为的交易一方投入的价值，仅指他们投入的货币价值，它不同于社会学家所认为的投入和产出的价值。社会学家所说的投入包括主观评价，例如交易一方社会地位的高低。
早期的交换理论来自彼得·布劳对卷入复杂诉讼的政府代表所作的研究。按照官方规定，这些代表只能从上级那里寻求帮助。当然，他们并不想不停地求助于上级，因为这样做不仅会让上级生厌，而且显得自己缺乏知识和独立性。因此，他们集体违背规则，私下相互提供咨询帮助。
布劳观察到了这些咨询活动的规律，并用公平理论加以解释。他注意到，代表们的专业技能各有不同。你可能会认为，低专业技能的代表会向高专业技能的代表寻求建议，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与此相反，低专业技能的代表向（从）专业技能也同样低的同行提出（获得）建议。与之类似，高专业技能的代表向（从）高专业技能的其他代表提出（获得）建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因为低专业技能的代表只有有限的本钱进行交易，他们只能表达感激之情。在低专业技能的代表向高专业技能的代表寻求建议的极少数情形中，他们也正是这么做的。这种感激在一开始可能有所回报，但最终会一无所获，渐渐地，低专业技能的代表连感激也越来越少了。低专业技能的代表在刚开始可能会从某个更有见识的人那里寻求建议，但是，后者可能很少有回馈。与此相反，在技能水平差不多的代表之间，同等价值的交换就会发生。
当主观因素（例如讨好和感谢的价值）进入这种评价时，这就演变成了一种公平交换理论。低专业技能的代表在和高专业技能的代表进行交换时所表达的感激之情，使交换变成了公平交换。交换一方的投入等价于另一方的产出。公平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社会地位低的人（例如，传统社会里的黑人和妇女）会低声下气：为了在交换中使主观和客观因素的投入与产出相等，他们不得不比地位高的人付出更多东西。
尽管公平理论可以解释在某些交换中什么是公平，但还有一个更宽泛、更普遍的公平理论。社会学家认为，它就是行为规范，而行为规范描述的是人们对自身行为和他人行为的是非观。本书作者之一阿克洛夫联合雷切尔·克拉顿就这一主题出版了大量著作。我们已经指出，人们感到幸福其实主要是因为达到了他们的预期目标。从这个意义上看，人们绝大多数时候都想得到公平。如果别人觉得他们不能公平行事，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侮辱。与此同时，人们也希望别人做到他们认为别人应该做到的事情。当人们认为其他人不公平时，就会烦躁不安（想一想费尔实验中的实验对象以及他们对惩罚的渴望吧）。
因此，公平会将人们对自身行为和他人行为的是非观等概念引入经济学。
在众多经济决策中，对公平的考虑是一个主要动机，它同我们的信心有关，同我们有效地开展协作的能力有关。当前的经济学对公平的看法语焉不详。尽管有大量文献讨论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但在解释经济事件时，公平因素在传统上通常是次要的。
然而我们坚持认为，如果这样的动机在经济争论中仍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就有必要对此加以纠正。我们认为，对非自愿失业、通货膨胀和总产出之间的关系这类基本的经济现象而言，如果把公平因素考虑在内，就可以容易地给出解释。反之，如果不考虑公平，那么这些现象仍将是不解之谜。我们将在本书第二部分（第九章和第十章）更为详细地阐述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