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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官方观念，宗教必须为国家利益服务，在日常生活中起到化解民众烦恼，维护安定团结的作用。可是到了北魏末年，宗教的这种作用不仅没有得到强化，而且在走向反面。
原因在于此时天下大乱、战乱频仍。一边是各国之间的吞并需要巨大的财力支撑和充足的兵员；另一边是百姓为了逃避兵役，纷纷落发为僧。于是，皇宫和佛堂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特别是到了北周武成二年（560）北周武帝宇文邕即位的时候，佛寺和道观已达上万所，占地面积十分惊人；僧尼道众上百万，占了全境人口的十分之一。
历史无情地告诉我们，当一种宗教的过度发展客观上影响到国家政权稳固的时候，不管这一宗教的教义如何神圣，不管它的教徒如何众多，也不管信仰这一宗教的周边国家如何声援，都将毫无例外地面临被取缔的命运。
一个佛光普照的早晨，周武帝下达灭佛令，跟着遭殃的还有“安分守己”的道教和远道而来的景教。大量的佛经、佛像、佛塔被焚毁，佛寺、道观被改作他用，僧尼、道众还俗，土地、财产充公。
游戏中的“零和原理”告诉我们，一方所输正是另一方所赢（游戏的总成绩永远为零）。在佛教倒霉的同时，北周武帝干瘪的国库一下子堆满了财物，土地总量和土地单产大大增加，还俗的男男女女光明正大地生了不少孩子，兵力也得到了迅速补充。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从灭佛中受益的北周武帝亲率大军东征，很快便攻入北齐京都邺城，使北方重新归于统一。在北齐地区，北周武帝继续推行灭佛政策，使整个中原地区4万余座寺庙充公，300余万僧徒还俗。
北周武帝灭佛，目的虽然和魏太武帝灭佛一样，都是为了扩大财源，巩固政权，但是在方式方法上却有着天壤之别：第一，这次是经过多次辩论之后做出的决定。从北周武帝天和四年（569）到建德三年（574），北周武帝先后八次召集百官、沙门、道士等，就儒、释、道三教进行辩论。第二，这次没有采取阬杀僧、尼、道士和捣毁寺、观的做法，而是将寺观赐给王公，让僧尼还为编户，对知名高僧、道士授予官职——如以昙为光禄大夫，法智为洋川太守，普旷为岐山郡从事。这次灭佛，北周政府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寺观财富，而且获得了近300万的编民，“租调年增，兵师日盛”。随后，北周武帝挥师南下，夺取了陈朝在长江以北的大片国土，为日后北周外戚杨坚建立隋朝、统一中国打下了牢固的根基。
佛教经过此次打击，元气大伤且再未全面复兴过。隋唐的佛教繁荣只是一种表象，其令人着迷的程度从未超过北魏时期，况且还发生了一次疯狂的灭佛运动——会昌法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