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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深色皮肤的达罗毗荼人就在印度河流域创立了与尼罗河、两河及黄河文明并驾齐驱的远古文明。
公元前20世纪中叶，居住在今伏尔加河、顿河流域的古印欧人的一个分支，越过兴都库什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的山口，南下来到印度河、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建立了名为“印度斯坦”的灿烂国家。
这些装备精良的新移民自称“雅利安人”（意为高贵者），夺走了达罗毗荼人的土地，抢走了他们的女人，还嘲笑这些土著是黑鬼。
纵是如此，雅利安人还是不放心，因为达罗毗荼人拥有人数上的优势。于是雅利安人不仅将“黑鬼们”严格地控制在“他们该待的地方”，而且建立了其他民族从未敢建立的森严的种姓制度，进而给等级制度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宣布婆罗门教
只为三个上层阶级所独有，卑贱的国人被排斥在神圣的精神世界之外。
只为上层服务的种姓制度引起了底层百姓的强烈不满。在劳苦大众的哀叹声中，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应运而生。
令人意外的是，公开站出来反对种姓制度的并非底层百姓，而是一位受益于种姓制度的年轻贵族。更令人费解的是，历史上的改革家也大多出自豪门。这些千金之子一向养尊处优，安闲自在，直到有一天，残酷无情的现实令他们惊骇万分，并最终使他们成为贵族制度矢志不渝的掘墓人。
公元前565年（东周灵王姬泄心七年），巍峨的喜马拉雅山脉能够看到的地方——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妻子摩耶夫人生了一位王子，取名“乔达摩•悉达多”。这位生活在甜水里的刹帝利族王子，因苦恼于周围见到的种种不幸，舍弃安逸舒适的宫廷，自愿去过四处飘零的苦行僧生活。在尼莲河畔的一棵菩提树下，他禁食打坐四十九昼夜，终于在似乎受到天启的刹那间大彻大悟，从此被尊称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还被称为“佛陀”，意即觉悟者。他的四大真理是：第一，人生是苦的；第二，苦的原因在于欲望；第三，只有消灭一切欲望，才能消灭苦因，断绝苦果；第四，要做到这一切只有通过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以涅槃（断除烦恼成佛）为最终目的。在解不开天象、参不透命运的时代里，全新的佛教像一盏明灯，给生活在暗夜里的劳苦大众送来了“光明”。于是，佛教教义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传播开来。
不知道为什么，公元前6世纪在人类历史上会如此特别。这个时期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开始探求自然的本质，以赛亚开始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中传颂上帝的旨意，孔子和老子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开始在中国讲学，释迦牟尼在印度布道。从雅典到太平洋，整个人类的思想都被搅动起来。我想，这里面肯定包含了某种天机，只是我们的智力尚不能将它破译。正是这批横空出世的智者，用他们创立的宗教与哲学，给人类迷惘的生活指出了方向。正因为他们，我们的祖先才开始作别愚昧，走向文明；社会才开始构筑伦理，建立秩序；人们才从王权、教士、血祭的传统中走出来，开始探求最敏感、最困惑的问题。在经历了两万多年的童年时期之后，人类社会仿佛进入了青春期。
既然宗教有如此神奇的魔力，没有宗教但崇尚思辨的中国很快加入了引进宗教的行列。随着公元前1世纪丝绸之路的开通，佛教经大月氏之手，由富楼沙（今巴基斯坦境内）启程，翻过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脉，穿越西域大漠里的漫漫流沙，历尽千辛万苦走向中国。特别是公元4世纪佛教在印度受到冷落后，大批的西域僧侣携带着成批的经卷和精美的佛像辗转东来。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宗教会在传播的征途上留下这么多千百年仍无法磨灭的印迹——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河南巩县石窟、河北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
……我们应该感谢鲜卑人，正是在他们的倡导和保护下，中国才出现了串串珍珠般精美绝伦的历史遗产。也可以说，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佛教的种子正是由北魏撒遍了中国。