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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萨尔瓦多扔下背包，擦了把脸上的汗，告诉我：“咱们到了。 ”

我环视四周，这里除了岩石和仙人掌，什么都没有。

“到哪儿了？”

“就是这儿呀。”萨尔瓦多说，“奎马尔的家。 ”

我完全不懂他的意思。放眼四望，这里就像是外星球。把车子留在峡谷边缘后，我们费了好一番工夫才下到谷底。终于又能脚踏实地了。但感觉持续了没多久。第二天早晨，我们徒步朝峡谷深处进发，两侧岩壁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最后我们不得不顶着背包在齐胸深的河里涉水前进。陡峭的岩壁挡住了阳光，这让我们觉得自己正一步步走入阴暗的海底。

最后，萨尔瓦多在湿滑的岩壁上看到一道缝隙，我们从那里爬出来，离开了河道。但刚到中午，我就开始怀念河道里的阴暗，因为头顶的烈日炙烤着光秃秃的岩石，让我们举步维艰。萨尔瓦多终于停了下来，我立即倒在一块石头旁，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他可真是条汉子，我想。尽管那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上汗涔涔的，但萨尔多并没有坐下来，而是一脸奇怪的神色，仿佛在期待着什么。

“怎么了？”我问。

“他们就在那儿。”他伸手指着旁边的一座小山。

我挣扎着站起来，跟着他钻过岩石间的一道缺口，发现面前有个黑漆漆的门洞。那座“小山”其实是一幢用泥砖修建的小屋，巧妙地跟山崖融为一体，只有走到门口，你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

我再度环视周围，看看是不是还有这样的小屋，但不管朝哪个方向看，都辨不出任何痕迹。塔拉乌马拉人喜欢离群索居，即便在同一个村落，也很少住在能看见别家炊烟的地方。

我正要问里面是否有人，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门洞里站着一个人，在黑暗中打量着我们。然后，阿努尔佛 ·奎马尔，整个塔拉乌马拉部族最伟大的跑步者，迈步走了出来。

“奎拉——巴。”萨尔瓦多用他唯一会的一句塔拉乌马拉语打招呼，意思是“我们都是一家人”。

阿努尔佛打量着我。

“奎拉——巴。”我便重复道。

“奎拉。”阿努尔佛轻声说。他伸出手，用塔拉乌马拉人特有的方式——指尖轻轻拂过对方——跟我们两人握了握手，然后回到了小屋里。我们等了很久也不见他出来，只听见屋里有人窃窃私语。我绕过角落，想看着他是不是从后门溜了。屋后的荫凉里有一个塔拉乌马拉男人在打盹，但是阿努尔佛并没有出现。

我疲惫地回到萨尔瓦多身边，“他还会出来吗？”

“不知道。”萨尔瓦多耸了耸肩，“他可能生咱们的气了。 ”

“为什么？”

“咱们不应该就这么直接走过来。”他的声音中明显带着自责。他方才太兴奋了，居然忽略了跟塔拉乌马拉人打交道的基本礼节。

接近他们居住的屋门或者岩洞之前，必须先坐在几十米外的地上，四下张望一会儿，仿佛自已无事可做，只是闲逛到这里。如果有人现身，邀请你进去坐坐，那是最好的；如果没有，就应该起身离开，绝不能像我和萨尔瓦多般直接走到屋门口，这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塔拉乌马拉人不喜欢被外人随便窥视，就像我们赤裸着身体在浴室冲澡的时候不喜欢受人打扰一样。

幸运的是，阿努尔佛原谅了我们。又过了一会儿，他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提着一篮青柠檬。他解释说，全家人都得了流感，躺在屋后的是他的哥哥佩德罗，正发着烧，都没有力气站起身来。不过，阿努尔佛还是欢迎我们进屋休息。

“阿萨格。”他说，意思是“请坐吧”。

我们坐在屋门旁的阴影里，剥开青柠檬吃了起来，把籽儿吐在灰土里。阿努尔佛凝望着旁边的河水，偶尔转过头来打量着我。他并没有问我们究竟是谁，为何而来，似乎打算自己琢磨出答案。

我努力保持礼貌，不去紧盯着阿努尔佛看，但是他的帅气模样确实很吸引人。他的皮肤像是闪亮的棕褐色皮革，乌黑的鬈发剪得短短的，一双黑眼珠流露出快活与自信。他让我想起了披头士乐队的早期形象：英俊，快活，利落，安静，同时又充满原始的力量。他穿着本族人的典型服饰：短裙配大红色的短袍。活动肢体的时候，他腿上的肌肉线条像是熔化的金属般在光洁的皮肤下面变换滑动。

“你知道，我们见过面。”萨尔瓦多用西班牙语对他说。

阿努尔佛点点头。

在过去的三年里，阿努尔佛每年都要离开峡谷，徒步好几天时间去瓜彻奇，参加那里的六十英里越野赛。参赛者多是来自马德雷山脉各地的塔拉乌马拉人，也有极少数愿意跟他们同场竞技的墨西哥耐力跑选手。这三年，阿努尔佛赢得了三连冠，和他哥哥佩德罗过去一样。第二名和第三名则是他的表弟阿维拉多和妹夫西尔维诺。

在塔拉乌马拉人中间，西尔维诺算是个特例。几年前，他被一位在部落里开办学校的传教士带去加利福尼亚，参加了一场马拉松。之后他用赢得的冠军奖金买了一辆二手小卡车、一条牛仔裤，还替学校修了一排新校舍。平时他将卡车停在峡谷口，偶尔会开着去瓜彻奇镇。尽管他知道参加马拉松可以赢钱，却再也没回过加州的赛场。

塔拉乌马拉人躲避着外人的关注，同时又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这或许不难解释：既然酷爱超长距离跑，当然会偶尔抛开束缚，试试自己能跑多远。曾有一个塔拉乌马拉男人在西伯利亚现身。他不知怎么乘上货船，在西伯利亚大草原上流浪了很长时间，后来被人送回墨西哥。一九八三年，一个穿着宽松部落短裙的塔拉乌马拉姑娘在堪萨斯州一座小镇的街头漫步，被关进精神病院长达十二年后，才有人发现她讲的是一种陌生的语言，不是精神病人在呓语。

“你会去美国参加比赛吗？”我问阿努尔佛。

他嚼着青柠檬，吐着籽儿，过了好一会儿才耸了耸肩。

“那你还会去瓜彻奇参赛吗？”

他又耸了耸肩。

现在我才明白卡尔 ·拉姆霍尔兹当年的话了。他说塔拉乌马拉男人实在太过害羞，要不是有酒，整个部族或许早就灭绝了。拉姆霍尔兹写道：“尽管这听起来或许不可思议，但我要毫不犹豫地指出，这些没有开化的塔拉乌马拉男人极其害羞，他们甚至鼓不起勇气来跟自己的妻子发生关系。只有在喝醉的时候，才能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 ”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自己当时还触犯了塔拉乌马拉人的另一条禁忌：像办案的警官一样追问他。他的沉默是很正常的，而我接二连三的提问则不正常。在他们看来，直截了当的提问是一种暴力的表现，发问者是在试图夺取回答者思想的控制权。而他们当然不可能随便把心中的秘密透露给陌生人；正是为了躲避外人，他们才隐居在这么荒僻的地方。上一次塔拉乌马拉人试图跟外界接触，得到的反应是被锁上镣铐、砍掉头颅挂在长杆上示众。西班牙殖民者想要通过处决部落领袖的方式，宣告他们对塔拉乌马拉人领地的控制权。

“拉拉穆里男人像野马一样被驱赶到一起，被逼着在银矿里做苦力。”一位历史学家写道。拒绝服从的会遭到严刑拷打，然后被当众处死。活下来的塔拉乌马拉人从此认定，有陌生人到来绝不是什么好事。

继西班牙殖民者之后，美国西部的赏金猎人也动起了塔拉乌马拉人的歪脑筋。当时的美国政府悬赏一百美元收购阿帕奇印第安人的头皮，这些猎人很快就发现，跟骁勇善战的阿帕奇部落发生冲突代价不小，而南边墨西哥的塔拉乌马拉人手无寸铁，可以充数。

就是没有恶意的陌生人，有时也会造成更大的惨剧。耶稣会的传教士们最初进入这片地区时，带来的除了主的福音，还有西班牙流感病毒。塔拉乌马拉人缺乏流感抗体，于是病毒长驱直入，在几天内就能夺走一村人的性命。猎人在外狩猎一周后回家，看到的往往是成群的苍蝇和一家老小的尸首。

这也就难怪在过去四百年里，塔拉乌马拉人一直不信任外人，离群索居，甚至不惜隐居在如此偏远荒凉的地方。他们的语言也反映了这种不信任。塔拉乌马拉人认为人分两类：自己是“拉拉穆里”，从危险面前跑开的人，而外人则是“查波奇思”，带来危险的人。这种二分法似乎有失公平，但面对每周都有六具尸体在峡谷地带被发现的事实，你没有理由去指责他们。

至少在阿努尔佛看来，他为我们提供了鲜美的青柠檬，让我们坐在他家门口休息，这已经足够了。他没有任何义务回答我的问题，不管我怎么询问，只是缄口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